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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郴县党组织的重建及其领导下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郴县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以休养生息、重建家园。中国共产党从人民的这一根本愿望出发，主张团结一切爱国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却与人民的愿望背道而驰，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继续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中国面临着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斗争。为了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与国民党统治集团展开了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中国革命由此进入了全国解放战争时期。郴县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和本地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一节 抗战胜利后郴县的形势
  一、国民党在政治上推行“反共”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集团掠夺抗战的胜利果实，继续推行反共反人民的政策。
  强化党团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国民党和三青团在斗争中形成了两派，各拉山头，扩大势力，从城镇到乡村、从机关到学校，大量发展党团成员。为了解决党团的矛盾，国民党实行党团合并，在郴县极力扩大反共势力，强化党团组织。1947年11月，成立了郴县党团统一委员会，在全县进行党团员登记，并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以张博安、廖子成、何善懋、陈龙、范德才等9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和以李仁焕、潘家翰、袁南枝、曹登高、邓名通等7人组成的监察委员会。按党的骨干为正职，团的骨干为副职的原则，大会选出了何善清为书记、周庚星为副书记、欧阳和为秘书、李金堂为副秘书的党团委员会，下设组训、宣传、总务三科和妇运、民报社等县属组织机构，分别由邓名通任组训科长、戴涤尘为宣传科长、肖济生为总务科长、谢美英为妇运干事、周庚星为郴县民报社社长、欧阳和为报社总编辑、首崇三为编辑主任。郴县民报社经常发表反共言论，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企图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
  党团委员会下设50个区分部，并增设了丰乐、保和、永宁乡区分部。全县拥有国民党员2430名、三青团员5460名。党团渗透，反共活动频繁。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县城各机关、国民团体和学校的国民党员、三青团员，每月在县党部举行一次月会，强化反共意识。
  疯狂镇压革命力量1948年春，国民党郴县当局响应湖南省参议会关于“呼吁国民党政府实行‘戡乱’，明令‘讨伐’共产党”的施政方针，郴县党、政、团三联合，成立“郴县戡乱委员会”。县党部、县政府科长以上干部、三青团干事长、县参议会议长以及县属各机关、学校负责人均为委员。“郴县戡乱委员会”、国民党党团统一委员会以及国民党反动组织，大力推行进反共反人民政策，极力扩充反动武装，大举反共清乡，围剿革命武装，疯狂地清剿和残杀共产党人和游击队员；对老百姓则实行强化治安，实行保甲联保连坐等制度，谁家窝藏“共匪”和游击队员就要格杀勿论，连坐的其他几家都要坐牢，社会黑暗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1949年3月“郴县9乱委员会”更名为“郴县反共救国委员会”，在其领导下，全县进一步加紧围剿共产党与游击队，更加疯狂地镇压工农运动与学生运动。1948年至1949年解放前夕，全县各机关、团体、学校建立了“防共小组”，严密监视学生、教员、工人、农民、店员的革命活动，随时随地向上级汇报情况，肆无忌惮地残害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
  强行征兵国民党郴县当局为适应打内战的需要，实施征兵、征粮、征款的“三征”政策。仅征兵一项，一个当时只有24万人口的郴县，1949年就要征兵1万壮丁，年龄从18岁至45岁的男性公民都要应征。人数不够，国民党反动派就降低标准，从15至45岁，甚至连50岁的老人也不放过，如有不从，就捆绑吊打。为了强迫人民充当炮灰，有的地方见壮年男子就抓，强行征兵，无恶不作。搞得全县劳动人民家家恐慌，人心惶惶，叫苦连天，怨声载道。
  二、国民党在经济上残酷掠夺人民
  1947年至1948年间，国民党集团不顾民众反内战的呼声和共产党的和平建议，自恃有美国政府支持，悍然挑起内战。为了满足内战的财力需要，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加重赋税强取民财。农民一年中需交纳的田赋，就要用去一半的收入。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如“保甲费”、“保仓谷”、“保学谷”、“乡保经费”、“一次捐献”、“筑路附加”等等。地主豪绅还利用灾荒落井下石，剥削农民，他们或者囤粮拒粜，索取高价；或者偷运外地，牟取暴利；或者把持义仓积谷，从中贪污。郴县老百姓的生活如堕地狱。
  另一方面，采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掠夺民脂民膏。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后，军费高居不下，国民党政府在1948年战时的赤字，每月达数亿元至数十亿元，国民党政府不惜饮鸩止渴，靠大量印发钞票和金圆券，弥补财政赤字。法币的发行如脱缰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法币的发行量由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元，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有的造纸厂干脆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比用其他纸成本还低。各式买卖经常要以大捆钞票进行。当时流行着这样的笑谈：“在中国唯一仍然在全力开动的工业是印刷钞票。”郴县大量的工商业倒闭，城镇失业工人日益增多。全县人民群众陷入了饥寒交迫的痛苦生活之中。
