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69年8月，我从广东潮安县红卫中学（“文革”前为高级中学）高中毕业，随即上山下乡到原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三师十二团（海南崖县立才农场）。十二团毗邻天涯海角和崖州古城，这一带自古荒凉，唐代谪臣杨炎赋诗云：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崖州在何处，生渡鬼门关。那时广东各地2000多名知青先后下乡此地，成为开发建设农场的主力军，我在十九连（龙万队）、二连（武装连）劳动锻炼一段时间后，1970年5月被调到团部，从文书收发工作做起，1971年11月调到团政治处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从此与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山沟里知青事迹上了大报
  我调到团部不久，1970年11月21日《兵团战士报》刊出《改造世界观不能“松口气”——知识青年战士蔡树深》，该文是我团报道组的广州知青肖赤栋根据我在团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讲用会的发言稿整理后被刊用的。当看到我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出现在报纸上时，心里充满莫大的喜悦，同时也产生了多为知青写报道的动力。
  那时的新闻单位很少，而党报是宣传党的大政方针的窗口，利用党报指导工作既是引领又是导向，因而兵团、师、团三级都设立报道组，都以能多采写本单位稿件在党报上登载为荣。团报道组原有编制三个人，后来缩编剩我一个人。报道组除了做好通讯报道工作外，还得经常写典型材料，帮广播站改稿，出宣传栏，办展览，到开荒大会战工地搞宣传、出快报，等等。
  为了挖掘新闻题材，我经常打背包下连队。十三连（光明队）以广州知青为主，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热情有朝气，为连队各项建设做出重要贡献。我当时采访了该连割胶班长、广州知青梁国超。小梁1968年12月从广州市来到十三连，有一段时间曾有过思想上和工作上的波动，但在老工人的帮助和影响下，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体会到一个革命青年应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胸怀远大目标，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把小梁的事迹写成报道，在1972年8月29日的《南方日报》和10月4日的《光明日报》刊出。原文是《山沟里割胶大有作为——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十三连割胶班班长、知识青年梁国超》。内容如下：
  到海南岛的山沟里干革命，有没有前途？许多知识青年经常谈论这个问题。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记得3年前我从广州市刚来到海南时，满腔热情，决心很大，想为建设海南岛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这种革命热情慢慢地冷下来，觉得自己辛辛苦苦读了十几年书，现在却在山沟里围着胶树转，有什么前途呢？思想不坚定，手里的胶刀也不听使唤了，割胶伤树率超过规定的指标，胶水产量很低。老工人老陈看到我的这种表现，就多次找我谈心，给我讲述他们十多年来的艰苦创业史。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梁，割线虽窄源头大，只有把个人的理想、前途，同共产主义事业紧紧地联在一起，才能热爱手中的胶刀，永远为革命战斗在橡胶园。”老工人的话对我启发很大。我想，这里的许多老橡胶工人，为了增产橡胶，十几年来，在这山沟里，勤勤恳恳，艰苦奋斗，为革命做出很大的贡献。他们能够这样做，是把个人的理想和前途，同整个革命利益结合起来。在老工人的耐心教育和模范行动影响下，我逐渐提高了觉悟，开始认识到，我们在这山沟里种橡胶、割橡胶，是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支援世界革命，意义十分重大，怎么能说没有前途呢？从此，我虚心向老胶工学习，刻苦钻研技术，不断摸索经验，终于克服了伤树现象，提高了胶水产量。后来，我当了班长，更好地带领全班战士，用大寨精神改造、管理林段，今年开割以来胶水产量比去年同期增加35％，使我班成为师、团学大寨的先进单位。3年多的实践，使我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留恋城市生活到爱上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决心为革命拿一辈子割胶刀。实践使我体会到，一个革命青年，应该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为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有了这样的认识，就是在山沟里也是大有作为的，前途是光明的。
