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先后沦陷，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因战线越拉越长而感到兵力不足，将军事打击为主转为政治诱降为主。蒋介石集团在政治诱降面前再次做起了“求和梦”，重新树起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旗帜。在湖南，以省政府主席薛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在郴县，国民党当局执行薛岳关于对湘南特委、郴县县委负责人和抗日骨干实行“密捕密讯”的密令，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少数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人党的党员，在白色恐怖下经不起考验，或退党，或变节。形势急转直下，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面对逆转的形势，郴县县委遵照上级指示，实行战略转变，保存革命力量，坚持抗日斗争。特别是1944年11月日寇入侵郴县到1945年8月日寇投降的9个多月中，郴县党组织采取乡自为战、村自为战的游击方式，秘密组建抗日武装，寻机打击日寇，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贡献。
  第一节 郴县党组织面临严峻局面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国民党内部对日妥协、对内反共的倾向日愈明显。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明目张胆地抛出了“溶共”、“防共”和“限共”、“反共”方针，随后又陆续制定和秘密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反共文件，并转发饬令各地“加紧努力，切实执行”。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抗日协议已被撕毁，国共合作已经破裂。
  在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唯恐贯彻执行国民党中央反共方针不力，在湖南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薛岳不仅对共产党和进步团体进行打压，对进步报刊和书店进行查封，迫使许多抗日救亡团体解散，还于1939年6月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平江惨案”。以薛岳为首的国民党湖南顽固派，不顾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对其破坏国共合作抗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径的严斥与规劝，不顾湖湘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变本加利地进行限共、反共，在全省各地制造反共摩擦，将共产党排挤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使各地特务机关及国民党地方武装捣毁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白色恐怖笼罩三湘大地。
  在郴县，国民党顽固派以及一些亲日分子，原来只是迫于国共合作大形势，才勉强达成团结抗日协议。国民党高层反共政策出笼后，其反共叫嚣日渐猖狂。特别是1939年5月12日和5月20日，薛岳两次密令郴县政府：“郴县匪情活动甚为积极”，“公开地、秘密地多方行动，人数全省各地之多”，“令即查明，密捕密讯具报”。国民党县党部及中统特务闻讯而动，特务头子陈睛洲、廖镜庭（“反白”事件的主谋）、张才万立即行动，将王涛、张子芳、周里、张春林、陈秋、段录成、李友焕、李达海、黄平、陈平阶、谷子元等上至湘南特委、下至各区区委乃至支部的党的骨干共32人，列为密捕的“要匪”名单。将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平时有“过激”言论、在《老百姓周刊》发表过抗日文章等等的进步人士列为“狡匪”，登记存查，纳入监视对象；将良田、华塘、桥口、栖凤渡、在城区列为监视的主要目标地。他们逼迫新四军驻郴通讯处撤销驻桂东沙田留守处，不久又得寸进尺，于5月上旬查封了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及牖智书店，捣毁《老百姓周刊》编辑部，强令解散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建立起来的读书会、促进会、援兵会等20多个进步团体及其5000多名成员，并加上“参加共匪赤化行动”、“妖言惑众”等罪名。6月16日“平江惨案”发生后的第五天，薛岳再次密电严令国民党郴县县党部书记唐擎：“将你县剿匪活动情形制表具报”。国民党调查统计室郴县站（中统特务机关）立即将早已列好的共党“要匪”32人名单制成表格，以县党部书记唐擎的名义密报给薛岳。郴县国共合作完全破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名存实亡，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面目已彻底暴露。
