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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宝沟文化以首先发现于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村而得名，是 1982年才发现的。赵宝沟文化类型已发表的重要遗址有敖汉旗赵宝沟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小山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考古》 1987年第6期。南台地③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査》,《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年第1期等地。自1983年至1988年陆续发现了赵宝沟文化遗址共60余处，对其分布规律和遗物特征有了一定认识。
  据报道，赵宝沟文化遗址除在牦牛河上游发现较多外，在北到西喇木伦河南侧，南到河北省迁安滦河下游都有分布,C14测定年代为距今6 000年，有关简报认为不晚于红山文化，当是与红山文化大范围共存交错的一种新文化类型。目前对这类文化遗存的了解尚处于初始阶段，但神化的猪、鹿、鸟等四灵题材以及以黑光陶面为衬托的云、雷纹装饰图案，表现出这一文化类型在审美、艺术、 思维能力、原始宗教等方面具有高于红山文化的水平，无疑是在红山文化发展过程中起过重大影响的一种重要文化类型。
  赵宝沟文化的审美观和原始思维能力，首先表现在陶器的纹饰方面，不仅丰富多样、复杂繁缛，同时非常模式化和风格化。以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为例，除个别素面陶器外，余均施纹饰，纹饰一般都是压印而成的。常见纹饰中以直线组成的几何纹为主，之字纹次之。另外还有一种不规则的压痕，呈短而密的压印纹， 常布满筒形罐的全身，其上往往再施其他纹饰。这种短而密的压印纹被考古学家称之为“琐印纹”。压印几何纹独具特色，往往由斜绕器壁的直线构成图案，单股压印的居多，双股压印者则于双股之间常见交错的压痕。图案结构较复杂，往往使目睹者产生无穷遐想和美的愉悦，敖汉旗小山遗址与赵宝沟一号遗址的陶器纹饰大同小异，只是纹饰更具有多样性。制法以压印为主。以几何纹,动物形纹,图形内填“之”字形篦点纹，以及几何纹与“之”字纹合施于一器等最有代表性。此外，不规则横条纹、刮条纹、戳纹和泥钉纹也各有特色。敖汉旗南台地遗址与赵宝沟村、小山等遗址的陶器纹饰也大体相同，只是纹样富于变化，以几何纹为例,其纹样或呈菱形几何纹,或编织几何纹，或斜线交叉几何纹，还有“之”字纹、“山”字形琐印纹等。
  赵宝沟文化中的陶器纹饰是诱人的，但最富有魅力的还是小山和南台地等地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动物纹，因为它不仅技艺娴熟，给人以美的享受，而且内中蕴含着当时人们的炽烈感情，他们的神灵崇拜和对生活的绵绵情思。现将两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的动物纹样列表介绍于下，以便从它的外表去领略内中的底蕴。
  敖汉旗小山和南台地两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装饰的动物纹， 是窥探赵宝沟文化时期人们心灵的窗口，它不仅可以据以了解当时居民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水平，同时也为寻觅当时人们的世界观和原始宗教崇拜提供了形象化的资料。综观陶器上的动物纹，似可做出以下的推论：其一，从这些质朴、生动、夸张的艺术造型中，可知当时的艺术家，已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技艺娴熟的艺术形象,去表情达意。他们不仅会用写实的手法，去表现对象，更善于用象征的、抽象化形象做为外化形式，去表现蕴藏在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和对外在世界的认识。
  其二,见于南台地的饰以动物纹饰的陶器，集中发现于该遗址较高位置的房址之上（3546F1房址），这里“应该是这一公社的氏族首领的居住地，或者是崇拜祭祀、公众议事的场所”①敖汉旗博物馆:《敖汉旗南台地赵宝沟文化遗址调查》,《内蒙古文物考古》1991 年第1期。这种不寻常的房址，似乎除了居住外，还应有其他的功能，如在此举行某些祭祀仪式或某些宗教活动等等。如此说来，这些饰以神化了的动物纹的陶器.也不会是日常生活中的用具，而是专供祭祀神灵满盛祭品的神器。关于这一点，正与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面具纹的陶器一样，都可视做专供祭祀用的器具。联想到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头”②《内蒙古敖汉旗赵宝沟一号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8年第1期。（实际上是陶面具），上面对房址和动物纹陶器功能的推测，就愈加可靠了。赵宝沟文化时期,陶面具的出现与陶器上的神化动物纹，暗示当时原始宗教活动是很频繁的。
