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图书馆

郭寄峤，安徽合肥人，保定军校九期毕业，曾先后担任唐生智、卫立煌参谋长，原不为蒋介石所重视。抗日战争中，在南岳参加某次军事会议时，其军事才能始为蒋所赏识，被蒋誉为“标准参谋长”（郭常以此自豪，一九四七年我任郭秘书时，曾命我将此事列入其“小传”，寄到报社发表）。此后即转而投靠陈诚，在反动集团内蒸蒸日上，由重庆卫戍副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而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成为陈诚之有力助手（时陈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并由陈向蒋提名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一九四六年底，又由陈诚推荐为伪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
   郭来甘后，在所谓“治甘方针”上，与朱绍良、谷正伦标榜不同。朱所标榜为“在安定中求进步”，谷为“在进步中求安定”，郭则大肆吹嘘其“在团结中求进步”及所谓“一切为国家、一切为人民”。前者系针对当日在甘肃存在之“党团摩擦”而言，后者亦不过为其日后在经济上之任情搜刮预伏借口而已。
   由于郭寄峤与陈诚关系较密，故自诩甚高，俨然以国民党中央在西北之代理人自居。对于张治中长官貌为恭顺，实则轻视。对陶峙岳副长官（资历较郭高）则分庭抗礼。当时在兰各种较大集会，例为郭、陶分别主持，有郭无陶，有陶无郭。对于马步芳、马鸿逵则秉承陈诚意旨，实行拉拢；但又一面装出中央代理人架子，处处表示高出其右。一九四七年三月，郭曾赴青海一次，返兰后，为考虑如何发表新闻，反复易稿，至于深夜。最后写成“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于×月×日前往青海‘视察’……”始送报社发表。实则当时二马均有“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头衔，就反动职位而论，与郭固无所轩轾也。
   郭好大喜功，尤好于讲演中侈谈西北问题。在谈到西北时，往往从周、秦、汉、唐谈起，直至他自己在当时之各种反动计划。例如：郭在对兰州大学讲演“兰州大学与西北”一题时，于谈到西北过去之光荣历史以后，即转入如何开发西北，“保卫西北”。而在谈到保卫西北时，则特别强调所谓“自卫力量”，宣传反共战争。
   郭初来甘时，报社对于省政府方面新闻，往往根据访员所记，径行披露。郭对此极为不满，为进一步控制新闻起见，于一九四七年二月，将省府发布新闻工作，集中在秘书处，由我负责办理。并规定此后各厅、处一律不准对外发布新闻。此外，每月举办一、二次记者招待会，由郭亲自主持。在同年七月，我改任编译室主任时，此一工作又移至编译室办理。
   郭在甘肃对所谓“党团摩擦”，表面标榜“公正”，实则秉承陈诚意旨，对三青团力量扶植不遗余力。以故骆力学、寇永吉等复兴分子（后转入三青团）得先后盘踞厅长要职。原为复兴特务之宋恪，虽经各方反对，仍听其充任教育厅长。对各地专员、县长人选，则经常由国民党、三青团提出名单，经过分赃性的所谓协商，然后任用。惟其中仍以三青团分子居多。郭对二陈（陈立夫、陈果夫）不甚卖账。如平凉县长姚佑生曾取得陈果夫介绍信，求为平凉专员，迄未实现；省府人事室主任陈必贶本为陈诚系之王东原介绍，但以曾经接近二陈故，虽取得伪中央以甘肃省政府委员存记资格，而在伪省府委员出缺时，仍不得如愿以偿，结果委员一职为田粮处长吕宗祐（吕为俞飞鹏介绍）所得。
