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崖州志》说：“疍民世居大疍港”。然何世始居，则语焉不详。而据州志“兵制”篇载，宋代军制，崖州编有“疍兵”，“以疍人为之”。由此可知，疍家人早就来到了吾乡崖城，且在宋时已人丁兴旺。疍家移民在宁远河口港湾东侧海滨上聚族而居，以至形成了两个颇具规模的疍家村落，近港而较大者曰大疍村，东邻而稍小者曰小疍村。其港亦因此名之大疍港。
  南宋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道：“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蜑（同疍）也”。“凡蜑极贫，衣皆鹑结。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妇居短篷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儿自能孩，其母以软布束之背上，荡桨自如。儿能匍匐，则以长绳系其腰，于绳末系短木焉，儿忽堕水，则缘绳汲出之。儿学行，往来篷脊，殊不惊也。能行则已能浮没。蜑舟泊岸，群儿聚戏沙中，冬夏身无一丝，真类獭然。蜑之浮生，似若浩荡莫能驯者，然亦各有统属，各有分界，各有役于官，以是知无逃乎天地之间。”以上所述的是钦州之蜑。又，“广州有蜑一种，名卢停，善水战”。疍家是个有点神秘的族群，关于其渊源来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种传奇我以为或许是真的。说是疍民的先人乃越王无诸的遗民，当年抗击汉朝大军失败后，便亡命江海，流散闽粤，以“负罪”之身遁迹水上，以致后代也因为这样的“反动出身”而备受歧视。
  有关闽地疍民在封建时代苦难生活的记述所在多见。疍家人世代以船为家，不得陆居。他们浮家泛宅，上限于篷，下囿于舱，日常起居，蹲踞而行，曲膝而坐。逐潮往来，或捞鱼虾，或渡客运货，聊以为生。境况稍好者，也只能在僻港荒滩水边，植四根木桩，扎个架子，搁上废旧的船艇，或搭个竹架篷，作为安置老幼的“后家”。疍民不仅陆居受限制，更有甚者，上岸不能穿鞋，雨天不得打伞，喜庆不准张灯结彩等种种歧视欺侮。知道闽地疍民如此恶劣的生存状态，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何要漂泊他乡了。
  为了寻求生存空间，许多疍民浪迹天涯。吾乡崖城于是成为了流离而来的疍家人的一方乐土。
  《崖州志》关于疍民的记载只有几句：“男女罕事农桑，惟缉麻为网罟，以渔为生。子孙世守其业，税办渔课。间亦有置产耕种者。妇女则兼织纺为业。”《正德琼台志》所记大致相同，但多有两句：“居海滨沙洲，茅檐垂地，或从屋山头开门。”“其在崖者，或种山园置产，自相婚娶，养牛耕种。”史料虽然十分简略，但从中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重要的信息。
  非常明显，疍家人在崖城的生活环境宽松而优越了许多。首先是告别了动荡的舟居而得以安定的陆居，且居者都有其屋。尽管其屋多是纵向式的、入口在山墙两端的茅屋，比较低矮，但毕竟是有了立足的一席之地，终于可以安居乐业了。据说直到清朝雍正年间，朝廷才解除了疍民陆居的禁令，而在吾乡的疍家人则已提前几百年得到了“解放”。幸甚至哉！再者，疍民在吾乡居然还可以“置产耕种”，这在闽地是绝无可能的，其原因恐怕不仅是因为闽之“濒海之邑，耕四海六”，地狭人稠。疍家人在吾乡可以与其他居民“资源共享”，这意味着一种来之不易的平等。当然，众多疍民还是“以渔为生”，“世守其业”。《正德琼台志》就有疍民善渔的记载：“疍人常驾舟系索于铁枪，以标其（“鰌”鱼）子，随候其毙，拽至岸取油，货至万钱者”。（所谓“鰌”者，疑为某种鲸类）。还有，对于马鲛鱼，疍民则“以网延至岸钩取之”。疍家人在吾乡看来并无受到歧视之处。至于“自相婚娶”或许是狃于风俗而自成族类而已。
  《崖州志》“纪异”篇载一则异事，似与疍家人有关。说是“明小疍村王邦相，航海大洋中。有鲨鱼欲覆舟。舟中人大惧，曰此中必有当葬身鱼腹者。各出巾试之，鱼衔邦相巾。邦相遂跃海，鱼负之去。少顷，舟覆，无有生者。鱼负邦相至南山岭湾，弃于岸。鱼垂死，邦相涕泣埋之，于小洞天下筑石成坟。邦相卒，嘱咐葬其旁。子孙至今戒食鲨鱼，祭扫其坟犹未艾云。”明代小疍村居民，应该是疍家人。那么，王邦相的故事便是疍家人勇敢无私，知恩图报的一个佳话了。
  光绪末年重修的《崖州志》注：“今无疍民。”而关于疍民的记载乃引自乾隆年间的旧志，即所述者是乾隆年间的事情了。由此可知，吾乡崖城的疍家人在光绪末年之前已经迁徙离开了他们曾经生活过五六百年的这块热土。
  疍家人已悄然去，此地空存疍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