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这里的“武则天”，指的便是江青。
  直言不讳，“大谭”的信充分显示了他的磊落耿直的性格。
  他没想到，林彪跟江青坐在一条板凳上！
  林彪收到谭震林的信，写下一段批示：“谭震林最近之思想竞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谭震林的信，被林彪转送给毛泽东主席，落到了江青、张春桥手中。
  二月十八日深夜，毛泽东主席紧急召见了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同时请来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叶群也在座。
  这天夜里，主席直截了当地当面批评了自己的老战友李、陈、叶。康生用这样一句话形容当时的毛泽东：“发了无产阶级的震怒！”
  毛泽东拥有最高权威。他的这次“震怒”，成为转折点。从此，老帅、老将军、老干部们的“二月抗争”，被说成是“二月逆流”。
  “打倒谭震林！”“反击二月逆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箩”大的字，写在纸上，贴满了北京城。
  二月二十四日，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上海露面。那话里充满着得意，下面是当时传单上所印的张春桥讲话记录稿：
  “同志们，战友们，你们好！
  “刚才姚文元同志谈了，我们最近到北京去了。我们是十二号去的，是毛主席要我们去的。（鼓掌，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有一张大字报问张春桥为什么又到北京了？那我现在可以答复：是毛主席要我们去北京的。（掌声）
  “我们到了北京以后，毛主席当天很快就接见了我们。后来，主席又召集了中央会议，讨论了上海的工作，还有其它的问题。在我们离开以前，毛主席又接见了我们。刚才姚文元同志说了，我们首先应该向同志们汇报的就是：主席的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群众呼喊：“听毛主席的话，不折不扣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每一次谈话的时间都是很长的，但是主席的精力非常旺盛，始终都很愉快。每一次谈话，他对上海的情况非常熟悉，好多上海的情况只要我们提一句，主席就知道了，他就可以讲一些北方的情况，非常关心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我们在北京一个星期，每天都感觉到这一点。我们知道，主席在短短的时间里面一再地接见我们，这不只是对我们两个人来说感到光荣，我们知道我们是代表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去的，我们代表在座的同志们去向毛主席汇报的。（掌声。众呼：毛主席最坚决地支持上海革命造反派！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此时的张春桥，已在扮演“钦差大臣”的角色。他借用毛泽东主席的威望，抬高了自己，保护了自己。他的头上，已经戴着金灿灿的光圈，成为上海至高无上的权威。
  一九六七年，是张春桥直线上升的一年：
  在掀起全国性的“批判二月逆流”的高潮之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之中。倒掉了六人，即陶铸、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只剩下五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贺龙、陈毅、李先念、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也被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陷于瘫痪状态，“中央文革”取而代之——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只是规定，“中央文革”成员列席政治局会议。这时，列席者居然代替了出席者！于是，在中共党史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怪事，一个在党章上都查不到的“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了政治局、书记处。作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张春桥，一下子成为地位显赫的人物。从那以后，中央文告均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者并列的名义发出。“中央文革”权重一时。
  也就在这一年，“中央文革”中的三员大将兼秀才——王力、关锋、戚本禹也倒了。毛泽东主席批评了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红旗》杂志社论是大毒草，“揪军内一小撮”是反动口号，三名秀才便入了囹圄这下子，“中央文革”只剩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五人。张春桥大权在握了……
  （三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