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七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企业法》）标志着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津地位不明确的状况已经结束，确立了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制度。这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一件大事。对进一步推进企业改革，进一步调整和理顺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关系，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体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企业法》凝聚着十年改革的经验。它的孕育、诞生是与改革的不断深化同步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78年至1983年为第一阶段，是问题提出的阶段。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提出要抓紧制定工厂法可以算是这个阶段的开始。问题虽然提出了，人大、国务院也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并陆续制定和颁布了《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等四个条例。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在农村，城市的改革则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缓步探索中，这四个条例只是着眼于解决责任制问题，没可能触动传统的产品经济管理模式。因此，这个阶段的立法指导思想还是不明确的。（二）从1984年至1987年这四年为第二阶段，是孕育成熟阶段。这个时期党中央制定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制度。这样就使立法的宗旨和指导思想明确起来了，《企业法》的拟定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也加紧进行。六届人大常委会对《企业法》经过两年时间的三次审议，当时争议的焦点有两个：一是厂长在企业中居何种地位，是否应居中心地位，对企业负全面责任；二是企业的重大决策是厂长负责还是集体负责。随着承包制与租赁制的试点效果证明，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问题终于被提了出来了。党的十三大肯定了这一点。并对《企业法》（草案）作了重大修改。（三）1988年1月至4月为第三阶段，是《企业法》诞生阶段。今年1月12日报上公布了《企业法》（草案），然后，六届人大常委会综合了1800多条修改意见，经过再次修改，一致同意交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由此可见，改革是立法的主要动力。改革的需要，改革的成果，是《企业法》立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