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黄道婆是历史公认的在纺织事业上具有巨大贡献的杰出女性，关于她的身世与出籍，有人说是松江乌泥泾人，有人说是崖州汉人，这两种说法已经争论了许多年，至今也没有定论。借助于三亚市政协开展“黄道婆在三亚”研讨的东风，也借助我们多年来对于黄道婆深深的愧疚与虔诚的小心探究，今天我们要在肯定黄道婆是崖州人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见解——黄道婆是地地道道的崖州黎族人。
  此话应当从元朝人王逢的《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并序》和陶宗仪的《辍耕录》卷二十四《黄道婆》说起。这两篇文章都没有任何语法毛病，但仔细一看就知道王逢与陶宗仪的说法不一致，一个说黄道婆“少沦落崖州……片帆鲸海得风归”，一个说“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两者说法相反，一回与一去之词，竟然造成极大的反差，留下了很难释解的亘古之谜，而且引来了后代的许多文人墨客的源源不断的莫衷一是之争，就连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也拿不定主意，在展示黄道婆的塑像时不得不同时附上王文和陶文。
  正确的结论在哪里呢？这又是为何如此这般呢？又是谁造成的呢？我们不妨带上几个疑问去分析。
  一、为何《崖州志》一书竟然对黄道婆避而不见？
  在《崖州志》整本书籍中仅仅看到《遗事》部分（1962年修补，从《广东通志》上摘抄）附上陶宗仪的文章，在“墟市”和“土贡”篇章中竟然没有关于黎族纺织工艺和“布”的记载，这首先是忽略了黎族的纺织历史。据有关文字的记载和专家学者的考证，黎族人在一万年以前就发明创造了手摇轧花机、弹花竹弓、踞织机、织带机等纺织工具，到了商周春秋战国时期就普遍掌握了棉花纺纱织布技术，到了秦汉时期已经生产了宽幅而长匹的白布和织锦。《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汉武帝末年（前87），“珠崖太守会稽孙幸调广幅布献之，蛮（土著）不堪役，遂攻郡杀幸。”“广幅布”就是黎族特意贡献给朝廷的一种布。在人物志一、二、三的篇章里不辞劳苦地罗列了许多人物，其中有超过100位的极为普通的汉族女性，却没有一个字提到黄道婆。黎兴汤先生在《黄道婆研究》一书中说到黄道婆是迁徙至崖州居民中的“青徐流人”之一，“起初居住在崖州州治所在地水南村，再到崖州城，后来才在城西二里的广度寺（俗称观音庙）中居住”。这就怪了，她在崖城居住了长达37年之久，即使不能遐迩闻名，也应当跟她的同辈或者晚辈们一起上了《崖州志》的“红榜”，可是为什么偏偏没有？是不是黄道婆得罪了当时的什么人？说到此，只能说明黎兴汤先生在书中说的话不正确。羊中兴先生在《黄道婆评传》一书中说到：“由于黄道婆只是农村妇女，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出身极其微贱，所以在汗牛充栋的正史之中是找不到她的位置的。既然有关她的记述连蛛丝马迹都寻觅不得，她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岂能不遭人质疑？这并不是黄道婆本人的过错，而是元明以来的那些执政者和御用文人们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这些话说得在情在理，但还没有说到正点上，应当说，黄道婆只是一个被封建阶级奴役的黎族劳动妇女，身世极为卑微，在当时当地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非常严重的社会背景之下，即使为人类做出多么伟大的贡献，也进不了封建剥削阶级的视线，只是到了被历史事实逼得实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给予一种模棱两可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事实上他们拥有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瞒天过海之能事！