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市图书馆

向荒地进军
  1955年11月，广州青年董志伟、何绍雄、张群英、李林威、梁细佬等五人倡议，向北京市青年学习，成立广州的青年志愿垦荒队，青年团广州市委热烈支持他们的倡议，并会同市青联进行具体组织工作。12月5日晚上以省委书记兼广东省省长陶铸为首的省市党政部门负责人接见了广州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第一队全体队员，勉励第二天将开赴海南岛的他们：“革命青年，特别是青年团员，他的工作岗位就是在最艰苦的地方。社会主义的祖国就要靠不怕困难的青年去建设。”
  到海南岛去，向荒地进军！热潮涌遍广州城。据说，第一队出发的是80名，报名的却达7200多人。随即，第二队、第三队相继出发。我当时失学在家，不能上学，没有就业，家中四个兄弟姐妹，自己在家中吃闲饭也感到对不起父母。因此，看到广州青年热烈报名垦荒，我心动不已，决意跟随时代潮流走，只怕人多挤不上。
  在芳村的白鹤洞，我参加了为期一个星期、食宿都在青年团广州团校的学习班。我们通过学习，重温了毛主席发出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伟大号召，知道了我们国家在当时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过半时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我们青年人在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的责任和荣光。初春灿灿红棉花映照下的校园里，时时处处可见在热闹万分地学习讨论中的青年人。为了体验能否习惯过与大城市不一样的生活，学校还特别用番薯煮饭给大家吃。关于将来的去向，一个是插队落户，一个是参加垦荒队，到海南后分到各县成立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学习期满后，根据志愿和组织审核相结合，几百人集中在校内篮球场上，宣布经批准的参队、下乡名单。被批准的欢呼雀跃，不能去的黯然神伤甚至有嚎啕大哭的。我被批准参加到文昌县的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心情当然十分激动。
  经过几天的收拾准备，我们到黄沙码头集中登船往海南岛。能装几百人的轮船，除了零星旅客，绝大多数是垦荒队员。到达海口，我们受到了当地党政机关领导和青年的热情欢迎，在休息了两天后，这庞大的队伍又拆分成几个几十人的小队，分赴各个早已划分安置的县。我们这队被安排到南阳乡富基村插队，后来由于我们的要求和政府的重新安排，我们一部分人被调到崖县广青社。
  这时已是5月份。在三月初先于我们到达这里的是到崖县的首批垦荒队员，他们已经成立了崖县广州青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罗顺燕任社长，其他干部为副社长潘巨林，会计叶丹渔，驻社干部伦启良。听罗顺燕介绍，2月28日，被热烈欢送后，第四批630名垦荒队员广州乘船出发。到了海南岛，其中110人参加去年年底垦荒第一队在琼山县土桥区建立的广州青年集体农庄，其余的分到琼东（现琼海县部分）、澄迈、文昌、崖县、临高、保亭等县。他们也就成了到崖县的第一批队员，到达时，当地政府已经为他们建好了三间大茅草棚，供他们住宿和放置杂物，建造了猪圈牛栏，赠送了耕牛农具等，准备得十分周到、暖心。