  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激起了郴县民众的强烈不满，老百姓反抗活动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第二节 郴县党组织的重建
  1945年10月，为了加强对湘南地区的领导，中共湖南省工委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调集了一批干部到湘南开展党的活动，周里、谷子元、何大群、朱上炯等陆续来到郴县，开始着手恢复、整顿和发展党组织。
  一、中共栖凤渡区委的恢复
  1945年10月下旬，谷子元、黄平来到栖凤渡，按照省工委指示，秘密通知李达海、曹修竹、李安民、牛积熙、段韬等在草田铺龙泉书院召开会议，传达上级开展“三反”（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的指示，同时宣布恢复栖凤渡区委，并指定了领导成员：区委书记李达海，组织委员曹修竹，宣传委员李安民，委员牛积熙、段韬。并设立了栖风渡、草田铺、廖王坪、南香党支部。为了便于开展工作，确定在杨晓芝、牛积熙、曹修竹、李达海、余邦丰、李安民六人家里设立党的联络站。联络站的成员想尽一切办法，采取多种形式搜集敌人活动情报，李安民在栖凤渡乡公所门前，开了一家小酒店，联络人员日夜观察了解敌人活动，有情况随时向党组织汇报，酒店成为地下党活动的重要地点。
  二、中共郴县城区工委的建立
  1948年底，郴县城区党支部恢复，谷安昌任支部书记，谷安周、陈长清任支部委员。1949年3月，谷子元等同志在郴州城朱玉州盐铺后楼开会，决定成立中共郴县城区工委，陈修河为书记（陈回宜章后，李楚为书记），谷安周为组织委员，李楚为宣传委员。6月，经湘南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又成立了中共南区指挥所委员会，李楚为书记，黄俊如为副书记，肖昶为委员。城区工委领导的共有三个党支部，有党员四十多名。区工委当时将发展党组织的重点放在教育界（区工委书记李楚当时的公开职业是教员），在教育界发展的党员有黄俊如、谢邦才、曹新治等16名。不久，黄俊如任良田党支部书记，谢邦才任华塘党支部书记，曹新治任桥口党支部书记。区工委还在城内、岔路口、陈家楼、大浪江、桥口、石盖塘、山河、小溪、鲤鱼江、资兴城、资兴四都、桂阳下寨建立了12个联络站。联络站负责各地交通联络，收集敌人情报，传递上级指示和秘密发展游击队员。为宣传党的政策，组织群众开展斗争，城区工委还办了《火花报》。后来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区工委选派了一批有革命斗争经验的党员，分赴农村发展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革命斗争。因当时郴县县委尚未恢复，城区工委实际上起了县委的领导作用。
  第三节 郴县党组织领导下的斗争
  一、农民反抽壮丁和反饥饿的斗争
  反抽壮丁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政府挑起内战之后，为了强迫人民充当它的炮灰，于同年10月10日颁布新兵役法，恢复征兵制度，规定18岁至45岁的男性公民都要应征。这个法规一公布，郴县顿时出现了强抓丁的惨状。桥口乡二保贫农李虎财被强征人伍，不堪虐待，中途潜逃被中队长发觉，将其活埋。许多青壮年为逃避抓丁，有的断肢伤目，自残身体；有的抛妻别母，流浪异乡；有的为贿赂抽丁官吏，落得倾家荡产；有的被追捕抓丁而逼得上吊、投河。平民百姓受新兵役法之迫害，苦不堪言。而经办兵役的反动军官和乡、保长则伙同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借抽丁之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如风鸣乡七保保长王彬光，收受的壮丁贿赂就达800元（银元）之多。国民党政府强征壮丁的暴行，激起了郴县人民的愤慨，纷纷起来开展抗征壮丁斗争。五市乡乡长张友里在“双十节”群众集会上宣布征兵时，当即有中山大学学生邓爱文愤然登台质问张友里：“现在抗日结束，宣扬和平民主以建中国，安抚百姓，为何宣传征兵内战？”张被问得哑口无言，听众一齐拍手称快。中共栖凤渡区委书记李达海，打入乡保政权当了乡队副，他利用合法地位，在下乡抓壮丁时，秘密通知合乎壮丁年龄的青年壮年，早早躲藏，至使每次官兵扑空，使其队长撤职查办。岗脚乡保队副王佑山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利用合法身份与县政府乡公所软硬厮磨，采取一顶二拖三躲的策略，这样一来1947年分配该保三个正额壮丁，三个预备额壮丁的任务，拖到1948年12月才去了一个。隐藏在各地的地下党员采取燃烧强迫抽丁官吏的房子，杀死官吏的儿子，投递匿名信件进行恐吓等办法打击他们的反动气焰，使国民党郴县政府的征兵工作一再陷入停滞局面。
  反饥饿郴县经日寇八个月铁蹄蹂躏，已经民穷财尽，十室九空。抗战胜利后，人民还来不及喘息，又被蒋介石统治集团拖入内战的深渊。在“戡乱建国”的反动口号下，郴县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和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造成全县人民痛苦不堪，饿殍遍野，不少农民靠吃糠、野菜生活。大奎上山口洞陈家有一户农民叫彭登，一家数口多日断炊，种下的包谷、粟米又遭冰雹毁为一空，彭见口中无粮，又收成无望，且负债累累，虑及年终地主催租逼债，悲愤交集，以致全家自缢而死。类似这样的悲惨事件，全县各地时有传闻。但是，地主豪绅则利用灾荒落井下石，剥削农民。他们或者囤粮拒粜，索取高价；或者偷运外地，牟取暴利；或把持义仓积谷，从中贪污舞弊。农民对此忍无可忍，闹民食的自发风潮，到处发生。这时战斗在良田的地下党组织，因势利导，领导群众开展反饥饿斗争，以保、甲为单位，成立“民食委员会”，采取“阻禁”、“平粜”、“清算”等办法筹粮救饥。黄茅乡第八保“民食委员会”在中共良田支部领导下，推举积极分子刘春耀、段生才为“反饥饿”的总代表，兵分两路开展斗争：一路以刘春耀为首，清算公祠、路会义仓积谷帐目；一路由段生才组织青壮年把守交通要道，阻禁谷米外流宜章等地，搜缴谷米进行平粜。民食委员会向饥民宣布纪律：只平粜谷米，不许乱拿东西，要进行说理斗争，不许打架、打人。第八保的反饥饿斗争，在党的领导下既轰轰烈烈，又秩序井然，斗争的结果，平粜了一大批谷米给了饥民，清算出一批保甲豪绅鲸吞和克扣的义仓谷，使积谷发放数量由原来每人一斗五升增加到五斗。反饥饿斗争很快就从黄茅发展到江口、芙蓉、南溪、鲁塘等地，这个运动重挫了乡保反动势力和地主豪绅的反动气焰，解救了一部分群众倒悬之苦，群众从反饥饿斗争中看到了联合起来作斗争的力量所在，斗志更加高涨，一批积极分子在斗争中被发展人党，壮大了党的力量。
  二、工人的反抗斗争
  （一）邮电工人的三次斗争
