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红土坎往事
  梁生刚
  老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生活留给人们的，是沁入骨髓的尘封记忆，在不同的地方，总有相同或不同的境遇，还有数不清的往事旧话，让人难以忘却。如今的红土坎人，不时会回首远去的岁月，追怀那些悠悠往事。村庄形成
  吉阳区的红土坎村，地处红土地带，是个汉族聚居地，在榆亚大道路边，离吉阳墟镇不远，四周有新村、田独、安罗、干沟、榆红几个黎族村庄环绕。这个村庄不大，看上去很普通，远近却无人不识。今人的谋生方式，是以种菜、做蔬菜生意为主，以民居出租为辅。
  红土坎何时建村，没有任何文字记载，村里人也讲不清了，但大概知道时间不是很长，开始只有二三户人家，在不同时期人口逐渐增加。村民的原籍构成有些复杂，有广东、广西、海南三省的，省内有14个县（除了中部地区）的。过去这里曾经是小村庄、小集市、小墟镇，后来又回归小村庄。深入了解这个地方一些往事，或能获得更清晰的认知。
  红土坎村的形成，以及有一段时间的繁华，应与所处位置、附近盐田开发、田独铁矿开采有关。当某处的物产丰富，或涌入更多人口，就有生活及商业需求，有生意可做，发展机会也多。村前有宽阔平坡，村后依偎大茅河，周边是黎峒，崇山峻岭绵延，平地丘陵交错，有木材、藤扎、椰子、米谷、牛皮、牛猪、槟榔、沉香等物产。红土坎适逢其会，成为区域性的物资集散地，进行贸易的墟市，甚至是某个时期的政治及经济贸易中心，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从不远处大茅岭发源的大茅河，一路上有细小溪流不断汇入，流经红土坎村后，继续朝东南方向流入大海。河道本身有1米多深，能行驶较小船只。当海水涨潮上溯涌入，潮汐落差接近1米，最大潮有1米多，较大船只也能进出，就成了一条畅顺的通道，于是建起了简易码头。河面上不时有帆船或摇橹小船来往，货物都从这里装船运往西营、北海，外来船只运载的生活用品从这里卸下。
  海南岛在唐代已有盐业经济，近海百姓煮海水为盐，至明代进入全面发展时期，清代又有新的举措和发展。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福建华侨胡子春等人在崖州（今三亚市）港湾建筑大盐田，直接引导海水晒盐，不少地方亦步亦趋，兴建了多处大小盐田。
  在红土坎的南边，有大片低洼地、盐碱地，直接通到榆红的响土村一带，很适合建造盐田。有海南文昌华侨前来考察后，就开始投资开发，也带动了其他人前来投资。为修建这一带的盐田，从岛内各地（除了中部地区）招收几千名工人，以后许多人留下当盐工。
  有些人踏上这里，就不想再回去，他们要么自己建房经营些什么，要么给人帮工，慢慢地溶入了这里的生活，在这里娶妻生子，也有别处的女子被人介绍来，到这里嫁为人妻。
  村庄旧事
  那时候，盐政机构、盐警队都设在红土坎村，大小盐田与这里的关系很密切，每天都来采办生活物品或生产物资。这里也发生过一起红色故事，那是在1927年，我党组织事先派人打入驻在红土坎的盐田实业团（盐警队）当团丁，于是在12月初发动藤桥起义之前，通过里应外合夺得步枪12支，接着又顺势夺取民团枪支6支。
  海南早期的环岛公路（不是现在的），从红土坎村地段通过。1928年始建环岛公路，是县长王鸣亚利用“丁卯水灾”（1927年，即夏历丁卯年，宁远河水泛滥成灾，百年罕见）救济款光洋2000元作为筑路启动资金，要修筑总长为124公里的崖县路段。1932年9月，崖城至藤桥公路基本建成，但通车只达三亚（竹络岭未打通）。至1934年夏季，崖藤公路（至陵水交界）76公里才全线贯通。
  日军1939年初侵占海南岛，从朝鲜、广东、台湾、香港、澳门及海南多处，诱骗或强制征用了大量劳工，自1939年8月开采田独铁矿山掠夺资源（石原产业株式会社），将铁矿石用火车运到安游码头装船外运，还修建一条连接田独铁矿、安游码头、八所港、石碌铁矿的铁路，这条铁路就从村旁架桥通过。
  在日据时期，田独铁矿是日军的重点保卫目标，在周边驻扎了不少兵力。日本人看中红土坎村离矿区不远，又是商贸小墟镇，交通便利，地域广阔，有利用价值，就当成了一处重要治所、生活营区、经济特区。在村前坡地（现南油辖地）上，驻过日军分遣队，办过日语学校、血清工厂、日货商店，开设专门接待日军军官的“慰安所”。日本人还在红土坎村烧过砖瓦，旧砖窑在十几年前才被村民彻底拆除。