  我们的驻地在抱坡岭下，孤零零的几幢茅舍在渺无人烟的长满灌木丛和小树林的荒原上显得十分突兀。广州市青年志愿垦荒队的大红旗首次飘扬在天涯海角的崖县，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欢笑声、话语声，以及牛栏里传来的“哞哞”牛叫声，打破了千年的沉寂。
  继我们之后，年内还有一批队员到来。我们这一百多人，将展开阵势，齐心协力，向荒野开战。
  岁月留痕
  我们这些1956年来崖县的队员身份比较杂，参队前，有尚在工作的，有待业在家的，有离开校园不久的，也有少数来自农村原是农民的（需要他们具有的农业生产知识经验），因而年龄差距较大。我是队中最小的一个，只有15岁，比我大的有三十多岁的。大家见我年纪小，都叫我“徐光仔”，这称呼从那时叫到现在，即使行年将近八十，老友见面，还是一句“徐光仔”的亲切招呼。
  罗顺燕社长来自广州郊区黄埔附近农村，是一个能干的妇女生产队长。她约三十岁，个子不高，身体壮实，但皮肤黝黑，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是长期从事户外劳动所形成。有关部门为垦荒队物色带头人，就选上了她。身为共产党员，熟悉农业生产，办事干练的她，响应党的征召，报名参加垦荒队，成了赴崖县的队长。在她的领导下，垦荒队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沿着驻地周边砍树除草烧荒，准备种上香茅、甘蔗等短期作物，取得经济收入；在近水源处选择较平整地块开辟菜园，解决吃菜问题；为生产、生活需要，饲养好猪、牛等牲畜，等等。
  我身材较高，平常也喜欢打篮球之类的体育运动，体质还算不错，所以年纪虽小，但劳动还不落于人后。另还有一些细皮嫩肉的刚参加下乡农业劳动的队员，艰辛自不待说。流血流汗，暴晒脱皮、筋疲力尽的状态每个人都体验过，既然跟大家一样，就不觉其苦。我就在生活、劳动中一天天长大。
  1959年7月，广青社改制成县示范农场。首任党委书记韦雄鳌除紧抓生产外，还十分关心场员生活。这年也是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开始的第一年，粮食短缺，物资匮乏。农场决定组织渔业队，自力更生改变过去吃鱼靠水产公司提供的被动局面。渔业队有三条小船，二三十个队员，队长是陵水县下放干部洪亚青（当时崖县与陵水、保亭三县合并为榆林县，后因与陕西榆林县重名，改名为崖县），我被任为队会计。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岗位，垦荒以来，我一直做着普通农工，虽参加了农场适应发展举办的会计短训班，实际工作完全是个生手。而对捕鱼，我同样也是个生手，好在其他队员是从并入农场的西岛、鹿回头等半渔农社队社员中抽调来的，我可以向他们学习相关知识。我平常喜欢看看书报，以提高文化水平和增长见识。走上新岗位，我信心满满，觉得正是学习的好机会。
  渔业队的作业方式是比较原始的刮鱼：即用小船装载拴着绳子的渔网，驶出离岸百米左右，折向与岸平行几十米，再折回岸边。小船边行边布网和绳。布置停当后，守候在岸边的队员，揽起两端的绳索，扣紧各人身上的挡板，倒退着以身腰之力把网拉上岸。被网围住的海鱼在越来越小的包围圈里翻腾扑闪，直至拉上了沙滩还扑腾不已，鱼鳞银光一片，给人收获的喜悦。从此，场部和各队都不时能吃到我们捕捉到的新鲜海鱼了。约一年后，洪亚青队长调回陵水，我接手渔业队队长，直至渔业队因生产方式较落后而解散。
