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珍宝馆里，有一组璀璨熠耀、造型优美的金编钟，异常引人瞩目。
  这组金编钟由十六只大小各异的特钟编成，全部为黄金铸造。我国自西周中期开始出现编钟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是以铜铸钟。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各省总督为给高宗弘历皇帝八十岁生日祝寿，用聚敛来的黄金铸造了这十六只金钟，一则用来邀宠，二则用来炫耀盛世豪富，成为世间绝品，
  金编钟每只的造型很象粗矮的腰鼓。正面分别开光阳刻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黄钟、大吕、倍夷则、倍南吕、倍无射、倍应钟十六个音律的名称。背面皆镌刻着“乾隆五十五年制”的落款。通体阳刻两只蜿蜒矫健、栩栩如生的飞龙，脚踏滔滔大海，头顶朵朵浮云，互相追逐，戏耍火珠。上边有两条躬身蟠龙。下边雕角云和八个平头音乳。其中最重的无射，达六十八斤十二两：最轻的倍应钟，也有三十九斤七两五钱。整套编钟共用黄金九百六十多斤，按当时的粮价计算，可折合大米二千万斤，等于五万农民全年的口粮。而这仅仅是它的黄金价值，艺术价值则人得多了。
  这里要向读者介绍的，就是有关这套稀世珍宝的一段曲折、惊险的故事。
  抵珍宝 只图享受荣华
  出宫禁 金钟归属银行
  1911年辛亥革命的风暴，从根本上动摇了大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被迫颁布诏书，宣告退位，但根据民国政府给予的优待条件，溥仪等一大帮皇族仍然盘踞在紫禁城内，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当时，民国政府参考宣统三年（1911年）内务府预算的数字，规定每年拨出白银四百万两（1919年7月1日起改为银币四百万元）作为逊清皇室的经费。但由于民国初年战争不断，天灾频临，生产受到极大破坏，财政来源枯竭，因而除民国元年 (1912年）外，民国政府每年都不能按数拨交。至民国八年（1919年），逊清皇室只领到一百六十五万六千两白银，而小朝廷仅内务府一个衙门，每年就需经费二百六十九万两。严重的入不敷出，使溥仪不得不以租房卖地来弥补经费的不足。然而这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远远解救不了皇室的经费危机。于是溥仪又一再下令压缩机构，精简人员，结果都无济于事。
  从民国十一年（1922年）起，溥仪一伙为了维持小朝廷苟延残喘的命运，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不惜开始用盗卖、拍卖、抵押古董文物的手段，以得到大量现金，应付宠大的开支。
  那时，宫内各宫所存的物品．均由各宫太监负责保管。如果溥仪要把某宫的物品“赏”人，不但在某宫的帐簿上要记载清楚，而且还需拿到司房载明某种物品赏给某人，然后再开一张条子，才能把物品携带出宫，极不容易作手一脚。于是，溥仪想出一招，把大批古版书籍和历代名人字画以赏给溥杰和溥佳为名，利用他们每天下学出宫的机会，一批一批地盗出宫外。然后偷偷运送到天津，存放在十三号路一六六号楼内。
  与此同时，清室用公开投标的办法大肆拍卖宫藏珍贵古物，计有碧玉爵、乌银杯、玛瑙香炉、水晶走兽、大小红宝石、玳瑁、金盘、金碟、银漏子、镀金银钟等三百七十四款，各殷实商号，如北京余义洋行、安盛金银炉厂、三合公司、鼎裕银号、宝成金珠店、天宝金珠首饰店等，纷纷前往投标．买去了大量物品，
  除了投标大拍卖外，清室还以奇珍异宝为抵押，向银行大批借款。如民国十二年，清室一次与汇丰银丰借款的抵押品就有金镶珠石盆、金胎西洋丝珐琅铞、金佛手小盆景等四十八款、八十件，
  及至民国十三年夏，小朝廷已库空如洗，不仅欠发官员的薪俸无法计箅，就连溥仪英文老师庄士敦的房租都无力支付，以至房东屡屡催促庄士敦搬家。于是，溥仪派自己的岳父荣源及“内务大臣”绍英、耆龄，同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副经理朱虞生秘密接洽，商谈借款事宜，以解燃眉之急。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皇室用官内所藏文物作抵押，盐业银行借给皇室八十万元、月息一分、期限一年为条件成交，在这批抵押物中，就有乾隆五十五年铸造的金编钟，抵价为四十万。
  是年十月，冯玉样将军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上台的“人总统”曹锟。十一月五日早晨，冯玉祥命令警卫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壁，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率领军警包围了紫禁城，把溥仪及皇族们驱逐出宫，安置在后海甘水桥醇王府内。
  十一月十七日，在清室善后委员会政府、清室双方委员的共同监视下，将溥仪夫妇以及瑜、瑨两老妃的应用物品、私人珠宝，从宫中分别运至醇王府与北兵马司大公主府。经检查，王羲之《快雪时睛帖》和仇十洲《汉宫春晓图》属于宫中公物，被扣留下来。其后，把元宝银两一一过秤，共计有十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两。经双方委员商量，除将一些元宝每样留下一些作为日后陈列之用外，其余的全数发还清室（一）
  （下期《周末副刊版谭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