1937年国民党编写的小学生教材里就把黄道婆说成是福建人。大家再看看，不管是1900年、1914年，还是1962年修订出版的《崖州志》，都没有表现好的黎苗族人的名字（所谓的坏人就有名字），而且用大篇幅的文章来写朝廷官兵如何围剿黎苗族百姓。从历史事实上看，朝廷围剿黎苗族百姓的理由只是不肯纳税，不上缴贡品。围剿无辜百姓一般只是武官们的事情，但封建文人们却也参与了进去，往往把流血事件当成特大新闻写得痛快淋漓。难怪郭沫若在1962点校到海瑞等人写的《平黎疏》时讲到这样的一句话：“……既无此方便，且亦无此必要。黎汉本为兄弟，今更无分畛域，此类往事，直类恶梦，即全部忘失，亦无不可……”这些事实足以说明是封建文人一直霸占着文化宣传阵地，不让黎民百姓说话，黄道婆之所以不能在《崖州志》上出现，完全是他们轻视黎民百姓的结果！
  二、为何陶宗仪与王逢说法不一致？
  查看历史，从时间上算，王、陶二人的记述都是在黄道婆到乌泥泾的半个多世纪之后，陶在时间上间隔51年左右，王则达65年之久，而且在年龄上他们之间相差70岁以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黄道婆的记述，只是黄道婆去世的半个多世纪之后，王、陶二人出于同情心或者是某种责任感而进行的一种回忆性记录，因时光流逝记忆不清，粗略或不准确的记载在所难免。再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往返于上海与崖州之间进行调查了解和寻根究底，最后以大概的方式去定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北京大学的王重民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就对王、陶的文章作了比较，也指出它们之间有几个地方提法不一致。从两位文人的说法不一上看，我们完全可以产生怀疑，两位文人到底是见过黄道婆本人，还是从道听途说而得知有一个叫黄道婆的人曾经在上海生活？是不是两位文人因不是很了解黄道婆，但又因为无聊而其中有一人有意编造故事、有意糊弄后人？德国维尔茨堡大学汉学研究所的戴埃特·库恩先生对黄道婆也表示怀疑。他在《关于十三世纪黄道婆的传说——从纺织能手到种艺英雄》一文中说：“至今我们还未掌握可告诉我们关于黄道婆的身世以及成就处于13世纪黄道婆同时代的原始资料，而关于她的一生中最重要的和不容怀疑的活动则源于公元1362年和1366年的记载，极可能是她去世后的半个多世纪。”他还认为，王祯约于1302—1303年完成1313年出版的《农书》，已有轧花机和弹弓的图文介绍，所以“黄道婆或许不是作了改进的纺织专家”。种种迹象表明：由于黄道婆连同她本人的伟大事迹被人为地埋没，她在海南黎村也好，客居上海也好，她始终都很难得到应有的书面记载，只能泛泛地存留在一些好心人的口头之上，一旦时光流逝许多年之后，她就会变得模糊不清。黄道婆与唐代的卢媚娘相比可真是悲惨之极——同样是从南海出去的纺织奇女，但卢媚娘还在非常年轻之时就被顺宗皇帝称为“神姑”，宪宗皇帝赐给“金凤环”，当道士回归南海时又被赐号为“逍遥”，她去世不久就被宫廷文人详细地记录到《杜阳杂编》这本书上，而黄道婆自始至终一个名分也没有。难道黄道婆的贡献不比卢媚娘的贡献大吗？
  三、为何人们称黄道婆为黄四娘、宋五嫂？
  崖州地区早有这样的一则民间传说：黄道婆出生于宋末的崖州北厢（今崖城镇官塘村一带）一个黎族人家，16岁时嫁给西厢（今崖城镇西关村）姓宋（汉族）的第五儿当媳妇。丈夫早逝，不生育孩子，受公婆的责难和旁人的指戳，后出家当尼姑，仍然遭到闲言闲语的纷扰，无奈到南山拜师学艺，再不回崖州城，并和黎族妇女改良纺织工具，改进工艺，在南山居住30多年，50多岁离开南山到上海……
