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松坡图书馆

旧时，地方政权中的工作人员分官员、职员两种，官员与职员不能平等相待，职员如不顺官意，就被解雇。新中国建立后，地方政权中的工作人员统称干部，一切干部不仅平等相待，和睦共事，而且工作有保障，一经录用，不能随便开除公职。
  第一节 干部来源
  民国时期，地方主要官员由上级委任，一般职员，多由官员推荐雇用。新中国建立后，干部入伍前，要经过严格的考查，办理招收、转正的手续。1949年10月到1952年4月建洞口县时止，洞口县的干部均属武冈县管理。当时，全县有干部387人（不含教师）。1954年达1647人（含企事业单位的国家行政干部），1963年达2047人，1978年达5187人，1986年达7412人。干部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 招收录用
  1952年4月建县后到1955年，通过各项运动的锻炼与考察，从社会上招收干部303名。1956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吸收72名积极分子为国家干部；1964年抽调393名农村基层骨干到邵阳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通过锻炼从中吸收124名为国家干部；1966年在“社教”运动中，县实行“干部制度改革”的试点，劝退一批国家干部回家，从农村基层骨干中选调324名为公社半脱产干部，其待遇是工分加补助（在原生产队按同等劳动力记工分参加分配，抵生产队的上调工；每月由县财政发30元的伙食补助费），后因与中央的政策有抵触，全部退回农村。劝退回家的国家干部，大多数复职继续工作，少数年老体弱的做退休处理。1977年至1979年3次从农村吸收79名优秀青年为国家干部。1980年以后，一般不再直接从文化程度较低的工人、农民中吸收国家干部。开始实行组织推荐与自愿报名相结合，经过文化考试和政治考察，择优公开录用。1981年到1982年，全县共录用217名干部，都具备高中以上文化程度。1983年开始，对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中的以“工（工人）代干（干部工作）”人员进行整顿，到1984年整顿结束，有81名工人转为干部，并规定以后不以工人顶替干部。1984年实行干部制度改革，废除干部终身制，新招收的干部改为合同聘请制。到1986年，共从农村、城镇招聘196名合同制干部，合同期三年，表现好的继续签订合同留用；表现不好的到期辞退。
  二 院校分配
  1952年至1966年，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分配不仅数量少，且专业狭窄，全县只接收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864名。多数是师范专业，分到各中、小学任教。“文化大革命”初期，教育事业惨遭破坏，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停止招收学生，长期无毕业生分配。1973年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开始招收学生，入校学生采取“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取录”的办法，数量很少，不能满足需要。1977年起各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实行全国统考，公开招生，经过文化考试，择优录取，大专院校和中专毕业生逐年增多。自1973年到1986年全县共接收大专和中专毕业生1844名，其中大专毕业生494名，中专毕业生1350名。学生所学专业也很广泛，一部分到中、小学任教，一部分到行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
  三 军队转业
  1952年开始，有少量军队干部转业到洞口县，基本上在区以上单位工作，主要是充实加强各级领导班子。1962年以后的转业干部，按照国务院关于选调转业军官到商业部门工作的精神，多数安排到商业系统担任领导职务。1976年以后，转业干部人数逐年增多，团级干部大都分配在县直机关任职，营以下则分配到区、乡、镇和企事业单位工作。到1986年止，全县接受安置军队转业干部10批，共计384名。
  第二节 人员编制
  1951年11月筹建洞口县时，上级按照解放区乙等县定编，确定干部职工496名，其中县直编制264名，区、乡（镇）232名。至年底，县委直属机构4个，实际在编人员18名；政府直属机构13个，实际在编人员149名；群众团体4个，实际在编人员6名；区、乡（镇）实际在编214名。全县共计在编人员387名，节余编制109名。1952年4月，全县定编543名，其中国家干部387名。到年底，县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共设机构28个，实际在编人员363名，占定编人数的66.85%；区、乡（镇）实际在编人员180名，占定编的33.15%。