  二、党组织面临严峻局面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开打出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旗帜。国民党各地方政府则奉行国民党高层饬令执行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进步组织，采取既血腥镇压、又威逼利诱的手段，以达到武力剿灭和政治瓦解的目的。在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顽固派不是合力对外、扭转战局、夺取抗日战争胜利，而是掉转枪口，把主要力量放在对付曾与之并肩共御倭寇的中国共产党及抗日进步力量上，这足以表明国民党当局的亲日排共立场。中共各级党组织面临既要继续坚持打击日本侵略者，又要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围剿的严峻的局面。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破裂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被破坏，同样使郴县各级党的组织处于危险的境地。国民党郴县当局及其特务机关，受薛岳一道道密令指使，加大了对中共郴县县委及所属基层党组织和设在郴县的湘南特委的破坏力度。他们从1939年春开始，到“平江惨案”发生前后，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已到了疯狂的地步。1939年5月，湘南特委、郴县县委以及一些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被中统郴县站的特务列入“要匪”名册，伺机“密捕密讯”甚至“密杀”；在威逼新四军驻郴通讯处撤销驻桂东沙田留守处之后，紧接着又派出稽查队、特务等50多人，突然袭击设在郴城北街的新四军驻郴通讯处，欲抓捕通讯处主任、湘南特委书记王涛等负责人；随后以“参加共党赤化活动”、“妖言惑众”等罪名，将牖智书店、《老百姓周刊》编辑部、读书会、援兵会等20多个抗日组织、团体，或捣毁、或查封、或解散；派出特务向中共党员、抗日积极分子投送诸如“小心手枪走火，谨防脑袋搬家”等内容的恐吓信，并四处查找要抓捕对象的行踪。由于余稼生（叛变后加入中统特务组织）告密，湘南特委宣传部兼青年部部长卢文被跟踪，一天晚上，余稼生带领十几个特务包围了卢文隐蔽在苏仙桥东面郊区的住所，卢文不得不连夜转移衡阳。在白色恐怖下，一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被杀害。1940年初，搬运工人何大炮等十几名进步分子被捕，严刑拷打后拉到飞机坪西路口杀害；1941年5月，中共郴县县委委员兼东边山区委书记段录成，在前往广东仁化一带寻找组织时，刚出发不久就被特务李友基盯上，李友基用暗号通知当地警察。段录成行至邓家塘时，被埋伏在那里的十几名警察堵住去路，押往良田警所，三天后杀害于一个叫君人脑的野外。1941年10月，李林的爱人黄凤从宜章秘密回郴探望生病的孩子，她装扮成修飞机坪的民工去火车站附近为孩子抓药，行至北湖桥时，被特务头子黄翠金派出的探子谢鸣姑发现，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闻讯赶来的六个大汉将她挟持到县警备队，10月7日，被押往飞机坪当着几百名修飞机坪的民工活埋。1937年至1942年，在郴县境内被国民党当局杀害的地下党员、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被收入烈士名录的就有18人。
  国民党郴县顽固派在对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进行血腥镇压的同时，执行国民党第九战区政工会议关于对共产党“感化、溶化，必要时分化瓦解之”的决定，采取威胁恐吓和封官许愿等软硬兼施的手段，对共产党队伍中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进行诱降，分化瓦解共产党的组织和抗日力量。由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特别是蒋介石1937年9月23日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两党长期对立的紧张局面暂时缓和，形成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共湘南特委、郴县县委一度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党组织的活动处于半公开状态。特别是中共湘南特委，虽然未完全公开其组织及活动，但与公开的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实际上是一套人马，以致党的不少领导人的身份被暴露；另外，大量发展新党员，吸收抗日力量，仅1939年，湘南特委所属党组织就新吸入党员700多名。由于把关不严，一些思想不坚定和投机取巧的人混入到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中，他们在白色恐怖面前十分恐惧，在敌人的政治诱降面前开始动摇。其中的一部分人或退党或变节，给党组织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工作人员余稼生，同时又是中共湘南特委的秘书长，掌握我党不少机密，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和政治诱降下，经受不住考验，叛变投敌，并堕落为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成为湘南特委及郴县党组织最危险的敌人。已经在县城东郊农村隐蔽下来的中共湘南特委负责人卢文险遭捕杀，就是由于余稼生的告密才被特务盯上，并一路追踪到卢文隐居的农舍。
