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郴县人民又重新陷人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之中。从1928年4月到1937年冬的漫长10年中，郴县人民在中共郴县党组织和中共湘南特委的领导下，以顽强的革命斗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游击武装斗争，在郴县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
  第一节 湘南起义部队转移后郴县的形势
  一、国民党的“清乡”大屠杀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后，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占领了郴县。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大规模“清乡”，残酷镇压各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郴县又一次陷入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之中。
  4月27日，国民党成立湖南省清乡督办署，程潜兼督办，何键任会办，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清乡”。为了达到“清乡”、“铲共”的目的，国民党湖南省当局采取“分区驻剿”、统一指挥的办法，将全省划为11个清乡区，每区兵力约1个师，由师长担任区司令，集中“清剿”。各区清剿队伍，分为“防堵”、“清剿”两部分，并规定了“清剿时期”和“考成时期”，把“全省各属已否确告肃清，农工群众能否了解本党主义，地方自卫团体是否组织完成”作为考成标准。在全省清乡督办署统一领导下，各县设立清乡委员会，以县长为委员长，其他委员由县长指派豪绅担任。各县成立清乡队，举办挨户团。犹恐力量不足，何键又整顿团防，统一和扩编团防武装，一方面把县挨户团改为县常备队，另一方面又在各乡镇组织四乡守望队。守望队按“正户”壮丁3人抽1,5人抽2的办法组成，县常备队由各乡守望队抽选队员组成，服役3年。每年更换三分之一。经过整顿，全省团防武装拥有县常备队467个，团兵总数35873人，其中郴县常务队有官兵678人，其经费都来自“田赋附加”。他们配合搜捕，落实联保，成为“清剿”部队的得力帮凶。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后，国民党反动派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并提出了“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人”的疯狂口号，叫嚷要“把共产党和农会主要干部及其家属都斩草除根”。不仅重点对湖南边界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会剿”与经济封锁，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工农运动骨干。这次清乡反共，是继马日事变后又一次疯狂的大屠杀。于是，郴县党组织遭到破坏，大批党的优秀干部和工农运动骨干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下。
  郴县是湘南起义的中心县，因而成为湖南省“清乡”的重点县之一。国民党范石生的部队占领郴县后，在湖南省清乡督办署的督办下，他们纠合郴县清乡委员会、县挨户团常备队，区乡守望队等反革命组织，在全县各区、乡大力清乡查户，推行“十家联坐”，或“五家连坐”制度，规定10户或5户家中有一个共产党员，则各家同罪，若隐藏了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到谁家喝过茶的，都与共产党同罪。企图以此灭绝共产党人，妄图瓦解革命组织。同时实施“血洗火烧”和惨无人道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到处搜山放火，围村捉人。秀良区的胡家村、萧家湾、峦山脚三村为救护从井冈山回来而负伤的一个姓田的农军战士，被挨户团发现。挨户团伙同国民党十六军王家本的一连队将胡家湾团团围住，逐户捉人，凡15岁以上的男人都在被捉之列。赤卫队员胡世模、胡训诗等人带头反抗，终因敌兵众多，被两兵夹一，全部捉住。反动劣绅杨绍展挑竣胡家湾是“共匪窝”，是“共匪”头子胡世俭的老家，致使被捕群众全部被抢杀，其中胡家湾25人，萧家湾9人，峦山脚村7人。三个村的房屋全部被烧毁。挨户团还在扶塘、良田、白石岭等地杀害革命者和无辜群众85人，清谷塘和东村坝两个村子全部被烧毁，变成青草坪。
  安善区清乡委员会在五里牌召开反革命祭掉会，将捉拿的革命干部邓武常、彭明聪、曹浪廉、汤四古、廖毛古等5人杀害，割下首级，奠祭被镇压的反动分子。该区清乡委员会主任曹浪突、铲共大队长张荣，每日带队伍围村踩山，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烧屋抄家，无恶不作，短短时间，杀害区、乡革命干部70余人。县苏维埃政府党代表李佑余被杀后不准收尸。曾任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长、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的李才佳，被砍成4段，一段丢到河里，一段丢进厕所，一段埋在山里，一段煮A喂猪。安善区苏维埃政府委员长雷春平，被捆在树上，被戳108梭标，活活折磨致死。栖凤渡革命群众李南平被反动派砍成2截。
  敌人还用“自首”、“自新”等手段动摇一些革命队伍中的不坚定分子。郴县共有80余人携带枪支103条，到桂阳县徐汉臣部投降，他们领取自新证后被遣归回家。
  在大屠杀的同时，国民党郴县政府还组织审查“共匪”委员会，被列入审查名单的共产党员有1158人，其中被杀害的215人。企图以此灭绝共产党人，白色恐怖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郴县的湘南起义自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后，共产党组织遭到极大破坏。革命立场坚定的党的干部在县内不能立足，而不得不流散他乡。
  二、农七师返回郴县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冈山的会师，壮大和巩固了井冈山的革命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发展井冈山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然而，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作为革命根据地仍存在很多不足，特别是“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足万担”，粮食资源紧缺。随着红军人数的激增，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进攻，井冈山根据地经济上日趋困难，军民的口粮和日常生活用品等难以保证。1928年5月中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25日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工作大纲》之规定，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军委决定撤销师的番号，军部直属四个团；第二十八团、二十九团、三十一团、三十二团，另加一个特务营，营长宋乔生。原来以湘南农军编成的第三十团、三十三团、三十四团、三十五团、三十六团”，征得各县县委会议的同意后，“在各县领导干部带领下，返回湘南”。这样，一则可缓解井冈山的粮食紧张状况，二则可开发湘南革命根据地。
  5月中旬，湘南郴县、永兴、资兴、耒阳4县农军在主力部队第三十一团第三营的护送下，离开井冈山，重新返回各县进行游击武装斗争。郴县农军（由郴县农7师改编的红军33团的大部分，另一小部分仍留红四军）仍沿用33团的称号，在团长王继武、党代表李用之的带领下返回郴县。从酃县水口向资兴进发，先头部队由彭三纯、陈鹏、王富有指挥，到达酃县时与酃县挨户团遭遇，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其全歼，夺得挨户团团旗，打起敌人的旗号进入资兴，为大部队开路，一路顺风。抵达资兴七里山时，又击溃一个挨户团，缴获步枪18支，捕杀清共委员一人，顺利通过资兴。5月17日回到郴县永丰乡后，由于干部战士复仇火旺思乡心切，各自都要求回本乡本土打游击，于是召开了一次连以上干部会，作出了“分兵进击，各自作战”的决定。王继武、李用之带领第1营和第2营共70人枪绕过郴州，往丰乐区进发。夜行昼宿，不走大路，只走山林，经过5天5晚到达郴县与永兴交界的油榨圩茶山宿营，被丰乐区挨户团发现，联合永兴县挨户团，围攻王继武部队。王继武、李用之率部队奋力出击，冲出重围。但部队被打散，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王继武也被挨户团捉住后杀害。
  5月19日，陈鹏、黄庭芳带领第3营，打着挨户团的旗号，由东波瑶林进发，杀掉当地劣绅朱老五，缴获步枪1支。5月29日经扶塘去黄茅，在七姨石与挨户团打了一仗，双方都有伤亡。6月7日，农军进攻驻庙下敌军1个排，击毙敌军数人，当夜宿营将军岭。6月8日拂晓，敌军跟踪追击。农军因连日转战，十分疲乏，仓促应战。战斗十分激烈。农军转战到大奎上拦羊洞，陈鹏、黄庭芳壮烈牺牲，其他农军被打散。6月12日，被打散的农军在东边山锁匙坪集中，这时还有200多支枪。为激励士气，决定兵分三路进攻良田。深夜出发，行进艰难，到百丈时天已大亮，赶到军营脑上打掉税卡时，良田驻军和挨户团都赶到，敌十六军还从郴州调来1个团增援，敌军几倍于农军，被团团围住，激战5小时，农军伤亡甚大，只有极少数人冲出重围。至此，返回郴县的农7师农军不复存在。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33团是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师改编组成的革命武装队伍，这支革命队伍在郴县湘南起义中成立，并在湘南起义的革命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为湘南起义和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33团回师湘南后，因部队力量分散，行军路线不当，而导致最终失败，其经验和教训值得人们深思。但尽管如此，郴县农军不畏强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是郴县党的历史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三、工农红军冒进郴州
