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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转折的年代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十二月（559年1月），李世民出生在李氏家族的京兆武功（今陕西武功西北）的旧宅中。据说，他父亲李渊给他取名“世民”，是取“济世安民”之意。
  李世民出身于很有名气的陇西士族。曾祖李虎，西魏时官至太尉，北周时为“八柱国”之一，死后追封为唐国公。祖父李昞，北周时袭封唐国公，任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父亲李渊在北周时以7岁幼龄袭封唐国公，后来在隋朝做官。李世民的家族又是一个带有浓厚的北方少数民族血统的家族，他的祖母独孤氏、生母窦氏（即纥豆陵氏）以及他日后所娶的妻子长孙氏，都出于北方少数民族。李世民排行第二，他的长兄建成、四弟元吉，跟他后来的生活道路都有密切的关系。
  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当然也要读书，但他更喜爱习武。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少尚威武，不精学习。”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巡视北方边塞，被突厥族始毕可汗的骑兵围困于雁门，众寡悬殊，形势危急。隋炀帝在重围之中把诏书系于木板之上，投入南流的汾水，命令各地火速募兵赴援。18岁的李世民应募入伍，迈出了青年时期戎马生涯的第一步。
  二李世民的青年时代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度过的。
  隋炀帝大业七年（611年），王薄自称“知世郎”，在山东长白山（今山东章邱县境）发动起义，揭开了声势浩大的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尔后，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许多地方不断爆发，规模大的跨州连郡，规模较小的也占据山泽，经过几年的斗争和分合，逐渐形成了三支主要力量，这就是：窦建德率领的河北起义军，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起义军，杜伏威、辅公祏为首的江淮起义军。这三支力量，威胁着隋皇朝的统治。
  全国沸腾了。隋皇朝的统治动摇了。
  青年李世民就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动乱的年代，走上了历史舞台。
  李世民走上历史舞台，跟他父亲李渊当时的社会地位、政治抱负有很大的关系。李渊在大业十一年（615年）被任命为山西、河东宣抚大使。大业十三年（617年）则出任太原留守。这两三年中，李渊先后镇压了母端儿起义、柴保昌起义和甄翟儿起义，又击退了突厥的进犯。他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都进一步扩大了。
  李渊是个深谋远虑的人。隋末农民起义爆发后，李渊已经预感到隋朝面临着危机。他一方面向炀帝密告杨玄感有“反”的意图，一方面他也同个别知己“密讨时事”，表示出要取隋而代之的政治意图。他把他能够到太原来做官，看作是夺取天下的大好时机。同时，李渊把镇压农民起义和对突厥采取“用长策以驭之，和亲而使之”作为实现“经邦济世”的两大重要措施。李渊的所作所为激怒了隋炀帝，炀帝下诏把李渊抓起来问罪；虽然炀帝后来撤回了这个诏书，但李渊、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的步伐却由此而加快了。在他们的一次谈话中，李渊以周文王自况，李世民则提出要学习汉高祖反秦的壮举。
  三在酝酿起兵过程中，李渊一面提示长子建成在河东“潜结英俊”，一面布置世民在晋阳“密招豪友”。建成、世民根据李渊的指示，都谨慎而积极地聚集人才，组织力量。一直跟在李渊身边的世民，在这方面有不少建树，如刘文基、刘弘基、长孙顺德等人成为李渊集团的重要人物，就跟世民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李世民交游广泛，又能以礼待人，所以人们对他也都竭诚相见，这对李世民审时度势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也增加了他言论的分量。他在大业十二年（616年）曾向父亲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说：“今主上（指隋炀帝）无道，百姓困穷，晋阳城外皆为战场。大人（指李渊）若守小节，下有寇盗，上有严刑，危亡无日。不若顺民心，兴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这些话，对全国的形势，对李渊个人的处境，都分析得很中肯，李渊认为“亦大有理”，很赞成世民的看法。
  大业十三年（617年）二三月间，马邑军人刘武周举兵反隋，杀太守王仁恭，又联络突厥进犯太原。李渊认为起兵的时机到来了。他表面上命令李世民和副留守王威、高君雅率兵讨伐刘武周，在暗中则指示李世民、刘文静、长孙顺德、刘弘基等火速募兵，同时派人去河东召建成、元吉来太原会合。