  第二节 中共郴县党组织转入地下活动
  一、采取紧急应变措施 1939年春，国民党高层撕毁国共合作抗日协定，开始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反动政策。为防不测，中共郴县县委遵照中央及湖南省工委的指示，在湘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的紧急应对措施和应对时局的安排。一是早在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针对国民党对共产党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一贯伎俩，趁国民党组建自卫队和选举乡、保政权时，派出可靠人员进入到国民党政府及一些重要部门，在关键时刻为党组织提供情报。1939年5月，国民党县党部及中统郴县站策划对新四军驻郴通讯处下毒手，我党内线及时将敌人的阴谋报告给了通讯处主任王涛，早有思想准备的王涛得到消息后迅速转移，敌人的密捕阴谋没有得逞。是年秋，谷子元在许家洞陈家楼一带活动，被国民党暗探发现，准备派便衣队去抓捕。在镇公所自卫队任队长的中共地下党员及时将情报传给在城区委鞭炮业党支部书记谷安昌。谷安昌连夜赶往陈家楼，通知谷子元立即转移。当便衣队二十多人在天亮前赶到陈家楼时，谷子元早已离开。二是“平江惨案”发生后，郴县党组织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引起了高度警觉。中共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在继续坚持团结抗日方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的同时，为应对类似“平江惨案”等突发事件，作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如取消各种会议、割断领导成员之间的联系、将党的重要文件提前转移、采用联络暗号等。如1939年6月国民党郴县稽查队对新四军驻郴通讯处进行搜查时，我党的重要文件已事先转移到十分偏远的江口乡龙广洞的王振铋和廖开芝同志家中。直到1942年，王振WIS开芝等才将文件秘密转回城内的地下党组织，再由谷子元负责转移到设在邵阳的湘南特委秘密工作点。1939年秋天的某日，隐蔽在农户家中的县委委员、东边山区委书记段录成突然收到县委书记陈林的密信；“我因病住院，病情日日严重，过世后切勿来郴吊丧。”暗示县委已经隐蔽或转移。城里的形势已经恶化，党组织已经割断了与他的联系，不要再进城找县委。还有湘南特委及新四军驻郴通讯处吸取“平江惨案”的教训，借国民党提出撤销新四军驻桂东沙田留守处的机会，及时将留守处的工作人员和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转送到了新四军队伍。通过这些措施，郴县党组织避开了敌人的锋芒，保存了革命力量。
  二、转入地下斗争
  1940年，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特别是“平江惨案”后，湖南各地党组织所遭到的破坏和受到的损失，对湖南发出了《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要求湖南各地党组织“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1941年，中央又发出《关于大后方党组织的指示》，要求进一步精简机构，转入地下，隐蔽工作。由于时局的突变，湖南省委、湘南特委、郴县县委为了保存力量，在中央有关进行隐蔽斗争的指示尚未下达之前，就已经开展了相关的工作，先后调离、撤离了张春林、王涛、周里、张子芳、陈林等一批党的领导、骨干，改组了湘南特委，由谷子元、李明秋、卢良3人负责湘南特委的工作。中央的指示下达后，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决定：凡已暴露身份的党员和干部一律撤离原地，尚未暴露者，或就地潜伏，或经请示同意打入国民党内，也可转移到其他地方。按照中央的指示，湘南特委对其所属的机构和郴县县委等10个县的党组织进行了精简。郴县县委及一大批党员撤离郴县，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或就地暂时停止活动、中断联系，或以行业为掩护，观察时局，等待时机。1943年春夏之交，湘南特委负责人谷子元奉命赴重庆，由谢介眉接替湘南特委的工作。谢介眉在瑶岗仙以开南货店为掩护，根据谷子元移交给他的湘南各地的组织关系，先后与宜章、桂阳及郴县栖凤渡等地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指导开展抗日斗争。如栖凤渡区委委员段韬，按照组织的安排，回良田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成功打入国民党机构内，并担任了三青团良佐区的区队长，以此身份作掩护，指导文艺研究社和小溪自卫队开展抗日活动。已暴露身份的东边山区委书记段录成、西边岭区委书记王振洲则分别向广东仁化一带撤离，其中段录成在途中被捕，三天后被杀。湘南特委负责人卢良隐蔽在城东苏仙桥附近农村的一户农民家中，被叛徒余稼生告密，得到消息后，卢良趁天黑返回家中，与新婚妻子作简单交待后，迅速撤出郴州到衡阳，一段时间在衡阳火车站以搬运工身份作掩护，进行地下活动。