  当时十二团看不到《光明日报》，是师部报道组郭钖元打电话告诉我的，我专门写信给在潮州政府机关工作的父亲，请他找到报纸后寄给我，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父亲为22岁的儿子能在《光明日报》见报感到欣慰，特地附来一些勉励话语。
  知青学到了责任与担当
  那时知青下乡的口号是“接受再教育很有必要”，十二团处于创业阶段，生活和工作十分艰苦，面对艰苦的环境，我接触到的许多知青是真诚接受再教育的，他们历经苦和累，提升了思想认识和情感认知，从创业老职工身上学到了责任与担当，对此我感触颇深，曾采访十三连广州知青小方，把他的事迹写成报道，在1972年9月13日的《兵团战士报》刊出。原文是《要使自己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某团十三连知识青年战士方金》。内容如下：
  前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天天和老工人生活在一起，他们能干的，自己也能干，产生了接受再教育“差不多”思想。一次，连里组织我们上山抬桁条，我们抬了30多条，提前完成了任务。这时我就急着收工。但连队还有40多条桁条没抬出来，连长便动员大家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把桁条抬完，又分配我们班11条的任务。我一听，觉得太“吃亏”了。可是副班长、老工人林友仁却马上组织劳动力，指挥大家投入战斗，工作中带头吃苦。为什么一事当前，自己和老工人想的不一样呢？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要使自己成为工农群众所欢迎的人，“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了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教导，使我认识到，自己虽然和老工人生活在一起，但思想感情并没有真正打成一片；和工人干同样的活，但接受再教育还差得远。这说明接受再教育，促使自己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是个长期的任务。我找到了思想差距后，工作积极主动，更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知青接受再教育谦虚谨慎
  在十二团，许多知青经受了艰难困苦的考验，表现出色，不久被提拔到各连队的领导岗位，成为基层建设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广州女知青叶竟英就是代表人物，她谦虚刻苦，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做群众的表率，我找机会采访她后，把她的事迹写出来，在1974年6月29日的《兵团战士报》刊出。原文是《永远甘当小学生——记二十连指导员知识青年叶竟英》。内容如下：
  在三师十二团二十连，干部群众一致赞扬指导员、党支部书记、知识青年叶竟英虚心接受再教育，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有着朝气蓬勃、谦虚谨慎的作风，说她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好青年。1968年，小叶中专毕业以后，从广州来到三师十二团参加建设。5年多来，在党的培养和老工人的再教育下，她进步很快，先后当了班长、副排长、副连长。1972年底又担任了连的指导员。职务变了，但她继续接受再教育，甘心当“小学生”的思想没有变。党支部副书记、连长黄林松，党的事业心强，工作经验丰富，小叶就把他当做自己的老师，一点一滴地向黄连长学习。老连长的家离连队只有两里路，可是，他经常不回家，一心扑在工作上。挑砖盖房子，战士们挑30块，他总是要挑上50块；连队哪个同志有困难，他就帮助解决；谁病了，便去问寒问暖，自己却经常带病工作。连长的行动，对小叶教育很深。她想：党的干部一定要立党为公，勇挑重担，做人民的勤务员。连队抢收稻谷时，她一连几个中午不休息，冒着雨在泥水里打稻谷。运回来时山路泥泞，牛车上不了坡，她把麻包往肩上一扛就走。她和卫生员小陈同住一间房子，晚上连队一有病号，她都跟在小陈后面出去。去年10月，她从师部学习回来，因感冒发高烧，住在团部。这时，18号强台风袭击连队驻地。小叶就带病摸黑走了10多里山路，回来和同志们一起防风抢险，一直坚持了十几个小时。