  朱、毛会师后不久，井冈山的斗争进入全盛时期。
  当毛泽东、朱德领导湘赣边界军民为建立巩固的井冈山根据地而斗争之时，受到“左”倾盲动错误影响的中共湖南省委，改变了原来赞同“巩固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正确主张，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湘鄂赣3省总暴动、造成从平江沿湘赣边到湘南的割据计划，于1928年6月26日给湘赣边界特委发出指示信，命令红四军主力离开根据地，立即向湘南发展，并派杜修经、杨开明为代表到达井冈山，敦促执行省委的指示。指示信还强调“泽东同志须随军行动”，指定杨开明取代毛泽东留在湘赣边界代理特委书记。同时取消军委，成立赴湘南作战“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陈毅、龚楚、宋乔生及士兵1人和湘南农民1人组成。杜修经以巡视员身份帮助工作。
  6月30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永新县城商会楼上召开了红四军军委、湘赣边界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会上，杜修经极力主张前往湘南。毛泽东分析了形势和边界现状，指出当前统治阶级正处于暂时稳定时期，不宜分兵冒进，不同意省委“向湘南发展”的意见。争论的结果，绝大多数与会者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认为前往湘南是危险的，决定不执行湖南省委的意见，红军继续留在湘赣边界，坚持工农武装割据，巩固和扩大井冈山根据地。按照党的组织原则，7月4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根据联席会议精神，详细地陈述了创建罗霄山脉中段割据政权的重要意义和红四军不去湘南的主要理由，要求省委从实际出发，重新讨论边界问题，作出新的符合实际的决议。
  7月初，湘赣国民党军队向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从永新回到宁冈。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军委决定朱德率二十八、二十九团攻打酃县、茶陵，袭扰湘军后方，迫使湘军返回湘境；毛泽东率三十一团前往永新追击敌军，切断湘赣两军交通。7月12日，朱德率领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克酃县，湘军仓皇退回茶陵，从而打破了两省敌军会合永新的企图。
  但就在这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机械执行省委命令，附和由宜章农民组成的二十九团官兵欲回家乡的情绪，不顾永新联席会议决定，引导部队向湘南冒进。
  毛泽东得知此事后，马上写信，派专人送往酃县，再次指出往湘南的危险，指示部队打下茶陵后返回宁冈。朱德也晓以利害，并在水口召开军委扩大会，强调红军大队不能前往湘南。但杜修经等人以省委指示为名，坚持红军开往湘南。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大队于7月17日由W县1渡出发，向郴州冒进。
  7月24日，红军大队向郴州进发时，由红二十九团担任前卫。到离郴州十来里的地方，红二十九团与敌范石生部两个团遭遇。经过一番苦战，红二十九团只拿下两个山头。敌军顽强地固守其他山头，红二十九团再也攻不上去。军委便命令红二十八团接替红二十九团继续攻击。
  红二十八团几次冲锋，从正面把敌人打垮。全军随即疾速奔袭郴州城。到中午12时许，红军击溃驻城的敌新兵补充师，胜利进占郴州城。红二十八团驻城北，红二十九团驻城南，军部特务营在各仓库站岗放哨，清点缴获的物资。制止违反纪律的行为。同时，到郴州牢房将百余名革命者释放。
  红军虽然在进城时击溃了范石生的补充师，但范部战斗力并未丧失。傍晚，敌人驻在城外的4个装备精良的主力团，从城北杀来。红二十八团仓促应战，而红二十九团又增援不上，情况十分危急。朱德当机立断，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掌握几挺机枪，掩护红二十八团、军部特务营向东撤退。在混战中，红二十九团的一部分不仅不去增援红二十八团，反而自由行动，继续往南跑，结果一些人在乐昌被土匪胡凤璋部消灭，一些人散落在郴县、宜章等地；红二十九团团长胡少海仅带着团部部分人员赶上红二十八团；红二十九团七连连长萧克见势头不对，连忙命令全连停止前进，不准乱跑。直等大家情绪稳定下来，才带着几十个战士赶上军部和红二十八团。
  7月25日，部队退到东江，稍作休息。7月26日，部队退到资兴龙溪十二洞，进行整顿。然后向汝城、桂东方向转移。这时，毛泽东正在永新率领三十一团和地方武装与敌人作战。敌人发觉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调集重兵11个团向根据地大举进攻，结果边界各县县城和平原地区全部落入敌手，这就是造成红军主力和根据地损失重大的“八月失败”。
  造成“八月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受中央领导“左”倾盲动错误思想影响，盲目做出红军主力“向湘南发展”的错误决策。湖南省委的指示下达部队后造成部队军心动摇，削弱了部队战斗力。红二十九团的士兵多为湘南起义中的宜章农军，家乡观念严重，又缺乏应有的组织纪律性。艰苦的革命斗争环境，让不少战士产生了“打回家乡闹革命”的错误思想。更为严重的是省委代表和军委主要负责人对部队中存在的错误思想情绪，非但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予以批评制止，而是迎合这种错误思想，分兵进攻湘南，从而直接导致了“八月失败”。
  毛泽东曾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详尽地指出了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1）部分官兵动摇想家，失掉了战斗力；(2）酷暑远征，兵力疲惫；(3):酃县冒进数百里和边界失去联系，成了孤军；(4）湘南群众未发动起来配合，成为单纯的军事冒险；(5）敌情不明；(6）准备工作做得不好，官兵不了解此次作战的意义，缺乏主动性、积极性。
  “八月失败”的教训，也说明了始终加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只有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红军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第二节 郴县县委的重建及其斗争
  一、县委的重建和游击队的建立
  湘南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转移后，郴县留下来坚持斗争和上井冈山途中遇阻折回老家以及从井冈山返回后被打散的郴县农7师中的党的骨干和农运积极分子，在当地难以立足，不得不向湘粤边界转移。仅在粤北乐昌县九峰山、玉岭坳一带以修马路、挖煤、烧木炭维生的郴县共产党人和农运骨干就达200多人。
  1928年6月18日，湖南省委发出《给湘南各县委及三十、三十三团负责同志的信——对湘南工作的决议》，要求立刻恢复郴州等县党组织，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始游击战争。7月，郴县共产党员李鄂、萧光标、李淑廷、陈韬、李杰等先后来到粤北，与流散在乐昌的共产党员曹彬、何星、邓高匡等在广东九峰山麻石坳庙里召开秘密会议，商讨今后的出路问题，大家一致推荐曹彬到广东寻找党组织。不久，曹彬带回两广省委指示，成立了郴县驻粤行动委员会，主任陈韬。曹彬回郴县恢复县委。
  是年9月，随三十三团返回郴县的原三十三团第一营特务长陈本生（原秀贤区委执行委员），以收鸭毛为掩护，走村串户，暗中寻找潜伏下来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不久恢复了第三区（秀贤区）区委会，杨绍翌为区委书记，陈本生为组织委员。区委机关设万岁桥雷打坳段定雄家。接着，陈本生又到第二区（秀良区）联络，帮助恢复了第二区区委会，由陈良弧任区委书记，王振财任组织委员、黄子松任宣传委员，区委机关设视石塘，后迁至张家堆。然后，陈本生又到郴州城区进行联络活动，恰巧遇上从粤北乐昌潜回郴州的曹彬，于是他们在党员李成证店铺内商量了恢复郴县县委之事。1928年11月，在白石岭召开党员代表会，正式恢复了郴县县委，曹彬任县委书记、李成证任组织委员、李鑫任宣传委员，彭光维任交通员。县委机关设在七里洞。县委成立后，又先后恢复了安源特别区委和瑶林特别区委，并派曹彬到广东与上级党组织汇报。曹彬回县后，将县委机关由七里洞迁到白石岭，并召开了县委会议，调整和充实了县委委员。这时的县委班子是：县委书记曹彬、组织委员黄维勤、宣传委员黄子松，委员李淑廷、黄体国、陈韬，秘书曹芬，通讯员刘光平。曹希南为秀良区区委书记，陈本生为秀贤区区委书记。会上还讨论了当时党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恢复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斗争，狠狠打击敌人。同时，成立郴县红军游击大队，任命黄福刚为大队长，陈平章为副大队长。下设3个分队，第一分队长陈平章（兼），第二分队长萧光华，第三分队长段定雄。游击队成立后，一面暗中购买子弹，一面自制木驳壳枪10余支，准备开展游击武装斗争。
  二、开展反“清乡”斗争
