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目前，学术界对敦煌莫高窟第465窟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对其断代问题上。谢稚柳先生于1942—1943年在敦煌莫高窟作研究,记录文字和临摹北魏至隋唐壁画①。谢稚柳先生较详细地描述了莫高窟第465窟的图像,并记录了该窟壁画图像的汉字音写藏语名称，这些译名基本符合壁画本尊神的确凿身份，他确定该窟为吐蕃窟；金维诺教授也把莫高窟第465 窟断代定为唐代吐蕃窟。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将莫高窟第 465窟确定为元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宿白先生考察了莫高窟第465窟,推断此窟为公元14世纪或13世纪后半叶，即元窟或蒙元窟；敦煌研究院杨雄先生认定此窟为二世噶玛巴噶玛拔希建立的蒙元窟。近几年,谢继胜先生从洞窟造像等方面分析研究，发表系列论著，提出了西夏初期说。以上意见大体上可归纳为吐蕃窟、西夏窟、蒙元或元窟三种说法。
  莫高窟第465窟保存有汉文、蒙古文、藏文等各种文字的题记，学术界对此窟年代的推断，主要依据这些题记和所绘壁画的题材、风格、人物形象等因素提出。其中发现甬道南壁西侧有一则用无头体古藏文书写的题记,字迹较清楚，内容完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bod 1o nyi shu Inga dur khrod cha tshang bzhens )学者对这条题记的时代、含义争论比较多。金维诺先生在《中国壁画集•藏传佛教寺院壁画》第一卷的序言《古代藏区寺院壁画》中，对这条藏文题记曾作了详细的描述：敦煌第465窟是遗留下来的有明确纪年的洞窟，在主室窟门南侧有藏文题记：“蕃二十五年全窟建成。”可黎可足是唯一使用年号按顺序纪年的吐蕃赞普，据《唐书•吐蕃侍》：长庆元年 (822年)唐与吐蕃会盟兼署彝泰七年”。唐蕃会盟碑上长庆元年、二年、三年，也对照为彝泰七年、八年、九年，由此知道可黎可足的年号是彝泰,公元821年为吐蕃彝泰七年。据《布顿佛教史》《红史》《贤者喜宴》《汉藏史集》等藏文资料记载，可黎可足在位 27年，此窟建成于蕃二十五年，当即可黎可足在位彝泰二十五年(839年）。敦煌第465窟在宋以前，被称为独煞神堂（见于道真《腊八遍窟燃灯窟龛名数》），这是一个专画藏式密宗图像的秘密堂，它为我们了解藏式变相提供了全新认识，过去一直以为双身或大怖畏的形象出现在后弘期，或者认为这种藏式图像没有元代以前的作品，但是敦煌第465窟的实物，却说明早在公元 839年以前这种图像已经形成完整体系。①金先生提出莫高窟第465窟为吐蕃窟的主要依据是此窟主室东壁门南的这则藏文题记,释读为“蕃二十五年全窟建成”,并根据史料把纪年换算为公元839年。
  金先生作为莫高窟第465窟断代依据的藏文题记，由于年代已久，无法确认,大部分学者对金先生的观点持怀疑态度。杨雄先生认为：此题记已很不清楚，经笔者请人释读，因辨认上的困难，推测并不一致,释读也有出入。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此题记并非建窟题记，“随便写的，不重要”……此题记作为游人题记,不能作为唐代建窟的根据,是没有大的疑义的。①霍巍先生对杨雄先生的“ ‘随便写的，不重要’……此题记作为游人题记，不能作为唐代建窟的根据，是没有大的疑义的”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从这则藏文题记在石窟中出现的位置、书写的方式、文字内容等各个方面考虑，它的重要性应当都超过其他文字题记，从文字的内容上看，它应是建窟者在修建全窟竣工之后留下的题记，并且符合石窟建窟题记的书写习惯和基本章法，其他游人题记与之在性质和意义上都无法比拟。因此，如果这则藏文题记可靠的话，从理论上讲它应当成为我们判断第465窟建窟年代的一条重要依据，“蕃二十五年（839年）”应当就是第465窟的始建年代。② 霍先生还从藏文题记的位置和主室门框的构成来分析，说明很有可能原来建窟时的藏文题记是书写在窟门一侧(南侧）的木质立柱上,后来因为立柱腐朽，在更换木柱时,重修者根据吐蕃时期的建窟题记临摹转写的藏文题记，从而形成文字内容是原来吐蕃时期内容,而文字则已是后来的藏文这种情况。进而提出莫高窟第465窟始建于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公元 839年这个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并根据考古和文献两方面材料，从石窟中保存的题记人手，结合莫高窟第465窟本身各窟室之间关系及其与周围石窟相互间的关系,参考石窟壁画的题材,对此窟的建窟历史及其年代提出了新的认识，认为此窟现存遗迹并非同一时代形成，而是同时保存有吐蕃、西夏、蒙元各个时期的因素，反映出完整的建窟史迹。这个观点值得重视。霍先生提出该窟吐蕃因素的依据还是这则藏文题记释定为:“蕃二十五年(839年)全部修建。”

①季羡林等《敦煌学大辞典》第902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 ①谢稚柳《敦煌艺术叙录》第404页，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 ① 杨雄《敦煌石窟艺术•莫高窟第465窟》，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 ② 霍巍《敦煌莫高窟第465窟建窟史迹再探》,《中国藏学》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