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1988年炎热的夏天刚刚消退，6名平均年龄23的年轻人，走出了福建东部的家乡。到达省城时，他们实际上还没有弄清自己要去的地方在哪儿。关岛，这个太平洋上美国所属的岛屿，他们是头一回听说。
  他们是作为选拔出来的劳务工人派往那里赚取硬通货的。旧时这种人叫作“苦力”，甚至被称为“猪仔”。
  可能是因为历史上中国人曾有过的那段惨痛记忆，大多数同胞对此颇为敏感。因此，1979年中国的第一家劳务承包对外合作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决定派遣几十名劳务工人前往中东的北也门时，便瀑发了一场争论。
  持反对意见的一方便把导师“劳动力不是商品”的论断作为强有力的武器，而类似“出国的人叛逃了，谁负责”，“出国者钱赚得多，造成贫富不均”之类的担忧更是不胜枚举。那时我们热衷的是无偿的奉献。
  但是，就在我们相互间进行嘴皮战的同时，域外则在进行着一场竞争激烈的劳工战。从亚洲的日本、南朝鲜、菲律宾、泰国、台湾，到欧洲、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大批的承包商和工人正涌入中东，进行着争夺活计的“战争”。大公司为了抢占地盘不惜大吐血，做亏本买卖。从印度、巴基斯坦来的势单力薄的劳工沿街叩门，寻找赚钱的路子。
  大批从国外汇回来的外汇成为国家外汇收入的一大来源，甚至成为振兴国家经济的一股强大力量。
  1979年，中国派出的劳务人员为331人，印度则高达250万人，巴基斯坦为120万人，菲律宾为25万人。这都是与我们毗邻的发展中国家，相差甚巨，其中的奥妙并不难解。
  全世界的人都很惊异这个具有十亿人口的劳动力大国，怎么会面对这股浪潮而无动于衷。
  中国人反思的结果，终于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必须参与这个世界性的劳务出口大循环，为国家赚取宝贵的外汇。事实上，我们出口的商品大多为初级产品，以劳动密集型见长，是物化的劳动。与其让大批剩余的劳动力在国内殚精竭虑地设法出口产品，还不如将他们派往异国他乡，赚取外汇利润。
  于是，从事对外承包、劳务合作的公司在几年里纷纷建立，不仅各省纷纷办起了自己的国际合作公司，甚至东北的丹东也有类似的机构。到目前为止，全国已发展到近80家。
  而全社会也掀起了一股出国当劳工的热潮。因为实惠是明显的，对于普通工人来说，出国两年便可得到令人垂涎的八大件，这是他们在国内苦干一靠子恐怕也挣不到的。
  一家公司的经理说得明白：“我们派出去的人赚了钱，学到了先进技术，又开阔了视野，我们何止是一箭双雕啊！”
  就这样，中国的劳工大军浩浩荡荡地开进中东，非洲，开往世界各地，从承建大型的建筑项目、农田水利设施，到派遣技术工人到工厂承包。1987年中国派往国外的劳工达到6万4千人，是1979年以来的最高数字，其承包劳务总额达到17.3亿美元，是1980年1.9亿的8倍多，第一次超过南朝鲜。
  被共和国的缔造者们称作“半边天”的女性，随着历史蹒跚的脚步也终于大胆地走进了出国劳工的行列。在阿拉伯人的家庭里，在北美加拿大的饭店里，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