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做为新华社与《新华日报》的特派员，你的职责范围，不单纯是做好采访报道工作，还要向同情我们的各界人士约稿，征求对我们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搜集各种反映和参考资料，供领导上参考……”
  恩来同志在百忙中这样关心新闻工作，谆谆教导，茅塞顿开，我感到两个肩膀上沉重的份量，同时增加了信心与勇气，努力去做。我加强和《大公报》、《申报》记者的关系，注意和美联社与合众社记者往来，在集体采访中和中央社《中央日报》记者保持接触，交友的圈子扩大了，工作方便的多了，消息来源增加了，甚至中央社与《中央日报》得不到的消息，我也可从“友军”方面及时得到，暂时不宜发表的，重要的送给恩来同志看，或者做为参考资料送给组织上了解。
  五、“仗剑拯民于水火”
  新乡是平汉道清两条铁路线之交点，31集团军驻扎在这儿，总司令是王仲廉。我们3月3日上午9时从徐州起飞，花了一个半小时，到了新乡机场。一二九师师长、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3天前就来了。他虽然已经54岁了，精神健旺，戴一副玳瑁边眼镜，四方型的脸上隆起大鼻梁十分突出，穿一身灰布军服，腰间扎根皮带，如果没人介绍，一定以为他是个普通士兵。他生活朴素，用兵谨慎，指挥果断坚决。我久仰他的盛名，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富有谋略的著名参谋英才，卓越的军事家。
  他20岁时，考入重庆军政府陆军将弁学堂，旧社会“好郎不当兵”的思想在他家乡四川开县影响很大，乡邻叹息：“老刘家活该破败，养了这么个没出息的儿子。”刘伯承不予理睬，豪迈地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能只顾一身之富贵！”他立志从戎，毫不动摇，勤奋读书，研究军事理论和兵法，如《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武经七书》、《黄石公三略》，又到苏联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他要“精通军事以饷报国之心。”他回国后，曾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前夕，由共产国际派到苏区当军事顾问的李德，要求红军中废止“游击主义”，重新建立一套“新原则”，坚决“御敌于国门之外”。因此根据地缩小，部队减员。刘伯承两次找李德，提出改变作战方针的意见，恳切地说，如果不停止这种拚消耗的战术，采取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丢掉，红军将全拚光。李德拒不采纳，反而要撤他总参谋长职务。第五次反围剿持续一年之久，困难日益严重，不忍眼看着根据地和红军不断丧失与伤亡，再一次向李德建议，他说，只有终止不切实际的军事指导方针，才能尽快改变目前被动挨打局面，否则红军就会葬送，我们也就会变成千古罪人。他的严历指责，激动了军事顾问，反驳他，要撤他的职。博古听信李德的话，撤了他总参谋长职，下放到五军团去当参谋长。他坚持工作，继续战斗，身经百战，遍体弹痕，先后负伤9处。特别是右眼伤残，失去视力，他就依靠一只左眼指挥大军，战斗到现在。
  这次我没有和其他新闻记者一起活动，准备单独访问刘伯承将军。他知道我的意图后，便邀请我和他一同坐车，我们坐在小汽车里谈了起来。
  刘伯承将军2月26日从解放区武安出发，亲自送第十一战区副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参谋长李振熙、副局长刘树森到安阳四十军军部。
  1945年，国民党军队进攻邯郸解放区时，马法五、刘世荣等被我军俘获。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其中有“释放政治犯”条款，中共代表团周恩来据理力争，要释放被国民党关在狱中的廖承志、叶挺等，经过多次谈判，我方释放马法五等人，国民党才答应释放廖承志和叶挺。所以刘伯承将军亲自送还马法五，又和马法五一同到了新乡。我在重庆曾见到刚出狱的廖承志同志，现在有机会见到马法五，倒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刘伯承将军告诉我：马法五将军在解放区每天吃50元的伙食，而边区最高负责人的伙食费，每天只有29元，由前杨虎城西北军政治部主任和现任民政厅厅长申伯纯亲自招呼。四十军代表可以派人去看他，他在边区是自由的。刘伯承将军也经常去看他。马法五对边区的招待表示感谢。临行前夕，他致电中共毛泽东主席，表示要努力执行政治协商会议的一切决议。（十一）
  （下期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