  五月甲子这一天，李渊、王威、高君雅照常升堂视事，而李世民则事先已埋伏了军士。这时，有人出来指控王、高二人，李渊便把他俩抓起来杀了。王、高是太原副留守，实际是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除去王、高二人，即是李渊起兵的标志。李渊所率诸军称“义兵”，军士称“义士”。接着，李渊命刘文静出使突厥，请始毕可汗出兵相助。六月，建成、元吉自河东赶到太原会台，始毕可汗派人送战马千匹至太原交市。
  那时，每天参加“义兵”的有两千人左右，短短20天时间，就组成了几万人的队伍。同月，李渊命建成、世民率军夺取通向关中的第一个障碍——西河。建成、世民治军严明，只带3天军粮，向西河进发，斩郡丞高德儒，遂平定西河，回师太原，往返只用了9天时间。李渊高兴地说：“你们如此带兵，可以横行天下了！” 为了给大规模进军关中做好准备，李渊设立大将军府，置三军，以建成领左三军；以世民领右三军；以元吉领中军。七月，誓师于太原，发兵3万，向关中迸发。八月，李渊军斩杀宋老生，平霍邑，又连下临汾郡和绛郡，大军到达龙门。九月，军围河东——关中的门户。河东守将屈突通坚守不出，李渊军队一时难以攻克。根据世民迅速夺取关中的建议，李渊命部分兵力围困河东，而命世民率刘弘基、长孙顺德等带领主力于九月渡过黄河，平定渭北及三辅地区。十月，军围长安。十一月，攻下长安，李渊立隋朝代王杨侑为天子，改元“义宁”，尊炀帝为“太上皇”。这一年，李世民刚满20岁，然而他却已经成为一个很有经验的青年统帅了。
  大业十四年（所谓义宁二年，618年）五月，李渊废掉杨侑即皇帝位于长安，改元武德，国号唐。在巩固李唐皇朝的过程中，李世民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李渊父子攻入关中，占据长安，固然是重大的胜利，但这还只是他们所面临的漫长的国内战争的序幕。
  大业十三年（所谓义宁元年，617年）十二月，金城郡豪富薛举率十万之众进逼渭水，攻打扶风。这实际上是争夺关中的斗争。李渊命世民为元帅，领兵进攻薛举军。世民与薛举军战于扶风，斩首万余，乘胜把势力扩大到陇右一带，稳定了关中的局面。次年六月，世民被封为西讨元帅；七月，与薛举战于泾州，遭到失败。八月，薛举死，李渊再次命世民为元帅，讨伐举子仁杲于浅水原。仁杲率众投降，陇右遂平。
  武德二年（619年）三月，刘武周在突厥支持下南向以争天下，并州首当其冲。担任并州总管的齐王李元吉抵挡不住，终于放弃太原，奔还长安。接着，浍州与晋州失守，关中震恐。这时，李渊提出放弃河东的主张，但遭到秦王李世民的反对。秦王世民认为，河东富庶之地，是京城的重要依托，不可轻易放弃。他提出，愿率精兵平定刘武周，收复失地。李渊采纳了这个意见，命世民挂帅出征。十一月，世民率军自龙门渡河，与宋金刚军形成对峙的态势。世民采取避其锋芒、坚壁不战、待敌涣散、乘机出击的作战方针。果如世民所料，到了第二年的二月，宋金刚军因久无进取，军粮不济，只得后撤。四月，世民军于介休城大破宋金刚军，刘武周见大势已去，只得放弃太原，逃奔突厥。至此，关中东北的局势又平静下来了。
  当李唐皇朝忙于应付薛举父子和刘武周时，关东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大业十四年（618年）五月，炀帝被杀的消息传到东都洛阳，洛阳守将尊越王杨侗称帝，改元皇泰。武德二年（619年）四月，王世充夺取杨侗政权，改国号郑，成为李唐皇朝向东发展的一大障碍。武德三年（620年）七月，世民奉命率军进击洛阳。王世充频频向河北赵义军领袖窦建德求援。窦建德也担心李渊集团占据洛阳后形成对河北起义军的威胁，因而率十万之众南救洛阳。武德四年（621年）三月，窦军抵达成皋的东原，来势很是迅猛。这时，秦王世民果断地采纳了围洛打援的作战计划，以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阳，而以主力抢占虎牢，阻挡窦军的前进。五月初，唐军渡过汜水，大败窦军，建德受伤被俘。至此，轰轰烈烈的河北起义军的主力遭到失败。窦军失败后，王世充已成瓮中之鳖，只得向唐军投降。
  窦建德失败后，其余部推刘黑闼为首起兵反唐。武德五年（622年）正月，黑闼自称汉东王，几乎恢复窦建德所有故地。三月，秦王世民大败刘黑闼，黑闼率残部北走突厥。六月，黑闼再次起兵，几个月内，重新恢复故地。十一月，太子建成率军击溃黑闼军。次年正月，黑闼被杀。
  在5年的国内战争中，不论是统治阶级之间的争夺，还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的较量，李唐王朝的胜利，在客观上成为统一战争的胜利。
  由隋朝的衰落到唐朝的建立和巩固，这是历史转折的年代。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年代中，李世民奠定了他未来的政治生活道路。
  贞观前期的业绩—在统一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全国趋于平定、李唐王朝的统治日渐巩固的情况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开始出现矛盾。这个矛盾的焦点是以太子建成为一方、秦王世民为另一方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建成没有参加晋阳起兵，但在晋阳起兵以后至夺取长安这一段时间，也和世民一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渊称帝以后，建成取得了太子——皇位合法继承者的地位，而世民却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中屡建功勋，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于是，嫡长子继承皇位的传统，同秦王拥有最高的功勋、最强的实力这个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
