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三亚史》
  农业
  清代的崖州，农业仍然是社会经济的基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首先表现在土地的开垦和水利的兴修。崖州官民在维护明代修建的水利工程的基础上，大力兴修新的水利设施，而且因地制宜，仍以修筑小型的陂、塘、沟为主。灌溉2000亩以上的陂有大郎芒陂，灌溉1000亩以上的陂有椰根陂和大陂，灌溉上百亩至数百亩的陂有小郎芒陂、岐榕陂、新陂、番人陂、打郁陂、南增陂、官长陂，灌溉数十亩的陂有石头陂、沙埋陂、南略陂。所修的塘有抱贵塘、龙角塘和锦塘等，其中抱贵塘广十余亩，灌田30余亩，锦塘广里许，灌田百余亩。所开凿的沟有：康熙十六年（1677），乐罗乡民陈予受等人修造乐罗新沟，灌乐罗、罗马等处田4000余亩；嘉庆年间，伏沟村民王锡卿等人开凿老王沟，灌田200余亩。此外，还有民众在离崖州城2里开凿的南乙沟，灌田百亩；桶井乡民开凿的桶井沟，灌田200亩；妙山村民黎振元开凿的津口塘沟，灌田300余亩；望楼乡民开凿的望楼沟，引望楼水灌田数百亩。
  由于鼓励垦荒，耕地面积也逐步扩大。如前所述，顺治十四年（1657）崖州田、地、塘原额共计2179顷26亩，至康熙元年（1662）“开除”荒芜田地627顷85亩，实际耕作1551顷40亩。康熙十一年（1672）后随着人口回流和荒田的开垦，田亩数量才逐渐回升。据雍正八年（1730）编纂的《广东通志》关于琼州府赋税的记载，崖州缴纳赋税的官民田地塘共1573顷13亩，其中“新收”的经开垦升科缴纳田赋者24顷68亩。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实编的官民田地塘已恢复至1621顷64亩。这些都是官修志书的明文记载，实际上是一些模糊数据，为逃避赋税而“隐垦”（隐瞒不报）的田亩可能不在少数。
  耕作制度也有了新的改进。崖州地区自明入清以来，基本形成了一年两熟（即“小熟”和“大熟”）的农作制度。小熟又称“春耕”（按即今谓之早造），大熟也称“秋耕”（按即今谓之晚造）。水田耕种两熟，无水利灌溉的高田、坡地等“望天田”则只种一熟，即避开春旱，在七八月雨季播种耕作。崖州东、西两界，由于地域的差异，黄流、乐罗、黎伏、冲育、佛老、望楼、番坊西界诸里，于农历正月春耕，四月收割；椰根、正三亚、所三亚、临川、永宁乡等东界诸里，于腊月春耕，三月收割。西界诸里于农历五月秋耕，九月收割；东界诸里四月秋耕，七八月收割。此外，黎族山区还有山田，农历六月间播种，十月收割。
  农民根据地形、土壤、水利、气候等不同自然条件，培育出适宜的粮食种类和品种，进一步扩宽粮食生产领域，提高生活质量。如自明入清乃至乾隆年间，粳稻品种主要有百箭、香粳、乌芒、珍珠、鼠牙、东海、旱禾、山禾、占稻；糯稻品种主要有黄缠、黄鸡、乌鸦、光头、九里香、小猪班、狗蝇、虾须、赤米等。适合低洼地种植的粳稻有大白、小白等，适宜水田种植的粳稻有大粒秫、光头秫、黄麖（又名二春谷）等，适宜于高田坡地播种的旱作粳稻有赤黏、黄黏、白黏、七黏、老鼠黏、广东黏、安南黏、香粳、花心、山堵、午秘、、山猪、牛粳、小熟黏等，适宜于秋耕播种的糯稻有羊尾、贝核、光头、牛脚、黄箕、黑芒、猪血、黑糯等。这些品种大部分自明代流传下来，但也有新选育者。黎族山区还培育出适宜于山田播种的粳稻“坡黏”、糯稻“山稻糯”。特别是德霞峒，素来“米香驰名”。此外，原产北方的粮食作物也广为引种，种类有小麦、荞麦、高梁等。番薯成为崖州地区仅次于稻谷的主粮之一，因最适宜热带园地，东、西诸里农民均开辟园圃广为种植，培育出白薯、红薯、面薯、鸡薯、黄心薯等品种。每当收获，农民刨片或切粒晒干，干后或磨成粉，贮放缸瓮，用于制作各种地方小吃。农民还常常将番薯切成块，煮熟后伴上酒曲发酵酿番薯酒。
  经济作物的种植有所扩大。崖州境内主要的经济作物有甘蔗、落花生、椰子、槟榔、棉花（吉贝）、香蕉、荔枝、番荔枝、龙眼、西瓜、金瓜、洋桃、石榴、菠萝蜜等，其中以甘蔗、椰子、槟榔、棉花的种植为盛。崖州是琼州重要的甘蔗产区，种植面积较大，长势良好，而且四时不绝，品种有蜡蔗、紫蔗、马鞭蔗（芒蔗）等，主要用以榨汁煮“糖胶”并结晶成糖，也有食用果蔗。从清初开始，崖州境内开始种植芒果，其后成为崖州重要的经济作物。
