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小吉普上坐的是周恩来和任弼时等。车队经阜平南关跟着前来迎接的聂荣臻、刘润涛的车子，徐徐前进，在胭脂河潺潺流水声的伴随下，到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城南庄。毛泽东第一个走下车来。毛泽东生平最后一次行军的旅程就此完成了，这是1948年的4月11日傍晚。
  对晋察冀，对龙泉关、城南庄的山形水色，对晋察冀的群众，毛泽东感到如重临故地的亲切。在显通寺，他不顾前夜登山的疲劳，来到小街上，见一些小商小贩在做买卖，主动同他们小天；路边有几个小孩在玩抓石子儿，就过去同孩子们一起玩。他情不自禁地对聂荣臻说，一过了龙泉关，觉得群众很热情，就好象当年在江西的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的。
  在军区大院里，聂荣臻把司令部最好的住房腾给毛泽东。刚住下，毛泽东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红日临窗。
  4月23日，周恩来和任弼时先行出发去西柏坡，安排党中央机关的工作。
  在蒋介石登上
  总统宝座的时候
  “四月南风大麦黄”。长江南岸的南京城里，正闹闹嚷嚷地召开“行宪国大”。蒋介石不顾东北和中原前线战事频频告急，堂而皇之地坐上了总统宝座，剩下一个副总统的位子，让李宗仁和孙科两人争个脸红耳赤，整整闹腾了一个多月。但是，这一着并没有改变南京政权的危局，一批在野党派和各阶层人士对“行宪国大”嗤之以鼻，社会舆论哗然，蒋介石集团更是众叛亲离。
  毛泽东宏观在胸，微观在握，他一直在等待这一天的到来。蒋介石当上总统，这是政局转机的一个征候。这个时候，由中国共产党出面，号召各民主党派人士联合起来，召开一个新型的政治协商会议，既与南京的“行宪国大”相抗衡，又为新中国的筹建迈出重要的第一步。时机已经成熟了。4月30日，毛泽东在城南庄拟了23条口号，初稿草就，他要聂荣臻用电话逐条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听取意见。5月1日，南京国民大会宣告隆重闭幕，而华北某地的新华社电台播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念“五一”的23条口号，其中刺眼的字眼就是：“打到南京去，活促伪总统蒋介石。”同一天，毛泽东给在香港领导隐蔽工作的潘汉年发出指示，要他去面晤在港的两党领袖李济深、沈钧儒，并转交他的一封信件。信中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共产党三党联合发表一个声明，以推动政协商会议的召开。时间在1948年秋天，地点在哈尔滨。
  果然，毛泽东的这一举措使一大批受到国民党压制，但又没有还手之力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进步人士，犹如在乌云滚翻的迷茫之中见到了光明，找到了方向，有了政治上的归宿。在南方国统区的、在香港的、在海外的各界人士引颈北望，纷纷响应“五一”口号：于是函电交驰，信使往还，人们敬仰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决策者，向往、羡慕解放区和太行山麓的树秘山村，使一个地处穷乡僻壤的小山村顿时热闹起来。
  周恩来更为忙碌了。到了城南庄以后，他逐渐从前线战争方面腾出一部分精力管理起统一战线和筹办新政协的工作来。不久，在他的精心安排下，一条以北方解放区的沿海口岸到香港的交通线悄悄地形成了。在大连创设了一家“中华贸易总公司”，设置了电台。随时保持与中共中央的联络。贸易公司租用了外国船只，往返于大连、朝鲜的罗津和香港之间，从解放区运出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又从香港装回西药、电讯器材、纸张和汽车配件等物资。周恩来委派在大连的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会同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和潘汉年等，运用这一条海上运输线，把滞留在香港的民主人士一批又一批地秘密送到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年过7旬的沈钧儒老先生，以及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
   （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