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一、国民党在政治上推行“反共”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掠夺抗战的胜利果实，继续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强化党团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国民党和三青团在斗争中形成了两派，各拉山头，扩大势力，从城镇到乡村、从机关到学校，大量发展党团成员。为了解决党团的矛盾，国民党实行党团合并，在郴县极力扩大反共势力，强化党团组织。1947年11月，成立了郴县党团统一委员会，在全县进行党团员登记，并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以张博安、廖子成、何善懋、陈龙、范德才等9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以李仁焕、潘家翰、袁南枝、曹登高、邓名通等7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按党的骨干为正职，团的骨干为副职的原则，大会选出了何善清为书记、周庚星为副书记、欧阳和为秘书、李金堂为副秘书的党团委员会，下设组训、宣传、总务三科和妇运、民报社等县属组织机构，分别由邓名通任组训科长、戴涤尘为宣传科长、肖济生为总务科长、谢美英为妇运干事、周庚星为郴县民报社社长、欧阳和为报社总编辑、首崇三为编辑主任。郴县民报社经常发表反共言论，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企图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
  党团委员会下设50个区分部，并增设了丰乐、保和、永宁乡区分部。全县拥有国民党员2430名、三青团员5460名。党团渗透，反共活动频繁。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县城各机关、国民团体和学校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每月在县党部举行一次月会，强化反共意识。
  疯狂镇压革命力量1948年春，国民党郴县当局响应湖南省参议会关于“呼吁国民党政府实行‘戡乱’，明令‘讨伐’共产党”的施政方针，郴县党、政、团三联合，成立“郴县戡乱委员会”。县党部、县政府科长以上干部、三青团干事长、县参议会议长以及县属各机关、学校负责人均为委员。“郴县戡乱委员会”、国民党党团统一委员会以及国民党反动组织，大力推行进反共反人民政策，极力扩充反动武装，大举反共清乡，围剿革命武装，疯狂地清剿和残杀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对老百姓则实行强化治安，实行保甲联保连坐等制度，谁家窝藏“共匪”和游击队员就要格杀勿论，连坐的其他几家都要坐牢，社会黑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49年3月“郴县9乱委员会”更名为“郴县反共救国委员会”，在其领导下，全县进一步加紧围剿共产党与游击队，更加疯狂地镇压工农运动与学生运动。1948年至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各机关、团体、学校建立了“防共小组”，严密监视学生、教员、工人、农民、店员的革命活动，随时随地向上级汇报情况，肆无忌惮地残害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
  强行征兵国民党郴县当局为适应打内战的需要，实施征兵、征粮、征款的“三征”政策。仅征兵一项，一个当时只有24万人口的郴县，1949年就要征兵1万壮丁，年龄从18岁至45岁的男性公民都要应征。人数不够，国民党反动派就降低标准，从15至45岁，甚至连50岁的老人也不放过，如有不从，就捆绑吊打。为了强迫人民充当炮灰，有的地方见壮年男子就抓，强行征兵，无恶不作。搞得全县劳动人民家家恐慌，人心惶惶，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二、国民党在经济上残酷掠夺人民
  1947年至1948年间，国民党集团不顾民众反内战的呼声和共产党的和平建议，自恃有美国政府支持，悍然挑起内战。为了满足内战的财力需要，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加重赋税强取民财。农民一年中需交纳的田赋，就要用去一半的收入。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保甲费”、“保仓谷”、“保学谷”、“乡保经费”、“一次捐献”、“筑路附加”等等。地主豪绅还利用灾荒落井下石，剥削农民，他们或者囤粮拒粜，索取高价；或者偷运外地，牟取暴利；或者把持义仓积谷，从中贪污。郴县老百姓的生活如堕地狱。
  另一方面，采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掠夺民脂民膏。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后，军费高居不下，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国民党政府不惜饮鸩止渴，靠大量印发钞票和金圆券，弥补财政赤字。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有的造纸厂干脆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比用其他纸成本还低。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郴县大量的工商业倒闭，城镇失业工人日益增多。全县人民群众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之中。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郴县民众的强烈不满，老百姓反抗活动此起彼伏，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