  1956年机构调整，县直增加机构，区、乡（镇）撤区并乡，干部职工编制大量增加。当年上级给洞口县定编1160名，其中行政编制938名，事业编制222名。事业编制山县编制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委）分配到各事业单位，由战线和单位自行安排；行政编制由编委直接掌握。县直确定行政编制499名，乡、镇行政编制439名。到年底，县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设机构41个，实际在编人员489名，节余编制10名；全县设35个乡、镇，实际在编人员410名，节余编制29名。1958年至1960年机构大增，人员编制失控。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群众团体的人员编制进行压缩。到1964年，上级给洞口县定编867名，其中行政编制777名，企事业编制90名。在777名行政编制中，县直定编364名，区、社（镇）定编413名，至年底，县直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实际在编人员371名，超编7名，区、社（镇）实际在编人员410名，节余编制3名。
  “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变化频繁，人员编制严重失控。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县恢复了编制委员会，对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群众团体的人员重新进行定编。1978年，全县定编1260名，至年底实际在编人员1263名，其中县直单位42个，定编620名，实际在编人员623名，超编3名；区级机关定编118名；社、镇定编522名，均未超编。以后，随着各项事业的不断发展，全县人员编制不断增多。1986年上级核定洞口县编制2307名，其中行政编制1843名，事业编制464名，到年底，行政实际在编人数1971名，超编128名。在行政编制中县直定编1102名，实际在编1215名，超编113名；区级定编126名，实际在编154名，超编28名；乡、镇定编615名，实际在编602名，节余13名。
  第三节 干部结构
  1951年县筹建期的干部，主要由南下、资江公学、武冈地方干校分配和土改中新选拔的干部组成，文化程度偏低，在387名干部中，高中以上文化只占10.5%，小学以下的占61.2%；年龄普遍较轻，25岁以下的占74.6%，36岁以上的无一人。后由于干部主要从工人、农民中选拔，干部队伍文化程度仍然不高，至1978年，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56.8%，且年龄偏大，45岁以上的占40.3%。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1986年，全县干部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63.3%，比1978年增加6.5%；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1.7%，比1978年减少11.5%。干部队伍年龄结构也日趋合理，35岁以下的占28.5%，比1978年增加2.2%。领导干部年龄下降，文化程度上升。局级领导平均年龄由原来的48.1岁降低到43.8岁；区、乡、镇领导平均年龄由原46岁降到35.4岁；县级领导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14人，局级领导有大专文化的由原2人增至19人，区、乡、镇领导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7人增至34人。
  第四节 管理使用
  一 权限
  建县初期，干部由县委统一管理，以后，以党委管理为主，政府人事部门协助管理。1358年春，实行分级管理，规定正县级干部由省管，副县级和正科级干部由地管，副科级以下干部由县管。省地管的干部，县委主要从监督、了解、教育、鉴定等方面协助省、地委管理，同时对这些干部的提拔、调动提出意见，决定权属省、地委。县委管理的干部，各有关部门的党组织可以向县委提出调动和提拔的建议，决定权在县委。具体管理干部的工作部门是县委组织部和县人民委员会人事科。“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委组织部和县人委人事科受到冲击，无法正常工作，干部管理混乱。1973年9月恢复县委组织部，1979年10月建立洞口县革命委员会人事局，干部管理工作开始恢复正常。
  1984年，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干部管理实行“简政放权”和“管少、管好、管活”的原则，下放部分干部管理权限。正县级干部由省下放到地区管理，报省备案；正科级干部和公社书记下放到县管理。1985年县委作出了《改革企业干部管理体制的规定》，提出在县委领导下，实行组织部门统一管理和分级、分系统管理相结合的办法，扩大各战线所属企业任免干部和设置机构的权力，改进和加强干部任免的督促检查工作。该年县委又发出了《关于调整县管干部范围的规定》，将原属县委管理的股级干部下放到主管战线和区委管理。1986年县委再次发出《关于调整若干人事管理权限的通知》，对干部录用、招聘、调动、离退休和大中专毕业生定级等审批权限作了调整，进一步“简政放权”。