  建成对世民有猜忌之心，世民对建成亦并非无取代之望。武德五年（622年）起，这种潜在的矛盾终于发展成公开的争夺和激烈的较量。这年的十一月，建成一反常态，主动向李渊提出要率军去镇压刘黑闼第二次起兵。他之所以要这样做，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增加他同秦王世民较量的砝码。
  在太子与秦王的矛盾斗争中，齐王元吉是站在太子一边的。他曾明确地建议太子除掉秦王，并说他将亲自下手。有一次世民随李渊至齐王府，元吉就打算派人乘机刺杀李世民。可能建成考虑到当着李渊的面不好干这种事，于是制止了元吉。兄弟之争，已到何等地步！ 武德七年（624年）六月，庆州总管杨文干发动叛乱，事情涉及太子建成。李渊听了元吉、妃嫔和大臣封德彝的意见，又改变了主意。李渊的这种态度和做法，在客观上只能加剧建成和世民的矛盾、斗争。
  武德九年（626年），太子和秦王都在加紧策划消灭对方。有一次，“建成夜召世民，饮酒而鸩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数升”，因淮安王李神通扶送秦府而得救。这次谋杀事件，激怒了秦府属官。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都主张秦王采取措施，除去太子。
  建成、元吉鸩杀世民未成，又用计收买和调走秦府武将，也都没有达到目的，但在李渊的支持下却把房玄龄、杜如晦赶出秦府。恰在此时，突厥南侵，建成向李渊提议由元吉代世民出兵北征，得到李渊同意。元吉又提出调秦府大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同行，并调拨秦王所率精兵归其指挥。这里的阴谋是露骨的，但也没有受到李渊的阻拦。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密议：准备在建成、世民为元吉饯行时，派壮士刺死世民。太子手下一个名叫王晊的官员向世民报告了建成、元吉的密谋，于是秦府上下为之哗然，世民决定先发制人。
  六月三日，世民向李渊报告了建成、元吉的阴谋。李渊答应次日早朝追查此事。鉴于以往李渊对建成的态度和做法，世民当然不会相信李渊会对建成采取果断措施。因此，六月四日一早，世民率秦府将领埋伏于玄武门之内，以待建成、元吉入朝。当建成、元吉入玄武门至临湖殿时察觉气氛不对，当即掉转马头打算退回东宫，但已经来不及了。这时，世民大呼赶来。元吉张弓射世民，三射而不中，而世民则将建成射死。
  随后，尉迟敬德率七十骑赶到，射杀元吉。建成、元吉手下将领率东宫、齐府精兵攻玄武门，守门兵已被世民收买，皆为之力战。尉迟敬德以建成、元吉头颅出示，东宫、齐府兵见大势已去，立刻溃散。事态发展到了这一步，李渊也只好接受萧瑀、陈叔达的建议：立世民为太子，委之以国事。
  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玄武门之变。在这次事变中，建成诸子与元吉诸子都因受到牵连而被杀。李世民靠着秦府文臣、武将的权谋和刀剑给自己开辟了通向皇帝宝座的道路。
  二玄武门之变后的第三天，即六月六日，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李渊传位于太子世民，自己只好去当太上皇。
  李世民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时年29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
  太宗从正式立为太子即帝位这段时间，主要是在致力于建立一个忠实于他的、有政治见解的决策班子。因此，他即位前便通过李渊任命了新的决策班子，从而形成唐太宗统治集团的核心。这个决策班子和统治核心是：秦叔宝为左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右武卫大将军，尉迟敬德为右武侯大将军，高士廉为侍中，房玄龄为中书令，萧瑀为左仆射，长孙无忌为吏部尚书，杜如晦为兵部尚书，宇文化及为中书令，封德彝为左仆射，杜淹为御史大夫，颜师古、刘林甫为中书侍郎，侯君集为左卫将军，段志玄为骁卫将军，薛万彻为右领将军，张公瑾为右武侯将军，长孙安业为右监门将军，李客师为领左右军将军。这些任命都在一个月当中宣布，可见唐太宗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决策班子和统治核心的重视和迫切。
  唐太宗在政治方面实行了许多改革，主要是革新宰相制度，精简机构和裁减冗官，严肃地方吏治等。