  1946年春，国民党交通部发给每个电信职工寒衣费3万元（国民党法币），该款在1945年12月已下拨到邮电局，被电信司扣留。当时由上海国际电台工人发起，向全国电信局发出通知，要每省派代表于九天内去上海集合到南京请愿。郴州电务段电信工人在十小时内复电上海，并电请长沙电信局选派代表。十日后，上海国际电台通电全国电信局：“我们派出二十七名代表去南京请愿，于昨晚失去联络，想是被扣留，要求各电信局作好罢工准备。”郴州电信局即电响应。三天后南京电信局来电说：“全体代表提出要将电信司长朱有成撤职查办一事，他们当即遭到软禁，要我们在12小时后一致宣布罢工。”又说蒋介石已避居庐山，现已有直电庐山，要求蒋介石下令，立即撤职查办朱有成等语。郴州电信局工人，即从本日下午一时罢工，工人全部集合到电信局内，准备应付万一。翌日晨，获悉全国电信工人代表二十七名，全部获得自由，但未达到目的，还坚持罢工。当晚又接到上海国际电台向全国的通电：“如果在六小时内庐山再不接受全国电信工人代表所提出的‘立即处决电信局长朱有成和发给全部寒衣费的条件。’首先停发庐山至各省市的一切电报电话，二十四小时后，宣布全国电信工人总罢工。”这一下避居在庐山的蒋介石慌了手脚，他立即下令将朱有成撤职查办，并发给全国电信工人的寒衣费，这是全国电信工人有史以来第一次斗争获得完全的胜利。
  1947年秋，由于“法币”大贬值，物价不断上涨，工会把工资折为银元，电信局职工工资相差悬殊，低工资工人每月只拿二十元银元，高工资的职工竟达六十元。当时工会的权力，完全掌握在工人手里，工人一致提议，请求召开会员大会，要求调整工资。但遭到旧职员坚决反对，工会果断决定对低工资工人暂借十五元作生活费，这样，引起了高工资职员的不满，工人与职员的争论很大，最后由腾振湘（线务段长，进步人士）提出一个折中办法，根据每月营收所买回的银元（工会决定，每月营收不上缴，当即买回银元交工会保管，免受物价上涨影响），按全体会员不论工资高低，每人发给基数工资25元，然后按工资高低再行百分比分配，这样工资高低的差价就缩小了，保证了低工资人员的生活水平。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防止工人进行革命活动，竟要电信工人（机务、线务、报差、杂役）实行五人连保，如果有一个工人不上班，则视为坏分子或异党分子，就可以坐罚，轻者被开除，重则抓去坐牢，直至迫害身亡。连保以后，如发现有人参加“奸党”（指共产党）或窝藏“奸党”并为通风报信者，均由连保集体负责，在“戡乱”期间，国民党为进一步迫害工人，改五人连保为五户连坐，由于工人的团结和工会积极组织帮助，敌人无隙可乘，致使反动派的阴谋彻底破产。
  （二）豆腐业工人的斗争
  豆腐业职业工会理事长黄克南，任职期间，把公款挪为己用，会员群众意见纷纷，数次要求黄克南清算帐目公布于众，黄克南竟置之不理，终于引起众怒。会员曹洪发等35人联名呈文国民党郴县工会，要求撤换黄克南，另选廉洁奉公为群众办事的人担任理事长，国民党郴县工会鉴于群情愤慨，为避免事态扩大，于1948年4月23日批准郴县豆腐业职业工会改选负责人。此事说明，郴县工会虽被国民党控制，使工会成为它推行反动政策的工具，但工人群众仍然敢于用合法的改选手段，斗垮了违法的理事长，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三）铁路工人反饥饿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8年9月，衡阳铁路工人为了要求增加工资举行了“反饥饿、反迫害”的大罢工，全路六千多工人全部参加，郴县铁路工人在郴县地下党李林（此人与我县的游击队队长李林同名，解放后随部队离开了郴州县）的组织领导下，响应衡阳铁路工人计一千多人的大罢工。由刘杰、曹彬、李春庭为首带了70多个人到衡阳交涉，一连三天，迫使当局答应工人要求，每人每月增加“金元券”1700元（约工资的一半），罢工取得了胜利。由于物价不断上涨，“金元券”继续贬值，不久又掀起了第二次罢工。这次是不要“金元券”要银元，经衡阳铁路管理局工会负责人王福阶从中调解，发了银元，又一次取得了罢工的胜利。
  三、学生运动
  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强征暴敛，造成城乡市场混乱、凋敝，货币不断贬值，物价持续上涨，盗贼公然横行，兵祸此起彼伏，老百姓生活十分困顿。郴县在校广大师生面对这种动荡不安的时局，十分困惑，有的人叹息国难何时安定，有的人感到前途渺茫，还有的人无心问书，精神萎靡不振。郴县地下党组织针对学生思想动态，秘密加强对学生正面引导。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53年更名为郴县师范），地下党员潘本义，联络进步教师王文以及谢万福、邓光文、郭坚城、唐永提等二十余位进步学生，组织三师“正风学社”，并自己集资办起“正风石印小报”，以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与无能，引导、鼓励师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政策，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爱国学生运动。
  1949年2月3日，三师学生会主席谢万福，肩负500多进步学生的托付，向校长何子吟提出改善学校管理的三条请求：一是允许学生议论国政；二是支持学生会办好《正风小报》，学校每月支付《正风小报》工本费300元现金；三是学生会有权监督学校经费开支。何子吟对学生代表提出的意见不但不采纳、不研究，还采用穷凶极恶的手段打击学生会代表，将学生代表污蔑为“行为越轨，藐视师长”，并挂牌限三天解散学生会，不许办《正风小报》，撤销学生会主席谢万福职务，开除谢万福等11名学生的学籍。何子吟的反动行为激起了广大师生的强烈反抗，学生会立即组织学生罢课，500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他们到处张贴标语、发放传单，反对内战、反对迫害、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响彻天空。郴郡联立中学、适存中学、天凤中学等广大师生积极响应三师进步学生的行动，纷纷走出学校，进行示威，声援三师的革命行动，一下子由500多人增加到3000多人。，国民党驻郴警察司令部和郴县警察局出动300多人进行拦截，学生与警察发生冲突，造成了“二·三”流血事件。郴县学生“二·三”事件很快传到邻近的资兴、桂阳、宜章、永兴等县各学校，他们很快派出声援队，请愿团来到郴州行政公署。郴州专员肖文铎害怕事态扩大，向学生请愿团答复了撤换三师校长何子吟，取消开除学生的决定，同意学校由学生选举产生学生会组织等要求。学运取得了胜利。
  1949年4月，为了迎接解放运动的到来，党组织决定从学校师生中挑选了李楚、黄俊如、谢邦才、黄由魁、谢万福、谢邦祥、邓光文、曹汉武、曹文举、肖大栋等57位政治坚定、思想敏捷、工作积极、作风正派的同志进行重点培养，吸收他们人党、人团，更进一步加强了学生运动的领导。4月底，按照党的需要，先后调遣各学校师生骨干去从事武装斗争和地方政权建设，有的派遣到敌人的心脏去担负要职，掌握敌人动态。这批骨干为解放郴县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九章 开展地方武装斗争