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她又带领大家抢修水坝，还组织力量支援附近的十七连抗灾斗争。九连指导员谢越文，搞基层领导工作的时间长，有经验，在团部开会时，小叶总是虚心向他学习。她不但虚心请教老同志，还十分注意倾听群众的意见。有一次，连里其他干部都外出了，剩下小叶一人在家坚持工作。正巧，团生产处这时给连队布置了要求在9天内完成1000多亩橡胶小苗砍带除草的突击任务。按当时的任务和劳动力计算，困难很大。小叶和骨干上山了解林段情况后，及时召集群众开了个“诸葛亮会”，请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很快就制订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还开了全连动员大会，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结果提前3天完成了任务，质量符合要求，受到了上级的表扬。
  知青用知识改造落后促进生产
  当时下乡到十二团的许多知青是初、高中毕业生，在那时确是有知识有文化。他们到来后，把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产生活中去，从某个意义上讲代表了当时的先进生产力。如十三连的广州知青结合本地实际，把物理知识运用到自力更生建设小水电站中去，解决了连队照明问题。有的知青还投入到橡胶病害防治的科研中去，当起“橡胶医生”，促进橡胶生产。我曾采访知青谭伟文并写下他的科研成果，在1974年8月13日的《海南日报》刊出。原文是《“探索防治橡胶病害规律”——下乡知识青年谭伟文经过反复实验，试制成功防治橡胶条溃疡病的新农药》。内容如下：
  1969年8月，广州知识青年谭伟文中学毕业，来到海南岛最南端的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十三连当了橡胶植保员。这个连的橡胶林段都分布在山沟低洼地带，经常发生橡胶条溃疡病。为了保护胶树正常生长，小谭决心在实践中积极摸索防治条溃疡病的规律。去年6月，山区阴雨连绵，条溃疡病菌迅速蔓延，七号林段的50株胶树，发病率高达90％，有些胶树的割面皮层开始大块溃疡，失去了排胶能力。小谭想，这里每一株橡胶树都是老工人用辛勤的汗水换来的，自己是个橡胶植保员，不能防治这种病害，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呢！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想办法根治条溃疡病。那段时间，小谭每天起早摸黑，跑遍了全连6000多株开割树，对每株树进行仔细地观察，初步掌握了条溃疡病的发生和气候、割胶方法、胶树抗病力的关系。并和辅导员一起，发动胶工改造防风林带，使林段通风透光，降低湿度；严格割胶制度，做到看天割胶，天气转凉或阴天转割高割线，冬季适当浅割，缩小割面，避免地面病菌乘机侵入割面而发生溃疡。同时，小谭了解到有的单位采用石灰防治条溃疡病效果很好，他想，石灰杀菌力强，容易吸收水分，如果将它和“溃疡净”按一定比例混合使用，可能效果会更好。于是，小谭在党支部的支持下，经过多次实践，试制成功“溃疡净石灰混合剂”，这种混合剂充分发挥了石灰和溃疡净两者的优点，使胶树发病率下降了60％％左右，而且大大降低了成本。过去单用“溃疡净”每月得涂4次，现在采用混合剂，每月只涂一至两次。由于防治条溃疡病效果显著，去年，十三连提前完成了干胶生产任务。最近，团生产处专门组织各连队植保员到十三连林段参观学习，看到一株株治愈了的橡胶树又流出了雪白的胶乳，大家都说：“小谭成了橡胶树的好医生了。”
  知青文艺宣传队
  十二团周边是地方公社的黎村苗寨，那时文化生活落后，职工群众除了劳动生产，就是开会学习，业余文化生活非常贫乏，想在场内外看一次电影或一场演出非常困难。大批花样年华的知青到来后，他们文化底蕴丰厚，朝气蓬勃，青春气息撩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可说是代表了先进文化。在团党委的重视与支持下，一支由知青组成的业余文艺宣传队成立了。他们积极创作，自编自演了许多好节目，既活跃了全团职工的文化生活，又通过到周边公社演出，搞好了团社关系特别是汉、黎、苗群众关系，促进了民族团结。因工作关系，我对这些活动非常熟悉，于是采写了稿件，在1973年5月29日的《南方日报》刊出。原文是《苗寨歌声》。内容如下：
