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从此，根据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故宫内一切公产归民国政府所有；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五十万元。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清室抵押给盐业银行的金钟等文物很快就到期了，溥仪根本无力赎还。盐业银行趁机又补给清室一笔现款，珍宝即归银行所有。作为帐外物资，盐业银行把它们秘密贮存于设立在东交民巷的外库里。
  风声紧 国
  宝运抵天津
  事态急 金
  钟再遇险情
  很快，盐业银行获得官内大量珍宝的事就泄露了出去，《京报》就此专门披露了消息。其时，段祺瑞正在北京执政。他听说此情况后，垂涎三尺，立即派人四处打探金编钟的下落。银行同业也纷纷询问岳乾斋、朱虞生是否真有其事。尽管岳、朱二人一再矢口否认，但风声却日渐趋紧，东交民巷外库附近经常有三三两两形迹可疑的人来回走动。金编钟存放在北京已有危若累卵之势。岳、朱二人在几经磋商之后，决定将十六只金钟全部转移到天津。
  1932年3月的一个深夜，春寒料峭，万簌俱寂，只有间或走过的一两辆马车偶尔打破静谧。在东交民巷盐业银行外库院内，三四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正在紧张地往一辆大卡车上搬运木箱，箱子上面工工整整地写着“玻璃器皿，小心轻放”八个大字。岳乾斋、朱虞生两位经理亲自在旁督阵，并不时暍令搬运工们“轻一点！”“快一点！”
  一个小时以后，大卡车驶上了京津公路。天麻麻亮的时候，汽车安全抵达天津法租界中街的盐业银行。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天津盐业银行经理陈亦侯立即指挥伙计们把木箱搬迸库房，然后连早饭也没顾上吃，便同随车而来的朱虞生走进了经理室。关好所有门窗后，朱虞生拿出了一张清单，只见上面开列着木箱内的所有物品——十六只金钟、四十五件玉器和三十一件瓷器。朱虞生轻声而不容置疑地说：“陈经理，此乃国宝，关系重大，你一定要妥善保藏，不可有半点差池！”
  送走朱经理后，陈亦侯一整天坐卧不宁。他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只有把这批珍宝藏在库房内刚砌好的夹壁墙里方可万无一失。入夜，他找来两个平时不爱言语、为人老实的职员，悄悄地将木箱全部移进夹墙内，并一再叮嘱他们，此事不准跟任何人讲。
  五年，转眼过去了。金钟等珍宝一直平安无事，陈亦侯悬着的一颗心也渐渐踏实了。
  “七七事变”后，天津落入了日寇的魔爪。不知通过什么途径。擅长搞情报的日本特务机关探知了金编钟存放在天津盐业银行的秘密一天上午，银行刚刚开门，突然闯进七八个日本“税务”人员。他们借口要“丈量”房屋面积，在库房里折腾了个一遛够，因为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只好怏怏而退。
  陈亦侯接到报告后，马上意识到可能是日本人获悉了金钟的下落，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果然，没过两天。他便收到一张日本驻天津副领事请吃饭的请柬。去，还是不去？陈亦侯犯开了踌躇。去，肯定是凶多吉少；不去，更会是吉少凶多。最后，陈亦侯决定还是硬着头皮赴这个“鸿门宴”。
  酒过三巡之后，日本副领事皮笑肉不笑地对陈亦侯说：“陈经理，听说贵银行有一套能演奏优美乐曲的金钟，请您一定不要吝啬，拿出来让我们一饱眼福。当然，我们是不会亏待您的。”
  陈亦侯连忙摇头道：“此纯系讹传，我们银行根本没有什么金钟。”
  副领事见软的不行，便把脸一沉，咄咄逼人地说：“陈经理，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哟！如果我的人搜出金钟，可那要……”
  “随您处置！”陈亦侯站起身来铿锵地说。
  回到家里，陈亦侯立即用暗语给身在大后方的盐业银行总经理、贵州省省政府主席吴鼎昌拍了一份急电，请示对金编钟的处理办法。得到的回电只有一个字：“毁！”
  看着吴鼎昌的回电，陈亦侯情不自禁地忿忿骂了一声“浑帐！”本来吴与陈共事多年，相处甚好，这次陈亦侯却破例骂了吴鼎昌。
  按照盐业银行的规定，凡处理帐外物资，责任经理可得百分之六十，其他有关人员可分享剩余的百分之四十°如果陈亦侯遵照吴的指示，把金编钟送到盐业银行设在北马路的炉房，倾刻间自己即可得到五千多两足色黄金，成为一名百万富翁。但陈亦侯没有为金钱所动，他想的是：全世界还没有能把金子敲晌的，毁了这宗国宝，怎么对得起炎黄子孙！
  绝不能毁掉金钟！一定要把金钟护藏好！
  翌日，陈亦侯赶紧找来朱虞生的女婿，办事干练、可靠的胡文仲商议。胡文仲深知此事非同小可，风险极大，一旦败露，不仅金钟会流失东洋，自己还会有杀身之祸。这位年仅35岁的爱国人土没有畏怯，他当机立断：“事不宜迟，马上动手转移金钟！”
  1940年4月21日夜，天津海关大楼上的时钟“”、“”、“”地敲了十二下。盐业银行的职员和工友们都早已回家，院子里一片阒寂。
   （（二）（下期《周未副刊版》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