  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吓不倒共产党人。中共郴县县委及其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领导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以“红色清乡”对抗国民党的“白色清乡”，与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是在政治上开展革命宣传。在敌人“清乡”气焰十分嚣张的时候，组织发动党员骨干，深入到群众中间，宣传革命形势，振奋革命精神，在城乡四处秘密张贴布告、标语等，打击反动气焰，使土豪劣绅煌恐不安。二是军事上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血腥屠杀，用红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
  1928年12月，郴县驻粤行动委员会派李鄂、李杰回郴工作，协助县委开展游击武装斗争。郴县县委决定成立“暗杀队”，以“以红色恐怖”来对付反动派的“白色清乡”，打击反革命的嚣张气焰。1929年元月，郴县红军游击队到瑶林区杀死作恶多端的土豪萧家森；2月，县红军游击队侦察到清共委员曹栋准备逃往郴州城，就埋伏在万岁桥廖家坂必经地，堵住曹栋将其杀死。同月，又杀死清共头子陈槐章。3月，县委书记曹彬亲自带队到大坂杀死罪大恶极的地主李言思。5月，李鄂、谢汉了解到郴县挨户团头子李世厚在大浪江岳父家休养，立即带领游击队前去将他杀死，缴获1支驳壳枪，并以郴县红军游击队的名义贴出布告，列出李世厚的罪状，广大群众见了，无不拍手称快。县委领导的游击斗争，沉重打击了敌人，鼓舞了人民的斗志，在县委的领导下，全县人民的游击武装斗争重新蓬勃开展起来。
  除组织“暗杀队”开展暗杀游击斗争外，县委还成立了一个“征罚队”，其主要任务是向地主豪绅筹款子，以解决革命的经费问题。第一次“征罚”获得300多元，解决了两三个月的经费。第二次“征罚”只征得5元，因此“征罚”比较困难。后来郴县红军游击队的活动经费主要靠在粤北做苦工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支援筹集。
  1929年5月，郴县挨户团和国民党驻军决定大肆剿杀郴县红军游击队。为保存革命力量，县委决定暂停暗杀活动。除留下部分人员隐蔽外，其余均往粤北转移。但反动派四处搜查革命者的足迹，聚集在粤北九峰山的郴县革命者被反动派发现后，郴县反动派头目谢白玉带队到九峰山捉人。他们捉住了李孔诗，将其押往郴州。郴县驻粤行动委员会了解到一情况后，即派黄致孝、王振波等到塘村白冠之家借枪支4支，埋伏于石界要地，将谢白玉部队截住，打死反革命分子袁德胜等，救出李孔诗，谢白玉逃脱。至此，郴县在乐昌县九峰山的革命者也不能立足，后转移至乳源县和乐昌老爷河一带。
  第三节 湘南特委的重建及其活动
  一、湘南特委的重建
  1928年10月，中共广东省委派钟振华到坪石了解、联络流散在湘粤边境的湘南革命人员。随后，尹子韶、谷子元、黄平、彭良在坪石祥丰客栈成立了“湘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尹子韶任主席，确定进一步联系在各地隐蔽的同志，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武装。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出现了有利于革命斗争的形势。5月，尹子韶在临武永福庵（又名大塘庵）组建了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尹子韶任书记，彭良、谷子元、黄平、黄祯刚、欧阳健、李秀等为委员。工委确定当时的工作方针是：开展土地革命宣传，建立基层党组织，加强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恢复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不久，活动在乐昌、乳源、宜章边境地区的地下党员又在梅花区石子望寮庄成立了中共乐（昌）乳（源）宜（章）边工作委员会，李光中任书记，杨高林、谷子元、李光化、李文修（后叛变）等为委员。9月，上述两个工委都与郴县驻粤行动委员会取得联系。为统一领导湘南的党组织和游击武装斗争，三方面的革命力量在坪石公盛成客栈开会，成立中共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尹子韶任书记，组织部长彭良，宣传部长谷子元，军事部长何鼎新，黄平为共青团负责人。会议作出决议，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朋友活动，个别吸收新党员，以理发、木匠、泥匠、经商等职业为掩护，分派到各地建立联络站，并认真调查和设法夺取地主武装。1930年12月，中共湘南（驻粤）工作委员会改为中共湘粤边工委。
  1931年4月，两广省委派王涛、戴月、高永平到湘粤边指导工作，将湘粤边工委改为湘南特委，尹子韶任书记，委员有谷子元、曹彬、杨发秀。特委由两广省委领导，机关驻地始设坪石，后转移至未阳、郴县等地。与此同时，还将活动于湘粤边境李鄂领导的游击队改称为湘南游击队，李鄂任队长，高永平任政治委员。
  二、建立革命武装 开展游击斗争
  湘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湘粤边工委相继成立后，把建立革命武装、开展游击斗争作为中心任务。1929年初，尹子韶和郴县县委派人到范石生驻郴县良田的部队中搞兵运工作，准备夺取枪支。开始进展顺利，串联了近500人兵变，瓦解敌军5个连。但到达临武香花岭时，因泄密被敌军赶上缴械，参加领导起义的十几名同志后来都被惨杀。
  1930年6月，湘南（驻粤）工委派李兆甲打入潭源洞锡矿当秘书。李兆甲利用职务之便，同常到矿里收税的集官、匪、霸为一体的连阳边防办事处主任兼大队长李锦全交上朋友。随后，李兆甲又根据工委的指示，介绍尹子韶、黄平、李鄂、陈韬、何鼎新、胡三德等十几人打入驻朝天桥的李锦全部当兵。尹子韶等人在取得敌人信任后，掌握了一批枪支。9月，尹子韶等人拖出枪支潜入宜章栗源。随后，工委又集中原有的枪支组建了游击队，李鄂任队长，转至泗溪，麻田大岭等地活动。不久，游击队利用浆水挨户团长邓镇邦请戏班唱戏祝寿之机，一举夜袭剧场，缴获手枪1支，邓镇邦夹在人群中侥幸逃脱。而后，游击队转到宜章东部地区及乐昌黄圃一带活动，又会合了长期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游击武装。
  9月，郴县县委在粤北召开会议，决定派李杰、李淑廷、黄炳皆、黄传土、谷武煌、曾日吾、袁敷正等人，到国民党蔡廷谐120团的谭振秀机关枪连当兵。他们在士兵中秘密从事革命宣传，组织士兵委员会。不久，该部队出发湘南，途经塘村时，与在此等候的李鄂游击队联系，准备以开小差的方式携带枪弹出来。不料，敌人防备甚严，只有谢汉拖出步枪1支，其余人员只带了少量子弹、手榴弹出来。
  12月，高永平、戴月与李鄂、杨绍绩率游击队在太平里伏击地主兼资本家邝鸿钧的运输队，缴获银元12800元，除将3000元上缴广东省委外，其余银元留下作为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活动经费。邝鸿钧此后请来团防武装作保镖。不久，游击队又神速地将这支保镖击溃，夺得10支步枪和一些弹药。
  1931年2月，红七军经宜章黄沙、栗源、迳口进入梅花，与前来追堵“围剿”的湘粤敌军6个团惨烈激战。谷子元代表湘粤边工委与红七军接头，并派向导帮助部队向中央苏区转移。红七军留下120支步枪和2挺机枪给游击队。
  1931年4月，湘粤边工委改为湘南特委，湘粤边工委领导下的游击队组建为湘南游击队，队伍发展到600多人，300多条长短枪和2挺机枪。5月22日，湘南游击队攻打宜章赤石挨户团，以速战速决战术打得挨户团毫无还击之力，缴获步枪30支、手枪1支，第二天又攻打郴县折岭税卡，缴获步枪6支和一些银元。6月，游击队在广东黄圃司杀了挨户团主任邓永康，缴枪3支，没收银元500元；在郴县杀了大土豪陈敬科，缴枪3支；杀了秀贤区铲共委员李家结，缴枪16支。
  游击队在湘粤边境连战皆捷，声威大振，国民党当局组织湘粤边区实行9县联防，围攻游击队。成立不久的湘南游击队没能及时加强思想教育，一些游击队员在极端艰苦环境下思想波动较大。一次攻下樟桥盐卡后，缴获许多银元，有些队员不按一切缴获要归公的规定，私自分得银元即散离回家，部分队伍被瓦解。6月底，游击队在黄圃又被郴县、宜章的挨户团包围，由于游击队缺乏正规训练和战术经验，在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与敌军硬拼，导致伤亡惨重，最后仅剩下50多人，致使这支经过艰苦努力建立发展起来的游击队伍，受到重大挫折和损失。为保存力量，湘南特委决定游击队转移至粤北一带，化整为零，组成武工队，继续打击敌人。
  第四节 湘赣省委领导下的龙广洞苏区
  一、湘赣省委的成立与湘南特委隶属关系的改变
  1931年5月，中共中央作出《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决定撤销赣西南特委，东赣江以西的西路、北路分委和湘东南特委，其所辖地区组建湘东南省，成立湘东南省委。随后，中央又决定改为湘赣省，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指定王首道任临时省委书记，袁德生任临时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为副主席并负责组建省军区。
  王首道等受命后，经过筹备，于1931年8月1日，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临时省苏维埃政府在永新县城、钱山、象形等地同时召开群众大会，正式宣布建立湘赣省的建置和管辖范围。此时，湘赣省管辖的范围包括湘东南特委领导的酃县、茶陵、攸县、礼陵、莲花、萍乡，西路分委领导的永新、安福、吉安、遂川、宁冈，北路分委领导的新余、分宜、宜春、峡江、清江，南路分委领导的上犹、祟义、万安、信丰、大萸等21个县及株洲直属区，不久又与湘南特委领导的安仁、资兴、耒阳、郴县等县沟通了联系，范围扩大到25个县和1个直属区，形成了以永新为中心，东起吉安赤白交界处、西至茶陵近城赤白交界处、南至永新关背苏区、北邻萍乡赤白交界处，纵横各300余里，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的整块苏区。至此，湘赣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931年10月，中共湘赣省委正式成立，中共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与湘赣省委发生组织上的联系，直属湘赣省委领导。当时，郴县是湘赣省委实际控制和领导的游击区域，中共郴县县委是湘赣省委直接领导的25个县委之一。