  清王朝实行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政策，崖州的农业生产形势逐步好转，促使社会趋向稳定。但是自然灾害频仍，常常使地方经济民生遭受重大损失。乾隆《崖州志》的编纂者在《赋役志》的序言中写道，“崖州背山面海，半硗瘠而半斥卤”，“且尝有飓风为虐，民病不独在旱涝也”，因此“依古以来，家鲜盖藏（积蓄）”。道光《琼州府志》也说道：“崖州地虽遥远，水土颇善，惟气候不正，春常苦旱，涉夏方雨。”崖州除了椰根、德霞等黎峒田地肥饶，自然生态良好，黎民较为殷富之外，广大汉族地区常常因灾缺粮，市场米贵，造成饥荒。
  《三亚史》
  鸦片战争前，崖州的经济是典型的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农业以生产粮食为主，主要种植水稻，高旱区则多种植番薯、玉米、山禾。经济作物除了各种瓜菜外，还有棉花、甘蔗、槟榔、椰子、花生、烟草、蓝靛、桑、麻、竹子等。其中棉花、甘蔗、花生、桑、麻、烟草、竹子，是崖州地区纺织业、制糖业、榨油业、烟草业等小手工业的重要原料。手工业除了市镇上的各种个体手工制作之外，还有广大农村的家庭副业——棉纺业。各市镇与内地交通要道出现不少墟市，但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崖州地区输出的仍然以土特产品为主。与大陆的贸易大部分由广东南海、东莞、“四邑”“五邑”（新会县、新宁县、开平县、恩平县、鹤山县）的商人所垄断。
  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崖州地区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势力通过琼海关榆林分卡控制崖州的内外贸易，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向崖州境内倾销商品，占领本地市场，另一方面掠夺崖州境内的廉价原料。据《崖州直隶州乡土志》记载，晚清时期崖州每年入口的货物，海关登记的达四五十种，主要有：绸布万余匹，鞋袜万余双，洋纱200余石，洋巾百余石，烟土五百余石，水油（煤油）5000余箱，火柴5000余箱，线绒丝带30余斤，茶叶百余石，面粉、线面2000余石，纸料2万余石等等。这些入口货物主要来自于江门、海口、澳门。又据该志记载，晚清时期每年从崖州输出的货物，主要销行江门埠，计有白糖万余石、黄糖300余石、糖水4000余石（包括销澳门）、槟榔3000余石、椰子五六十万枚、藤600余石、铲香500余石、花生脯600余石、艾粉10石、瓜子千余石、益智子百余石、马料豆10余石、螺壳千余石、香皮200余石、薏苡仁三十余石、芒果干千余石、海菜千余石、鱼翅30石。销行新加坡的有鸭蛋五六十万枚、生猪千余头；销行海口、江门的有虾米600石、牛皮兽皮4000张、黄豆黑豆千余石、鹿筋百余副等等。这些物资的输出路线有三：一是从境内各港口运往海口。二是从榆林港、三亚港运往江门。1904年，江门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后，设江门北街海关，江门埠遂成为外国资本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掠夺中国廉价原料的口岸）。三是直接运往澳门、新加坡。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所掠夺的土特产品，或直接投放澳门、新加坡南洋市场，以获取巨额利润，或通过这些地方源源不断地转运回本国，作为工业原料。
  其次，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掠夺的加剧，直接影响着崖州传统经济格局的变化。这首先表现在土地的利用和作物的分布上。崖州地区作物的种植，已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外部市场的需求关系联系在一起，农业中出现商品化生产。如至清朝末年，感恩、昌化县和原崖州西界成为主要出产瓜子的区域，崖州东部和陵水县则成为蔗糖的主要产区。由于平原狭小，加上旱灾、风暴、蝗灾经常发生，粮食生产每况愈下，唯有内地黎族地区稍好一些，汉族地区严重缺粮。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崖州大旱，民田失收，次年“升米百钱，民间艰食”。为了救济灾民，从南洋转运和陵水商船转运一批谷米、番薯干送到崖州，饥民才得以接济。此后，城镇食粮逐渐依赖于洋米，陷入外国资本的控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