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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问题在于，当时的人们对这个图像构成有什么期待？下面的 P.2854中第8篇《转经画像祈愿文》值得关注。
  窃以皇王出震、踪神武而静八荒、调御应机、游胜通而导千里。于是霜戈夕曜、扫搀枪以济横流、惠剑晨麾、廓尘崂而清欲海。故使殊方诡俗、煦尧景以归仁、异党邪群、陶释风而仰化。是知彰善匿恶、步骤之理存焉。绚德惩奸、真俗之宜著矣。厥金转金经于宝池、集四众于莲宫、并画弥勒变一躯、毗沙门天王两躯、事无疆之福者、则我释门教授和上爰及郡首？都督等、奉为尚书北征保无灾难之所为也。唯愿以玆转经功德、画像胜因、先用荘严尚书贵位。（后略）开始，列挙出因皇帝统治和释迦牟尼的教导，称赞两者如何引导天下众生至善之道。此后，有“厥金转金经於宝池、集四众於莲宫、并画弥勒变一躯、毗沙门天王两躯”。文中记述进行该造像的是“释门教授高僧”，由此得知，他当时是敦煌宗教团体最高等级的都城教授之职的僧人。根据竺沙雅章先生的研究，吐蕃统治时期的后期(800-848年)使用的“都教授”之称，为归义军节度使时代初期为止所用，此后替代使用了 “都僧统”①。另外，说明了造像之目的是为了祈祷“尚书北征保无灾难”。
  本史料是就任都教授之职的高僧进行诵经及弥勒经变和毗沙门天王像两躯的造立，并由此善因祈祷张议潮北方征伐胜利以及由此带来安宁的祈祷文。作文年代不明，不过，从称呼张议潮“尚书”来看,应该是张议潮驱逐吐蕃的镇将、收复了沙州后，被唐朝叙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 任归义军节度使兼十一州营田处置观察等使的大中五年(851年）以后之事①。
  同时，前后的祈祷文中记述“大中皇帝”，这应该是指大中年间 (847—860年)在位的宣宗。文中有“奉为当今大中皇帝”“我当今大唐大中皇帝”的字句，在这样的地方用“大中皇帝”,表示在进行某种修功德事业时,祈祷内容中包括当时的皇帝。因此，这些祈祷文的记述年代应该是宣宗的年代。这种宣宗时代制作的祈祷文集中，也包含着上述《转经画像祈愿文》，它的作成年代被推测为大中五年(851年)到大中晚年的时代。 这个时期在都教授位的高僧人数不多，比较容易推测。根据竺沙先生的 “归义军队历代都副僧统表”所记，洪罾或法荣即符合此类②。
  弥勒经变和毗沙门天王像两躯是为期待张议潮北方远征成功而制作的。大中二年(848年），张议潮从吐蕃种收复沙州，接着占据了瓜州、伊州,并对长安遣使向唐朝归附。之后，与在其南方保持势力的吐蕃、移居甘州及东土耳其斯坦的回鹘以及在沙州周边留下势力的吐谷浑等，持续了 10年战争,直至咸通二年(861年)或四年(863年)③成功占领凉州为止④。 这些战争哪个相当于这里说的“北征”，目前不能确定。总结以上的记述， 从大中五年(864年)到晩年的某时期,都教授洪誓或法荣作为核心人物， 为了祈祷张议潮的北征成功,建造了弥勒经变和毗沙门天王像两躯。
  可惜的是这些史料尚不能明确弥勒经变和毗沙门天王两躯的位置关系。但是，以坚定的统治权确立为目标，在反复与周边各国进行攻防的归义军节度使时代的初期，选择了弥勒经变和毗沙门天王像两躯的组合,也是因为这种像作为祈祷胜利的效验很大。
  关于弥勒经变或弥勒和毗沙门天王的组合,没有可靠的根据，所以不能给出明确的回答。不过，这个组合与四川乐山大佛的范例也有共通之处。大佛的尊格一直不明,但根据魏奕雄先生的报告⑤，刻在大佛右悬上崖记述大佛造立始末的“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碑”的碑额上写着“嘉州凌云寺大弥勒像记碑”。同时，据肥田路美先生称®唐代的倚座佛像中，可以根据铭文区分尊种的只有弥勒如来。先生又指出，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上，依据弥勒下生经典描绘的弥勒净土变的范例中，主尊的弥勒佛全部都是倚坐像。因此,乐山大佛作为弥勒如来被制作是没有问题的。这等于在弥勒大佛左右造两躯毗沙门天王立像，与P.2854《转经画像祈愿文》的组合相符。