  1947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郴县党组织根据上级的有关部署，在积极恢复与发展党组织的同时，把工作重心转入组织武装力量、武装夺取政权上。到解放前夕，武装斗争遍及全县，形成燎原之势。此起彼伏的武装斗争，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在郴县的反动势力，动摇了国民党在郴县的统治基础，分散了国民党军队的兵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为郴县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节 湘南游击司令部在郴县的活动
  一、成立南区指挥所
  1949年6月，中共湘南工委在耒阳大义乡枫树下召开工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谷子元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大群任政治部主任，雷天一任副主任。司令部设耒阳。湘南游击司令部辖11个大队、1个警卫大队、2个直属中队、1个民运队，其中活跃在郴县的队伍有6支。
  由于斗争区域广阔，为适应武装斗争的需要，决定司令部下设南区、北区两个指挥所。南区指挥所成立于1949年6月，由肖OR任指挥员，李楚、黄俊如任政委，并成立中共南区指挥所工委会，由李楚任书记，黄俊如任副书记，肖昶为委员。南区指挥所共有50多名工作人员，他们既是工作队员又是武装战斗人员，在解放郴县时，还是战斗突击队员。7月攻打资兴时，为了充实力量，李楚从郴县城区调来20多人分别担任秘书、参谋、政工人员。郴县解放后，经整编，南区指挥所的一部分同志被编入四野，一部分被任命为地、县各部门的领导或一般干部。
  二、南区指挥所所属部队建制
  第一大队 1949年4月，城区工委指派联中学生王云回家乡组织武装，王通过表兄郭俊文与桂东普乐乡游击队方捷三（郭俊文的姐夫）取得了联系，方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王向区工委汇报后，经请示谷子元同意，区工委派肖昶、朱建民、王德琳与王云一道前往桂东县普乐乡，收编方捷三部。当时，方部有人（枪）三十余，随即发动青年学生、贫苦农民参军，部队迅速发展到一百二十五人枪，编为两个中队。湘南游击司令部将其编为第一大队，方捷三为大队长。王云为政委，肖一平、郭名香为副大队长。进入郴县境内，桥口党支部输送数十名贫雇农参军，队伍发展到一百八十九人枪。9月，大队长方捷三因抢劫光洋等罪被逮捕，原来跟随他的三十多名战士被遣散回家（方捷三后被错误处决，1983年已给予平反昭雪），由肖一平继任大队长。
  第三大队 1949年6月，第三大队在资兴县工委领导下组建，由资兴西里乡游击队与渡头游击队合编发展而成，共130余人枪。何奇任大队长，朱克威任副大队长，陈佳春、何力洪、罗继开先后任指导员、正副教导员。主要活动于资兴、郴县、汝城交界处。
  第五大队 1948年7月，中共郴县栖风渡区委奉湘南工委谷子元的指示，派段韬到良田一带，（以小溪村为中心）组织地下武装。10月，以小溪村人田贤楚等成立的“锄头会”为基础，成立了骑田岭武工队，有十余人（枪）。1949年4月与栖凤渡的杨国雄武工队汇合，共有四十余人（枪），活跃在栖凤渡及良田一带。1949年6月，队伍发展到百余人，经谷子元批准，编为湘南游击司令部第五大队，任命段韬为大队长，李达海为政委，黄力生、黄翠芳为副大队长，曹修竹为政治部主任。不久，队伍发展到二百人（枪），下辖三个中队。6月下旬，湘南工委扩大会议决定第五大队划归南区指挥所领导。郴县解放后部队整编，一部分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师四九五团，一部分送郴县军分区教导队学习和转人地方工作。
  第六大队第三中队 1949年6月，由郴县永宁乡的农民群众组建起来，大队长何炳辉，政委邓名炯。主要活动于郴县鲁塘、南溪、芙蓉等地及桂阳的部分地方。
  直属三中队 1949年5月下旬，李达海等带领段阳春到耒阳狮子岭湘南游击司令部会见了谷子元，研究成立直属三中队，当即派李达海、曹崇礼负责筹建，湘南工委黄平到栖凤渡主持这一工作。6月底，在郴县和平圩召开了以杨国雄、牛学池为正副队长的全体队员会议，并将早已策划应变的栖凤渡乡公所自卫队全部人枪拉出来，改编到直属三中队。同时，分别在朱家湾、村头等地召开了正副乡长段阳春、曹玉昆和李鼎朝、何开金、曹希正、张愈南等人的会议，为三中队筹粮筹枪。7月3日，在郴县和平圩由湘南工委副书记何大群授予番号，并任命谷安周为指导员（第二任指导员曹修竹），曹崇礼为中队长。该队共105人，长短枪80余支。郴县解放时，受编于郴县大队和下属栖凤渡中队，少数转到地方。
  郴县武工队 1949年5月下旬，地下党员李昌奎和大革命时期郴县领导成员曹廉，串联唐朝祥等人收缴了唐家湾宗族公有的枪支和各村地主的枪支30余支，秘密组织了游击队，有队员50余人。6月5日，在集贤乡正式命名为郴县武工队，由南区指挥所直接领导开展活动，指导员邓名佐，队长唐廉，联络员李昌奎。郴县解放后，该队被编入独立七团新六连和四野四九六团。
  三、主要武装斗争惰况
  1949年5月，肖昶奉湘南工委的指示，率新近收编及扩充的第一大队从桂东县普乐乡出发，经江西祟义进入资兴，横扫资兴县各乡公所自卫队，先后解放了资兴县的汤市、兰溪、谷洞、蓼江市、木根桥、东江等乡镇。第三大队则攻打渡头、旧市、东江等乡镇。
  6月间，第三大队解放了渡头。7月中旬，南区指挥所解放资兴县城后派何力洪、何茂斌等政工人员前往渡头筹建人民办事处。8月3日，南区指挥所由桂东沙田进入渡头，召开了渡头区人民办事处成立大会，资兴军管会主任肖昶宣布了办事处领导成员名单，由何遵任主任。接着，派人下村建立村政权，帮助小学开学复课。
  部队由于连续作战和长途行军，战士都感到十分疲劳，指挥所把部队拉到清江隐蔽休整，让战士恢复体力。同时，抓住时机进行学习整训，举行报告会，讲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明确游击队当前的任务。
  经过短期休整后，遵照湘南游击司令部的指示，为了更沉重地打击敌人，南区指挥所决定进逼郴县城，到敌人的心脏郴县境内去作战。8月上旬，南区指挥所率一、三大队爬过人迹罕到的东边大山，经冬茅龙、山河直插郴县塘溪，随即进攻桥口乡公所和自卫队，击溃敌人，解放了桥口。部队沿郴资公路前进，进逼到距郴县城十里的地方，截击了到大浪江抢粮的敌军百余人。
  为了加强作战力量，南区指挥所进入郴县后，即将直属中队（原良田支部组建的唐廉中队）调来，随指挥所行动。
  南区指挥所在郴县城东面的塘溪、山河、乌岭、大浪江一带建立根据地，根据地距县城约三十华里，背靠大山，与骑田岭，瑶岭相连接，进可截断粤汉铁路线及郴资公路，攻取郴县城，退可至资兴县渡头区、郴宜边境。当时，郴县境内党的地方武装，南面有第五大队（段韬部），西面有郴桂边游击中队（谢万福部），北面有司令部直属三中队（曹崇礼部），东面光华乡还有湘南支队郴县游击队（朱福国部），对县城敌军形成了包围圈。都有郴县城区工委地下党员及各联络站的配合，对敌人的活动情况了如指掌，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
  在根据地建立了永丰乡人民办事处和农会，曹维倩任办事处主任兼农会主席，发动群众对国民党政府开展抗征粮、抗征丁、抗征夫斗争，对游击队则供给粮食、蔬菜，报告敌人活动情况，大力支援游击队。南区指挥所在郴县境内的活动，使县城敌人甚为惊慌。国民党县党部办的《郴县民报》曾登载一条消息：“共匪肖昶部三千余人，在麻田、大浪江、乌岭、大奎上、陷池塘等地骚扰，甚为猖狂”。可见其惊恐之状。
