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从唐代建中二年(781年)开始,到大中元年(847年)这段时间，西域十八州、安西四镇一直是在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中，敦煌以及西域诸地的佛教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存吐蕃统治时期开凿的石窟48个，有40多个洞窟的壁画均与吐蕃画师有关。这些洞窟的营造在继承前代的传统上，又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为敦煌壁画艺术注入了新的内容和形式。例如，莫高窟第158窟的涅槃窟，第337窟的七佛堂以及第465窟等，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石窟形制的典型代表。这一时期的壁画内容、人物形态、服饰和装饰图案也流露出更多的吐蕃艺术风情。值得一提的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将密宗艺术进一步融汇到敦煌艺术之中，使得敦煌艺术从吐蕃统治时期开始,历经西夏、元朝数代几百年的发展演变，呈现出ᅳ种吐蕃密宗艺术的典型风格以及绘制传统，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绘制手法、人物造型、色彩运用、审美观念,甚至佛教绘画仪轨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为敦煌壁画艺术带来了鲜明的吐蕃艺术风格和民族风情。
  现存的敦煌吐蕃统治时期石窟壁画题材中多为佛本生故事、释尊、观音菩萨、五方佛、观音曼荼罗、密宗题材等。在敦煌壁画中，有一幅大家十分熟悉的壁画,那就是唐代“吐蕃赞普及侍徒”(莫高窟第159窟)壁画生动地表现了《维摩经变》和各国王子前来赴会的场面，吐蕃赞普走在最前面，赞普着长袖大衣，头饰为缠头高冠，束带佩刀，一副雄健而谦恭的样子。随从们紧跟在手执华盖者的后面，缓缓行进，画面极富有生活气息。据推测,这幅壁画可能表现了吐蕃国王可黎可足（即热巴巾赞普)时代的现实生活。
  敦煌吐蕃壁画在绘画风格上承袭了前代艺术家们的艺术手法，但在绘画题材、人物构图、造型服饰上却鲜明地表现出吐蕃化的倾向。我们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开凿的洞窟中，可以看出当时吐蕃服饰对敦煌各民族服饰的影响。在吐蕃占领沙州的近70年期间，敦煌壁画塑像上反映的衣冠服饰，主要是吐蕃装。吐蕃占领敦煌后,曾制定了一些法令，其中一条就是曾命当地各个民族着吐蕃服冠,尽管这是一项强制性的文化政策，但在吐蕃统治期间却也流行吐蕃装束。这些装束，我们可以从不少有藏汉文题记的石窟中分辨出来，例如莫高窟第367窟中就有排列成队的吐蕃装供养人壁画，特别是在《维摩经变》中，文殊菩萨上方以汉族帝王为中心，而 《维摩经变》下方则以吐蕃赞普为主要画面。对这幅吐蕃时期的壁画，著名的敦煌学家段文杰先生曾有详细的描述：赞普及侍从均着左衽胯袍，袖长及地，领袖多以虎皮为饰，腰束殜带，佩腰刀、长剑，辫发结于耳后，项饰瑟瑟珠，头戴红色高帽，或以红绢裹头，穿乌靴，并有披虎皮大衣、戴虎皮帽的武士。① 我们知道头戴红色高帽这一习俗，是与藏传佛教史上宁玛派有着一定关系的。也可以说，敦煌是藏汉佛教文化最早接触、彼此影响、相互交流的重要文化走廊。
  敦煌壁画绘制了不少金刚力士全身像，这些力士的装束大部分是吐蕃勇士武将的形象反映。我们从莫髙窟第154、107、205的壁画和雕像中， 能看出画面上的装束与吐蕃将士征战时穿着的甲胄十分相近。例如，莫高窟第205窟中有着虎皮的金刚力士塑像，叫做“大虫皮”，它是吐蕃赞普赐赏给有功将士的衣服,也是军中官位大小的一种标志。莫高窟第144窟有 “蕃任瓜州都督大虫皮康公之女如祥”画像的汉文题记，由此可见“大虫皮”装束实则是吐蕃的一种官衔。吐蕃军队所用的铠甲是否是吐蕃人自己所造，目前还尚难定论。但史料曾载吐蕃铠甲有来自克什米尔和中亚的说法,也有来自西康的说法。莫高窟第154窟的塑像和第107窟的壁画生动刻画了身着铠甲、威风凛凛的武士形象。这类装束多与藏传密宗护法像相像，据说吐蕃攻陷西域四镇时,将士们就着此类铠甲。
  对此,《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吐蕃”说其甲胄精良，衣之周身，窍两目，劲弓利刃不能甚伤。”这种吐蕃式的武士形象在于阗、和阗、龟兹的石窟壁画中也多次出现，比如和阗附近丹丹乌里克寺院的天王造像， 与敦煌石窟中的天王像装束基本属于同一风格。我们从西藏阿里古格壁画中也能找到属于同一艺术风格的武士造像来。例如,阿里扎达古格红宫中的武士像，与古代吐蕃将士所穿铠甲完全一致。

①段文杰《敦煌石窟艺术研究》第250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