  唐太宗革新宰相制度，一是在“三省”长官之外，建立以他官代行宰相职权的制度；二是充分发挥宰相班子的作用。“三省”长官是：尚书省的左、右仆射，中书省的中书令，门下省的侍中。三省长官都是宰相，品位都很高。唐太宗为了提拔一些品位不及宰相但却很有才干和政治远见的官员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其名目有“参议朝政”“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知政事”等等。为了充分发挥宰相班子的作用，唐太宗强调说，中书省制订的诏勅，由门下省进行审议，这本是为了防止过失和错误：应当知道，“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这是“亡国之政”，尤其要注意防止。要求宰相们既通力合作，又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
  隋朝时，朝廷官员有二千五百多人。唐高祖李渊时，在机构和官员设置上，“多因隋制，虽小有变革，而大较不异”。唐太宗即位后，看到这样一支庞大的朝廷官员队伍，办事效能并不高，因而感慨地说：任用官员，主要看他是不是贤才，“若得其善者，虽步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何）为？”他指示房玄龄等人务必要精简机构，做到“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在”。根据唐太宗的指示，房玄龄等人大刀阔斧地进行机构调整，最后确定朝廷官员编制为640人。这项改革不仅提高了朝廷官员的办事效能，而且也节省了国家用于官员俸禄方面的大量开支。
  为了严肃地方吏治，唐太宗还按照地理形势把全国划成十个“道”：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等道。
  唐太宗从朝廷要员中委任观风俗使，分行四方，“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考察地方官吏的政绩，以决定对他们的赏罚和升降。同时，唐太宗还亲自负责选派各州刺史的工作。所有这些，对革新地方吏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唐朝建立的时候，社会经济十分困难，直到唐太宗即位时，这种困难的局面也没有多大的改变。那时，全国许多地方生产力没有得到恢复，有的地方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景象。全国人口也大量减少。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户数近九百万，人口四千六百余万；可是到了武德年间，全国户数只剩下二百余万了，劳动人手比隋朝大大减少了。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唐太宗要求大臣们在认识上和政策上要执行“安人（民）宁国”“不夺农时”的方针。贞观二年（628年），他向侍臣们指出：“做任何事情都要抓住根本。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食为本，而生产衣食又以不失时为本。”他强调要减少战争和土木营建工程，并表示要从他本人做起。同时，他制订了鼓励增殖人口的政策，并以民间是否“婚姻及时”、户口是否增多，作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准。另外，他认真地检查均田制（封建国家向农民授田的一种形式）实行的情况，进一步促进了劳动力和土地的结合，同时也鼓励地方官员开办屯田。
  在赋役政策上，他接受了隋亡的教训，提出对农民要“轻徭薄赋”，地方官吏如果超出规定向农民征税，要以“枉法”论处。
  这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据说，贞观四年（630年），一年中全国只有29人被判处死刑，刑罚用得很少；人们居家用不着关闭大门，出远门的人用不着随身带着粮食。这当然有所夸大，但也反映出社会秩序在趋于安定。到了贞观十六年（624年），在全国不少地区，买一斗谷子只要五个钱，在更富庶的地方，一斗谷子才值三个钱，说明当时全国粮食是比较充足的。唐太宗死后第三年，即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户数已上升为380万，比唐太宗刚即位时增加了将近90％。所有这些，当然首先要归功于劳动人民，但同唐太宗发展生产的措施和政策也是分不开的。
  四唐太宗统治时期，不独北方的突厥、薛延陀相继成为唐王朝的威胁，而且西方的吐谷浑、吐蕃等也不时东向炫耀武力。为了巩固唐王朝的统治，保证内地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唐太宗不断地对这些地区用兵。
  贞观三年（629年），他派大将李靖、张公瑾出击东突厥。第二年，李靖等大败东突厥于阴山，颉利可汗被俘，基本上解除了东突厥对唐王朝的威胁。贞观八年（634年），唐太宗命段志玄、樊兴等率军打败吐谷浑。
  贞观十二年（638年），吐蕃攻唐，唐太宗命大将侯君集率军破吐蕃军于松州城（今四川松潘），贞观十四年（640年），侯君集奉命平定高昌，置安西都护府。次年，唐太宗命张俭、李勋、张士贵等率军大破薛延陀。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军击破焉耆。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将李勋再次出击，薛延陀败亡。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军攻占龟兹。至此，唐王朝的统治才真正得到巩固，社会秩序也出现了空前安定的局面。
