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个学期，有机会与揭露轰动一时的加里·哈特桃色新闻事件的记者见面。那天，他专程前来为我们介绍他们如何撰写那篇最终导致哈特放弃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特大新闻。听他洋洋得意地描述如何动用一切现代化设备，对哈特进行跟踪、守候，长焦距摄影以取得证据，象猫捉老鼠似的稳操胜券后，再与哈特摊牌，心里倒反有点同情起加里·哈特来。过去，富兰克林·罗斯福和肯尼迪两位总统都有过风流韵事，但都没有影响他们成为美国最得人心的总统，后来，由于电视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电视使新闻记者将触角伸入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角落，另一方面，电视又使政治人物频繁地在公众前“曝光”，连两党总统侯选人，也约定俗成地四年一度在电视中公开辩论。这些变化，既大大提高了新闻媒介的权威性，又大大提高了美国高层政治人物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因此，普通公民对政治人物指指点点，要求更严就成为正常的事了。
  其实，美国政界人物在步入宦海时，就不仅要考虑自己将从此无法保守私人秘密，甚至还要考察家庭其他成员能否经得起新闻界的考验。面对新闻界有时准确尖刻、有时捕风捉影的报道而望而却步的政治家大有人在。一九七二年，在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中名列前茅的埃德蒙·马斯基支持不住报界对他妻子的攻击，在电视摄像机前泪如泉涌，宣布退出竞选．纽约州州长马里奥·库莫也因经受不起报界给他女儿带来的痛苦，不愿家庭生活遭到新闻界的冲击而宣布不参加一九八八年总统预选。记者在美国曾多次目睹过美国同行是怎么采访政治人物的。不管面前是大名鼎鼎的亨利·基辛格，还是面貌温和的副总统夫人，电视记者总是大模大样地坐在那里，讲话无所顾忌，问题咄咄逼人，常常毫不犹豫地打断对方谈话，而被采访的对象却往往显得小心谨慎，思前想后，有些紧张。去年布什和杜卡基斯在电视辩论时，反对严刑的杜卡基斯就曾被记者冷不丁地问道：“如果凶手杀害的是你妻子，你怎么办？”面对如此挑衅的问题，杜卡基斯因不知所措，终于大为失分。
  当然，与儿女私情相比，政治领袖在经济上是否清白，就更加事关重大。如政治家涉嫌有任何经济问题，绝难逃过新闻记者的跟踪追击，也难得到公众谅解，美国前司法部长米斯被迫辞职一事就是最新例证。在美国历史上，克利夫兰和布莱恩的竞选成败更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当时，克利夫兰被指责有私生子，而布莱恩则被指责受贿赂。对此，美国新闻界的结论是：“克利夫兰私生活不够检点，但在公职生涯中能力非凡；布莱恩虽然私生活无瑕可击，但不能廉洁奉公。因此，应该选举克利夫兰担任公职，而打发布莱恩回到私生活中去。即这就是用美国式幽默表达出来的美国人民的选择。
  但真被美国人民选上总统宝座，却决不意味着能获得新闻“豁免权”。恰巧相反，总统本身可以说受到新闻界最严密的监视，美国人民似乎以为总统的私生活和他在其中生活的白宫一样，都应该公开，白宫及其花园常年游客不绝，总统及其家庭的私生活也属于全体美国公众。
  美国历来尊重个人权利，对包括个人隐私在内的所谓“PRIVACV”更是视若神圣。在这方面对他人稍有冒犯，轻则为社会公德所不容，重则会被起诉。美国新闻界自然不能例外，它在这方面如若对普通公民侵权，也会遭到控告。但美国新闻界何以对政治领导人却如此有恃无恐，百般挑剔，而从未听到过政治领导控告新闻界的事呢？就这个问题，记者多次请教过不同阶层、不同职业的美国朋友，回答不尽相同，有的非常简单，只一句话：“因为他们是公仆”。有的认为这似乎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习惯，因为领导人高高在上，他们的名誉不象普通人那样容易被损害。也有的认为这正是美国开国元勋们的精妙设计，他们对政治领导可能获得无限权力怀有戒心．因此尽量赋予新闻界以监督的权力，创造了这一权力制衡结构中的“第四种-4，玉1．”／J里既熟是权力制衡，政治领导人对新闻界也就不会无所作为．领导人一般会给态度友好的报纸以独家新闻，也会在一家报纸上纠正另一家报纸的失实报道，这些做法在竞争剧烈的美国新闻界往往意味重大。另外，新闻界对领导人私生活的无情干涉也有消极影响。今天对一位美国人来说，如摹出任重要公职，一般会有呐大J呗虑，一是金钱损失，第二就是私生活无法保密，据说，这已使越来越多的第一流人才不愿跻身政界，从而部分地造成了近年来选民有时对两党候选人都不甚满意的现象。
  尽管如此。新闻界对政界人物无所不在的监视和曝光，在美国总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因为和这种趋势产生的弊端相比，美国人民感到更无法容忍一个事事保密和不受制约的政治领导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