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黄道婆的身世，如黄道婆的真实名字，黄道婆的生卒年月，黄道婆的家系渊源，黄道婆的婚姻家庭子女，黄道婆在崖州（今三亚）确切的居住地，黄道婆离别崖州终老松江乌泥泾（今上海）的主要原因，等等，历代史志记述近乎空白，无从查考。而流传于崖州、松江两地的民间传说，也多为后人所杜撰，以致真伪莫辨。
  尽管如此，黄道婆是生活在中国13世纪的一个历史人物，却绝非神话传说。这一历史人物的真实存在，和她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伟大纺织科学家的历史地位一样，是毋容置疑的。
  黄道婆的籍贯，自20世纪80年代周振东先生在《广东民族研究论丛》（1986年第一辑）推出《黄道婆籍贯考辩》一文后，几成定论的黄道婆这一历史人物的籍贯，作为黄道婆研究的又一个学术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并在史学界进行认真探讨，其中包括海南岛是否中国最早的植棉地、黎族是否中国最早纺织棉布的民族，等等。一个历史人物的籍贯及其生平，与这一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空间、社会环境和地理风貌密切相关。对黄道婆籍贯及其生平的探讨，可以更全面了解宋末元初地处海南岛南端的崖州和地处江南沿海地带的松江两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状况，追寻黄道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伟大纺织科学家的成因，具有积极的意义。
  黄道婆籍贯松江这一普遍说法，源于元代诗人王逢《梧溪集》的记述：“黄道婆，松之乌泾人。少沦落崖州，元贞间，始遇海舶以归……”而周振东先生在《黄道婆籍贯考辩》一文中提出“黄道婆崖州人也”的说法，其重要的依据之一，是元代学者陶宗仪《辍耕录》的记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
  王、陶二文，可以比较一下：
  第一，王文对黄道婆的记述，是诗体语言，陶文对黄道婆的记述，是笔记实录；
  第二，王文对黄道婆在乌泥泾“躬纺木棉花”、“织崖州被自给”、“教他姓妇”的记述，仅点及而已，叙事不详，陶文对黄道婆在乌泥泾教人“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的全过程以及“织成被、褥、带、帨，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灿然若写”的描绘，具体生动，详实逼真（是一段不可多得的极其珍贵的中国纺织史料）；
  第三，王文是黄道婆史迹的第二记录，陶文是黄道婆史迹的原始记录。
  其实，陶宗仪的《辍耕录》已经清清楚楚地交代了黄道婆的籍贯：“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细读陶文，陶宗仪是以自己作为松江当地人的角度和语气来记述从崖州远道而来的“一妪”黄道婆这个陌生的他乡妇人的。陶宗仪作为松江当地人，记述全文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这位从崖州远道而来的黄道婆一片尊崇和感恩之情。文中对黄道婆“自崖州来”的“来”字之表述，在这里完全没有“归”的意思，只有“来”字的本义“到来”的意思。
  周振东先生曾于20世纪80年代几赴上海等地反复考察黄道婆史迹。在周振东先生几万字的调查笔记中，有他走访当地各界人士和大量查阅当地史志的记录。其中对黄道婆因不堪忍受童养媳生活（公婆的虐待）而离家出走的传说的调查，费时一个多月，记录一万多字。结论是：
  1．这一传说不是当地百姓自古以来口口相传的，而是现代一些文化人煞费苦心杜撰的；
  2．宋末元初期间，松江地区不存在所谓“童养媳”规俗；
  3．当地人士普遍认为，一个10岁稍长的女孩不可能萌生和作出如此冒险（风雨之夜孤身一人离家出走，直奔黄浦江搭乘陌生的商船随船漂泊）的亡命举动；
  4．黄道婆去世后，第一个为之立祠的乡绅为赵如珪，立祠时的诗文均未提及黄道婆籍贯，庵“后兵毁”几十年后，第二个为之立祠的乡绅为张守中。王逢是应张守中之请前来为黄母祠作诗献辞的。至于陶宗仪身后几十年的王逢，何以将黄道婆表述为“松江乌泾人”，那只好去问这位诗人了。
  周振东先生《黄道婆籍贯考辩》一文对黄道婆籍贯及其生平的考证，发前人所未发，用功甚艰，虽不够全面，也有欠缜密，但却言之凿凿，入情入理。黄道婆，崖州人也！
  从《尚书·禹贡》关于“淮海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史记·货殖列传》关于岛夷“榻布千匹”和《后汉书·南蛮列传》关于“孙幸为珠崖太守，调广幅布献之，蛮不堪役，攻郡杀幸……”等文献记载来看，海南岛黎族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植棉史，也至少有2000年以上的纺织史。有如此悠久漫长的植棉、纺织史的海南崖州，产生一个对中国乃至世界纺织业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黄道婆，是时势所归，是历史的必然。
  黄道婆，一颗从天涯海角升起的璀灿的织女星！
  游师良，男，汉族，中共党员，主任记者，海南省三亚市人，1950年10月出生，大专学历，原在三亚市旅游局工作，现为三亚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系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散文《鳌山红豆》获2007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作品二等奖；散文《墨香长留天地间》等入选作家出版社散文集《洞天花鸟亦神仙》；小说《望阙亭》、《钟芳中进》入选大众文艺出版社海南小说选集《二十九种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