  1931年8月，湘南特委在广东乐昌黄圃召开扩大会议，王涛传达了两广省委对特委工作的批评，强调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尹子韶为首的湘南特委检讨了前段工作中的错误。会议改组了湘南特委，由王涛任书记，李弼廷任组织部长，戴月任宣传部长，谷子元、尹子韶为委员。同时，会议决定将湘南游击队改为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鄂，政委陈韬。陈韬任郴县县委书记后，蒋月任政委。此后，特委机关迁未阳南乡，后又迁至郴县，主要在郴县、资兴、宜章一带活动。1932年1月起，湘南特委由原隶属两广省委，正式改为隶属湘赣省委领导。在恢复发展湘南党组织的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斗争，频频打击敌人，逐步形成了以郴县龙广洞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二、三打大奎上与横冲失利
  1932年1月，湘11省委派杨柏、陈俊如到湘南指导工作，并指定由陈俊如替代戴月，任湘南赤色游击队政委，以便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
  陈俊如到职后，湘南赤色游击队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攻打郴县大奎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当时，敌人在大奎上建造了三座特大的碉堡群，一座在樊公祠，一座在魏公祠，一座在山顶上。驻守碉堡的有国民党一个连的兵力。碉堡里的士兵常常出来奸淫、抢劫，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深恶痛绝。攻打大奎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之前，游击队队长李鄂多次派人到大奎上侦察敌情，并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3月的一天，李鄂带领湘南赤色游击队从东波垄出发，悄悄包围樊公祠碉堡。打入敌人内部的游击队员毛龙山趁敌人熟睡之机，发出信号，里外应合，游击队迅速冲进碉堡，里面的敌人一枪未发，束手就擒。游击队当场缴获了敌人步枪10支、机枪2挺、手榴弹7箱。
  第二天，游击队发动附近农民，用鸟铳和鞭炮助威，深夜攻打魏公祠碉堡，经过3小时的激战，攻下碉堡，打死挨户团士兵6人，缴获步枪4支，手榴弹7枚。游击队攻下这两个碉堡后，敌人恐慌不已，全部退守到区政府院内，一面派人到县城求援，一面调山顶上的敌军来增援区政府。
  第三天晚上，游击队见强攻难以取胜，决定火烧大奎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组织部分游击队员顶着淋了煤油的棉被，爬上国民党瑶林区政府围墙，准备强攻。但由于敌人居高临下，爬上墙的战士都牺牲了。李鄂见之攻不下，便带头率队冲锋。战斗中，他左手负伤。当他再次组织队伍强攻时，不幸中弹牺牲。这时，敌人的增援部队纷纷赶到，谢汉、李林急忙率队突围。游击队激战了一夜，伤亡惨重，200多人的队伍仅剩下10多人。
  湘南赤色游击队的英勇斗争，让敌人感到无比恐慌。为了扑灭湘南人民革命的火种，国民党组织湘粤边境9县联防，并调集5个团的部队围攻游击区。敌人组织挨户团、铲共队、保安队，在郴县东、西边山实行“’坚壁清野”，烧毁山区民房，将山村零散乡民赶到驻有反动武装的大村子里。同时，敌人还采取欺骗利诱手段，瓦解游击队。他们宣称“允许游击队员回家自新自首，既往不咎”，“红军和国民党一起打日本，游击队员都要回家了”等等，欺骗、逼迫游击队员的家属要他们的子弟回家。两湾洞大地主段位显用金钱和谷子收买游击队中的动摇分子。唐家湾地主唐振浩得知16岁游击队员陈辉壁回家后，以好酒好肉款待陈辉壁，引诱他说出游击队的驻地后，立即发兵围剿游击队。由于敌人的重重围剿，湘南赤色游击队遭到特别严重的损失。
  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鄂牺牲后，湘南特委任命谢汉为队长。1932年6月下旬，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谢汉率班长李林、战士廖连运、李加才、李加胡、杨喜苟、李加六、李丁古、张运太、曾首才、白添宪、邓发佑、黄柏生、谢保古、陈东山、谭宗富等15名游击队员，从郴县东边山开往西边山。谢汉不听劝告，执意宿营秀良区的横冲，住进小山头里的独立空楼里，又不派岗哨。坏人李某发现游击队进村宿营，急告秀良区挨户团。敌人闻讯后，立即调集11队保安及郴县二、三区所有地主武装包围了游击队宿地。谢汉、李林起来小便，发现山头已被敌人包围。谢、李两人为把敌人引开，便猛烈向敌人射击。敌人除部分向谢、李包抄扫射外，大部火力集中围攻营房。房内14名游击队员凭借墙体，英勇顽强地与敌人战斗，经过一天激战，打到天黑，最后全部壮烈牺牲。谢、李两人突围幸免。敌人把14名战士的头砍下来，分做七担挑往郴州城，挂在城内文庙前“示众”。
  横冲事件后，湘南特委撤销了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谢汉的职务，任命李林担任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不久，李林、方永平、张贵平等人被派到湘赣省军区接受游击训练。
  1932年8月，郴县县委书记黄体国因手枪走火，打死游击队员李虎，湘南特委为此免去黄体国的县委书记职务，任命陈韬为郴县县委书记。此后，郴县县委加强了游击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军事技术训练，在王仙庵举办了游击训练班，进一步提高了游击队的战斗力。
  三、龙广洞苏区的建立
  1933年春，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根据几年来革命斗争的实践和湘赣苏区斗争的经验，决定建立以郴县凤鸣区龙广洞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因为龙广洞一带具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良好群众基础和地理条件。湘南起义时，秀良区和凤鸣区曾经建立过“二区”和“六区”苏维埃政府和农民协会，并有地方武装在这里坚持斗争，建立起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在地理上，这里距县城40余公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湘南特委、郴县县委和湘南赤色游击队进驻该地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传发动群众，打破敌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治封锁。原来，国民党郴县政府曾派绅士唐贤浩到游击区进行反动宣传，但经游击队的教育争取，这位唐老先生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认识到“他们（指游击队）不是匪，而是一批有志之士，不该剿。”他还亲书告诫其当乡长的儿子“辞职赔礼，以赎前愆＇’。经过半年多时间的努力，当地群众对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有了更深的了解，广大群众纷纷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先后参加工、农、青、妇等革命群众组织的群众达5万多人。
  1933年10月，王涛、谷子元、尹子韶等和郴县县委在龙广洞召开会议，研究组建中共郴县“二·六”区委。经过几天的筹备，确定区委领导成员是：区委书记王昔祥，副书记赵武，组织委员王振洲，宣传委员袁可良，妇女委员彭四姑。同时建立了龙广洞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槐德、副主席谢振修、土地委员谢如松、赤卫队队长王振钧、赤卫队政委王振铋。二区和六区各设4个乡苏维埃政府。二区的4个乡苏维埃政府管辖区域及领导成员是：第一乡下垄水、白石岭一带，负责人陈丙泽；第二乡黄花山、枫木岭、江口一带，负责人陈逢义、谢福义、何道早；第三乡龙广洞、山背，负责人袁均成、候顺匡、陈逢兰；第四乡下竹视水，负责人萧汤元、刘书克、陈增泽。六区的四个乡苏维埃政府管辖区域及其领导成员是：第一乡礼家洞，负责人陈开宇、陈甲壁；第二乡平仓岭，负责人陈开田、谢振志、王忠武；第三乡曹家洞、卜荷丘，负责人何平、李贞尝、谢冬名；第四乡落仁洞，负责人赵武、李孝堂、邓家荣。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苏维埃政府组织健全，上下形成了坚强统一的组织领导，把郴县西边（现北湖区）的小溪、江口、黄茅、芙蓉、保和、华塘、南溪、月峰、鲁塘连成一片，革命活动并扩大到桂阳、临武、宜章边境，区域横跨骑田岭，四周达400余华里。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郴县土地革命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
