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江苏社科院沈嘉荣研究员最近说，中国人口数量的恶性膨胀，不能归结为农业文明的必然结局，否则就无法解释近两千年中国人口稳住在五六千万。两次大失控集中于近两三百年，完全是主观因素的弊端造成的。
  沈嘉荣说，从西汉到清初，全国人口始终未突破“亿”字大关。西汉元始二年（公元二年）为五千九百五十九万人；明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为六千零六十九力人。在这长达十五、六个世纪的时间中，中国人口虽有起伏，但增长速度不大。究其原因是征取人头税，所以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可是康熙帝宣布取消人头税，“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从而使人口失控而急增。
  据《清史稿·食货志》称，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为二亿零五百五十九万人，乾隆六十年（一七九五年）为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人，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为四亿一千二百九十八万人。由于人口政策不当，在一、两个世纪里就增长了七八倍。建国以后，由于没有听取马寅初等关于控制人口的正确意见，提出“人多热气高”号召，导致中国人口的第二次失调。
  沈嘉荣认为，这两次失调是因为政策失误和缺乏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造成的，和农业文明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