  农场在不断发展，我也就在不少新旧连队工作过（改制为兵团时为连，恢复农场时为队）。1974年6月，兵团番号撤销，我在场部基建队工作，一次进砖窑检查备烧砖坯在窑内的堆叠情况，坯垛因基座不稳突然倒塌，我被砸压的左小腿粉碎性骨折。为此，我治疗、休养了一年。同时受伤的还有绰号“猴王”的侯汝能，他只是受了皮肉伤，也休养了很久。开始，我忧心忡忡：我才30多岁，难道就此带着工伤残疾，落寞地度过余生吗？不！我到海南岛将近二十年了，当年豪情满怀奔赴海南垦荒，哪能半途偃旗息鼓呢？于是我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忍痛忍累坚持进行理疗康复训练。一年后，我的小腿康复得很好，就向领导请求安排工作。场部考虑了我的伤情，也考虑了我恢复工作的迫切愿望，决定派我到位于藤桥的农机三厂学习。在三厂我学习了电焊、风焊、风割等技术，随后回到农场机运队工作。在工作中，我又跟师傅学习钻床、车床、木工、汽车及拖拉机修理等多种技能，不懂就问，或者找来专业书本细细学习领会。多年养成的读书习惯，使我对书不烦，读得进，有收获，在此后的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爱情之花盛开在荒原上
  1956年到崖县的女队员只有20多人，与男队员人数比约为1∶4，且多为夫妻同来，未婚单身的没有几个。要在队内男女谈婚论嫁确有一些难度，找本地的吧，大家生活习俗、语言都是鸿沟，加上我们广州来的是一个相对闭塞的小圈子，对外交际较少。我当时年纪尚小，婚恋于我是一件遥远的事情。
  早已卸下广青队长、广青社长职务的罗顺燕，虽然挂着农场党委委员的头衔，却依旧战斗在基层新建的连队，担任党支部书记，为新建队带头冲锋陷阵，打下发展的基础。1966年，罗顺燕在二队（兵团时为二连）任书记，把我调来当采购、食堂管理员，协助她管好队里的职工生活。
  二队是新建队，坐落在场部附近的荔仙岭下，这里有大片橡胶宜林坡地。自1958年3月又一波广州青年志愿垦荒队来崖县后，1965年才重新组织动员广州青年来海南岛，那时已不再使用志愿垦荒队的名义了。1966年安排到时称半岭农场的有好几百名广州知青。二队也就来了不少广州老乡。遵照罗书记的嘱咐，要对新来知青多一些关注，看看他们有什么需求，为他们排忧解难。
  何容笑是黄埔港务局子弟，年方十八，共青团员，来农场时她是那一片区的知青领队。她身材适中，长着一张娃娃脸，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她能歌善舞，原是黄埔港业余歌舞团的台柱子，又特别欢喜小孩。所以来到二队，就当上队里托儿所的老师，兼任队里的记工员。
  刚来时，我见到她的名字就心里发笑。“何容笑”，不就是不许笑的意思吗？但她没有被这名字束缚，而是整天笑口吟吟的。要她不笑，除非身体不适、生病的时候。然而偏偏和一些人一样，初来乍到，水土不服，经常的食欲不振，上吐下泻，浑身无力，也就笑不起来了。
  这样的病号有好几人，为他们料理调节伙食，问医找药便成了我的责任。我平素待人接物比较随和，但这些病号多是女孩子。过去我在垦荒队里是年纪最小的小弟弟，其他都是我的大哥哥大姐姐，现在对着这些刚来不久的城市娇娇女，我骤然角色转换成了大哥哥，去嘘寒问暖，尽心侍候，颇觉尴尬。但这毕竟是我的职责所在，只好硬着头皮，红着脸皮，周旋于她们之间。她们中何容笑症状比较重，除了一般水土不服症状之外，还会气急气喘，队里虽有个卫生员，是1966年女知青，身单力薄，紧急情况时还要我骑自行车送她到场部医院救治。
  接触多了，说话也随便多了。她对我说：“开头真有点怕你，神高神大的（我一米七六高，比她高出一头），平日少言寡语，很严肃的样子，使人不敢接近。”我说：“现在呢？”她笑了，说：“这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吧！”
  此后就真的非常有话了。托儿所要扎几把竹枝扫把用作打扫小孩子活动场所，她会请我上山砍些竹子，说她从来胆小，怕黑怕独行；队里非生产人员除了完成工作任务，平时要抽出一定时间参加生产劳动，需要的钩刀、锄头柄之类的她也会找我帮忙调校；附近的社队、驻军放电影，或球赛之类，她会叫我邀几个朋友骑自行车装搭她们几个女伴一块去凑热闹……我偶尔把这些事说给罗书记听，罗书记对我意味深长地笑笑说：“她越来越离不开你啦。”她呢，则发挥女性所长，几乎包光了我的衣服的缝补洗涤；搞了些什么好吃的，会送一份给我共享。
