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图书馆

那是一九五一年，春姑回娘家去害了一场大病，脚歪歪的，姗姗来迟。贵阳、安顺、紫云的冰雪早已消融，气候炎热的布依山区却春寒料峭，新芽儿争扎着，冒出土来，在春光里探头探脑，弯弯的眉毛间几乎有可以触摸到的一种幽幽情怀，同时某种还在眼前飘忽的愁绪，似乎也在悠悠游荡……
  不过，红旗毕竟猎猎，情意绵长的布依山歌，也从邈远的地方飞来亲你的耳朵。那个时候，我们都青春年少。精力是个怪，使了却还在；一天工作十几小时后，依然觉得剩余的精力无处排遣。即使晚饭后打几场篮球，夜来仍旧望着墨兰的天空数星星，数不清，听夜莺唱歌，少不得几分的空漠。于是，解放前肄业于贵州大学外语系的王同星，便同我们摆“王光”。他言必称希腊，吹起莎士比亚来，简直是天花乱坠；遵义人田景义呢，读高中时曾受业于作家蹇先艾，提起文学，便浅浅地笑了，偶尔插上几句，却都是鲁迅先生如何如何说蹇先艾，称他是“乡土文学家”。轮到我了，胸无点墨，脑子空空，委实讲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哑哑学语，把从解放军《连队生活》杂志里看来的“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重复一遍，倒也落下几滴伤心的眼泪。
  后来，因为工作的需要，我在县城，老王在岜赖，老田在平绕，相隔都是四、五公里；三点成三角。不知是气味相投还是神差鬼使，我们一天不见面，便象少吃一碗旱谷米饭似的。每当田野落霞，在夕阳的余辉里，暖暖的山坡上，软软的林中暗径，都可看见三个人的身影。路旁的梭梭草，青杠树上的新芽，木棉枝上的花骨朵，古榕的树冠，阔大的芭蕉叶，都在明媚的春光里，争先恐后地把幸福温馨的绿色撒向人间；红帽雀从“将军墓”前的三棵松树上腾飞起来……生活啊，如虎添翼，如树结果，人间又加浓了万千春色，山野增辉，盘江扬波。
  春天的主人呀，心里自然是冒出了一片新芽，文学的新芽。春之声，把我们引向文学，引向美，引向人生…布依山区解放后的第一个文学社团——新芽文学小组，诞生在青春焕发的季节。县委宣传部首肯，贵州省文联支持，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文学小组成立的第一次活动，便是抗美援朝诗歌朗诵会。会场设在宣传部窄窄的办公室，使二三十人，挤挤站站，热火朝天。县委书记刘锋，宣传部长史杰三，也端了凳子坐在门弯角里。我们引吭高歌，两位领导同志听得如痴如醉。接下来，便是学习写作。当年三十二开本的《贵州文艺》，不断发表“新芽”成员的作品；我还多次代表“新芽”出席《贵州文艺》的通迅员会议，骑着马儿到贵阳改稿。
  往事不堪回首。如同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一样，有人捧起胜利的鲜花，就有人洒落失败的泪水。在我们有着古老历史的中国，舞文弄墨是愚人的事业；虽然前路漫漫，风云多变，一旦染上了摇笔杆、爬格子的习惯，仿佛象吹大烟上瘾了。有时，那怕雪打霜欺，也不萌退志。
  一九八六年，春意盎然，望谟县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了——又是一片新芽拱出酥软的泥土。其时，老“新芽”成员王同星经历了漫长忧患之后，故地重游，得知我还挤在文学的小路上，执着如冤鬼，纤缠如毒蛇，不禁一阵“哈！哈！”。这声音分明有抵劲、惘怅、苦涩。然而，我又觉得，常常吃亏上当的人並不可笑，而是童心未泯的表现。
  记得当年骑竹马，转眼又是白头翁。倘若“新芽”成员能相期相遇，大家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