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1974年6月的一天，崖县中学（现三亚实验中学）召集即将高中毕业的我们，开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动员会。那一天，彩色小标语，红色大横幅，油印宣传品，遍布校园的树上、廊柱、墙壁，气氛十分浓烈，我们高二（8）班的同学悉数参加了这次大会。
  在大会上，余若玲、孟明等几位前两届高中毕业就上山下乡的校友，作为崖县先进知青宣讲团的成员，回到母校做宣讲报告。他们介绍了有关情况，讲述自己的亲历和体会，我们深受感染和鼓舞，纷纷表示要向他们学习，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广阔天地里去锻炼自己。
  很快就高中毕业了，当我把准备报名上山下乡的决定告诉父母时，却遭到他们的坚决反对，我想到农村接受锻炼考验的那份炽热，瞬间降到冰点。他们的理由既简单又充分：我哥哥前年上山下乡到林场，我姐姐去年参加农村路教工作队，按政策我可以留城等待分配工作。除了以上理由，我想还应该有另外两点：家里有了姐姐和哥哥，我做家务和参加劳动较少，担心我吃不了苦；自小视我为掌上明珠，不想让我离开他们身边。
  和父母的态度对立，在那段日子备受煎熬。我心里闷闷不乐，很少和他们说话，每天吃饭时总是把自己反锁房间里，任凭他们怎么呼唤，就是不开门。离填表的日子越来越近，我想这样下去不行，便改变了对立的做法，主动承揽一切家务，让父母知道我能吃苦。还特意把同学已经填表的消息告诉他们，一再诉说有同学结伴互相照顾。末了，他们拗不过我，只好同意我填写了《上山下乡报名表》。
  8月31日，在一片热烈的欢送声中，我随着上山下乡队伍来到位于羊栏水蛟坡的崖县青年农场，成为这里的第二批知青，分在财贸连。过惯了父母疼爱、姐哥呵护、衣食无忧的城镇生活，虽说事前已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但生活环境的艰苦，超乎我的意料，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很快就呈现出来。
  我们刚到时，连队正在大兴土木造瓦房，一幢建成不久，第一批知青已入住；另一幢还在建造，第二批要等待，所以我们暂住原粮食局农场的旧茅草屋。青年农场时期以水稻种植为主，晚稻在我们到来之前已种下，正处在分蘖拔节期。那时化肥稀缺，只好大积绿肥、牲畜肥，准备中耕追肥。
  白天，炎热的气候让人烦躁，繁重的劳作难以承受，没有荤腥的饭菜不好下咽，轮流洗澡的方式多有不便。夜里，茅屋处在旷野，四周杂草丛生，秋风萧瑟恼人，蝙蝠不时在窗外掠过，猫头鹰的声音沙哑低沉……两人共挤一张床铺，热天蚊子特多，早早就钻进蚊帐，却在床上翻来覆去，彻夜难眠。日复一日的生活，使我感到前途暗淡，充满迷茫。
  反观第一批的知青大哥大姐们，他们各方面的表现可圈可点，给人以很多的鼓舞和启示。如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深深地打动了我。担任第一、第二副连长的吴开仁、陈新荣，担任第一、第二副指导员的孟明、刘雁玲，还有我的组长钟月珍，以及何英才、黄文丽、林雪丽、伍永梅等人，就是最好的模范和榜样。
  由此想到我自己，同样是高中毕业生、女孩子、知识青年，为什么人家做得到我就不能，还是思想意志不过硬，缺乏信心和勇气，劳动磨练太少，问题出在自己的身上。上山下乡之前我豪情万丈，现在遇到困难和艰苦就心灰意冷，越想越感到惭愧，觉得不应该。我自小有股倔劲，看准目标不回头，不就吃苦吗，我看我能行，我暗暗下决心，要接受锻炼和考验。
  刘雁玲、钟月珍两位大姐为人宽厚，看到我身体单薄、气力不如人、一时不习惯，特别理解我的情况，本来已安排我到覃福安、田国瑞这个种菜组，给他们打打下手，能干多少算多少，我也在这里干了好些天。当我想通之后，不甘愿继续接受照顾，坚决要求回到原来的生产班。她俩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就答应了下来。
  看问题有了新的视角，也恢复了自信，就努力去表现自我。以后，无论是崖县青年农场阶段，还是三亚菜场阶段，我都以饱满的热情、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工作、学习、生活中去，并且始终如一。我的各方面表现，得到场领导和伙伴的认可，多次被评为先进知青，在锤炼中不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