  唐太宗作为一个英明的封建君主，不在于他胜利地指挥了对上述地区的用兵，而在于他在用兵之后所采取的措施和政策。第一，他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州县制度，同时仍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和上层统治分子为各级官员。第二，他允许少数民族人民迁入内地生活，如突厥族内迁的就有10万口，而在长安定居的竟有万家，可见唐太宗气度之大。第三，唐太宗还任用许多少数民族人士在朝中做官，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都出身于少数民族，也都是唐太宗核心集团的成员；颉利可汗被俘后，唐太宗任命他为右卫大将军；而迁居长安的突厥族各级首领多被拜为将军，布列朝廷，其中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达一百余人，几乎同原来朝廷大臣的人数相等。这种情况，在历代以汉族为主的封建统治集团中是极少见的。第四，唐太宗十分重视同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者的和亲，多次以宗室之女嫁给各族首领，以建立一种甥舅的亲戚关系，这对加强各族间的联系、促进各族间的融合起了积极的作用。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入吐蕃与松赞干布结为夫妇，是最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要的历史意义的事件。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唐太宗的民族政策确实收到很好的社会效果。贞观四年（630年）四月，西北各族首领请求唐太宗允许他们为他上“天可汗”的尊号。唐太宗召见他们，高兴地说：“我是大唐天子，同时又行使可汗的权力！”群臣和各族首领听了，都兴奋地高呼“万岁”，唐太宗果然以“天可汗”的印玺向西北各族下达诏书。贞观七年（633年）十二月，太上皇李渊与唐太宗置酒欢宴群臣。席间，李渊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命南方蛮族领袖冯智戴咏诗，气氛十分热闹。看到这种不寻常的场面，李渊兴奋极了，笑着对大家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一天，唐太宗在翠微殿会见群臣。
  他向大臣们提出一个问题：“自古以来，有不少帝王虽然能平定汉族地区，但都不能制服周边少数民族，我的才能不及古人却做到了他们不曾做到的事情，这是什么原因呢？”臣下的回答多空洞无物，言不及义。
  最后还是唐太宗自己总结了五条经验，他讲的最后一条经验是：“以往帝王都只看重汉族而鄙视少数民族，唯独我能够像爱护汉族一样地爱护少数民族，所以各少数民族对待我犹如对待父母。”他的这番话，过分夸大了他在这方面的业绩。然而他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的成就，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在他统治的时期，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空前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其疆域“东西9500里，南北16918里”。
  唐太宗统治时期的唐王朝跟几十个国家发生了经济文化联系，在各国中有很高的声望。贞观十六年（642年），著名佛学家玄奘在中印度会见竭若鞠国戒日王时，戒日王在谈话中郑重地提到，他曾经听说过“秦王天子”所开创的种种光辉事业，又听说那里的人民都爱演唱《秦王破阵乐》，“闻其雅颂，于兹久矣”。唐太宗的声望在当时已远播域外。
  五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是他在政治上能够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上面讲到他在翠微殿的那次谈话，一共总结了5条经验，其中前面4条都是关于怎样看待人和怎样用人的问题，足见他把善于用人放在政治活动的关键位置上来对待。贞观年间，人才济济，绝非偶然。
  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手下一员大将，武德三年（620年）他与别一将领寻相率众向秦王李世民投降。不久，寻相叛变。世民手下诸将怀疑敬德也要作乱，便把他囚禁起来，并劝世民立即把他杀掉。世民却说：“敬德有心叛变的话，难道还会落在寻相之后耶？！”他命人释放了敬德，并安慰敬德说：“大丈夫以意气相许，请你不要把这次小小的误会放在心里，我是决不会因为旁人的几句闲话而加害良士的。”敬德对此十分感动，在历次战斗中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魏徵原是太子建成属官，在建成与世民矛盾愈演愈烈的时候，曾劝说建成早下决心除去世民。玄武门事件后，魏徵自然成了阶下囚。世民质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在场的人都预感到魏徵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然而魏徵却从容自若，他回答世民说：“如果太子早听我的话，肯定不会落到今天这样的下场。”世民向来看重魏徵的才干，又十分欣赏他的这种正直，立刻改变了态度，以礼相待，并推荐他出任谏议大夫。贞观三年（629年），又命魏徵“参预朝政”，贞观七年（622年），令其出任侍中，这都是宰相职位。魏徵成为贞观名臣，跟唐太宗的豁达大度、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