  南区指挥所在塘溪一带建立根据地后，截断了郴、资公路，敌汽车运输中断。敌军为了保护县城及保持郴资公路畅通，驻郴的白崇禧部九十三军派出部队，在距县城十公里的贺家村建立了连哨，在寸石口和窝泥坪分别设有排哨，在连哨对面山上又设两个班哨，彼此呼应，严密盘查来往行人，重兵封锁城东。指挥所决定拔掉这些障碍，9月8日命令第一大队副大队长肖一平率领十二名突击队员，黑夜袭击寸石口哨所，摸黑潜入哨所驻地，突然发起进攻，敌人不知所措，慌忙逃窜。这一仗毙敌二人，俘二人，缴获步枪四支、子弹一千发、手榴弹四十枚、军毯十九条、大米一百多斤。贺家村、窝泥坪驻守之敌闻知我军拔掉寸石口哨所后，均撤离哨所，龟缩县城内，不敢再到乡下活动。
  拔掉寸石口哨所后，城外的敌军都回撤龟缩城内，距城五里以外就是游击队的活动地区，敌军只有躲在铁甲车内（装有机枪和大炮）沿粤汉线巡逻，出城骚扰都是成团以上的兵力，轻易不敢出县城活动。9月下旬，白崇禧驻郴的九十三军八十八师和保安三师的各一个正规团，以及驻邓家塘火车站的交警队、良田乡自卫队共约四千余人，统一行动，突袭塘溪根据地，妄图将我军包围歼灭。敌人兵分两路：一路以陈龙为前导，从县城出发，经鸦市坪、桥口进山河，从后路包围；一路以首纶言作前导，出县城，经铁螺石、上白水、大浪江至塘溪，从正面进攻。敌人来势汹汹，行军迅速。当接到谷安昌、刘简文联络站从县城送来的消息时，敌人的包围圈即将合拢。指挥所领导当机立断，迅速撤向东边大山上，抢占了通向山河的山颠望仙亭，居高临下，以观动静。时天色将黑，前路敌军赶到塘溪扑了个空，暂时摸不清虚实，不敢贸然进攻。指挥所领导分析敌情后，决定趁天黑跳出包围圈，甩掉敌人。指挥所下达命令：不准吸烟，不准讲话，不准打手电筒，顺着山脊向南转移。部队沿山脊上的一条人迹罕见的羊肠小道摸索前进，山下两边都有敌军等待我军进入其包围圈。深夜二时许，我部到达横龙曾家，指战员都已饥肠辘辘，精疲力竭，正埋锅作饭，山河联络站刘耀南得知我部己到横龙，特深夜赶来报信：山河己住满敌军。横龙距山河只两里多路，不可久停。饭后趁天未亮，部队继续向五盖山的最高峰——海拔一千九百米的狮子口前进。等部队登上狮子口，敌人还在塘溪、山河寻找我军的去向，最后一无所获，空劳往返，只好虚张声势，鸣放空枪，班师回城。
  1949年6月，第五大队配合兄弟部队围攻嘉禾塘村，逼使敌人投降，缴获步枪三十二支，子弹一千五百多发，俘敌三十二名。6月下旬，第五大队大队长段韬策动郴县黄茅黄翠芳自卫队投诚，交出长短枪三十五支，子弹五千余发，自卫队改编为第五大队第二中队，黄翠芳任副大队长。7月上旬，五里牌自卫队七十八人投诚，除一部分回家外，剩下的队员改编为五大队三中队，张愈南任中队长。至此，第五大队已发展到近二百人（枪）。以后，第五大队曾经三战李氏、黄家地主武装，围攻井上，先后缴获卡宾枪两支、快慢机两支、步枪二十五支。并曾甩开敌军一个师在坳上万岁桥的包围，使敌人的围剿幻梦破灭。
  9月，南区指挥所政委黄俊如、秘书廖中瑞及邓名佐同志率直属中队越过粤汉铁路，到路西葫芦岭与五大队会合，然后将部队拉到江口龙广洞，决定在此进行一次学习整训，由黄俊如同志负责领导整训工作，组织全体干部、战士学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文件，同时整顿纪律作风，提高了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10月，湘南游击司令部南区指挥所在郴县的部队，与敌人展开机智灵活的斗争，为郴县人民的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第二节 湘南支队在郴县的活动
  湘南支队是在中共粤赣湘边区党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湘边纵队和五岭地委的领导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在其斗争过程中，曾得到湘南地下党组织以及北江第二支队和隶属粤桂湘边纵队的连江纵队的支持和配合。这支部队从组建到1949年12月中旬成立郴县军分区时，已经发展到近4000人，是一支战斗力较强的地方武装。湘南支队先后与国民党正规军、地方武装进行过大小百余次战斗，为郴县等地的解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一、湘南支队的组建
  1948年12月下旬至1949年1月中旬，粤赣湘边区党委在广东惠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贯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指示精神，制定了“向湘南、赣南推进”的方针，决定建立湘南支队，由刘亚球任湘南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同文和李金任副政治委员、李林任副司令员、唐麟任政治部主任、谷子元任副主任（未到职）、耿俊猛任参谋长。同时，从革命队伍中抽调一部分湖南籍的骨干力量分两路回湘南进行组建工作。一路由刘亚球与郭名善同志为一组到桂东的西边山活动；一路由李林、李金（金阳）、耿俊猛带领着宋有才、王勇、魏传德、朱贵、李志、张丹、钟国富、田鸡仔、刘华仔、刘元才、黄保才、阿陈（女）、朱大炮、朱汉樵和李金的通讯员等17人到汝城、郴县等地活动。
  1949年2月，袁理凡找到桂阳、临武党组织，于5月间建立了“临桂边人民解放工作队”，后编入湘南支队独立大队。
  3月，李林、耿俊猛率队巧夺汝城平坡乡公所的枪支后，发动修筑宜汝公路的20余人参加游击队，嗣后，李林率队到郴县活动。
  4月，杨乡、马丹在郴县、宜章边界组建了郴宜武工队。
  5月，廖康、谷正、谭立等40余人在宜章赤石举行暴动，攻入乡公所，缴获30多枝枪。刘亚球、李林赶到赤石，将这支队伍任命为“湘支独立游击队”。
  6月20日，湘南支队所属各部除留守县城的部队外，汇集在汝城殿华。22日，召开整编、誓师大会，宣布所属机关各部、各大队的建制与番号。同时，正式成立湘南地委和湘南支队。湘南地委委员有刘亚球、李同文（李成铁）、唐麟、李林、谷子元。刘、唐、李为常委，刘亚球任书记，李同文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唐麟为宣传部长。此时，湘南支队已有2000余人枪（包括改编的约800人的起义军在内），轻机枪10余挺，主力4个大队。湘南支队在湘南地委统一领导下，开展武装斗争。
  7月31日，接粤赣湘边区委党委29号电令，湘南地委、湘南支队划归湖南省工委领导（因战争原因，同年10月才与湖南省委接通关系）。
  12月，郴县军分区成立后，湘南支队各部队除部分留在军分区和各县县大队之外，或编入野战军、省军区四五九团、四九三团，或转入地方工作。
  二、湘南支队在郴县的部队
  郴县游击队 1949年3月，地下党员杨湘在光华乡一带从事地下工作，串联了朱剑辉等人，酝酿组建武工队。5月，在湘南支队司令部参谋长耿俊猛协助下，正式建立武装部队，命名为“湘粤赣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郴县游击队”，队长朱福国，副队长陈必光。6月底，湘南支队司令部派宋有才（中共党员）任指导员，张友松、邓泽卓任政工员，共有成员102人。主要活动于大奎上、坳上、板桥一带。1949年11月整编，一部分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五师四九五团，一部分转入地方工作或者回家生产。
