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元朝初期，元世祖忽必烈借《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这一举措，博得汉人的拥戴。忽必烈又能善于恢复正常的统治秩序，因此国势日趋稳定。同时忽必烈更会相机行事，在全国积极推行“优农”政策，努力削减对人民的赋役负担，一方面大力兴修水利，一方面又奖掖垦荒，致使农业生产一时得到了相应的发展。此时生活在崖州的黄道婆，正好赶上了“好日子”。崖州的宁远河流域，在元初时，处处种满了棉花，故史上有“有地皆棉”之称。崖州人的院落内，作为一种景观，寓意丰衣，多见植以棉株，直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笔者家的羊栏边，仍遗存有一棵老棉树，花期满树皆白，煞是好看。崖州人素有教女学织的传统，同内地人教女习“女红”一样。女子从7岁起，便要坐在母亲的纺车旁学习拧纱条，故而有了崖州“有女皆学织”的说法。黄道婆生活在崖州时，正是棉纺繁华时期，到处是生机勃勃的景象。这里有一首古老的崖州歌谣，足以证明当时的情景：
  棉花开时花接天，
  侬手不离纺纱机，
  哥摘棉花不怨苦，
  侬纺纱条到鸡啼。
  黄道婆年轻时，就虚心向崖州妇女，特别是黎族姑娘学习棉织纺艺。当地妇女教给黄道婆一套完整的棉纺工艺技法，从脱棉籽、拧纱至分纱条等工序。又亲手扶着她第一次操作纺车。黄道婆心灵手巧，一经黎家姑娘的点拨，便如轻车熟路，不用多时，便当行出色。她细心观察了黎族妇女千姿百态的黎族花裙图案而成竹于胸。年长之后，更是心慕手追，心里爱慕，手上模仿，织出来的黎族筒裙与“崖州双面被”，真的达到了乱真的地步。
  黄道婆又在黎族妇女织绣的“团凤”图案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把黎家绣被上原来长了尾巴短了翅膀的凤凰画面，去偏就正，使得原先的“团凤”变得栩栩如生，准确完美。我仍记得，1952年，我的娘子嫁到我的家里时，丈母娘亲手织成的两份“压彩”崖州斑布（崖州习俗，娘家送给郎家的礼物，称压彩布）和一床崖州双面被，我猜都是依葫芦画瓢，萧规曹随的。按传统纺织的图案，用以精细的手工操作而制出来的吧。
  现在，笔者的手头上仍珍藏着20多件崖州斑布和黎族“龙被”等纺织品，都是清代和民国时期遗存的织品。所有这些藏品，均反映了崖州人民特别是黎族妇女那超人的聪明才智。所有这些财富，也为黄道婆后来的研究夯实了基础；为黄道婆成为中国第一个举世闻名的伟大棉纺革新家创造了先决的条件。不久，黄道婆又改革了黎族的对口开襟、无领、胸襟绣有花纹的黑蓝色“婚服”。她改以红、黄二色相配，成为婚服的主要色调，在构图上增加了两人携手同行的画面，加强了喜庆氛围，从内容上丰富了原来较为单调的“团凤”、“棋局”等图案。改革设色后的“婚服”，更体现了女性的魅力，使得年轻的姑娘穿出了青春之美，年长一点的妇女，也穿出了秋色之艳，表现出黎族女性的仪态大方与优雅。难怪崖州有一首老少咸宜、人人会唱、脍炙人口的古老民谣：
  黎妹仔，
  穿筒花，
  不嫁民，
  欲嫁官，
  妹穿裙，
  官喜欢，
  穿出门，
  人人夸。
  由此可见，由崖州黎族妇女共同绣织，后经黄道婆改革创新的黎姑“婚服”，不仅在织绣技艺上巧夺天工，更具呼之欲出的动人画面。这也是其魅力之所在。
  正因为黄道婆接受了崖州大地母亲的渥泽，不断地成长、不断地充实自己，才使她在纺具制造上做出了革新和伟大的贡献。黄道婆似印刷工校改印刷清样一样，经过无数次印刷清样的校改，最后将原先落后的纺车，改制成一套捍、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技术的革新，为促进生产的成倍提高，促进崖州棉纺业和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一定程度的基础。
  元贞年间（1295—1297），黄道婆远别崖州，回到了上海乌泥泾，她把在崖州完成的棉纺技术，教示当地人纺织“崖州斑布”、“崖州被”和黎族特有的“双面被”。这类纺织品很快地从上海畅销到全国各地乃至西欧各国，备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崖州被和“双面绣”织艺更是闻名于世。崖州的纺织业也早于世界各国近300年。故西方人称：“中国的棉布，穿暖了他们西方人的祖先。”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国伟大的女棉纺革新家——崖州大地母亲哺乳出来的“中国衣被之母”——黄道婆。
  蔡明康，男，汉族，中共党员，海南省乐东县人，1936年11月出生，海南师专中文专业函授毕业，副编审，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三亚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学术作品《红楼梦传入苏联考》由《人民日报》（海外版）刊载，《郭老到天涯海角寻石嵌诗琐记》被中国现代文学馆征集入书。已出版诗歌集《天涯吟草》（海南人民出版社）、《竹心集》（经济文化出版社）；散文集《斑竹横吹》（时代文艺出版社）、《春水绿波》（南海出版公司）、《海天漫笔》（南海出版公司）；文化随笔集《三亚民间书契寻真》（百花文艺出版社）等。获海南省文学开拓者十佳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