  在国民党顽固派倒行逆施、疯狂反共的恶劣环境中，郴县县委及所属各区委、支部被迫转入地下，虽然仍然遭到一些破坏和挫折，但分散隐蔽在各地的同志们继续开展“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的斗争。1945年6月，中共栖凤渡区委遵照湘南特委负责人谢介眉的指示，派区委委员段韬回良田秘密开展抗日活动。段韬以小溪村为中心，组织田贤锷、田柏九、田贤楚、田正雄及周边村的刘忠湘等三十多名青年，成立文艺研究社，在刘忠贤家中设立图书室，以研究文艺作掩护，秘密学习毛泽东著作等宣传抗日的文件和抗日主张。由于形势的不断恶化，一批精干力量隐蔽下来，为武装抗日和争取全县解放保存并锻炼了骨干力量。
  第三节 日军侵略郴县的罪行
  一、日军飞机空袭郴县
  1938年8月至1945年，日军多次空袭郴县。一是三次轰炸县城。1938年8月29日上午九时，日军9架轰炸机突然出现在郴城上空，盘施数圈后，在田家巷、普济寺、城隍庙（今栏杆塘一带）、西门坳（现人民电影院后面），五通庙（现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面）、关帝庙（今北街）等处投下60多颗炸弹，无数间民房、数百间商铺被炸成废墟。日机轰炸时，田家巷尾的毗沙小学正在上第一节课，杨名诗老师拉着5名学生，跑到学校旁边的戏台下避险，其中一颗炸弹正好落在戏台上，将躲在戏台下的杨老师和5名学生炸得血肉横飞，尸骨无存。日机轰炸结束后，抢救人员及老百姓立即进行搜救，从废墟中共挖出尸体50多具、重伤者20多人。1939年6月中旬，9架日军轰炸机从广州起飞，对郴城进行第二次轰炸，日军飞机在城区低空盘旋几周后，将炸弹投向正在疏散的人群，田家巷、西街、文化路、山川塘、西门坳、大宫庙以及余家湾一带都遭到炸弹袭击，特别是县城的商业中心遭到严重破坏，数月后才恢复营业，伤亡180多人。日军飞机第三次轰炸郴城是1940年12月4日。上午7时，9架日机成品字型飞到郴城上空，低空盘旋寻找轰炸目标后，对航空54站（今飞机坪）和郴州火车站进行重点轰炸和扫射，造成4架迫降在航空54站的苏联援华战斗机中的两架被毁、火车站的月台及部分铁路被毁、由刘克秋等合资建于扎上街的郴县电厂被炸毁、70余人死伤。二是多次轰炸、扫射乡村。1939年至1945年，日军飞机共9次对栖凤渡、五里牌、良田、华塘、白露塘等乡村进行空袭，投掷炸弹和俯冲扫射，造成64名无辜百姓死亡、70余人受伤，炸塌房屋168栋，炸毁稻田1263亩、河坝27处。日军飞机多次轰炸、俯冲扫射郴县城乡，在空袭中死伤的无辜百姓达460余人，毁坏商铺、民房、良田、河坝、桥梁无数，许多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被毁于一旦，生产无法进行；许多商铺、圩场无法营业。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
  二、日寇铁蹄蹂躏郴县
  1944年11月，已是强弩之末的侵华日军的一部，从来阳、永兴出发，兵分三路向郴县扑来。一路由永兴的湘阴渡，经高码、文昌阁、桥口、白露塘、板桥、白水、锁石桥，由东向西，占领郴城的东面；一路由永兴的马田圩，翻过永兴与桂阳交界的东华山，进入郴桂圩后，再经同和、华塘、保和、南溪、永春，从西面一路向南扫荡，进入廖家湾后，再由南向北到达良田并设立据点；第三路则由油榨圩经草田铺、廖王坪、栖凤渡、岗脚、五里牌、马头岭，由北向南直逼郴城。1945年1月25日，日本侵略军六八师团司令高亭率部侵占郴城，郴县沦陷。在日寇铁蹄踏进郴县至1945年8月日寇投降的9个月间，毫无人性的日本侵略军实行“三光”政策，烧杀、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其铁蹄所到之处，生灵涂炭、鸡犬不宁。1944年12月28日，日军攻占桥口栗背村，一天之内就有15人惨遭日本兵杀害，其中7户被杀光。村民邵儒生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村妇冯姣德及儿子被推进门前的水塘淹死，连刚出生的婴儿也被丢进猪栏喂母猪。1945年1月16日，桥口龙湾村内突然闯入60多个日本鬼子，把全村老百姓赶到晒谷坪上，逼着每家每户交一头猪、10只鸡鸭、30斤大米“慰劳皇军”。73岁的邵治平老人因交不出这些东西想找翻译说情，刚从人群中走出来还未开口，就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捅倒在地。日军在该村共抢走36头猪、120多只鸡鸭、20多担谷米，老百姓的财物被洗劫一空。临走时，还放火烧毁了数百间房屋。5月上旬的一天，日军包围了白露塘的雅市坪村。鬼子进村后，抓了23名村民，强迫其中的14名青年挖了一个大坑，然后把这14名青年捆起来，推人抗内活埋，制造中国人自己挖坑活埋自己的惨剧。村民见状忍无可忍，举起扁担、锄头扑向日本士兵，欲救出被活埋的青年，日本鬼子架起机枪朝的村民扫射，使80多位村民倒在日本鬼子的枪口之下。仅仅几个时辰，龙湾村就有百余名无辜百姓被杀害。在香山坪，日本鬼子将抓到的7个农民用绳子捆住手脚，然后一个个抛向空中，当活耙子来打，没打中的也活活地摔死。岗脚乡的云凤村盛产茶油，5月下旬的一天，一群日本鬼子闯了进来，村民闻讯弃家逃到村外。日本兵进村后，捉鸡、杀猪，有柴禾不烧，偏要将家俱、门窗砸烂用来生火做饭。吃饱喝足后，将各家各户的茶油浇到油茶树上，然后点燃，全村2000多亩油茶林被烧毁，并牵走了村里所有的耕牛。