  房玄龄“善谋”，杜如晦“能断”，唐太宗以他们二人分任左、右仆射。“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辅助唐太宗造就了贞观盛世。后人谈到唐代贤相，无不首推房、杜。
  唐太宗的善于用人，跟他善于纳谏相表里。从贞观初年起，他就反复地同大臣们探讨有关进谏和纳谏的问题。他指出“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因而希望大臣们“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除了一般的号召以外，唐太宗还在一些具体做法上鼓励大臣进谏。当大臣奏事时，他总是和颜悦色地倾听着，希望奏事的人大胆指出批评和建议。当他和宰相们商讨国家事务时，允许谏官旁听，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而他对谏诤者通常都要给予奖励。
  在唐太宗种种“求谏”的言论和行动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有一种进谏、纳谏的政治家风度。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命人点兵。按唐代的制度，点兵应在年满21岁的丁壮中进行。可是封德彝竟提出：男子18岁以上、身体高大壮实者，亦在应征之列。唐太宗同意这种做法。但是诏敕下达三四次，魏徵坚持认为这种做法不妥，不肯签发诏敕。唐太宗盛怒之下召见魏徵，指责他为什么如此固执。魏徵回答说：“您常说要以诚信统治天下。可是自您即位以来，短短几个月里，已经几次失信于民了，这难道能说是诚信统治天下吗？”太宗听了这一席话，很高兴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很固执，不懂得政事。今天听你分析国家大事，都很中肯。如果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呢！看来是我错了。”于是，点兵仍限制在年满21岁的丁壮，魏徵也因为敢于直谏而得到唐太宗奖赏的金瓮一只。
  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下诏征发劳力修复洛阳隋代乾元殿旧址，以备巡幸、享乐之用。大臣张玄素上书反对。他在上书中，从当时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认为修复乾元殿有“五不可”。最后指出，如果这样做，“恐甚于（隋）炀帝远矣”。唐太宗很不自在，他召见张玄素问道：“你认为我这样做还不如隋炀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纣又怎样呢？”张玄素回答：“如果您一定要修复乾元殿，那我看就是同归于乱。”唐太宗看到张玄素把这件事看得十分严重，也很动心，因而感慨地说：“我没有认真考虑，以致作出这种错误的决定。”于是，他一面指示停止修复乾元殿的工程，一面表扬张玄素的这种直谏精神，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唐太宗在纳谏方面，确有一种难得的诚恳和开明的精神。据史书记载说，从武德九年至贞观十七年（626—643），仅魏徵一人就进谏二百余事，而大部分都被唐太宗接受了。
  晚年的骄奢和自省一同历史上任何伟大人物一生中都有其最光辉的一段年华一样，唐太宗一生中也有这样一段光辉的华年，这就是从晋阳起兵到贞观前期的20年时间，即李世民20岁至39岁这段时间。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唐王朝政治的日益巩固，唐太宗贞观前期政治生活中光明面开始收缩，而原来就存在的阴暗面却逐渐扩大，造成了贞观后期和贞观前期在政治风气上的差别以及唐太宗本人晚年的骄奢。
  这个变化，大致是从贞观十年（639年）开始的。而这个变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唐太宗纳谏精神的衰退。贞观十年，魏徵在一次上疏中向唐太宗尖锐地指出：说他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间，还能“悦以从谏”；可是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然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已不像从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正直的臣子不能不有所顾忌，而心术不正之徒反倒可以“肆其巧辩”。结论是：“妨政损德，其在此乎！”魏徵的眼光是极其敏锐的，他从唐太宗纳谏精神的变化，已看出贞观政治的变化。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骄”，还表现在盲目自信的作风上有了发展。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准备对高丽用兵，向郑元〓询问有关情况。