  直属武工队
  1949年6月下旬，廖周到宜章长策找到湘南支队副司令李林，要求组建武工队，李林当即表示支持，并派陈正协助廖周开展工作。廖周、陈正返回后，在南水界、两湾洞等地串联了段安贤、段鼎超等8人，成立“贤良武工队”。7月下旬，湘南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刘亚球和李林来到南水界，正式授予湘南支队直属武工队的番号，任命廖周为队长、陈正为指导员。并由司令部拨交步枪4支，所需经费由司令部所属交通站供给。有成员20人，手枪1支，步枪10支。解放后整编时，一部分编入了郴县大队或司令部，一部分回家生产。
  第一大队郴县独立三中队 1948年11月，在广东坪石做工的良田人王永槐，偶遇李林（湘南支队副司令员），王、李在大革命时期一同打过游击，在交谈中，李林鼓励王永槐回乡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按照李林的布置，王永槐于12月回到良田老家，发动组织游击队。同时，利用同姓关系，劝说良田铺下保长王槐仙投诚革命。1949年4月初，王槐仙终于下定决心，带队伍起义，交枪10支、子弹千余发。王永槐将情况报告给湘南支队司令部。湘南支队司令部授予这支起义部队的番号为“湘南游击支队第一大队郴县独立三中队”，任命王永槐任中队长，王槐仙任副中队长，司令部派共产党员胡渊任政治指导员。下旬，王永槐和胡渊按照司令部的指示来到良田。胡渊以亲戚的身份住在王槐仙家里，由王永槐、王槐仙出面，串联了王志槐、谭忠发、王金飞、李清等十余人，收缴了一批武器，扩大了游击队伍。独立三中队下设三个分队：一分队长王金飞，二分队长谭忠发，三分队长袁法举。全队共有人员66人，长枪50支，短枪6支，汽车1辆，电话机2部。独立三中队主要在郴县良田一带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该队分队长以上干部编入郴县军分区。
  第一大队三中队 1948年冬，五岭地委派杨湘到郴宜铁路沿线发展地下武装。在郴县邓家塘江南村以老同学段发儒、段录芳家为基地，建立路东联络站，以后逐步串联杨香林等10余人为联络员。1949年4月，杨湘在宜章县坪乡成立“郴宜武工队”，湘南支队任命杨湘为队长，李刚为副队长，朱盛荣为指导员，郴县籍的有段定黄（中队文书）、段录芳、刘儒鳌等人。该队逐步发展到130余人，编为三个分队。9月，该队在汝城奉命改编为“湘粤赣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支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湘南支队派胡静之任副指导员。此后三中队主要随湘南支队行动，主要活动于宜章、汝城、临武、桂阳、郴县各地。郴县解放后，湘南支队带领该队分赴汝城、桂阳两县剿匪，11月剿匪结束后，胡静之带领该队编入解放军一六五师四九五团三营。
  郴州西南办事处警卫处 郴州西南办事处于1949年8月成立，不久。与湘支一大队郴县独立三中队的政工人员和战士合并，改为“湘南支队郴州西南办事处警卫处”。王永槐任队长，王槐仙任副队长，胡渊任指导员。主要任务是保护附近沿路交通、桥梁，配合南下大军作战。郴县解放后，警卫处接受整编，分队长以上干部收编入郴县军分区。
  第一大队四中队 1949年5月中旬，该队由陈虎、黄孝田、陈清泉、李加友、陈绪耀等8人在良田向阳下龙江酝酿成立。6月编入杨湘部第四分队。7月中旬经湘南支队司令部同意，编为湘南支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陈虎任中队长，廖星华代理指导员，共有队员26人。8月，随支队向桂东进军，在沙田与国民党交警打了一仗。在这次战斗后，大部分人员都回家了，仅陈虎等5人编入汝城县大队。
  郴县独立大队 1947年冬，李明成随解放军三五九旅南下，回家乡坳上开展地下工作，在山背小学以教书为掩护。1948年冬，李林也回到家乡坳上苏木头、金钩等地活动，策反段信位反正。1949年4月，在坳上牛坪组织了一支游击队。随后李明成到汝城向刘亚球、李林作了汇报，刘亚球、李林授予了部队番号：“湘南支队郴县独立大队”。任命李明成任大队长，李世庸任副大队长，段信位任中队长，共有成员36人。后来李明成到司令部任参谋处处长后，由段信位负责。活动于坳上、走马岭、水龙一带。郴县解放后，少数人进城参加整编，大多数人回家生产。
  郴、桂、资、宜武工队 1949年2月，廖自力在郴县扶塘村串联了廖康、廖华、黄柏等人，筹建地方游击武装，他们一面筹集经费、串联人员，一面派人到广东购买枪支。4月，在扶塘集会，自发组织了地方游击武装，取名为“湘南游击队”，并刻有公章，廖自力为中队长，黄泽书为副中队长。不久，改任李明才为中队长，廖自力、黄泽书为副中队长，黄柏任文书，廖华任特务长。6月，该队伍编为“湘南支队”所属的一个排。不久，李明才回广东，队伍仍由廖自力、黄泽书领导，这时队伍已发展到30多人。7月，该队整编到“宜章赤石军事管制委员会”直属六中队。湘南支队司令部派李运山担任政治指导员。由于队伍不断扩大，为便于其单独活动，经李林同志批准，将原来的番号改为“湘南支队郴、桂、资、宜游击武工队”，李运山任大队长，黄泽书任大队参谋，下设两个中队，廖自力为一中队长，段仁位为二中队长。郴县解放后接受整编，编入解放军汝城县大队，其中大部分人离队回家。
  独立大队第二中队 1949年6月，鲁塘何仰之串联策动国民党自卫队副大队长何善腾、国民党自卫队副中队长何良佑、国民党乡队副何楚雄等率队起义，经广东连江支队副司令员马林在桂阳整编，命名为“郴县起义队”，任命何善腾为队长，何昌才、何楚雄为副队长。后来，马林奉命回广东领导游击队，该队交李林接管，改名为“湘南支队独立大队第二中队”，何善腾为队长，何良佑为副队长。共有成员66人。郴县解放后，该队整编到临武县大队。
  湘支司令警卫队机枪排 1949年6月，中共郴县城区工委领导的华塘党支部，在月峰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反征兵、反征夫、反征粮”斗争，组织成立了“郴桂边中队”，任命谢万福为中队长，谢邦材为党代表，共30余人枪。9月，郴桂边中队随湘南支队攻打桂阳县城，改编为湘南支队警卫队机枪排。主要活动于郴桂边境的保和、月峰、正和一带。解放后参加统一整编，大部分编入郴县军分区教导队，少数人回家生产。
  三、主要武装斗争情况
  1949年2月，李林由廖康陪同到宜章赤石拱桥坪学校（党的秘密联络点），指示谷正、谭立加快组织武装暴动。同月，湘南支队发表《告湘南同胞书》。
  3月，李林、耿俊猛等率领的队伍，巧夺汝城平坡乡公所枪支后，挺进郴县活动。
  4月，湘南支队发布武工队队员工作守则，守则规定了武工队的性质、任务与纪律。进攻瑶岗仙资源委员会矿警队，矿警全部投诚，交出轻机枪4挺、步枪40余支。