  日本鬼子如同禽兽，四处奸淫，连未成年的幼女都不放过，连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难幸免。1945年4月30日，日本鬼子窜到保和乡宋家洞抢劫，并将一名12岁的幼女强奸，造成女孩下身流血不止，生命垂危。施暴的日本兵被受害女孩的父母用遍担痛打一顿后，脑羞成怒，数日后纠集一队鬼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气势凶凶地再次冲进宋家洞村，进行血腥报复。鬼子兵象一群红了眼的野兽，见屋就烧，逢人便砍，遇到女人则不分老幼实施强奸甚至轮奸。短短的半个时辰，鬼子兵就杀害了无辜百姓120多人，强奸、轮奸妇女37人，烧毁房屋180多栋，抢走耕牛56头、肥猪80多头、鸡鸭170多只。宋家洞村顿时火光冲天、血流满地、尸横遍野，其凄惨之状目不忍睹。是年6月，驻扎在良田铺下的一个日本兵中队将良田圩方圆十几里闹得鸡犬不宁。一日，几个日本兵见该村上湾王青树的姑妈、嫂子、侄女在家，兽性大发的日本兵一哄而上，冲进屋内，将门反栅，对三人施行轮奸。隔壁王建义的三个叔叔、两个弟弟对这群日本野兽的兽行愤怒到了极点，叔侄5人抡起刀斧要与鬼子拼命，结果被鬼子兵用机枪打死，被强奸的姑、嫂、侄3人也都上吊身亡，8条人命被日本兵瞬间夺走。在栖凤渡，王廷前家的三位成年女姓被日本兵发现后，躲避不及，被追得走投无路时，婆媳二人逃人水塘中，婆婆淹死，儿媳被开枪打死，侄媳被鬼子兵抓住轮奸，后悬梁自尽，家中两个年幼女孩被丢人水塘中淹死。
  日本侵略军占领郴县期间，四处抓老百姓当挑夫、做苦力。他们每到一个地方抢到粮食、牲畜或其他物品，就抓当地的老百姓当挑夫，强迫老百姓把抢到的东西送到他们指定的目的地。有时为了拿老百姓开心，就找几块很大的石头、磨盘，让那些已经弯腰驼背的老人挑着跟着他们走，一路上不给吃喝，走不动就用皮鞭抽、用枪托砸，打倒了就用刺刀逼着爬起来，爬不起来就打死扔在路旁。1945年4月，日本侵略军为修复栖凤渡至五里牌段的粤汉铁路，在栖凤渡强征了一批农民当民工，连7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他们把强征来的民工按年龄分成若干组，年轻的做轻事，年纪大的干苦事，强迫50岁以上的挑运沙石，规定每人每天要挑50担，走80里，其中60岁到70岁的，每一担不得少于200斤，而60岁以下的每一担挑150斤就可以了，以此故意折磨。在这批民工中，有300多名老年人在工地上被活活折磨至死。对青年民工则采取另外的折磨方式，如挖他们的眼睛，割他们的耳朵来取乐，青年民工被折磨得惨叫不已时，日本士兵则哈哈大笑。1945年6月，日本侵略军将五里牌嵩上村雷震澄等40多名农民强征为随军挑夫，每个挑夫挑上百多斤的担子，白天不走晚上走；为防止挑夫逃跑，用绳子捆住挑夫的一只手臂连成一串，由日本兵牵着，走得慢就得挨打，甚至被刺刀刺，每天要走50里，却只给吃一个咸菜饭团。途径永兴湘阴渡时，雷震澄准备逃走，被日本兵发现，将其打得两天不省人事。五里牌柿塘村雷震坤，双目失明，也被强迫当挑夫，由于看不见路，只走了几步便跌倒在地，结果被日本兵毒打致死。与雷震澄一起被抓的挑夫中有10人在途中被折磨致死，还有一些人由于受尽折磨，回到家中不久死去。
  郴县沦陷时间虽不足9个月，但处于垂死挣扎阶段的日本鬼子更加穷凶极恶，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残忍无比，使郴县百姓遭受了灭顶之灾。据1946年国民党县政府的不完全统计，全县死伤于日本鬼子刀枪之下的达2571人，其中有563户被灭满门、断了香火；有246个村庄遭到血洗，有的变成了无人村；有8041栋房屋被焚毁；共抢走粮食12.61万担，许多人家连一粒种子都没有留下；抢走牲畜6200多头，其中耕牛2500多头；毁坏农具5万余件，砸毁、烧毁家俱、炊具无数，直接造成当年口粮缺乏、许多人家断炊，次年的农业生产因劳力的死、伤、病和畜力、种子、农具严重不足而无法进行，并导致饥荒的出现。加上1944年冬天日军人侵郴县不久，一连下了几天的大雪（据老人回忆，大雪封冻达7天之久），雪深过膝，房檐上的冰挂有一尺多长，老百姓，特别是妇女、小孩为躲避日本鬼子，每天一大早就躲进山林中，藏在雪窝里，不到天黑不敢回家，许多人又冻、又饿、又惊吓，一病不起，许多妇女、儿童死亡。因1945年的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而导致1946年的特大饥荒，很多百姓被饿死。由于日寇铁蹄蹂F而间接导致死亡的百姓达1万多人。
  第四节 郴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与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
  一、国民党郴县当局的不抵抗政策
  1944年夏，郴州的中统特务头子陈晴洲，通过他在武汉日军司令部当翻译的外孙李言芝（1945年5月在良田被抗日志士处死），与长沙的亲日派蒋三成搭上关系。9月，陈接到蒋关于“皇军气势磅薄，勇不可挡，近日可望到郴州，望仁兄早作安排”的来信后，马上与廖镜庭（“反白事件”中的罪魁祸首）、张才万（中统特务）网络亲日势力，成立了“迎友军会”，并在城乡进行“日军之强大不可抵挡”，“皇军帮中国强盛”，“战者亡、不战者昌”等买国舆论宣传，长日寇的威风，灭中国人的志气。张才万还专程到衡阳“日军友善协会”联系迎接日军事宜。1945年1月，陈睛洲、廖镜廷、杨幼竹为首组织汉奸机构“复兴委员会”，举行“欢迎”仪式，迎接高亭率领的日军六八师团人城。日本侵略军占领郴县后，张才万又纠集亲日分子成立维持总会，自任会长，并在桥口、良田、保和、香山坪、栖凤渡、五里牌设立分会，亲自委任一批亲日分子充当日寇帮凶，帮助日本鬼子烧杀抢掠。廖镜庭则自任“中日友协”郴州分会的秘书长。张才万当上了积粮队队长，为日军筹粮。被群众痛骂为“引狼人室的民族败类”。