  “兵团战士的宣传队到我们山寨来演出喽！”喜讯传开，崖县育才公社南塔生产队的苗族贫下中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们捧着一条条甘蔗，端着一杯杯开水，涌向雅亮河畔。顿时，幸福坝上一片欢腾。原来，活跃在天涯海角的广州部队生产建设兵团某部十二团的业余文艺宣传队，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经常深入黎村苗寨，满腔热情地为贫下中农进行专场演出，深受各族群众的欢迎。一天晚上，宣传队来到远离团部30里的二十五连演出时，发现有一些苗族社员冒雨赶来观看演出。一打听，原来距离连队5里多远的山谷里，有一个苗族聚居的南塔生产队，由于交通不方便，很少看到文艺演出。宣传队员们想：深山苗寨的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有着深厚的感情，多么盼望能看上一场演出啊。于是，他们决定送戏上门，向贫下中农学习，为贫下中农演出。这天下午，宣传队16个队员头顶烈日，翻山越岭，沿着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向南塔生产队出发了。听说兵团宣传队就要到山里来，苗族贫下中农奔走相告，一些男女社员专门赶到半路上，帮宣传队抬道具，扛行李。当宣传队员来到雅亮河畔时，只见生产队长马文开带着全村男女老少在河对岸欢迎。看到坝上水急路滑，社员们又纷纷走过河来，挽着宣传队员们的手蹚过河去。为了解决演出的灯光照明问题，当天下午，生产队特地派人到公社抬来发电机，还砍来两条大竹子，帮宣传队拉幕布。贫下中农的热情关怀，使宣传队员深受感动。在演出过程中，他们越演越激动，越唱越起劲，先后演了12个节目，其中包括反映兵团战士和贫下中农团结战斗的歌舞《军民同修幸福路》，话剧《一车良种》，还有合唱、独唱、快板、相声等节目。贫下中农喜笑颜开，连声称赞。歌声、笑声、掌声汇成一片，在山谷里久久回荡……演出结束，已经是深夜11点了，许多贫下中农还依依不舍地站在舞台下。89岁的马大娘这一次在家门口看了戏，心里非常激动，她紧紧地拉住宣传队员的手，半晌才说：“你们送来了毛主席对苗族人民的关怀，真是我们的贴心人啊！”
  我在十二团报道组的两年多里，曾先后自己采写或与他人合作采写并被各地报刊电台采用各类稿件40多篇，其中很多是写知青事迹的。记得当时每写一篇稿都是反复修改和推敲，任政治处宣传干事的知青赖道明（江西籍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十二团，曾任广东省民政厅副厅长）、林奕弘（潮州知青，曾任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直属党委副书记）和我3个人，不管是谁写稿，都由赖道明一字一句念稿，集体讨论后提出修改意见，再定稿发稿。那时写稿和发稿条件差，只能是钢笔、铅笔、圆珠笔加信纸、稿纸、复写纸，写稿和誊写被称为“爬格子”，邮出一篇稿件要好多天才能被新闻单位收到。
  兵团搞通讯报道也像开荒种胶搞大会战，我曾到三师二团（保亭县通什茶场）参加师、团报道组联合采写稿件活动；时任兵团报道组组长王能冲、九师报道组蔡东士（汕头知青，曾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三师报道组郭锡元（潮州知青）等也曾到我团联合采访写稿。为提高报道员写作能力，兵团、师、团都举办报道学习班，我曾多次参加师部报道会议及报道学习班，受益匪浅。1973年海南“7314”特大强台风过后，我接到通知，搭团里解放牌大卡车送稿到海口的兵团报道组，汽车一路上被许多折断的树干堵住前路，我和司机要下车帮忙清理路障，当天深夜赶到海口时仍大雨倾盆，人已饥饿疲惫，兵团报道组湛江知青洪三泰为我煮了一盆热气腾腾的面条，还留我在他们房间住一宿，我至今难忘。
  1974年初，我被评为三师先进报道员，奖品是一支白翎牌钢笔和一本笔记本，我十分珍惜，一直保存至今。1974年8月，我被推荐到广东汕头医专（汕头大学医学院前身）读书。当月27日晚，团部机关召开党支部大会，一是通过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二是欢送我上大学。团首长和老同志殷切希望我上大学后不要忘记兵团火热的战斗生活，不要忘记工农本色，不要忘记拿起笔杆子继续为党报稿。
  正因为我有过兵团火热战斗生活的历练，日后迈出了人生更加坚实的步伐。1977年12月我在汕头医专毕业后留校工作，此后的20年里，我曾担任汕头大学医学院科研处处长，中国高等医（药）学院校学报编辑学会理事，采写的稿件主要反映学院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1999—2010年的11年间，我任汕大医学院组织宣传统战部部长，被聘为健康报社新闻宣传咨询委员会委员和《科技日报》《医药信息报》《羊城晚报》《广东科技报》《大公报》等多家报社特约通讯员，采写的稿件主要反映学院整体发展情况和校园文化建设，曾在各级新闻媒体发表稿件1000多篇。我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校园新闻网络版和办好《汕大医学院报》，先后有52件作品获全国高校和省高校好新闻奖，曾被卫生部评为全国高等医药学院校学报优秀编辑工作者、广东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入选了《中国当代著名编辑记者传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