   在郭寄峤任职期间，甘肃各地专员县长，除由党、团提出人选外，另有一部分则为其用以位置私人。如天水专员高增级，在郭任第一战区参谋长兼第九军军长时，曾任副军长，与郭关系极深，在天水任内极为专横，人民非常痛恨。高曾未经郭的同意，将天水县长邓宏棣（何键介绍，有少将军衔）撤职并予逮捕，郭对此虽不满意，亦予容忍。郭所位置之私人大都为军人出身，恐遭物议，每先委派以省府参议名义，再以参议名义参加所谓“政务督导团”，到各地“督导”，然后派充县长。如天水县长邓宏棣、秦安县长杜凌云（少将、曾任旅长）、岷县县长曹鼎（少将、何键介绍）等均曾经历此种过程。
   省政府内设有所谓“党政军联合会报秘书处”（简称联秘处、或会报处），为中统在行政系统内之特务机构。联秘处主席为郭寄峤，下设主任秘书一人，专门负责。当时，主任秘书为一九四六年在重庆较场口事件中殴打郭沫若先生之老特务王全璋。郭为进一步控制联秘处，加强反动统治，又从新疆调其同乡、中统特务朱国鑫来甘，加派为该处副主任秘书。该处除进行特务活动外，曾出版《西北月刊》一种，进行反动宣传。一九四八年初，国民党为了“行宪”，实行所谓“还政于民”，缩减党费和借公开机关作特务活动之掩护计，将甘肃省党部调统室与联秘处、省政府统计室（为厅、处级的机构，办理统计业务）三个机构合并，成立统计处，指挥专、县、市级的会报处进行特务活动。合并时，原省党部调统室主任向离与王全璋互争为统计长，后因郭袒王，向调陕西，王乃被派为统计长；朱国鑫与原任统计室主任李有禄二人为帮办（即统计长之副职）。原调统室特务梁学儒、李茂柏均调为该处专员。至此，统计处内除极少数职员尚继续办理统计业务外，其余全系特务（不久，中统调统室仍然分出）。
   一九四七年四、五月间，郭又令其另一爪牙、军统特务徐雄飞为省政府视察室主任，将原有视察室工作人员尽行调出，由徐另觅特务充任。但他的这种作法，事前并未得到国民党中央军统特务领导部门之承认，郭寄峤遂令徐雄飞两次飞往南京，面见郑介民、毛人凤要求承认并请示工作。该“视察室”工作人员时来时去，不知多少。除视察外，另有便衣多人，散布在外，进行特务活动。郭寄峤不仅以徐之特务组织对待进步力量，即其亲信幕僚或内部工作人员亦在监视之中。如一九四八年由南京方面派来的考试合格候补县长曹步萧，即因得罪于徐，为其所陷，卒至当光吃尽，狼狈而去。又如随郭来甘之参议刘志义（郭在国防部时，刘任上校秘书）亦因在与友人信中微露对郭不满，为徐查获（徐与邮局特务机构“邮检所”，勾结甚密），向郭汇报。事后，刘即被郭撤职。
   甘肃省警察向分属李士珍及戴笠两派，均系特务，暗斗甚烈。一九四七年李士珍派骆德荣来兰接任伪中央警校第三分校副校长，为军统郭庄等毒毙于西北大厦，郭庄继任该校副校长。此后，在省警察方面，郭亦偏向军统，并将原来作为全省伪警察领导机构之民政厅警务科撤消，另在省保安司令部内成立警保处，调派军统大头子、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王孔安为保安副司令兼警保处长。王除在各机关、团体内进行特务活动外，并将各县属于李士珍派的警察局长、警佐逐步排挤、撤换，代以戴笠系统之军统分子。至此，郭寄峤在甘肃之法西斯特务统治，乃达到空前未有之规模。
   郭寄峤为了加强反共力量，曾多次以“保卫治安”为理由，向伪省参议会提出筹派扩充保安团队经费提案。一九四七年底，得省参议会支持，将原有之部分保安团，扩充为保安旅，派其亲信、原任保安处长之陈倬担任旅长。同时，为进一步控制全省新闻，又在省保安司令部内成立新闻处，派CC分子康世诚担任处长（康系国民党政大一期毕业，原任国民党西北公路特党部委员），将原由伪省政府编译室办理之发布新闻、招待记者业务，划归该处统一办理，实现其对新闻之法西斯控制。
   一九四八年春，郭寄峤慑于解放军声势浩大，陇东形势紧张，曾召集幕僚人员研究实行政治革新，以求苟延残喘。会上有人建议以傅作义在察绥所行之物物交换、地方自治等办法为蓝本，实行若干改革，以保持“小康局面”。其后，郭以实行物物交换，必须大事更张，格于中央法令，不便施行；仅仿傅作义办法，将乡镇之副乡镇长，改为主任干事，由县长直接委派，并实行由省训团轮训，借以加强所谓基层力量。凡经轮训之主任干事，多被吸收为特务，成为其进一步反共反人民之工具（一九四八年我任临泽县长时，曾保送平川乡主任干事刘世德到省训团受训，返县后，始悉其已加入中统。其余各乡主任干事，亦由县会报秘书吸收加入中统）。