  由此，希望再一次根据乐山大佛的造像碑“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碑”， 确认大佛造立的目的。大佛从开元元年(713年)由僧海通的造立祈祷,到贞元十九年(803年)的节度使韦皋将其完成，用了 90年的时间。首创者海通的大佛造立意图是治水，但韦皋的意图似乎有所不同。碑文记述“贞元初、天子命我、守茲坤隅。乃谋匠石、筹厥庸”。总之，韦皋认为大佛的造立事业与四川地区的守护及统治是有联系的。
  当时,韦皋统治下的四川地区，相继发生了吐蕃、南诏等来自西南方面敌对国的侵犯。乐山(唐代的嘉州)位于吐蕃和南诏从南方进军成都的必经之路，对成都来说是南方关口。不仅如此，韦皋在碑文中指四川地区为“坤隅”，坦率地表明四川是唐朝西南边的国门之地。总之，统治四川，就等于守护唐朝的国门。嘉州对四川来说是南部关口，同时，对唐朝来说也是关口。弥勒大佛在这里被建造,应该解释为是韦皋为了针对吐蕃、南诏， 守护唐朝国门和四川地区的安宁而干预乐山大佛的造立的。然而，左右的毗沙门天王像两躯造立年代不明确，在具有强烈退敌愿望的状况下，在弥勒大佛之外又建造作为战神被信仰的毗沙门天王像两躯，很可能也是韦皋的主意。
  在这样需要很强的胜利祈祷、退敌祈祷的状况下,进行了弥勒与毗沙门天王两躯组合的造像。反过来，如考虑敦煌的实际范例，吐蕃统治时期的莫高窟第154窟在西壁龛内安置作为主尊塑造的菩萨倚坐像，在南壁上描绘弥勒树下生变，但并不是和两躯壁画毗沙门天王像或塑造的毗沙门天王像有特别深的关系。同时，榆林窟第15窟，现在主室中央坛上安置的清代塑像七躯，主室壁画也有后代的修复，关于当初的主尊与壁画是不明的。莫高窟第222窟和第107窟的毗沙门天王像两躯，被配置在西壁佛龛之左右，使人想到与佛龛内主尊有很强的关联性。不过，当初的像没有残留在佛龛内。这样，目前从敦煌石窟的现存物范例就不能读取毗沙门天王像两躯和弥勒的关联性。
  另一方面,虽然不是完全相同的形式,但在四川地区可以确认到倚座大佛或大佛旁边造毗沙门天王像的例子。仁寿县的牛角寨摩崖大佛与其左侧壁的毗沙门天王立像，阆中市大像山摩崖的大佛和佛龛外右壁的毗沙门天王像，夹江县千佛崖摩崖的第135号佛龛倚座大佛与其周边的毗沙门天王像佛龛(图5)等等。这些范例，在弥勒和毗沙门天王的组合具有相同之处。不过，这些毗沙门天王只有一躯，这是相异之处，这些不能完全与乐山和Р.2854《转经画像祈愿文》中的弥勒、毗沙门天王两躯之例视为同类，但可以将其视为在延长线上的造像吧。

①竺沙雅章《敦煌の僧官制度》,《东方学报》第31册，1961年。 ① 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一-州县改置下•陇右道”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② 竺沙雅章《敦煌の僧官制度》，《东方学报》第31册，1961年。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写咸通四年三月，《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一•吐蕃下”写咸通二年。 ④ 藤枝晃《沙州归义军节度使始末》(一、二），（东方学报》第12册第3、4分册，1941、 1942 年。 ⑤ 魏奕雄《关于新发现的韦皋碑记》，（四川文物》1993年第3期。 ①肥田路美《中国佛教美术における弥勒佛の图像について》，（宗教美术研究》第1 号，1994年；肥田路美《初唐时代における优填王像一玄奘の释迦像请来とその受容の一相》,《美术史研究》第22号，198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