  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按照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的部署，首先开展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举办土改干部训练班，学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中央苏区开展土地革命的经验，研究土地革命的步骤和方法。这批被培训的干部，深入到各乡群众宣传发动，鼓动群众自觉投入到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中来。在打土豪的斗争中，苏维挨政府根据不同情况，对一般土豪不杀，只采取“和平捐款＇’的方法，对顽固土豪劣绅则予以严惩。“和平捐款”的方法是：首先由当地党的地下工作者按各地土豪的经济情况，确定捐款对象和捐款数额，然后开出条子由游击队出面强制执行。对缴清捐款的土豪，苏维埃政府或游击队出具正式收据，对顽固不缴的土豪，游击队则采取“吊羊”的办法限期要求土豪交纳捐款。所谓“吊羊”，即将土豪本人或直系亲属扣押起来，限他们将捐款如期如数缴来，缴完捐款后即将扣押的人质放回，并实行二五减租。对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则坚决予以镇压。当时被苏维埃政府镇压的有竹视水土豪萧泽源、黄家垄土豪段廷师（捉萧光标烈士凶手）、铲共队队长陈逢柱、守望队队长段位秀、黄始芳等。镇压后还分别公布了他们的罪状，从而在政治上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和封建习惯势力，使其在运动中不敢为非作歹，广大群众也充分发动起来，然后实行分田分地。以乡为单位，由土地委员专门负责，按各乡的人口、土地多少，平均分配，每人分得土地1.8-2.2亩，全区共有2000多户农民分得了土地，还造具清册，发放土地证，归各户管理耕种。
  中共郴县“二·六”区委和龙广洞苏维埃政府，还学习、借鉴中央苏区和湘赣省苏区经济建设经验，并联系实际，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建设办法。其主要做法是：一是提出“不荒一丘田、不空一块地，努力多打粮食，革命大巩固”的口号来鼓励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并组织互助组，帮助军烈属，孤老种田，发展农业生产。二是准许人民自由贸易，流通商品，鼓励人民输入布匹、食盐、医药、日用品，输出粮食，交流物资，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三是严肃财经纪律，规定凡是打土豪的收入一律归公，对违反纪律者从严查处。赤卫队中队长萧仰岳在收缴土豪劣绅的财产时，看到很多衣服裤子，而自己的裤子又烂了，就随便拿了一条穿上，回去后受到组织严厉批评，并写了检讨，保证以后不再重犯。管财经的陈泽树，受地主美人计影响，利用职务便利贪污挪用公款400元，“二·六”区委核实后，将其公开枪毙。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和游击队官兵，政治、经济地位一律平等。政府工作人员，因为他们要在群众家里吃饭，花费大一点，每人每月发津贴9元，游击队官兵每人每月伙食费6元。
  在发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龙广洞苏区文化教育事业也得到发展。苏区以村为单位开设民众夜校，组织青年、壮年、儿童参加学习文化，接受进步思想教育。苏维埃政府组织人员编写了一些通俗易懂、革命性强的教材供群众学习。如其中一篇内容为“牛耕田，马吃谷，工农劳苦，土豪享福。多数穷，少数富，工农团结，建设国土”。这样的课文，男女老少都能学，都能背，通俗易懂，很受群众欢迎。为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苏区还开展群众性的大唱革命歌曲的歌咏活动。当时，从中央苏区、湘赣省苏区流传过来的革命歌曲有《送郎当红军》、《共产党宣言歌》、《工农联合曲》等。其中鼓舞革命斗志的《工农联合曲》歌词为“工农、工农，工农联合起来！不怕、不怕，不怕国民党来剿，工农、工农，勇敢努力向前冲！”对敌进行政治宣传的《五条苦情歌》歌词为“白军士兵们，你们都是受苦人，没饭吃，没衣穿，好可怜，当官的吃鸡肉，你们吃菜根，打起仗来死的就是你们。我们都是受苦人，本是一家人，劝你立刻拖抢来，我们官兵都一样……”龙广洞苏区文化教育的开展，对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教育人民，鼓舞斗志，打击敌人，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龙广洞苏区的武装斗争及保卫战
  龙广洞苏区的建立与发展，让国民党郴县当局感到惶惶不安。从1934年初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对郴县龙广洞苏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围剿，妄图消灭新生的郴县龙广洞苏维埃政府。
  1933年6月，郴县县委书记陈韬率领12名游击队员攻打郴州保安司令部驻龙广洞通往郴州的要道草鞋岭据点时，不幸壮烈牺牲，湘南特委任命陈文光为郴县县委书记。1934年2月，地下工作人员获悉广东坪石田头村和破阳村分别驻有国民党警卫队和豪绅武装。12日，谷子元、李林率湘南赤色游击队队员化装成老百姓，乘驻田头村敌警卫队观看村里安葬老人的热闹场面之际，闯入敌兵驻地，不费一枪一弹获敌枪30余支和一批军服。第二天，游击队员穿上缴来的敌军服装，乔装打扮成国军，以田头村出事，协助地方维持治安的名义，大摇大摆地开进破阳村。当天，正是大年除夕，驻炮楼的豪绅武装20多人，纷纷回家过年。游击队乘虚冲上炮楼，缴获步枪10多支。
  1934年4月，湘赣省委和湘赣省军区决定由李宗保率独立4团1000余人为先导，到达湘南，协助开辟工作，并与李林率领的湘南赤色游击联合组成为湘南游击师。李林领导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李宗保率领的独立4团编为第二、三支队。红四军独立4团的到来，壮大了龙广洞苏区的武装力量，激发了苏区人民的革命热情和斗志，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保卫苏维埃政权，苏区8乡先后有130余人参加游击队；各乡村普遍成立乡、村赤卫队。根据地人民还筹集稻谷9000多公斤、银元6000元支援红军，共同保卫苏区。
  1934年初，郴州“剿匪司令”欧冠先后两次带领部队向龙广洞苏区进攻。湘南赤色游击队避其锋芒，采取灵活机动的伏击战，不失时机打击进犯的敌人。其中发生在雷打石的一次伏击战，便是典型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是年3月上旬的一天，欧冠的一个连队100多人，从黄茅出发，经过岗脚、蛇溪到江口与黄茅交界的打乌坳打掳。湘南赤色游击队在得到情报后，决定在雷打石打一场伏击战。上午11时，欧冠部队士兵拿着抢来的财物，大摇大摆走进游击队的伏击圈。突然“啪”的一声，李林发出了战斗命令。顿时枪声大作，杀声震天。敌人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惊得手足无措，丢下枪支连滚带爬逃命。战斗持续约1个小时，敌人始终没有冲出游击队的包围圈。战斗结束，打死打伤敌人20多人，俘敌30多人，缴获步枪72支和战马等军需物资。欧冠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军被游击队包围了一天一夜，最后仅9人、6条枪回来。我的亲侄子也被打死了……”
  正当郴县龙广洞苏区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央苏区王明的“左”倾路线也开始在湘南推行。李宗保作为湘赣苏区派来的“新的领导干部”来到湘南后，积极推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湘南特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指责特委“缩手缩脚”、“不相信群众”、“右倾保守”，认为郴县的反动派已摇摇欲坠，应该采取大举进攻的态势。而国民党郴州当局视郴县龙广洞苏区为洪水猛兽。是年5月底，保安司令欧冠调集6个县的保安团围攻龙广洞苏区，要血洗黄茅（骑田岭）。面对强敌压境，在湘南特委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李宗保一手遮天，主张在七姨石、通山岭、公德岭一带设防，以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
  公德岭位于郴县的江口、保和、南溪3乡交界处，岭上地势险要，地形复杂，山上仅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连，四面都是祟山峻岭，易守难攻，是一个打阻击战的好地方。
  公德岭战斗自当天清晨打响，敌人两个团凭借优势的兵力从江口竹视水向公德岭进攻。湘南游击师凭借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顽强阻击敌人，战斗持续一天一夜，游击师击毙敌人士兵200余人，游击师伤亡80余人。敌人不甘心失败，又增派“团”从黄茅、保和向公德岭围攻，游击师腹背受敌，武器、弹药无以补充，傍晚时分，游击师又歼敌一营后，趁夜色突围撤出战斗。战斗结束后，当地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悄悄掩埋游击队员的尸骨，现还保存了前途村“十八红军墓”。
  龙广洞苏区被敌人占领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剿抚兼施”政策，企图用硬和“软”的反革命两手消灭革命力量。硬的“剿”：即强迫山地居民迁居山下平原，坚壁清野构筑碉堡，派兵驻防，以割断群众与游击队人员的联系，同时大肆捕杀革命人员和无辜群众，烧毁民房，强奸妇女，抢夺民财，无所不为。软的“抚”：即以招安为诱饵，到处张贴欧冠布告，受抚者每支枪发光洋10元，每排子弹5角钱，愿回家者发给自新证，外地人发给安家费5元。在敌人的“剿抚兼施＇’政策的围剿下，一些意志薄弱者叛变了革命。游击队分队长黄传兰叛变革命后，充当敌人的鹰犬，带领敌人到处搜捕革命同志。李宗保带领两个营300多人的队伍突围后，到了资兴。由于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不久，他杀害了反对他投降的连队支部书记，于1935年3月，带领一个连的士兵投降了敌人。
  龙广洞苏区被敌人占领后，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迁至郴县东边山山元冲。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林带领游击队转战到赣南。郴县革命运动再次陷入低潮。