  王逢在《黄道婆祠并序》后段中述：“乡长者赵如珪，为立祠香火庵，后兵毁。至正壬寅，张君守中迁祠于其祖都水公神道南隙地，俾复祀享，且征逢诗，传将来。辞曰：前闻黄四娘，后称宋五嫂……”这段叙述与崖州的民间传说大体上对应，是可信的，黄道婆16岁嫁宋家老五为妻，她一定不会忘记自己在娘家里排行老四，俗称四娘；在婆家，丈夫排行老五，人们自然会称她为五嫂。我认为这两个称呼是随人从崖州带去上海的，因为她老了，不可能到了上海再行结婚、再得称号。应当说是陶、王二人不会知道也不会清楚黄道婆在崖州的一切情况，只能根据黄道婆留给上海民间的芳名和好心人的传扬来叙述自己的主观意识。
  四、为何黄道婆“少沦落崖州”？
  王逢说：“少沦落崖州……片帆鲸海得风归。”有专家认为黄道婆或从海上或水陆兼程沦落崖州；也有专家认为，八岁当童养媳，受不了夫家的虐待而沦落崖州，寄居崖州37年，学成后回上海。这些看法好像给王逢的话作了补充和解释，其实不然。
  水陆兼程来也须历时长久。处于战乱的南宋末期，战火烧遍了整个中原大地，灾难殃及了大江南北。无所适从的人们肯定是要逃难的，但是，一个小女孩，躲进家里还来不及，甚至日常生活环节中还会哭鼻子，她跟谁逃？几个人逃？为何要千里迢迢、跋山涉水逃到崖州来？她身上能带多少食物、衣物？春夏秋冬，多少个日日夜夜，刮风下雨，炎热酷暑，寒冬腊月。她必一路乞吃、讨穿，不在路上冻死，就在路上饿死或累死，否则，将被人家捡养和收养才能活命。不管是逃婚还是逃难，谁能保证路上不会遇到危险？如果是逃难求生，她到浙江、安徽、福建或江西、湖南、广东便可以安全落脚，为何要到崖州这个终点？假如有人携带，最少有三五人的小群体，但没有这方面的文字记载。水陆兼程必须经过琼州海峡，八仙过海都各有一件护身宝物，一个小女子她身有何绝技，能一跃过海？人们还记得人民解放军解放海南时，原定南下部队在琼山和文昌的交界处曲口登陆，由于风向和水流的变化不得不飘到临高角才上了岸，尚且有熟悉水路的船家做向导，这一飘相差近200公里，险些全军覆灭。再往后退700多年，又有几只木帆船只稍一跨就能上岛？再退一步说，可以上岛，为何不在海口、琼山、文昌、琼海或澄迈、临高、儋县一带落脚，非要到崖州崖城的大蛋港不可？人们常说：“不怕崖州鬼，就怕崖州水！”难道何方神仙早就托梦给这位上海小女子，在遥远的天外——崖州荒凉冷落的黎寨里，有黎族妇女在那里织锦、刺绣、制筒裙，且有夺天造地之工艺，使她不畏千辛万苦，不惜生命安危非要直奔到那里去拜师求艺不可，学成后再回上海发展？
  五、黄道婆为何要独居崖州三十七年？
  “寄居崖州三十七年，跟黎族妇女学艺，五十多岁回上海传授……”也是荒唐之言。照此推论，黄道婆居住崖州，熬了近半个世纪，身无分文，也必有一个生存的空间，而且又要参加生产劳动才能维持生计。那个时代贫苦人没有农田耕地，除了极个别的黎酋霸主，绝大多数人以刀耕火种为主，用锄头等简陋工具挖山地，种瓜、豆、地瓜、旱稻，维持平日的生活。这么漫长的日子，除了有一间草寮外，还要有一个小家，有一个男人做依靠，否则，将无法度过这艰难的30多年。如果真的这样，她在崖州已度过她的大半生，到上海时已经是风烛残年。按黎族的风俗习惯，除了丧偶守寡、疯子、残疾（不能生育）、枇杷鬼外，没有一个孤身的女子单独度过一辈子。而黄道婆的少年——青年——中年，这段美好的青春年华是在崖州度过的，一个身心健康的女人，她不会接受世俗的白眼，她必有所感、有所思、有所爱，有她应该追求的东西，否则，从心理和生理上分析都不符合自然规律，违背了人之常理。
  人们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按黎族的传统习俗，这类的传统工艺和技术是不传授异族的，尤其是在那个历史时代，对待异族是绝对不能传授的。再者，对于纺织工具来说，不管它多么珍贵多么难得，主人过世后一定作为陪葬品搬到墓地放在墓旁，任凭风吹雨打日晒腐烂，也不留给后人，后人要用只能找人重新制作，而且制作这些工具只能由其丈夫或是情人才行，一般人是不会帮作的。这种习俗，在崖州黎族的山歌里头有真切的反映。
