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市

通过李柱这个反面人物的描写去揭露极个別的慣窃分子的丑惡面目及其可耻行为，給其他盜窃分子敲响了警鐘，对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義教育。可見作者呂予同志的主覌意图是很好的。但我以为作者对这个反面人物处理得不大恰当，因而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
  李柱是个非常狡詐的慣窃分子。在最后作者却把他写成是誠心坦白痛改前非，因而得到人民的寬大处理。李柱是否誠心坦白呢？从作品的具体描写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在罪証面前（档案袋）还处处抵賴妄图滑过的。假如不是在人証物証面前（有失主又有表），假如不是找着他前后矛盾的对話，他是不会坦白的。这又怎算得上是誠心坦白呢？这只能説被人們充分掌握了他的資料的情况下不得不畏罪低头而矣。然而，作者却把这个慣窃分子作为人民內部矛盾来处理，只当众檢討了事，而沒受到法律上应得的处分。这可能作者是想通过“坦白从寬”的政策去教育一切坏分子（当然包括盜窃分子）。但李柱終究不是誠心坦白嘛，如果是的話，他本应在安全运动期間坦白交代了，为什麼要在整改期間才被王充檢举出来呢？难道在安全运动中毫沒起反应的慣窃犯通过“金表”事件就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我这樣説可能有人反問，“要是李柱在运动中就坦白交代或不被王充檢举，怎有故事发生？”不錯，我幷非是反对作者这樣去塑造典型，我要説明的是应把李柱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否則，会給一些盜窃分子鑽我們的空子：偷东西沒問題，只要在人們发現后当众檢討就萬事大吉。这樣是否会縱容了他們呢？而且广大羣众也可能会这樣説：“世界上有这樣便宜的事麼？政府这樣处理一个狡詐的慣窃犯。”
  以上是我对“金表”的一点意見。至于文学作品如何用人民內部矛盾来处理，还有待大家商討，因为兩者之間是可互相轉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