  国民党郴县当局对在其眼皮底下猖狂从事买国行动的汉奸走狗，不进行任何责罚惩戒，而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进行限制和破坏，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被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郴县沦陷后，驻郴的国民党甲二师三团和南路军一二三师四团闻风而逃往广东乐昌一带。县党部、县政府的头头们则率其党政要员、携带妻小细软躲进大奎上、黄茅等山区，所辖200多人枪的县自卫队未向日寇放过一枪，却不改对百姓的凶残本性，在乡村抢夺百姓财物，欺压、骚扰百姓，被群众斥为吃里扒外的奴才走狗。
  由于国民党郴县当局奉行国民党高层的不抵抗政策，纵容了郴县的亲日势力，助长了汉奸走狗嚣张气焰，以致入侵郴县的日寇更加有恃无恐、肆意横行。
  二、武装抗日斗争
  1944年冬，中共湖南省工委派何大群、王来苏、朱汉樵等来湘南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组建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武装抗日斗争。何大群一行首先到瑶岗仙，与隐蔽在那里的原湘南特委负责人谢介眉取得联系，成立了由谢介眉负责的湘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并发布《湘南人民行动起来，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告湘南人民书，进行抗日宣传，动员民众武装起来，抗击日寇。随后到宜章，找到宜（章）乐（昌）工委，在工委书记罗良名家召开党的会议，研究武装抗日斗争。会上起草了《抗日游击自卫队章程（草案）》。党组织对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点燃了湘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熊熊烈火。
  虽然郴县县委于1943底中断了活动，但郴县各基层党组织和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郴县人民，在湘南特委的领导下，自日寇铁蹄踏进这片土地的时候起，就没有停止过对侵略者的反抗斗争。采取乡自为战、村自为战的方式，拿起锄头、扁担、菜刀、木棒，同日寇搏斗，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建立抗日武装队伍，开展有组织的抗日武装斗争。
  栖凤渡区委是郴县县委中断活动后，由湘南特委负责人谢介眉直接联系的基层党组织。共产党员李达海在谢介眉的指导下，成立了栖凤渡抗日游击队，游击队在队长李达海的带领下，利用做小买卖、缝补衣服、看相算命作掩护，在栖凤渡、五里牌、街洞、油榨圩等地，采取进入日军营地偷袭、打伏击等游击战术，共打死日本鬼子32人，缴获枪支24支，打死汉奸、伪军5人。
  五市乡（今大奎上）乡长张愈明在当地党组织的教育开导下，将国民党乡公所自卫队改组为“五市乡抗日游击队”；经过地下党员的组织发动，当地农民群众还自愿捐资千余元，购买了30支步枪，游击队扩充到百余人。游击队的第一次战斗是在罗家山打伏击，打死日本兵18人，打伤25人，缴获步枪25支、刺刀5把、手榴弹15颗。在该乡毛铺村白屋有一个日本鬼子的据点，鬼子兵经常出来骚扰、坑害百姓。五市乡抗日游击队决心拔除这个“毒瘤”。游击队经过侦察，决定1945年5月5日深夜行动。是夜，游击队全体出动，在据点周围埋伏好后，派出两名游击队员，在夜色的掩护下摸近据点，出奇不意地用大刀将两个站岗的鬼子兵砍死，然后向睡在白屋楼上的鬼子投了一颗手榴弹，但手榴弹没炸响。被惊醒的鬼子立刻向楼外放枪，双方交火。听到枪声的汉奸张才万率十余名伪军向据点赶来增援。游击队为避免遭到夹击而迅速撤离战斗。这次战斗打死鬼子3人，打伤7人，游击队死、伤各2人。此后，在茶山坳进行了一场阻击战，由于走漏消息而使战斗失利，游击队员牺牲9人，丢失枪支12支。因为游击队里出了奸细，往后的战斗屡屡失利，最后停止活动。
  在小溪一带，共产党员曹志民组织的“杀日寇战斗团”，其30名成员是当地青一色的有志青年，十分活跃，经常携带梭镖、杀猪刀在石盖塘、小溪、长冲一带开展抗日武装活动，寻找机会，给日寇以出奇不意的打击。还杀掉了当地充当日本狗腿子的维持会副会长邓道明一家五口。1945年3月4日，“战斗团”得到消息：驻扎在石盖塘的日军小分队要到宋家湾打掳。曹志民立即集合战斗团，一面布置战斗任务，做好战斗准备；一面派人赶往宋家湾，通知那里的群众，带上锄头、梭镖、鸟Vc，到村旁的树林里埋伏。鬼子进村后，由曹伍全率领10名“‘战斗团”的战士从正面向进入村内的鬼子兵发起佯攻。受到攻击的鬼子兵见只有十个老百姓模样的年青人，30多个鬼子便一起冲出来追杀。曹伍全带领“战斗团”成员边战边退，将鬼子兵引进设有埋伏的树林里，等候已久的曹志民一声令下，埋伏在那里的20多名“战斗团”成员和拿了武器的老百姓从树林里冲了出来，将鬼子兵团团围住一阵猛打。9不及防的鬼子兵扔下19具尸体和12支步枪，狼狈逃回驻地。
  在保和、土坑下、华塘、塘昌一带，共产党员王奇组织了一支40多人的抗日联军。抗日联军采取化整为零、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四处出击，仅3个月就进行7次战斗，打得日军晕头转向。一次，王奇派人化装成走亲戚和算命的，打人日军驻地摸敌情。在掌握了敌人的布防情况和活动规律后，采取里应外合、夜袭日军营堡，打死日本鬼子9人，打伤12人，缴获了20支步枪和一批军用物质。