  郑元〓如实地说：“辽东道路遥远，运粮很困难；高丽将士善于守城，不易立即攻下。”这都是实情。但是唐太宗却不以为然地说：“现在已经不是隋朝了，您只管听我胜利的消息吧。”第二年，唐太宗亲征高丽，虽然取得一点胜利，但付出的代价极大，跟他出兵时的设想已有很大差距。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奢”表现在各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游猎太频”。当大臣们纷纷提出批评时，唐太宗甚至反唇相讥，说什么“现在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忽，我只是常与左右的人猎于后苑，没有一件事烦扰百姓，这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唐太宗“游猎”的地方很多，并不只限于“后苑”。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为“游畋”而“废学”，唐太宗的另一个儿子吴王恪也在安州“数出畋猎，颇损居人”。
  二是不惜国库。贞观十六年（642年）六月，唐太宗竟然下了一道诏书，说自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太子属官张玄素上书反对这种做法，几乎被太子家奴秘密打死。三是不断营建宫殿。贞观四年（630年），唐太宗接受了张玄素的谏诤，停修洛阳宫。但是第二年，他便命修仁寿宫，并改名为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634年），营造大明宫，原准备为李渊避暑时居住，但李渊没有来得及住上就于第二年去世了。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又在洛阳兴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修翠微宫。
  第二年（648年），即唐太宗去世前一年，他还营建了玉华宫，就是“务令俭约”，结果仍然“所费已巨亿计”。这些都是劳民伤财的举动。
  唐太宗贞观后期的“轻用人力”，还表现在“东征高丽，西讨龟兹”，特别是贞观十九年（645年）对高丽的战争，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结果呢，唐太宗“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但事隔不久，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又发兵万余人，乘楼船自莱州出发征高丽。这年秋天，唐太宗下诏，发江南12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以备征高丽之用。次年正月，再发兵三万余人及楼船战舰，自莱州泛海以击高丽。同年八月，他下诏敕，要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1100艘。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人民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唐太宗遣军镇压。有的地方，百姓苦于造船之役，只好自己出钱雇别州之人造船，因而弄到“卖田宅、鬻子女不能供”的地步！像这样“轻用人力”，在贞观前期是不曾出现过的。
  40岁以后的唐太宗，不论在政治作风、思想作风方面，还是在健康状况方面，都走上了衰退的历程。这对于如此杰出的一位封建君主来说，当然也就于英武、豪迈之中染上了几分悲剧的色彩。
  二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的种种变化，虽说是一种发展趋势上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并没有使唐太宗成为一个昏君或暴君。社会是复杂的，一个杰出历史人物所处的位置，往往是这种复杂关系的焦点。社会经济的好转，地主阶级的贪婪和享乐的欲望，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帝王生活，一部分朝臣的歌功颂德、阿谀奉迎等，这是唐太宗必然要发生变化的原因。
  但是，由于他个人的经历、品质和最高统治集团的人员结构，特别是由于隋亡的教训在当时最高统治集团中记忆犹新，这就使唐太宗的种种变化不能不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