  自此我们接触更多，反正同在一个队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见时只要空闲就无话不谈，生活从此增添了更丰富的色彩。
  人非草木，我到海南足足十年有余了，从一个懵懂少年成为大小伙，对自己的终身大事该有个主见了。我把希望今后两人携手过此生的想法如实告知何容笑，马上得到了她的赞同。这里有个小插曲：在那时有个政策，下乡知青中如果有严重疾病，可以病退回城复户。相对而言，何容笑比较符合条件。当病退的知青陆续离开，她却没有动静：依旧是病时恹恹，工作时笑口常开。后来，她获悉本来也列在名单上，后被领导卡住了。她却说，要我走我也不走，我就是跟着徐光在这。这使我十分感动，心中打定主意：我一定要好好照顾她，共同过好这一辈子。
  多年后，我俩与罗书记谈起此事，她说：患难见真情，你们在这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互敬互爱，不离不弃，是很难得的。容笑当时是病退回城对象，是我压下来的。人要找到一个对眼对心的不容易，遇到了是缘分，是福气，要珍惜。我不希望拆散你们鸳鸯，就把名单压下了，你们不会埋怨我吧？我俩齐声道：哪里哪里！没有你，我们走不到一块，我们感谢都来不及呢！回顾往事、当开荒的艰辛与收获的爱情交错品尝时，我不能不深深地感念我们的罗顺燕社长——这个踏上崖县后她被人叫得最多的名衔。她终身未嫁，没有儿女，把大半生献给了海南崖县的开发建设，也把大把心血倾注在远离家乡父母的垦荒队员、知青身上，把他们视如子女，关心爱护。直到退休回到广州黄埔老家，孤身住在农场出资为她养老而建造的简朴的房子里，还念念不忘农场、农友……
  1967年底，我们以探亲名义请假回到广州，各自向家人禀报了两人的恋情和打算。容笑的妈妈有点犹豫，觉得她这女儿身体不是太好，本想着到海南锻炼锻炼一下后，找个机会返广州，找份工作稳定下来再物色个条件好的人结婚成家。容笑急了，说：“他（徐光）有什么不好？身体健康，为人忠诚老实，工作积极肯干，群众关系好，最要紧是对我好，还要什么好？我是跟定他了！”于是，双方家长约定见了面，还与双方亲友吃了一餐饭，权作定亲。回到农场后，分别在队里场里开了证明，到荔枝沟公社领了结婚证。随后，把从广州特意带回的喜糖分送给大家。两张床板一并，两张被子一叠，一个新家庭宣告建成，并开始了迄今五十多年相濡以沫、甘苦共尝、知足常乐的幸福生活。结婚后不久，一女一子相继出生，他们在海南的蓝天下，喝着海南的水长大，如今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为祖国效力，为人民造福，这是已入晚境的我俩尤感欣慰的。
  像我一样在垦荒、农场的日子里，享受过爱情之花的芬芳的广州知青不少，且不说1956、1958两年同年结对的，还有1956年的徐九、陈松与1958年黎锦珍、梁秀萍，1958年的陈泮星与1966年的钟少梅，以及1956年的梁家驹、徐继念、黄明烟，杜堂生，1958年的黄德胜、杜开胜、陈国清、黄锦波、蔡太洪，等等未可尽数的佳偶良缘在我们周围不断产生。他们的结合表明了他们不惧艰辛、扎根海南的决心与行动。这里虽然没有广州的霓虹辉映，酒绿灯红；没有高楼林立，马路宽敞，人流如鲫，华服丽裳，可以演绎五花八门、浪漫迷人的爱情故事，但这里青春依然高歌，爱情之花依然绽放。
  在崖县的荒野，我们不单在劳动生产上获得丰硕的成果，而且在爱情婚姻家庭上也曾开放过艳丽的花，结过甜蜜的果。
  此生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