  5月，刘亚球率李林、耿俊猛游击队，与郴宜武工队、资兴武工队一起袭击郴县光华乡乡公所，迫使乡长朱福国投降。缴获乡公所与各保的枪支200余支，子弹数千发，成立了“光华乡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筹集军粮军械。几天后，李林、耿俊猛率部和第一大队三中队奔袭攻打郴县两湾洞地主段位显、段禄宏庄园，活捉了二段，缴获轻机枪1挺，花机枪2挺，步枪50余支及其他财物。同月，在耿俊猛带领下，缴获国民党板桥乡队副何远监家子弹2箱，并令其捐光洋100元。
  6月初，刘亚球、李林、耿俊猛率郴县游击队、第一大队三中队、郴桂资宜武工队和资兴武工队共400余人枪攻打国民党郴县良田警察所、乡公所和自卫队，大获全胜，缴获步枪12支。
  6月，第一大队三中队和郴桂资宜武工队参加了围攻活捉胡风璋（国民党郴州警备副司令）的战斗；武工队在扶塘、上垅下垅、五盖山、高雅岭、白菊塘一带收缴枪支，到地主家派粮派款。
  7月，湘南支队在郴县的部队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猛攻。郴县游击队主要在大奎上、坳上、板桥一带活动，在板桥黑石李家打垮国民党白崇禧部1个营，毙敌1人，俘敌数人；在槐树下车站攻打国民党交警时，缴获电机2部，以及其他军用品等；在板桥与肖昶兄弟部队一道攻打交警队，毙敌1人，俘敌数人，缴枪6支，子弹2担、军用品3担。同时，湘南支队第一大队三中队在折岭捣毁敌人铁路轨道，在郴县至白石渡一段破坏敌人铁路运输10余次；第一大队四中队在良田、坳上、陈家湾、先锋等地收缴枪支共8支，在良田火车站围攻敌货车l辆，缴获步枪1支，军毯10床；国民党自卫队员20余人两次偷袭游击队驻地鸭鹰坦和东边洞，均被警卫机枪排击退。
  9月14日，刘亚球率湘南支队2000余人从资兴塘下出发，向粤汉线西侧挺进。在郴县邓家塘跨越粤汉铁路时，与堵截去路的交警发生激战，牺牲了1名班长，一大队副教导员廖康负伤。随后部队从郴县向临武转移。独立大队第二中队在下鲁塘收缴了国民党乡保及地主武装的枪支；在临武攻打王慎敏国民党自卫队。
  司令部直属武工队主要活动在邓家塘、廖家湾一带，收缴敌人的枪支，筹粮筹款支援南下大军。湘南支队从邓家塘火车站过铁路时，与国民党交警作过战。
  湘支司令部警卫机枪排先后收缴下风、井头、东边洞等处的乡保和地主的长枪12支、短枪1支、大刀、梭镖5把及子弹200余发。
  郴县独立大队主要在坳上、水龙、走马岭一带向地主富农筹款、收缴枪支，共收缴枪支29支，光洋150余元。
  10月7日，湘南支队的郴县游击队、直属武工队及警卫机枪排配合湘南游击司令部南区指挥所的部队进占郴县城区。郴县宣告解放。
  10月12日，湘南支队进入郴县县城，受到先期人城的湘游南区指挥所所属部队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人城后，支队发布（联字）第15号布告，安定社会秩序。
  第十章 迎接解放的斗争
  1949年8月4日，长沙和平解放。解放军乘胜追歼国民党残部，势如破竹，锐不可当。驻守在郴县的国民党军队，惶惶不可终日。在这大好形势下，郴县党组织一面组织游击队全面攻击敌军，一面积极开展各项宣传活动，广泛发动群众护路护桥，反破坏、反搬迁，作好各项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
  第一节 迎接解放的斗争
  一、策反自卫队
  1947年，正是解放战争以势不可当的态势迅猛发展之际，郴县各级党组织按照湘南工委的部署，创造条件，争取机会，打入乡保内部，夺取基层政权。这一年清明节，吉贤乡的石盖塘要两户地主轮流当一保、二保的保长，但他们害怕上级催兵、派款的任务，不想当保长。党员邓名言按照党组织的指示，通过宗族关系，当上了保长进行“白皮红心”的活动，为我党筹集革命经费和保卫党的地下干部作了大量的工作。栖凤渡区委通过做好民主人士曹希正的工作，由曹出面，召开当地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开明绅士会议，成立了“栖凤渡乡饷械筹备委员会”，帮游击队员搜集枪枝，筹备军饷，筹到粮食十万多斤；并策动国民党乡长段阳春、曹昆、曹湘投奔革命，将国民党栖凤渡乡公所、自卫队全部人马枪枝拉了出来，参加共产党党领导的游击队。共产党员彭春兆，打入五里牌乡公所当了伙夫，他积极做自卫队长王录奎的工作，使这支十五人枪的队伍起义投诚走向革命。栖凤渡区委书记李达海，通过亲戚关系，策动黄翠芳自卫队起义投入到党所领导的游击队伍中来。李林同志带领游击队智取光华乡公所，迫使乡长朱福国交出全部枪枝，并教育朱参加游击队，通过朱福国的关系又将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朱云、保长朱鉴荣七人策反到革命队伍来，并在光华乡成立了军事管制委员会，使游击队有了一个根据地。革命志士王永槐通过宗族关系、积极做本村保长王槐仙的工作，启发他认清形势，选择好自己所走的道路，使他从迷雾中醒来，将“众会”的七条枪和一门山炮交给了游击队。鲁塘乡何仰芝利用教书的合法身份，抓住乡自卫队何善腾望子成龙的心理与他“交朋友”，通过交心谈心，反复规劝，使何善腾懂得只有革命的成功、全国解放，他儿子才有美好的前途。何善腾于解放前毅然率领20多人枪的自卫队起义投奔到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郴县的党组织，通过一系列的策反工作，争取了许多国民党官兵和地方武装的投诚和起义，瓦解了敌人的势力，削弱了反动派武装力量的阵营，壮大了革命队伍。
  二、炸毁敌人军火
  1949年4月，国民党白崇禧部队与湖南地方反动势力一道，在湘南各地疯狂地实行“三征”：征粮、征税、征兵。并调运大批军队及枪支弹药到衡阳、郴州一带，企图作垂死的挣扎。军火运到郴县，堆放在火车站行李房月台上，湘南工委和郴县党组织得知情报后，决定炸毁这批军火。地下共产党员谷安昌等接到党组织的指示后，多次到现场侦察，先后在飞机坪、竹叶冲、马家坪刘简文家、铁路医院副院长戴立志家召集四次支委会，研究部署行动计划。参加会议的有：李绍基、刘简文（砖瓦工人）、陈长清（木工）、周仪（木工）、刘洪彩（铁路工人）、戴立志（铁路医院）等，最后一次还邀请了火车站搬运工人周宜皋参加。经大家周密考虑，决定在下午敌军值班人员交接班的时候采取行动（因为那时敌人防守比较松懈）04月13日（农历三月十六）下午4点左右，在搬运工人送货物进站时，谷安昌将事先准备好的炸药放进郴州华丰南货店运往广州的一袋黄花菜麻袋内，这时周宜皋特意和工人周宜兴调换工种，由他接收打码起肩，将一条长达6尺的搭肩往谷安昌头上一搭，遮住了谷安昌的大半个脸部，谷安昌背着“黄花菜”麻袋混在工人中进站去了。约下午6时左右，谷安昌点燃了炸药，只听见轰隆一声巨响，火光冲了半边天，响声雷动，震耳欲聋，车站霎时成了一片火的海洋，国民党官兵吓得惊慌失措，抱头鼠窜，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军火全被炸毁，粉碎了白崇禧企图在湘南垂死挣扎的“美梦”。
  三、保护铁路桥梁与反破坏和反搬迁
  保护铁路桥梁。栖凤渡是郴县的北大门，粤汉铁路栖风渡车站附近有岭下洞和泉水洞两座铁桥，一处婆婆崖隧洞，控制住这些铁桥隧洞，就扼住了进入郴县，南下广东的咽喉。1949年8月，白崇禧的桂军溃逃到湘南，派了一个工兵连驻栖凤渡火车站，准备在必要时炸毁桥梁隧道，阻止解放大军南下。