  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问群臣：“创业困难，还是守成困难？”房玄龄认为创业困难，魏徵回答说守成困难。唐太宗概括得好：“创业之难，已经过去了；守成之难，我当想着与诸公一道谨慎地对待它。”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虽然平定天下，但守天下却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魏徵听了很高兴，认为这是“宗庙社稷之福”。
  贞观后期的唐太宗并没有变成刚愎自用的拒谏者；纳谏精神虽不如贞观前期，但还是在纳谏。贞观十三年（639年），唐太宗读了魏徵的《十渐疏》后，表示要“闻过能改”“克终善事”，并把此疏写在屏风上面，“朝夕瞻仰”，同时抄付史馆，让史官载入史册。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对于魏徵的去世，十分悲痛，他说：“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魏徵是贞观朝敢于直言谏诤的第一人，唐太宗这样深切悼念魏徵，说明他对于谏诤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始终是有明确的认识的。
  贞观十八年（644年），唐太宗教导太子李治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后期，唐太宗在滥用民力方面确有所发展，但他是以“水”不覆“舟”为前提的。他清楚地认识到，隋炀帝“过役人力”的历史教训是再深刻不过了。
  唐太宗晚年也碰到太子废立的问题，但唐太宗终究有其英明之处，他在太子承乾谋反败露后，于魏王泰、晋王治二人的抉择中，最后选了晋王治为太子，并立下一条原则：“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在他看来，太子失道固不可取；然而诸王中有谋取皇位继承权的做法的，也是不可取的。他的这一决定，避免了最高统治集团可能出现的分裂以至倾轧，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谨慎和远见。
  唐太宗的晚年是在许许多多的矛盾中度过的。他对各种情况的处理，有不少失误和错误的地方，但总的来说，仍然保持着一代英主的风度。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正月，唐太宗作《帝范》十二篇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赐给太子李治。他对李治说：“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都写在这本书里了。”不过，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值得后人效法的帝王。为了真正使他的继承人受到教育，唐太宗揭去了君父威严的面纱，在儿子面前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和反省，他对李治说：“你应当从历史上寻找古代贤哲的帝王作为榜样，像我这样是不足以效法的……我即位以来，做了许多错事：锦绣珠玉不绝于前，宫室台榭屡有兴作，犬马鹰隼无远不致，行游四方，劳民伤财。这都是我的大错，你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正确的也跟着去做。”唐太宗的这一剖白，其言甚重，其情至深，反映了他晚年能够自省的可贵精神。这种精神，在封建君主中是极少见的。
  三贞观十六年（642年），年仅45岁的唐太宗已过早地衰老了，他毫不隐讳地对臣下们说：“朕年将50，已觉衰怠。”此后，太子谋反，魏王被黜，辅国大臣相继谢世，使唐太宗在精神上受到严重的刺激，这无疑加速了他的“衰怠”。贞观十九年（645年）辽东之役的归途中，他患了痈疮，直到次年二月，“疾未全平，欲专保养”，所以他让太子李治去处理“军国机务”。不幸的是，唐太宗这时开始服食金石之药了。他曾嘲笑秦皇、汉武相信方士的长寿之术，而他自己也终于落入这个窠臼。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三月，他患了“风疾”。这时，他变得烦躁畏热，因而命人在骊山绝顶修建翠微宫。这大概跟他继续服金石之药有关系。唐太宗一病半年多，虽于同年十一月“疾愈”，但体力大减，只能“三日一视朝”。第二年，唐太宗又派人从天竺访得方士罗迩娑婆寐，因误食了这个异国骗子的“延年之药”使病情急剧恶化。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三月，唐太宗带着沉重的病体，十分勉强地来到显道门，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敕令。五月，大概是丹药毒性大发，唐太宗腹泻不止，名医为之束手。弥留之际，他向太子李治、长孙无忌、褚遂良一一交代了后事。接着，他便永远告别了他统治了23年的唐王朝。
  传后语唐太宗去世后百年左右，史学家吴兢写了《贞观政要》一书，他在序中说：“太宗时政化，良足可观，振古而来，未之有也。”著名大诗人杜甫在《北征》一诗中吟道：“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这些，反映了唐人对太宗一生的评价。
  （陇西李氏文化研究总会资料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