  二 教育培训
  民国时期，科员以上供职者，由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统一训练。乡、镇、保长及其他公务人员由县不定期短训。
  新中国建立后，根据需要，县委、县政府对吸收录用对象，建党对象，在职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政治、理论、科学文化、专业技术训练。1951年10月，建立武冈县雪峰办事处地方干部学校，1952年4月改为洞口县地方干部学校，1958年12月更名为中共洞口县委党校，负责轮训地方干部和党员。至1986年，干校、党校先后举办各类训练班176期，培训各类干部36585人次；同时，还输送一部分干部去上级干校、党校和各类学校培训。1984年开始，党校实行正规化教育，开设高中班，第一期招收学员39人，1985年，增设党政干部中专班和乡、镇干部经营管理专业班，到1986年共招收3个班，培训学员124人。
  在职干部主要是通过机关政治学习和业余广播电视、函授、刊授大学等途径，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素质。1983年以来，全县有711名干部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有2308名干部参加函授学习，有618名干部参加广播电视大学学习。
  三 考核奖惩
  民国初期，知事由督抚巡视考察。知事监督所属职员，吏书督率房众。民国中期，改由省民政厅“整饬吏治，视察县政”，县府派员督饬考察各区所辖乡、镇。由于官场腐败，考核奖惩制度，徒具形式。
  新中国建立后，县委、县政府委托县委组织、纪检和政府人事部门对在职干部按照“人民公仆”的要求实施考核，与奖惩、任免、升降、工资福利挂钩。50年代，每年对干部的功过是非进行一次“年终鉴定”，平时每经一个工作阶段、一次离职学习、一次政治运动，都要进行一次思想、作风、工作的全面考核，通过自我检查、群众评议、组织考察、领导批准，对遵纪守法、政绩显著者评为模范，分别给予记功、记大功，发给奖品、奖金；对违法乱纪、失职渎职者，分别给予警告、记过、降级、降职、撤职、开除等处分。1956年，全县评选模范76人，记功11人；同时对14名干部给以行政纪律处分和党纪处分，其中警告5人，记过7人，撤职2人。
  1957年初，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记功、记大功、授予奖品或奖金、升职、升级、通令嘉奖六种奖励和警告、记过、记大过、降职、降级、撤职、开除留用察看、开除八种惩戒。1958年以后，把对干部平时的考核奖惩转向为对干部政治运动态度的鉴定，由于功过定论缺乏客观标准，致使一批干部受到不公正的处分。“文化大革命”期间，考核奖惩工作的制度和秩序被破坏，大批干部受到严重冲击。
  1978年以后，干部奖惩工作得到拨乱反正，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了认真处理，复查纠正了一些历史老案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健全了干部考核奖惩制度。80年代初，实施干部岗位责任制，定位定责，将各项工作任务指标分解到个人，制定出考核评比和奖惩兑现措施。全县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事业单位普遍推行目标管理岗位责任制，按百分制考核干部的德、能、勤、绩，实行日登记、月考核、季小结、半年初评、年终总评。考核结果作为奖惩、使用干部的主要依据。1986年干部中有2200人评为先进工作者、163人记了功、13人记大功、8人晋升一级工资；有17人受处分，其中警告的1人，记过的2人，记大过的4人，撤职的4人，开除留用察看的3人，开除公职的3人。
  四 调配使用
  除按规定必须由党代会、人代会选举的干部外，其余干部均按干部管理权限由组织或人事部门办理。1952年从县外调入干部18人，充实县、区干部班子。1953年县委组织部从部门和基层抽调36名文化水平较高的干部到县党政机关工作。1958年，县直机关抽调积极肯干的青年干部68人，充实基层领导班子。1962年到1966年，干部队伍相对稳定。“文化大革命”初，县、区、社领导干部多数靠边站，干部变动极少。1970年后，县革委常委为恢复干部职务与工作，稳定干部队伍，人事调动亦少。1979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调整了165名用非所长的知识分子的工作。1983年，县内各单位干部编制员额已满，部分单位超编，有计划地输出了一批富余干部，同时调入了一批填补县内技术空白的技术骨干，并对长期夫妻两地分居的89名干部进行了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