  龙广洞苏区的建立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左右的时间，但苏区人民在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的领导和湘赣省委的支持下，同国民党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建设和保卫苏维埃政权的过程中，郴县县委和“二·六”区委借鉴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革命斗争经验，结合实际，创造和发展出一套全新的政权建设经验。龙广洞苏区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不但巩固了龙广洞苏维埃政权，而且为土地革命时期各地的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红色的龙广洞苏区革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龙广洞地区人民为创建和保卫苏维埃政权而英勇斗争的事迹将永远激励着郴州人民继续前进。
  第五节 支援红军长征转战郴县
  举世闻名的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伟大壮举。工农红军长征2次在郴县境内书写了壮丽篇章：第一次1934年8月，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六军团奉命西征人郴，落脚湘西，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长征开辟前进道路和进行策应，在郴县境内转战3天；第二次1934年11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长征，8万人从江西、广东进入湘南，在郴县境内转战11天，先后经过16个乡103个村，宣传了革命思想，撒播了红色火种。郴县人民不怕危险，踊跃支援红军长征，作出了重大贡献。红军长征留在郴县的伤病员康复后组建的湘南红军游击队，继续坚持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斗争，迎来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曙光。
  一、红六军团西征转战郴县
  1934年7月，在打破国民党发动的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十分渺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被迫进行退出中央苏区的准备，命令红六军团先行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道。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发布了《关于红六军团转移到湖南创造新苏区问题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训令说：“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训令决定“弼时同志及部分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训令并对红六军团西征的路线、地域和行动作了具体规定。中央指示红六军团由江西遂川突围后，第一步到达湘南桂东地区；第二步到新田、祁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淑浦之间的山地发展，并向北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联络。中央的意图实际上是让红六军团起到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战略作用。
  经过充分的准备，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等的率领下，红六军团9000余人，于1934年8月7日踏上了突围西征之途。8月11日到达桂东县寨前ifo8月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召开连以上干部誓师大会，庆祝突围胜利。根据军委指示，任弼时在誓师大会上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为军团长兼第17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治委员兼第17师政治委员，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第18师师长，甘m淇为第18师政治委员。会后，红六军团继续向湘南进军。
  红六军团胜利突围的消息，使国民党反动派无比恐慌。蒋介石估计红六军团可能在湘、粤、桂边区活动，即不停地发出电令，命广东军阀陈济堂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祟禧派兵分别在湘粤、湘桂边境堵截；令湖南军阀何键急派刘建绪出任第四路军前敌总指挥，驻衡阳指挥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追击，妄图围歼红六军团于郴县、桂东、汝城之间。
  红六军团根据敌情变化，趁敌围堵部署和湘江布防未完成之机，于8月12日晚，从寨前圩出发，经沙田、汝城的濠头、暖水、田庄和资兴的滁口等地，穿过敌人的防堵线，再经东江，于8月16日，红六军团先头部队进入郴县桥口冯家，在郴州城郊锁石桥宿营；主力部队从资兴木根桥乡的菜铺进入郴县桥口乡的雷溪坝，经谷家洞、大湾口、板桥乡的石虎铺、梓塘、首家洞至坪田村一带宿营。当日在桥口烧毁敌军碉堡2座，枪毙土豪劣绅黄信堂。在锁石桥红军用迫击炮轰击了敌军在高石壁上的碉堡。
  8月17日，两路部队分别从锁石桥、坪田村出发至槐树下汇合后，抵达升桥铺、船洞一带宿营。郴县游击队在锁石桥、槐树下接收了红军82名伤病员。在升桥铺枪毙了从外地抓来的几个土豪。
  8月18日，红六军团由升桥铺、船洞一带出发，经城前岭、安和乡上廊、华塘乡三才洞、招旅村进入桂阳县城郊的全义、燕山至仁义乡。主力部队经全义至樟市乡的山背、县城北燕山一带宿营。当日，红军在华塘乡三才洞烧毁敌军碉堡一座，枪毙了华塘乡长。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从1934年8月7日始，至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印江木黄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三军会合，历时80多天，跨越敌占区5000多里，其中途径湖南22个县、市，历尽千辛万苦，付出重大代价，冲破敌人追击、堵截、围攻，胜利完成兵团战略转移任务，不仅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而且探明了沿途国民党军兵力部署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起到了侦察、开路的先遣队作用。
  二、中央红军长征转战郴县
  由于党内‘“左”倾领导者执行错误路线，排斥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思想，剥夺毛泽东在党内和军内的领导权，导致了中央苏区内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86000余人，告别中央苏区，从江西瑞金，雩都地区出发，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部署了2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I1月3至4日，红军突破国民党设置在湖南桂东、汝城至广东仁化、曲江的第二道封锁线后，红军主力分两路西进，右路红三、红八军团和中央纵队，绕过汝城县城向宜章北面的平和、里田方向进军；左路红一、红五、红九军团由城口沿九峰山向粤汉铁路沿线的宜章白石渡进军。
  在红军继续西进的时候，蒋介石又令湘敌刘建绪、李觉驻守郴州城，王东原部盘踞城北栖凤渡，保安第八区司令欧冠驻防良田；粤敌李汉魂等部从仁化赶到坪石，在郴县至广东乐昌坪石之间设置了第三道封锁线。
  但是，各路敌军为了保存各自的实力，都不正面招架红军。红军利用敌人的矛盾，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从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郴县南部和宜章县突破敌人的第三道封锁线。
  11月7日，右路红三、红八军团和中央纵队沿郴宜边境西进郴县。11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从宜章平和高梁山进入郴县邓家塘马家山，敌驻郴县良田的欧冠保安部队闻风丧胆，不战而逃。红三军团一部进至郴县坳上乡伍家桥时，击溃顽抗的湘敌王东原部。当晚红三军团在廖家湾、邓家塘、良田、坳上一带宿营。中共郴县县委安排游击队中队长萧仰岳在洪水井迎接红军，组织群众砻谷、筛米，找炊具、做饭，又安排人员带路，号房子、挑担子，抬担架等，郴县人民欢天喜地象过年一样为迎接红军忙碌着。红三军团在两路司设立了政治部，在良田街上的福音堂设立了苏维埃货币兑换处，在良田观音阁（现良田中学）召开了群众大会，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并在街头巷尾张贴宣传标语，号召穷苦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红军还在良田、黄家湾、连溪摧毁敌军碉堡6座，没收良田圩贸顺发等6家土豪财产分给群众。在良田，红军交给郴县县委173名伤员。
  11月12日，红三、红八军团分别从两湾洞、两路司、廖家湾、良田出发，至黄茅、坳上的万岁桥、保和乡的保和圩。在黄茅的水冲，红军召开了战士大会，进一步强调了红军的纪律和突围的意义，处决了3名大土豪，交给郴县党组织162名伤病员。在竹视水、江口、黄茅摧毁敌人碉堡各1座。