  700多年前的那种历史背景下，一个上海小姑娘独居在崖州黎族村庄30多年也是绝对不可能的。退一步说，就算能学到黎族妇女的纺织工艺和技术，织锦、刺绣、筒裙3项用10年时间便可以掌握，再用10年巩固加熟练，已达到炉火纯青运用自如的地步了。这时的黄道婆才30岁左右，她是一个有抱负有志向的人，为什么不在这时离开黎村，而到了50多岁才返回上海？
  六、黄道婆为何要去上海？
  黄道婆在知天命之年去上海，有两种可能：
  其一，商家重金聘请。元贞年间，是元朝建国初期，社会政权相对稳定，举国上下已经开通口岸，通航经商。琼沪之间必有商船商家的往来，懂行情的商人绝对有可能贩运黎族的工艺精巧的纺织品，先传到海南汉区，后远销大陆。黄道婆既然是个心灵手巧的纺织艺人，商家一定会意识到纺织业的发展需要这种人才，因而绝对可能看好并用重金聘请她到江南去传授技术，以谋求更大的利益。黄道婆到江南后，看到产品供不应求，但纺织工具落后，所以她把从崖州带去的技术和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从多方面想方设法去进行改良，让布料能够成批和大量生产，并且做到既满足供求关系又具有欣赏价值。像王逢诗所云：“崖州布被五色缫，组雾云灿花草。”经黄道婆口传身教，当地人也会织出许许多多缤纷夺目、栩栩如生、传神入化的珍品。
  其二，地方官府的选派。元初是西北少数民族统治的中央集权，蒙古人想必也喜欢织锦、刺绣之类的布料。通过商家的介绍及各种途径，官府可能得知崖州的黎族有这方面独特的纺织技术，因此，地方官府相互疏通选派技术人才去帮助纺织业发展。既然选派就必须挑选最优秀的人才，而黄道婆又是当地黎族妇女中的能工巧匠、才艺超群，当然是最佳人选。我认为黄道婆是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去上海的。黄道婆绝对是上过学且懂文化识大体的人，她早就通过某种渠道学到了比较流利的汉语，这样她到了上海之后才能顺利地传授技术、改良工具、改进工艺，使得当地的纺织业迅速发展起来。正如陶宗仪所说：“……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总的来说，黄道婆年少沦落崖州的说法疑问太多，而黄道婆从崖州去上海既有史书记载，又有民间故事流传，证据多多，疑点少少。既然黄道婆没有来或到崖州的可能，也就没有回或归上海的理由，那么，只有去上海或来上海的理由，如陶宗仪说的“自崖州来”就是这个道理。沦落或飘流到崖州的黄道婆根本就不存在，而去上海、到上海、来上海的黄道婆是绝对存在的事实，不可颠覆的事实，所以说，去上海的黄道婆是地地道道的崖州人，具体说是土生土长的崖州黎族妇女。
  李荣国，笔名亚根，男，黎族，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海南省三亚市人，1964年1月出生，广东民族学院中文系本科毕业，现为琼州学院民族研究基地研究人员。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文联理论与评论委员会委员、三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学术专著《黎族舞蹈概论》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婀娜多姿》、《老铳·狗·女人》和散文集《都市乡村人》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散文集《都市乡村人》获中国散文学会、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华之魂优秀文学作品奖”一等奖；艺术论文《黎家与道家乐舞的和谐际遇》获首届海南省文艺评论奖二等奖。
  李和弟简介及照片见《黎族腰机文化和黄道婆的贡献》文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