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河殇》的出现，在社会各阶层都引起强烈的反响，有褒有贬，一时很是热闹。最近，记者与撰稿人之一王鲁湘作了如下对话。
  问：《河殇》对中华民族古老的黄河文明作了深刻的剖析，那么，你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什么态度？
  答：《河殇》播出后，人们以为我们是以海洋文明为坐标来比较大陆文明。我们是有这种对比，但是，还有东方与西方的对比，过去与现在的对比，但我们不想从对比中得出简单的结论。我个人认为，讲到历史抛不开“进步”这个概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的发展都是从低级形态走向高级形态，比如，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我们现在要抛开这种思维方式，不简单地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从低级到高级，这样容易受历史价值观左右，使问题情绪化。现在，史学界已经以多元的观点来研究历史，用多种坐标系来比较两种文化，不同的坐标系是不能比较谁优谁劣的。
  就目前整个地球文明的分布情况看，正象《河殇》第1集《寻梦》说的，西方工业文明正在向地球上存在的几种古老文明进行挑战，而且咄咄逼人。从鸦片战争开始，挑战就逼到了我们的家门口。它要求你必须回答，不能回避。洋务运动是第一次回答，百日维新、五四运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甚至国民党的建立，都是中国对西方挑战的回答。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精神也是回答。越是积极的回答，越有好处，消极、被动、防御、抵抗的回答必然是悲剧。因此，问题不在于对传统文化简单地肯定、否定，或是既肯定又否定。问题在于；面对挑战，是被动回答还是积极回答。《河殇》的目的，是要使中国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能有一种积极、主动、健康地迎接挑战的心态。如果它唤起了人们的这种进取精神，那么，它的主要社会目的就达到了。
  问：你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哪些积极因素值得发扬？请举一例。
  答：古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就应该发扬。但“天下”这个观念是当时儒家的一个文化概念。当时的知识分子都以华复文明为中心，有很强的献身精神。我们需要保持这种精神，但要改变“天下”的含义。“天下”的观念应该是人类文明的概念。今天，我们应该在新的“天下”观念下，强调知识分子的作用。
  问：有人担心，抛弃旧文明后，我不到自己的位置，因而显得痛苦，你怎么看？
  答：一个民族在走向未来历史时，总会有人担心，自己将不成为自己。我认为，这不是问题。中国人为什么从这种嬗变中产生痛苦，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已经定了型。它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成熟，又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持续了上千年。而以前从未有一种更有力的文明来冲击它。中国一直把自己看成“天下”。当一种文明突然出现在家门口，用武力来征服你，你便感到了一种断裂，在选择上产生了非此即彼的错觉。从历史看，非此即彼的选择是不存在的。在经历了痛苦之后，人们总是能把历史接起来。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但它必须发展、变化，我们还会不会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不存在的。
  问：同样是一条黄河、一座长城，同样是中国历史文化的这些史料，经过你们的思考，便得出了与以往都不同的结论，这是为什么？你们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在哪里？
  答：学术界、文化界这几年对文化的讨论为我们的思考作了铺垫。我们要摆脱过去对某些事物只用好与不好来作定论的简单化倾向。我们的着眼点就是中国的未来。因此，我们考虑的是中国目前最需要的和最不需要的。回顾历史时，看它给了我们什么，没给什么。这样，既不空洞、理想主义化，也不怀旧，一味留恋熟悉的东西，反省后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问：人们评价《河殇》作为一个电视节目是近年来出现在屏幕上的一个最深刻、最有思想的作品。对此，你怎么看，你对目前中国的电视文化作何估价？
  答：我认为，电视文化应是一种全能文化。它既应包含大众文化，也应有反映国家意识形态的官方文化和来自知识分子、文化界的精英文化。但是，以前我们过多地强调了“喉舌”的作用，后来又大量反映大众文化，一直缺乏精英文化。电视界不去找思想界、学术界。这样一来，电视台就象是走钢丝，一边是官方文化，一边是大众文化，它老是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而任何一个好的杂技演员，如不拿一把小伞或其它平衡器，都是走不好这个钢丝的。我认为，这个平衡器就是精英文化。目前，中国的电视还应该有一种特殊的社会责任，就是担负起中华民族的文化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