   郭对人民解放事业所持之态度为既仇视，又恐惧。一九四九年每于深夜收听解放区电台广播，所最注意者为中共宣布之战犯名单，深惧被宣布为战犯。当卫立煌任东北剿匪总司令时，卫曾电邀郭赴沈阳，以参谋长兼省主席之职位相许。并谓： “如弟 （指郭）同意，兄（卫自称）当与辞公（陈诚字辞修）面商”云。郭得电大为恐惧，深虑卫如与陈见面商定，则将无可挽回，故不及交秘书办理，即刻亲自拟电复卫，表示不就，并荐黄新铭（保定毕业，时以伪军管区副司令名义在郭办公室搞机要工作）以自代。事后，郭曾告陈必贶： “我怎么能去，去了死无葬身之地！”一九四七年初，张治中去南京准备参加和谈。时代表团名单尚未发表，我适在兰，与西北日报社长赵荣声（赵曾任郭私人秘书，为郭亲信）谈及和谈问题，赵谓郭可能以陈诚实力派代表之资格参加和谈。此事不知赵有何根据。事后，上海申报记者郭芝泉曾以此事问我，我答以“有可能。”郭即据以专电上海，于是京、沪、兰各地报纸相继刊登。无如郭寄峤反共成性，畏和如虎，阅悉之后，极为震怒，专电上海申报追查，辗转而迁怒于我，郭芝泉之饭碗亦几被打破。
   一九四八年初，郭为搜刮计，先后派特务朱国鑫为甘肃省银行总务处长，派亲信、同乡李治寰为甘肃省合作金库总经理。指使其兄郭仲峤开设地下钱庄，与其外甥姜谦（先任省府秘书处会计主任，后又调任伪财政厅会计主任）秘密以公款倒贩黄金、白洋；派孙阳昇（何键介绍、少将）为运输处长，将金融、运输结合起来，在川甘、川陕道上亦官亦商，大肆聚敛。甘肃人民以郭爱财如命，尤好椭椭（当时呼银元为“椭椭”），遂以“郭椭椭”之绰号呼之， “郭椭椭”之名，由此而遍甘肃。
   一九四九年初，郭寄峤企图大举掠夺人民财富，以为其进行反共活动之经费，在骆力学、寇永吉等之策划、支持下，决定发行三百万银元之建设公债。嗣以各方颇有异议，乃于三月份召开全省行政会议，拟以硬性摊派方式在会上通过执行。会期内陇东军事益趋紧张，郭曾于会场主席台上装置电话，随时作反共军事指挥，以致会议发言屡为电话所打断，情势极为严重。是时，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学生在进步力量之影响下，正酝酿第二次反对发行公债之示威游行。郭派宋恪前往十里店师范学院企图阻止，为学生所逐。特务王全璋等之学运报告，日有数起，伪兰州警备司令周嘉彬且主张陈兵金城关，严阵以待，情势紧急，郭不得已，将公债案停止讨论，并宣布暂时休会。旋于省府内召集部分专员、县长及有关幕僚人员计议如何应付。时王、朱、徐等特务则主张武力制止；丁宜中（省府秘书长）、张作谋（武威专员）则以“张先生（治中）正在北京和谈，如在兰州发生流血案件，恐不好看”为词，进和平分化之策。当晚，郭通过宪兵第二十二团团长曹叔希关系，约见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郭俊卿（曹与郭私人关系较好）表示停止发行公债，希望学生不必游行。次日，郭于省府接见学生代表，正式宣传停止发行三百万银元公债。在接见时，郭曾谓： “发行公债为了地方，我郭某不要一文，你们不赞成，可以不办。但你们把我画成丑相，并叫‘郭椭椭’，未免太不象话。”其狼狈之态，可以想见。至此，所谓行政会议已失重心，旋即草草收场，闭会了事。
   一九四九年四月，张治中留平不返，西北军政长官开缺，由郭寄峤代行长官职权。郭视之为效忠蒋匪和进一步飞黄腾达之大好机会，积极收编甘籍残兵败将，扩充反共武力，并将其亲信之特务头子徐雄飞调任兰州警备副司令，进一步进行特务控制。五月，国民党中央为了垂死挣扎，以马步芳为西北军政长官，郭仍以副长官名义兼甘肃主席。郭大为失望，即向国民党中央力请他调，并将家眷送赴重庆，其亲信亦多陆续离兰。六月，郭于省府大宴各界首脑，发表长篇大论，指责地方不团结，及说明他自己在甘“一切为地方，一切为人民”的结果为“好心不得好报”等等之后，即飞重庆转赴广州，省府主席职务交由秘书长丁宜中代行。八月，国民党中央以马鸿逵任甘肃主席，郭在甘肃两年零七个月之罪恶统治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