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我只吃了土豆。”毛泽东吮吮油亮的下唇，绽出哲学家的微笑：“共产主义如果是烧牛肉，那我宁愿要红烧猪肉。”
  赫鲁晓夫张一张嘴，没有争辨出声。她想起米高扬的提醒：“中国菜是毛泽东的骄傲，名堂最多，谁也比过不。”
  “铁托不来，别人来不来？”毛泽东又拾起放下的话头。
  “有，是卡德尔。”赫鲁晓夫恼火谈话的被动，却又不能不随着毛泽东的话头走，“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那好啊，”毛泽东提高声音说：“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谈谈好，谈谈好。”赫鲁晓夫附和着，换了一些鸡毛蒜皮的闲聊，直到拿起餐巾擦嘴时，才主动谈起问题：“苏中是两个大党，文件要早些搞出来好，兄第党都在等着。”
  赫鲁晓夫说这些话时，心里的滋味实在不如土豆烧牛肉那么美妙。在国际共运的历史上，苏联始终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各国共产党一样，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按照苏联共产党的意思去表决行动，如何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尽力维护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一旦有更多的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这些共产党便要搞独立性，争发言权。他们想的更多的不再是维护苏联的利益，首先想到的是维护自己新生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利益。曾几何时，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升到这样一种位置：苏联必须与它会谈协商，否则，连一纸宣言都发表不出去。
  苏联在中国没有驻军。中国面积之大，人口之众，共产党员之多，领袖集团之优秀，武装力量之强大，以及对亚洲共产党特殊的影响力等等，都决定了它在国际共运中的特殊地位。
  “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毛泽东将手一划，分清职责一般。赫鲁晓夫正有话说不出，毛泽东却倾身过来，颇为关心地说：“对下面不要干涉太多，会束缚人家手脚，影响积极性。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向人总是断断，讨人嫌恶：貌似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他听了几句翻译，听不进去了，把手一挥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是很生气的！这次会议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