  其三，赵宝沟文化时期陶器上的动物纹为探索龙的起源提供了形象化的资料。从赵宝沟文化的动物纹饰看，多不是写实的动物形式，而是当时人们出于某种信仰崇拜而创造岀的神灵图像。当时人们主要的信仰和崇拜尚处于原始宗教动物崇拜阶段，人顶礼膜拜的对象，不是祖先，也不是上帝，而是飞禽走兽。那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低下和人们的认识水平决定的。他们认为，制约人类命运的是隐藏在自然物背后的精灵，而精灵的外化形象是动物。也就是说，人类创造的最早的神的形象是动物，而不是人。这种自然神信仰，是以自然制约人，人要逃避自然控制这一社会现实为基础的。 反映了人与自然的矛盾。然而在这种矛盾中，人欲使自然顺从人的意志，不是也无力去改造自然，而是采取了敬祭的形式，而敬祭的对象便是自然物。自然物中，动物是富有生命的，最能左右人的生活的。因此，自然崇拜中，常采取动物崇拜的形式。
  动物做为崇拜的神灵，有时呈动物的原生形象,但为了增加动物的非凡本领，赋予它无穷的威力，则常常将动物神化。为要神化它，便将其变态，或将若干动物搭配在一起，构成新的富有神性的动物。见于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猪首蛇身、鹿形首、鸟形首等动物形象，便是以动物崇拜为特征的原始宗教信仰的例证之一。
  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这三种灵物的模式形象，都不是单一的动物形象，而是多种动物的合体。以小山尊形器上的灵物图像为例，器面上压画的动物形图像的头部，系分别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猪、鹿和鸟首的形象提炼而成，但猪首下作蛇身，鹿首和鸟首右侧纹饰则似由羽翼抽象出来，它们已不是单纯现实动物形象的写照，而是将动物加工、变态、搭配而创造的崇拜对象，神化了的灵物。三种灵物图像都向左侧，绕器一周，气魄宏大昂扬，颇有宇宙无穷任巡游之雄风，形象地展现了当时人们幻想中的神灵超人的伟力。
  其四,赵宝沟文化的陶器动物纹饰，为探索龙的起源提供了新证据和新思路。新石器时代，是龙一类崇拜的起源时期，而辽西和赤峰地区（原昭乌达盟）是探索龙一类崇拜起源地的一个重要地区。为要解决龙的起源，就必须从探索本地区原始崇拜的谱系做起。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的考古发现一再提示我们，龙的起源不会是从单一的一种动物或一种恒定的多个动物组合体单一模式演变而来。在其初始阶段，正像赵宝沟文化考古资料所暗示我们的， 它是从多种的动物组合模式中演变而来的。红山文化和赵宝沟文化出土文物表明，在那段历史时期，辽西和赤峰地区，至少同时存在有三种龙的原始形态:第一种，是见于小山尊形器上的那种猪首蛇身图像。此种形象还见于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玉璜①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 1984年第11期。建平县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出土的猪首形玉饰②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以及在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的龙形玉③翁牛铸旗文化馆:《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第6期。和最近新收集的不明其出土地点的黄玉龙。此种可称之为“猪龙”，其基本构成是:猪首、蛇身，有的还生有鱼鳍。第二种，是见于小山和南台地的 “鹿龙”，其基本构成是鹿首、龙身、鱼麟，有的还有鱼尾和翅膀。第三种，是见于小山和南台地的“鸟龙”，其基本构成是鸟头、鹰喙，作引颈欲飞状。以上猪龙、鹿龙、鸟龙，只是就其头部而言的,其身躯往往有类似处。可见在赵宝沟文化时期，同时存在着三种龙的形象，只是到红山文化中后期，龙的形象才逐渐过渡到统一的猪龙模式。起初猪龙的头部逼肖猪头形象，而后加以抽象,才逐渐变为后世龙头的样子，起码辽西、赤峰地区是沿着这样的规律演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