  深受日本鬼子蹂躏之苦的永丰乡人民，一心想报仇雪恨。曾在湘南特委抗日民训班受过训练的萧一平，串连一批爱国青年，自发组织起一支87人的抗日游击队，活动在郴州至资兴的公路沿线。游击队自1945年1月成立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7个多月里，先后向日本鬼子发起了5次战斗，虽然有胜有负，但有效地打压了敌人的气焰。在梯子岭郑家垅附近驻扎一个日军骑兵营，经常骚扰百姓。游击队派人化装成郑家垅的农民，在鬼子兵经常出人的地方活动，寻找打击日寇的机会。一天，两名日本兵到村里找人挑水，化装成村民的游击队员乘机靠近，趁其不备，抽出刺刀将这两个日本鬼子刺死。3月15日，一股日军从资兴向郴州开来，并打算在酸枣坪埋锅做饭。游击队得到消息后，决定在日军的必经之地荷叶塘打伏击。游击队将自制的松树炮架在离公路不远的树林里，游击队员也提前埋伏在公路旁。上午10时左右，一队日本兵从资兴方向大摇大摆地开了过来，进入伏击圈时，萧一平果断下令开炮，瞬间，从松树炮中射出的铁弹、铁片、瓷碗的碎片象一把把飞镖扎向敌人，打得鬼子兵魂飞魄散，扔下武器夺路而逃。这次伏击伤敌数十人，缴获长、短枪9支、子弹千余发、手榴弹20多枚。
  凤翎乡的周济棠、罗乐、罗小中等，是几位在省城高等学府读书的热血青年。日寇入侵长沙后，他们回到家乡。凤翔乡乡政府有一支自卫队，郴县沦陷后，因怕惹出事端而被乡长周梅如解散，枪支被藏了起来。这群爱国学生在学校就有打鬼子的想法，回到家乡后，见日寇横行，作恶多端，早已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当有人提出成立游击队打鬼子时，他们便一拍即合，很快在九姊仙成立了一支16人的游击队。他们找到乡长周梅如，晓之以民族大义，激发其爱国热情。周梅如被说服，同意将原公所自卫队的所有人枪并人游击队抗击日寇，游击队正式命名为“凤翎乡抗日游击大队”，乡长周梅如亲任大队长，周济棠为副大队长，下辖3个分队，以九姊仙为中心，在方圆十几公里内开展游击活动。游击队从1945年1月成立到抗战结束，共进行大小战斗15次，毙敌20多人，队伍由最初的16人扩大到60多人。这支游击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是1945年4月的一次伏击战，15名日本兵从郴城到猫耳冲一带打劫，游击队得到消息后，由副中队长陈文福带领40名游击队员埋伏在猫耳冲等候。约半个时辰，鬼子兵带着抢来的东西准备到猫耳冲再行抢劫时，被等候在那里的游击队一阵猛烈打击，不得不扔下东西逃命，其中一个鬼子兵被打死，缴获步枪3支。另一次打得此较漂亮的伏击战是这年5月初的一天。30多名日本兵到华塘的石山下、毫里一带抢劫。游击队得到情报后，立马赶到敌人必经的茶花山堵截。可是游击队到达预定地点时，还是晚了一步，鬼子已经进村。游击队认定鬼子会原路返回，于是果断地作出决定，在原定的茶花山继续埋伏。没过多久，鬼子兵带着他们的“胜利果实”从原路返回，进入游击队的包围圈，游击队一阵冲杀，打死鬼子兵4人，缴获长枪4支。
  在良田，抗日志士王永槐秘密联络良田自卫队中的王早堂、王槐开、王槐成等人，商量如何除掉帮日本人杀中国人的汉奸、翻译李言芝。李言芝，耒阳人，日军翻译，郴州中统特务头子陈睛州的外孙。随日军人侵良田以来，丧心病狂地为侵略者欺压百姓出坏主意，干尽了坏事，他的一副走狗嘴脸和蛇蝎心肠，早已令良田民众深恶痛绝。1945年5月的一天，李言芝带领日军到良田铺上、桥头一带骚扰抢掠回来后，独自到良田街上一铺子里喝酒消遣。一直在寻找机会干掉这个民族败类的王永槐，揪准时机，开始行动。他先找到与李言芝相识的何启朗，要他先到酒铺与李言芝扯谈，以放松李的警惕，王永槐、王槐成等突然冲进店铺，用澡巾套住李的脖子，从后门将李言芝倒拖到下街的井边，王永槐拿起砍刀，手起刀落，李言芝这个可耻汉奸、走狗早已身首异处。李言芝被处死，轰动了良田圩，也唤起良田周边及坳上、廖家湾一带人民群众纷纷起来抗日，与汉奸、走狗进行斗争。象王永槐、王早堂等敢于向敌人举起正义之剑的农民，在郴县各地都不少见。如保和乡第十保的李友基、李雄基，用手中的锄头挖死鬼子兵6人，夺得步枪6支、子弹28发、刺刀2把，并带着缴获的武器参加了共产党员王奇领导的游击队。
  在县城，1945年4月I日，国民党第九十九军第五十九师的一个团向郴州城内的日军发起进攻。当突人汽车站（今市中医院附近）时，遭到日伪军的联合反扑。撤退至大坌头、梯子岭一带时，再次与追赶而来的日伪军交火。战斗中，国军受到重创，退离郴城。
  郴县沦陷九月，抗日烽火四起，无论东西南北，凡是日军到过的地方，都有人民群众奋起反抗、英勇杀敌的壮举。有人作过粗略统计，从1945年1月到8月，全县由基层党组织、党员组织的抗日武装达11支，群众三五成群自发进行的袭击行动达20余起，共打死日本鬼子187人，打伤不下300人，缴获各种枪支97支和一批刺刀、子弹、手榴弹以及军用品。
  三、郴县人民抗日斗争的胜利
  最终以日本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的8年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团结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在反对外来侵略斗争中，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伟大胜利。郴县人民为夺取全国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牺牲。
