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论语·颜渊》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贡一段对话。子贡问如何治理政事。孔子说：“足食（粮食），足兵（军备），民信之矣（人民信任）。”子贡问：“迫不得已去掉一个，哪个为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迫不得已再去掉一个，该是哪个？”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丧失人民的信任，国家就会垮台）。”
  “民无信不立”，充分体现儒家政治学说的精髓——民本思想。有了人民的信任，没有军备可以制造出军备，没有粮食可以生产出粮食；反之，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兵再精粮再足，政权也不过是沙滩上的大厦。历代有为的政治家，不论是宗儒的、宗法的、宗道的，无不以“民无信不立”为治国的圭臬，坚特“言必行，行必果”（译成现代语言是：说了的一定办，办了的一定出结果）。“移木南门”和“萧规曹随”就是历史上脍炙人口的取信于民的故事。
  商鞅初掌秦政，令人于国都南门竖一支三丈高的木，出告示说，谁能移往北门的赏千金。人们都以为商鞅在开玩笑，后来一名汉子壮着胆办了，果然得到十金之赏。从此，商鞅令出必行，不几年，秦国出现“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的局面，为吞并六国打下基础。
  萧何针对秦朝政令苛刻、扰民疲民的弊端，实行轻徭薄赋、与民生息。萧何无后，曹参继任相国，大的政策无所兴革，年轻的汉文帝对此很为不满，曹参没作正面解释，拐个弯子问皇帝：“陛下和高皇帝（汉文帝的父亲刘邦）比，谁强？”文帝说：“我哪里比得上高皇帝啊。”曹参又问：“我和萧相国比呢？”文帝说：“好象萧相国强一点。”曹参说：“这就对了。我们遵循高皇帝和萧相国订下的规矩办事，国家不就太平了吗？”曹参说服了皇帝，坚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使汉朝的国力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文景之治”也成了后世史家盛赞的一个时期。
  当然，孔子也好，商鞅、曹参也好，都是旧时代的人物，他们主张的取信于民，是为巩固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的，因而是不可能彻底的、持久的，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政府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完全有条件，把取信于民这项关系到密切联系群众的大事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