  为了确保栖凤渡一带铁路、公路沿线和桥梁、隧道、涵洞等的安全，湘南游击司令部司令员谷子元将保卫铁桥的任务交给了中共栖风渡区委。农历八月十五日晚，区委书记李达海和区委委员曹修竹在李三太药店召开了党员和直属三中队干部紧急会议，研究作战部署。分队长曹崇忠带领班长雷动鲁以乡公所劳军的名义，给敌军送去酒肉和月饼，让他们“欢度中秋佳节”。晚上12时左右，曹崇忠、雷动鲁看到敌兵已酒醉，站岗的哨兵也在打瞌睡，于是沿河而上，机灵地爬到铁桥上，剪断导火索，然后退下来，砰、砰、砰鸣放3枪，发出战斗信号。顿时游击队众枪齐鸣，杀声震天。攻击敌连部的游击战士，将火车站团团围住，敌人不知我军虚实，以为我解放军大军已到，来不及扳动引爆机，就匆忙乘铁甲车狼狈逃跑。铁桥保住了。以后解放大军源源不断沿粤汉铁路南下广东，追歼国民党残余部队。
  1949年12月，郴县县委、县政府组织了约8万人上路，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和铁道部抢修铁路、公路，受到铁道部“功在人民”的通报嘉奖。与此同时，党组织动员几十名搬运工人，至马头岭、石盖塘等地抢运枕木，对已损的桥梁进行修理，搬运工人自动报名担任晚上护桥任务，保证铁路安全通车。
  郴县党组织与游击队成功地完成了护路、护桥任务，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
  反破坏、反搬迁。临近解放，国民党统治集团见大势已去，竟然丧心病狂准备大肆毁灭人民的财产。按照国民党反动派的要求，武汉三区电信管理局下令，要郴县电信局将所有机器砸毁，所有电杆砍倒，全部电线割断。为与共产党对抗，要电信局组织以反动党团为骨干的“应变会”，并开展应变活动。郴县电信局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以工人为主的“自救会”与“应变会”相对抗。“自救会”制定章程，保护机器、电杆、电线，不许任何人动用，在紧急时，拆卸后放在事先挖好的地洞内，青壮年工人各执利器守住电信局前后门。“自救会”还利用多种手段赶走局内国民党党棍罗xx，正气大大上升。后国民党第十兵团命令电信局把机器器材用箱子装好，准备运走。为了保护这批物资，“自救会”采用偷梁换柱的计策，将箱子放进一些石头和笨重的东西，然后钉死，打上电信局的封条，交差了事。同时将电信器材转移到地下室，全部保存下来，解放后全部交郴县军分区使用。
  第二节 解放郴县
  一、解放郴县城
  1949年9月，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湘南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何大群传达司令部指示，解放大军即将南下，命令各地游击队抢占火车站，保护铁路、桥梁和交通要道，要相机夺取郴县城。根据这一指示，湘南游击队南区指挥所研究决定，提前攻占郴县城。1949年10月4日，南下解放军解放永兴，6日攻克耒阳，随即参加衡宝战役。当时驻郴国民党军队82师、交9第二总队和湘南纵队谢声溢部，丧魂落魄，大部分弃城逃窜。7日下午1时，湘南游击司令部南区指挥所指挥员肖昶、政委李楚、黄俊如率一、三、五大队，兵分三路，乘势进入郴县城。城里残余国民党军，摸不清虚实，认为是解放大军攻城，怕被围歼，仓皇向桂阳方向溃逃。各路突击队迅速占领预定目标。肖昶等进入市中心，占领了县政府及专员公署，砸掉了国民党县政府及专员公署的牌子，缴获吉普车二辆及两单位全部设施和文书档案。肖一平等插入汽车站后转向西街，缴获小钢炮四门和被服仓库一座。李楚等进驻苏仙桥铁桥时，缴获新式步枪八支、子弹八百发。后转向火车站，缴获重机枪四挺、部分火车头和客货车厢，缴获敌人准备炸车站和桥梁的炸药两车厢。10月8日清晨，南区指挥所集合全体指战员，排列整齐，抬着缴获的重机枪及小钢炮等战利品，环城游行一周，以示军威和安定民心，市民纷纷放鞭炮欢庆解放。同年9月12日，粤赣湘边区人民解放军北上先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湘南支队，在相继解放了资兴、汝城等县后，向西挺进。10月11日攻打桂阳受挫，10月12日，在司令员刘亚球、副司令员李林的率领下成建制开进郴县城与湘南游击队和先期人郴城的湘南支队朱福国部队会合。湘南游击队指战员夹道欢迎。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一三六师政委李平率先遣团到达郴县城，成立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国民党在郴县县城的党政机构。从此郴县回到人民的怀抱，人民欢天喜地庆祝解放，“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彻郴城。
  二、建立郴县人民办事处
  1949年10月8日，中共郴县城区工委和南区指挥所负责同志，讨论建立新政权的大事，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在省委没有批准成立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前，在县、区、乡设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形式的人民办事处是合乎郴县情况的。各级人民办事处行使党政领导权力和军事管制权力。经研究提名并获中共湘南地委批准，于10月11日郴县人民办事处正式成立（机关设在北街娘娘庙），原中共湘南工书记谷子元任郴县办事处主任，原南区指挥所指挥员肖昶任副主任，李楚、黄俊如、谢邦才、段阳春、朱福国为委员。办事处下设四科一室，即：民政科（科长黄俊如）、教育科（科长李楚）、建设科（科长谢邦才）、财粮科（科长段阳春）、办公室（秘书廖中瑞）。并在全县设立8个乡及I镇办事处，即：永宁乡人民办事处（主任何善植）、贤良乡人民办事处（主任马甘后邓力行）、吉凤乡人民办事处（主任肖艾）、光华乡人民办事处（主任张友松）、永丰乡人民办事处（主任曹维传）、丰乐乡人民办事处（主任廖超英）、安善乡办事处、永康乡办事处和升平镇办事处（主任邓名佐后周维道）。
  新成立的郴县人民办事处为稳定社会，安定人心，决定做好国民党郴县县长周庚星的投诚工作（周于郴城解放前夕，率部分政府官员和警察中队，逃至华塘塘昌铺）。此时的周庚星见永兴、耒阳等附近县市相继解放，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又得知程潜和陈明仁已和平起义，他慑于共产党和解放军的强大威力，萌生了投诚思想。办事处通过郴州知名人士陈九韶和其他进步人士与周庚星联系，周表示同意投诚。1949年10月21日，郴县人民办事处主任谷子元，副主任肖昶，秘书廖中瑞，工作人员谢伯华以及大队长肖一平带领70多名战士，分乘两部汽车，前往塘昌铺接收。经过一个多小时协商后，周庚星率警察局长朱济民，督察长周有为，县政府主任秘书曾昭采、机要秘书李金堂、军法秘书彭从龙、民政科长蒋秉忠、县自卫队常备队长罗济烈、升平镇长何宝贤、副镇长雷贤德、警察中队长黄性书、黄昌时、升平镇自卫大队队副兼中队长刘福荣等300余人投诚。收缴步枪、手枪、卡宾枪、冲锋枪、机枪300余支，子弹近万发。对投诚起义人员，愿意留下的量才录用，想回家的发给路费。国民党郴县政权宣告灭亡。
  从此，郴县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一道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