  郴县的抗日斗争，从1937年8月开始，到1945年8月25日薛岳率领国民党部队人郴接受日本在郴部队的投降，全县人民在中共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及其各基层党组织、党员骨干的组织领导下，从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国共团结抗日、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到最后直接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汉奸走狗，进行你死我活的浴血奋战，整整坚持了8年。
  8年中，中共郴县各级组织在湘南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始终把民族存亡摆在第一位，坚定不移地执行团结抗战、一致对外的方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带领人民群众齐心抗日。即使在国共合作破裂，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不断，甚至直接打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旗帜，对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进步力量和抗日武装进行围剿追杀的恶劣条件下，仍然坚持以民族利益为重，把关呼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斗争作为最神圣的使命，矢志不愈地坚持着。一方面继续进行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合作抗日的宣传，用民族团结、一致对外、共同御侮的一贯主张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说理斗争；另一方面则主动避开顽固势力的锋芒，积极防备汉奸、特务的阴谋破坏，主动转入地下，用隐蔽斗争的方式，继续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和进行武装打击侵略者的斗争，矛头始终直指外国侵略者，达到了保存革命实力、避免民族内部冲突、凝聚抗日力量的目的。体现了中共郴县各级党组织“辛劳为民族，一心救中国”的伟大抱负和民族精神。
  8年中，郴县人民在中共湘南特委、郴县县委的领导下，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采取各种斗争方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郴县沦陷之前，全县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抗日救亡活动，一是大力宣传抗日。不仅提高了县民的民族觉悟，唤起了民族自信精神和战胜外来侵略的信心和斗志，同时声援了抗日前线和沦陷区的抗日斗争。二是大力支援前线。通过发展生产、巩固后方，募集钱粮、支援前方，踊跃参军、直接参战，为全国抗战作贡献。即使在“平江惨案”暴发后，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下的郴县人民，仍未停止各种抗日救亡活动。郴县沦陷后，郴县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在基层党组织、党员、抗日志士的带领下，纷纷拿起鸟铳、梭镖、锄头、扁担，投入到武装打击日寇的血与火的战斗中。虽然没有大规模的阵地战，但令日寇防不胜防的游击战把日本鬼子打得晕头转向，陷入了四面楚歌、到处挨打的被动局面。不仅消灭了日寇部分有生力量，灭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从中受到了教育，明白了只要加强民族团结，不怕流血牺牲，敢于拿起武器，就没有打不败的强盗的道理。从而增强了全县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和勇气。体现了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据天时、依地利、占人和，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以血还血、守土卫国的决心与智慧。郴县人民光荣的斗争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
  无论是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还是如火如茶的抗日武装斗争，郴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骨干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带领和团结全县人民，坚定不移、一致对外，在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彻底解放的伟大抗日斗争中，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迎来了中华民族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