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我查到戚本禹在当时接待各书店、图书馆代表的谈话记录，这是十份“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见证——
  新华书店代表：“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书店里的古旧书被查封了。有些造反派来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出版的书，除了马列主义、毛主席的经典著作外，都要鉴别后再发售。”
  中国书店代表：“中国书店现在不收古书。有些学校在烧古书，认为古书没有用了。北京建筑科学研究院满楼道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不少人家在烧字画。”
  造纸总厂代表：“我们已收来了不少古书。有些已经化浆造纸。还有很多古书堆在那里，当作造纸原料。北京师大刘盼遂的古书，也送进了造纸厂。通县纸厂已收到几千吨线装书！”
  北京图书馆代表：“我馆清理了书库，已有不少书送入造纸厂。”
  红卫兵代表：“大作家郭沫若不是说，恨不得把自己过去写的书都毁之一炬。‘毁之一炬’，就是烧书！”
  戚本禹：“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鞅也焚过书。他们代表新生产力么！他们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
  戚本禹的话，为焚书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红卫兵们壮胆。
  北京吹什么风，上海掀什么浪。
  上海铁道医学院的红卫兵高举红色大旗，杀进“封资修大本营”，勒令上海图书馆领导交出所有书库的钥匙。他们拿钥匙干什么？为的是要杀进书库“扫四旧”——烧书！
  张春桥得意了。他推波助澜，说了一句具有很大煽动性的话：“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真正有用的不过一架子！
  北京一批红卫兵杀进上海，冲到徐家汇。他们看见徐家汇天主教堂尖屋顶的十字架，气急败坏：“红彤彤的上海，怎么能容忍黑色的十字架？！”
  他们冲进了天主教堂，居然把英文打字机当成间谍的“发报机”！
  就在砸掉十字架，削去尖屋顶的热火朝天的时刻，红卫兵们听说，在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还有个“毒草库”——徐家汇藏书楼，马上朝那里冲去……
  上海图书馆锁上了大铁门。
  徐家汇藏书楼关紧了那扇小门。
  好不容易，才算躲过了这场焚书的危机。
  一九六七年四月起，徐家汇藏书楼开门了，一群又一群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来到那里。他们不再是来焚书，却是来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地查阅发黄了的报刊杂志。他们的目光，甚至把旧报纸上的每一条“启事”嘟一一审视一番。这一回，他们把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报刊，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掀动着发脆了的书页，唯恐破碎了一角……
  不光是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涌向徐家汇藏书楼，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千里迢迢奔赴那里。
  一时间，“新北大”、清华“井岗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各式样的介绍信，递到图书管理员手中。
  红卫兵、造反派们怎么忽然对这座“毒草库”产生了兴趣？
  又是北京一阵风，上海一阵浪！
  北京的风，是康生刮起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向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一手制造了“文革”中的重大错案，即“六十一人案件”，把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定为“叛徒集团”。
  康生明知在“文革”前，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情况是审查过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北方局决定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的，而这六十一人在解放后有二十二人担任了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
  （三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