  1939年6月至1940年2月，红沙、田独一带的“维持会”设在红土坎。到了1940年1月，日军将三亚港、榆林港几百户人家强行迁到红沙墟，将红土坎“维持会”合并入红沙“维持会”，分设田独、红土坎、荔枝沟三个办事处。此时，红土坎的治所作用已经降低，其他状况却差别不大。这一时期的商贸活动，虽然表面光鲜，却不是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
  在日据中后期，政治经济的重心已向红沙墟镇转移，附近盐业又处在萧条状态，对红土坎的经济生活产生了较大影响。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日方人员全部撤离，田独铁矿关闭，各地招来的大量工人也分批遣散，周边外来人口迅速减少，于是商贸活动一落千丈，市面状况一片凋零，进入了萎缩时期。自此之后，更是一蹶不起。
  特别要说的是，当年日本人投降时，国民党的派出部队和驻地日军部队，在村前坡地举行了简易受降仪式。日军将枪支弹药全部交出，不少人见证了这个难忘的时刻！国民党军队随后在这里驻扎。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军在这里设立了陆军教导队，好久才搬到干沟村对面的新营房，但沿用“红土坎教导队”的名称。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乡村风情
  这里之所以成为村落，关键是村后面有条大茅河，这条河流滋养了村庄和生灵。从大茅岭一路顺过来的弯弯河道，到这里就变得宽畅起来。虽然河水的流量不大，流域也不长，但由于连通了大海，哪怕是最干旱的时候，这一地段的河床也不可能会干涸。
  在大榕树的树底下，宽敞而凉爽，也很热闹，是码头货物交接、有关人员休息、小贩摆卖货物、进行娱乐活动的好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有人在大榕树处挖沟，就刨出了一些锈斑铜板来，想来应该是那个时期的遗物了。
  在过去的光阴里，每当盛夏季节，轻风摇动大榕树树冠，地面上洒下跳荡的光影，河面上波光粼粼，一股带着淡淡咸味的气息扑面而来。对这条河流和大榕树，村里的孩子们从小就亲近，一有空就忙碌起来了，在大榕树下唱歌、玩耍、听大人讲故事，在清清的河水里恣意打水仗或比赛谁游得快，或者捞虾摸鱼抓螃蟹，玩得特别开心，河面上不时荡起嬉戏的笑声。
  红土坎人的捕鱼方式，是一门独特的技艺，使用与众不同的网具。网架和渔网是自己制作的，将两支弯竹（用火烘烤加工）绑成十字形，就成了网架。用粗纱线织造了边长四米左右的正方形纱网，还要用蛋清浸透后再晾干，制成了较耐用的渔网。在网架的四个竹脚上绑定一张渔网，再用三米多长的竹竿系在十字形弯竹中央，这就是捕鱼的网具了。捕鱼过程称为“封鱼”，提着一副网具在水中起放，很像是提着灯笼的样子，放下水底后几分钟后又提起，有鱼虾时就用捞网从鱼网中间捞出。将湿透的网具从水中提起，这活儿不轻松，要有一把子气力才行，只能是青壮年人干的营生。
  “封鱼”要等海水退潮以后，一般是在傍晚或夜间，只在及人半腰深河水的浅水区时进行，通常是四五人相约行动，站在水里一起放网收网，每张网具的位置间隔四五米。“封鱼”时不能站定一处，需要边收放边移动，通常是从下游处盐田地的进出水口上溯至上新村区域，约走了三里地，就能收网回家了。
  在河水半咸淡的区域，大概是可摄食的养料较多，捕获鱼虾蟹的机会也较大。鱼有山钻、银米、西鱼等品种，虾有白虾、草虾、角虾等，蟹有青蟹和红蟹。这是一项很辛苦的劳作，总归是不会白忙的，大家辛苦了两个多钟头，每人起码能捕获两三斤，最多时还有十多斤的，很少有空手时候。村里的亚临伯说，有人曾经捕到仅一条就半斤多重的大角虾，也有人捕到十几斤重的大鱼，让人非常兴奋！
  在天气干旱而上游水流较小，又是海水大退潮时，周边的黎族群众，还有一种多人参加的捕鱼方式。具体作法是在河床的两端，各由一二人手持粗藤条的一头，沿着河面拖曳而行，另有一二十人跟在粗藤条的后面，边行走边观察边捉鱼。初时看了谁都会感到很奇怪，这样也能捕鱼吗？但久了就看出门道来，原来是粗藤条拉过以后，受惊吓后的鱼虾就赶快伏地隐藏，一动也不动了。什么形状才是鱼虾蟹，有经验的当然看得很清楚，一抓一个准，有不小收获，心情满是喜悦。
  这一带的河边滩涂，有一种很特别的海螺，当地人叫“牛脚螺”，意思是像牛蹄那样厚实坚硬。它总是蛰居在靠近植物不远的沙质浅土中，个头很大螺壳很厚，螺肉却是很小，明显不成比例，不过肉质细腻，味道鲜美。捕获“牛脚螺”的方式很特别，看准了某个区域后，就以农用七齿耙为工具，依序一遍遍地浅耙，听到咣当一声响，就是耙到“牛脚螺”了。村里人说，这种“牛脚螺”只生长在沙质滩涂，主要是从上新村至榆红的响土村一带，以红土坎村区域较为多见，似与本地咸淡水交合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