  11月13日，红三军团从保和if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大律、十寺、十八坪至桂阳太和；一路经小埠、桂阳的羊山洞、仁和、村头，再出桂阳太和。
  11月14日，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六团从宜章城郊出发，经罗家山、楼梯岭进入郴县廖家湾到芙蓉宿营。又从芙蓉经安源，出临武的斗水坪。
  11月15日，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七军团、红九军团一部分别从宜章城郊大水洞进入郴县廖家湾、邓家塘的萧家坝村，到黄茅宿营。
  11月16日，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红三军团六师先后从黄茅经芙蓉安源出临武。
  11月17日，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七军团、红九军团、红三军团六师的大部队全部通过郴县，在临武汾市乡汇合。至此，中央红军长征指战员全部通过郴县。
  中央红军在中共郴县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下，克服重重困难，顺利通过郴县向西挺进。红军先后经过郴县的桥口、塘溪、板桥、邓家塘、廖家湾、良田、坳上、小溪、永春、芙蓉、南溪、安和、保和、华塘、月峰，市郊等16个乡、103个村，经过全县大部分区乡，区域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历时11天，红军接触人民群众12万余人。红军经过郴县时，每到一处都向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宣传，发动群众起来打击敌人，播下革命种子。1934年11月7日中央红军进入郴县时，就向人民群众散发宣传单《出路在哪里》。该宣传单是由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联名签署。宣传单号召“工人、农民、士兵以及一切劳苦大众，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地主资本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我们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自己的政府……”在良田洗布迷至今还有红军当年书写的标语：“红军万岁！”“取消保甲制度，反对地主剥削，实行不还租！”“欢迎敌军士兵回来分田地！”红军在槐树下、城前岭、华塘、良田、保和、芙蓉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分物，救济贫苦群众，工农群众从红军的宣传与行动中，了解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充分认识到“’红军是自己的人，是穷人的队伍”。因此，红军所到之处，到处可以听到群众高唱“送郎当红军”的革命歌声，到处都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正如毛泽东所说：“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长征精神永存郴县。
  三、郴县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红军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2支部队西征和长征转战郴县期间，得到了郴县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
  红军进入郴县之前，湘南特委按照湘赣省委的指示，在资兴县召开了各县党组织和游击队负责人会议，部署了迎送红军的工作。郴县县委书记黄体国参加了会议。为了做好迎送红军的准备工作，1934年5月18日，郴县县委在瑶岭铁炉冲召开了三天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瑶岭区区委书记毛文、吉贤区区委书记张祖成（后廖振为）、秀贤区区委书记陈名介、江口区区委书记廖振光，游击队队长张东、萧仰岳、刘安古等34人。县委书记黄体国传达了湘南特委资兴会议精神，湘南特委王特派员在会上讲了话。会议向各区区委和游击队部署了五项工作任务：一是做好宣传教育工作，红军长征是北上抗日，我们工农群众要全力支援红军；二是为红军筹备军粮5万公斤，打草鞋10万双；三是摧毁敌人设置的碉堡炮楼，为红军前进扫除障碍；四是到山区搭建草棚，准备接待安置伤病员；五是具体安排各区党组织和游击队迎送红军的地域。
  红六军团西征人郴，转战在郴县期间，郴县游击队先后摧毁敌人设置在桥口、良田、城前岭等地的10多座碉堡炮楼为红军顺利进军扫清道路。郴县县委派游击队队长张东在桥口迎接红六军团。8月16日红六军团从资兴进入郴县桥口，张东当天就将部队安排在坪田9个村住宿，还派了30名群众为红军挑水、做饭，派游击队员为红军站岗放哨，张贴标语，大力宣传红军北上抗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等。次日上午，张东和萧昶又到下胡冲、船洞号房子，准备为红军住宿。还将在槐树下、锁石桥接受的82名红军伤病员，及时转移到铁炉冲草棚。8月18日，红六军团离开郴县时，张东一直将红军送出城前岭，经过华塘区，到桂阳全义圩，才返回游击队所在地。
  中央红军长征经过郴县时，郴县县委组织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为红军当向导，发动群众参战和安置、护理红军伤病员，郴县游击队先后安置中央红军伤病员335名，其中永春田池洞、花背、金猫步水97名；坳上东市三元冲、桃花垅、后坛182名；坳上幸福村56名。在郴县党组织的领导下，郴县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精心护理西征和长征红军共计417名伤病员，留下了不少感人的故事。郴县游击队通讯员盘桂明为照顾安置在苏木头的红军伤病员，坚持在高山站岗放哨半年之久，没有特殊情况，从不离开自己的岗位。女游击队员禾花为照顾护理红军伤员，将自己坐月子吃的米糟、甜酒、猪肉让人挑上山给红军伤病员补身体，禾花也被战士们称为“禾花嫂”。为解决缺医少药的问题，游击队长刘安古带儿子坚持上山采药，精心料理伤病员数月之久。在郴县人民的精心照顾下，留在郴县的417名伤病员中，有130名红军战士重新参加红军游击队，投入新的战斗。
  红六军团西征和中央红军长征转战郴县时，郴县人民箪食壶浆，竭尽全力支援红军。郴县县委在红军到来之前，就发动群众筹集粮食6万公斤，光洋4000元，打草鞋28万多双，在冬茅垅、兰家、坳上、三元冲、土地岭、桃花垅等地方搭建草棚11个。红军进入郴县后，仅“二·六”区委就为红军筹集稻谷9万多公斤，银元6000多元。良田女游击队员邓邱玉发动群众做布鞋300多双送给红军。湘南特委领导谷子元随军行动，协助红军开展民运工作。不少群众还主动向县委请战，要求参加慰问伤病员，参加运输队，为红军带路。
  四、部分红军伤病员在郴县遇难
  红军长征顺利通过郴县后，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对郴县革命力量的围剿。湖南剿共司令何键集中了一个师、十几个县的保安团驻守郴州。郴州保安司令欧冠组织郴州九县联防，大力推行“联保政策”和“保甲制度”，严防“共党”漏网脱逃。国民党军队在郴县的东、西边山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整个郴县再次笼罩在一片白色的恐怖之中。
  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郴县共产党组织遭受重挫，革命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一些贪生怕死的投机分子背叛了革命。郴县游击队遭到国民党军队围攻袭击，游击区范围逐渐缩小，游击队和红军伤病员生活供应困难，形势十分恶劣。安排在永春养伤的97名红军伤病员陆续痊愈，其中有30人参加了湘南赤色游击队，有20多人离开郴县去追赶红军长征部队，剩下的红军战士组成了宜乐游击队，编在湘粤赣游击总队第三区游击大队，游击大队下设三个分队，大队长刘安古，政治委员邝安巨。游击队在艰难的环境下开展游击战争，但是因叛徒告密，一、二分队的游击队员分别在良田、新市被国民党挨户团包围杀害，三分队游击队员在良田被打散。
  就在反革命疯狂围剿郴县革命武装的同时，转移和安置在郴县的部分红军伤病员也先后遇难。因为国民党的封锁围剿，安置在塘溪横垅、冬茅垅山区的82名伤病员与郴县县委失去了联系。1934年11月，国民党军官赵汉杰、何左卿带领反动军队和郴州挨户团围剿横垅和冬茅垅山区。通过烧、杀、抢，敌人将群众和山上的红军伤病员完全隔离开来，郴县地方游击队员根本无法进山，许多红军伤病员因缺粮、缺药而饿死、病死。在敌人疯狂扫荡下，在横垅和冬茅垅养伤的82名红军伤病员全部牺牲，在湾垅和兰家大山养伤的50多名红军伤病员全部被捕遇难。
  在郴县坳上养伤的红军伤病员共有238名。分散在坳上东市、三元冲养伤的红军伤病员有92名，他们在当地游击队的精心护理下，恢复了健康。他们有的在湘南特委领导下继续投入战斗，有的离开郴县去追赶红军长征部队。分散在坳上苏木头、后1、桃花垅养伤的红军伤病员有140余名。1935年，国民党挨户团围住转移到凌家垅的红军伤病员，将50多名红军伤病员杀害。半个月后，国民党挨户团又在桃花垅的白元庵杀害了80多名红军伤病员。这样，在郴县养伤的417名红军战士，除了130多名红军伤病员养好伤重新投入战斗外，其余的红军伤病员全部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红军烈士的鲜血染红了郴县山山水水。
  第六节 坚持湘南三年游击战争
  一、国民党军的“清剿”与湘南党组织领导的反“清剿”斗争
  红军长征后，中共湘南特委和郴县县委领导的游击武装斗争更加艰苦残酷。1934年12月7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将郴县和宜章县划为“剿匪特别区”，任命湖南保安第8区司令欧冠兼任绥靖处主任，设立“清剿委员会”，调集正规军一个师，会同所属各县保安团、“铲共队”，重点“清剿”郴宜边境的湘南特委、郴县县委、游击队和红军伤病员集中地——五盖山、骑田岭地区。
