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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之难明久矣，自汉以来，解《易》者无虑数百家，乃昔人之言曰：九师兴而《易》微。然则《易》终不可解乎？夫圣人吉凶，与民同患，乃故艰深其辞，使人读之而不可晓，岂觉世牖民之意乎？朱子谓《易》为卜筮作，盖以吉、凶、悔、吝皆占辞，圣人假之以立教焉耳，故不仅曰吉凶而兼言悔吝。《大传》亦曰：辨是与非，岂有圣人竭其心思智虑以垂教万世，而斤斤焉为郭璞、京房之术，炫其神奇乎？余之疑此久矣。 岁庚申，监司津门，吾宗定斋先生亦监司于任城，以会勘之役，相聚于聊摄间，因言及《易》。先生曰：“《易》本非难解，解者汩之也。彖、爻之辞，未尝言天地雷风诸象，亦并不言阴阳，其所言者人事耳。人伦日用之间，一言一动之际，有能外于《易》者乎？圣人读之，韦编三绝，持揭中正之极，用刚用柔，或过或不及，而吉凶悔吝生焉，岂待卜筮乎？彖传推说天道，以明义理源头，无非明人事也。”余始恍然于①先儒所谓《易》之言天、《易》道阴阳者，为未得其本旨也。嗣抚关中，会举经学，遂以先生应诏，然犹未见其全书也。 戊寅，驻节吴门，闻先生来游湖湘，因邀至使院。出其所著《易笺》以示，公余辄往复辩论，愈服其说心研虑，用力之深，盖数十年 ①于，原缺，据《黔南丛书》（贵阳文通书1922年版，以下简称“《黔南丛书》本”）第一集陈法《易笺》补。于此矣。其于四图、于启蒙之外，别有会心。而以人事言《易》，已居其切要。其言彖，必根诸卦，不外卦以言彖；言爻，必根诸彖，不外彖以言爻，又必明乎爻之序；其言象①，必根诸卦义，有是义乃取是象，拟诸其形容，但取其大意而参活象，故不扫象亦不泥象；其于义象有难明者，尤必反复阐发，不肯②一字含混。解《大传》者多分段句解，或文义不属，先生必首尾贯通，使义理融会；其分别羲易、文易，视旧另有发明，人一读之，心目开朗。于是记所谓精微者，但觉其显明。昌黎所谓奇者，但觉其平易。则是书之为功于《易》，不少也。乃世之论者以《易》理精深，故圣人假年学《易》，不在雅言之数。夫见浅见深，存乎其人。四子之书，童而习之，终身不能尽。《易》所言者人事，远之及于天下国家，近之在于旅、讼、家人，大之关乎穷通得丧，小之不外日用饮食，即是卦之义与象以明乎是卦之理，此道之不可须臾离也。是《易》较之他经，更为深切著明矣。 先生将归黔，因留其稿付之剞劂，以公同好。学者本是说以求之，乃知无人不可学《易》，无日不宜读《易》，所谓“日进无疆，其益无方”者，当自领之矣。 乾隆二十七年(1762）天中节前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