  国民党军赵汉杰部从宜章平和进入五盖山大奎上，国民党军何左卿部从犁树坪、五马龙进入五盖山横垅，郴州保安团从江口、廖家湾进入骑田岭，进行大规模“清剿”郴宜边境游击区。国民党采取军事、政治、经济“三管齐下”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手段，在军事上，一是实行“坐剿”：修筑各种碉堡炮楼，在重要地段和道口设卡、伏击；二是“围剿”：步步为营，合力围歼；三是“搜剿”，分片搜山搜树；四是“追剿”：组织跟脚队、听响声队、观烟火队，昼夜在山上活动，发现踪迹，立即跟踪追击；五是“烧剿”：分片烧山烧岭、烧村，仅坳上乡就烧了73栋房子。在政治上，施行“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等办法，规定’‘十户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五保为一联保”，把群众从山上赶到山下，割断游击队和红军伤病员与群众的联系，规定群众不准随便外出，甚至连外出放牛、割草都要向清乡队长请假，否则遭杀害。同时，国民党在全县各地设立“招抚处”，引诱游击队员和红军伤病员下山“自首自新”，投敌叛变。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切断供应，妄图把游击队和红军伤病员困死在山上。
  面对国民党“清剿”的严峻形势，湘南特委在书记王涛随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进行了改组，由彭林昌接任书记，陈梅连任组织部长，尹志进任宣传部长，刘霞任军事部长，徐克全、谷子元、林长春（张春林）等为委员。为粉碎敌人的“清剿”，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迁往耒阳，另在郴宜地区设办事处，彭林昌兼办事处书记，余稼生、谷子元、林长春留在办事处工作。同时决定以部分伤愈仍留在湘南的红军指战员为主体，组建湘南红军支队，由红军营长颜赤爱任支队长，余稼生任政委，下辖3个大队，约150人枪。
  湘南红军支队成立后不久，便执行湘南特委关于将敌人引向桂阳、临武一带，以保卫五盖山、骑田岭游击区的指示，由五盖山经桂阳进至临武县域，沿途农民要求参加红军，队伍扩至200余人。
  但是，红军支队的行动并没有减轻敌人对五盖山、骑田岭游击区的压力。敌人一面调集蓝山、嘉禾、临武、桂阳等县保安团、“铲共队”“清剿”湘南红军支队，一面仍以大部兵力“清剿”五盖山、骑田岭游击区。彭林昌等指挥郴县等地游击队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大部分游击队员牺牲，分散养伤的280多名红军伤病员也全部遇难。不久，郴县原县委书记陈文光暗害了湘南特委书记彭林昌和郴宜办事处的几名干部，投敌叛变，郴宜办事处被彻底破坏。彭林昌牺牲后，湘赣省委指定由徐克全代理湘南特委书记。这一史实充分证明，红军长征后湘南和郴县仍直接归属湘赣省委领导。
  湘南红军支队在临武境内与10倍于己的敌人展开游击战。由于大部分干部战士伤病缠身，体质较差，又人生地不熟，缺乏武器弹药，只好回撤。萧良略率第三大队先行回到五盖山，因不知情况已变，被叛徒陈文光欺骗缴了械。颜赤爱、余稼生率一、二大队边打边撤，在郴（县）桂（阳）边境的五雷击鼓寨子遭敌夹击，两个大队左拼右杀，虽突破围攻，但部队损失惨重，只剩40人。支队决定余稼生及谷子元等7人回五盖山请示汇报和寻找第三大队。颜赤爱率30余人转移至郴县、桂阳、临武3县交界的南溪、观音山、野牛洞一带活动。1935年，在桂阳县毛栗圩与国民党地方保安团激战中，颜赤爱因负伤与几名干部和战士一起被俘，其余全部牺牲。5月，原湘南赤色游击队队长李林收集余部组建湘南红军独立大队并任大队长，活动于郴县、宜章一带。湘南红军独立大队采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白天在深山老林驻宿，晚上神出鬼没袭击敌人。是年5月6日，湘南红军独立大队侦察了解到郴州保安团上山“清剿”游击队去了，城内空虚。李林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组织一个10多人的短枪队，化装成一群“少老板”，深夜混进郴州城南剧院。在剧院里，游击队开抢打死保安团护卫士兵12名，正在剧院看戏的郴州保安司令欧冠吓得面色惨白，夹着尾巴落荒而逃。撤退时，湘南红军独立大队写了很多标语，从郴州城内的江西会馆一直贴到城边的文庙。游击队夜袭郴州的行动，震胁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
  二、重建湘粤边工委及其斗争
  余稼生和谷子元等回到五盖山，得知郴宜办事处已遭到破坏，因与湘南特委失去联系，便改变计划，秘密潜往广东乐昌、乳源一带。1935年5月，在乳源县马头岭重新组建了中共湘粤边工作委员会，谷子元任书记，贺畔朵、余稼生、萧良略、林长春为委员。同时恢复湘粤边赤色游击队，萧良略为队长，林长春为政委。边工委确立了以乐（昌）乳（源）为基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对广东之敌取守势，制定打回湘南的策略，并提出了四项具体任务：（一）收拢失散人员，恢复壮大党的组织和游击队；（二）开展肃反斗争，严惩叛徒中的首恶分子，纯洁队伍；（三）与敌周旋，扩大武装力量，争取民间武装，实行反蒋统一战线，开辟新区域；（四）设法与湘南特委联系。
  湘粤边工委在大瑶山、泗公坑、猴公坑以及坪石、皈塘、梅花、加昌水等地做群众工作。不久，便建立了梅花特区，由贺畔朵任区委书记，恢复和新建了一些基层党支部；建立了坪石石灰冲、深水坝两处交通站；湘粤边赤色游击队也开始打土豪、筹经费。
  1935年5月，中共湘南特委正式任命黄体国为中共郴县县委书记。8月，当黄体国去良田鸭鹰坦看望游击队伤病员时，被跟随的叛徒通讯员谢振尧打伤，谢振尧与叛徒唐若贞将黄体国抬至良田区公所请赏。黄体国被关押折磨近一年。次年8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良田。
  1935年9月，湘南红军独立大队队长李林率部辗转到乐昌坪石，找到谷子元等，边工委决定增补李林为湘粤边工委委员，两支游击队合并，仍称为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并调整游击队干部，李林任大队长，林长春任政委，萧良略任副大队长。不久，宜乐游击大队部分队员亦被编入湘粤边赤色游击队，队伍扩展到90余人，活动在湘粤边的郴县、宜章、乐昌、乳源一带。
  在反“清剿”斗争中，内部的动摇让郴县党组织和游击队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为了巩固革命队伍，湘粤边工委、郴县县委决定开展整顿队伍、纯洁组织的运动，同时游击队开展惩处叛徒行动。1935年除夕之夜，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在骑田岭万和山处决了杀害县委书记黄体国的叛徒谢振尧、郴县大恶霸地主萧仰荣。同年，游击队巧施反间计，借郴州保安队之手除掉了叛徒陈文光、何传兰，从而使郴县党组织和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得到进一步的纯洁和巩固。
  1936年春，李林率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在郴县良田至廖家湾公路上，伏击了反动资本家到坪石贩买食盐的汽车，打死押车敌兵，缴获银元1.3万元。游击队从韶关买回20多条长短枪、1挺机枪和一批子弹，改善了武器装备。
  5月，湘粤边工委为打破粤敌对粤北游击区的围剿，命令湘粤边赤色游击队向湘南转移，并设法与湘南特委联系。李林率领游击队重新进入郴县东、西边山老游击区活动，在与敌人的斗争中，队员牺牲较多。随后，李林由蒋玉林带路，前往耒阳找湘南特委。在耒阳经老“交通”谷安茂引路，找到徐克全，汇报了情况，上交经费3000银元。回后月余，李林带着短枪班和ZOR,银元再赴耒阳找湘南特委，在郴县五里牌被叛徒李宗保部发现遭追击，李林等边走边打，抢渡耒水到在耒阳大义乡杨家冲，因敌紧追不舍，又没有找到谷安茂，无法与特委联系，只好回撤，到达坪石深水坝时仅剩3人。这时整个游击队也就10多个人。
  1936年9月，周礼按照土坡里会议精神，从衡阳到湘粤边一带巡视，在广东坪石找到湘粤边工委谷子元、李林、贺畔朵等人。经研究，决定将湘粤边赤色游击队改为武工队，仍由李林任队长，以宜（章）、乐（昌）为中心，发展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谷子元到桂阳、临武一带恢复、发展党组织。
  武工队既打击敌人，又做建党和群众工作，仅几个月时间，就发展到60多人枪。不但组织了300多人的不脱产游击组，还组织了有几千人的贫雇农团，在农村打击民愤大的恶霸地主。党组织通过贫雇农团，领导农民抗租抗税。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形成了几小块游击根据地。到1937年，郴县的老聚山、老园头等十几个地方恢复和组建了党支部，战斗在湘粤边的湘南游击革命武装发展到400余人抢。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发生以及事件的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湘粤边三年艰苦的游击战争，终以国民党“清剿”的失败而告终。抗战全面爆发后，1938年4月，李林带领湘南红军游击队第1大队在耒阳改编成新四军队伍，开赴抗日前线。
  郴县及整个湘南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尽管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下一直未能形成一块较完整的游击根据地，但它作为整个南方游击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湘南的统治，牵制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支援配合了其他游击区的斗争，而且保存了约400人的革命武装和一批优秀骨干，为日后湘南地区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和革命斗争的复兴，奠定了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