郴州市图书馆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郴县的经济凋零，政治腐败，民不聊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唤醒了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郴县一大批进步热血青年怀着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之中。1925年10月中共郴县特别支部建立以后，郴县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第一节 郴县党组织诞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一、五四运动前夕郴县的社会状况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其间尤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著称。辛亥革命旨在推翻封建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结果只是推翻了封建帝制，并没有消灭封建制度，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郴县地处湘南，近邻广东，扼湘粤“咽喉”，是湘南重镇和交通枢纽。境内矿产和林木资源极其丰富，为一方富庶之地。但是，随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不断加深，郴县人民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也日益加重。
  19世纪末，随着广州、长沙的开埠，帝国主义列强将“洋火”、“洋油”、“洋布”、“洋伞”、“洋铁桶”等一系列洋货输入郴县，使郴县市场大量充斥洋货。列强通过输入洋货，从郴县人民手中掠取滚滚财源，把郴县地方民族工业排挤得难以生存。除此以外，英、美、日、法、德帝国主义列强与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相互勾结，大肆掠夺郴县的矿产资源，在东坡、铁坑、水湖里等地开办矿业。1908年，德国与买办资本家在瑶林金船塘设立保湘公司，大量开采磺砂。帝国主义列强还不断加强掠夺，将商办的柴山里铜矿、柿竹园磺矿、安源锡矿等矿山收买兼并，每年从郴县掠走大量财富。
  帝国主义列强在郴县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还进行文化侵略。美国传教士在栖凤渡办了一所“福音堂”，每逢圩日便进行传教活动。在县城开办带殖民地色彩的“爱华小学”、“新华小学”，招收适龄儿童入学，并给信徒子弟享有“免费读书”的“恩赐”。此外，还在城里办有“惠爱医院”、“淑女医院”、孤儿院等所谓的惠民机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这些假象和表面的仁慈蒙蔽广大人民群众，以实现其文化侵略的目的。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地军阀蜂起，混战不休，郴县成为南北军阀长期拉锯战的主战场之一。“炮火一响，百姓遭殃”，郴县城乡被闹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军队要扩军，就在老百姓中四处抓壮丁；士兵要吃饭，就向老百姓派粮派款，一旦征派不到，就到老百姓家里搜查抢劫。
  军阀政府横征暴敛，是郴县人民另一灾难。民国初期，赋税基本沿袭清制。军阀混战年间，郴县田赋加重，每额正饷为白银四两，另外加征田赋、军事特捐、亩捐、学捐、路服捐、农村保护捐等。北洋军阀在全县各团、保、甲都设立征收处，各征收处的胥吏催逼农民缴纳田赋。除此以外，还有印花税、烟酒税、屠宰税、猪税、牛税、鱼税、蛋税、竹木税等等，多如牛毛。栖凤渡大地主陈可庭与军阀官僚狼狈为奸，在郴宜交界处折岭设立税卡，敲诈人民。所有商人、小贩、赶圩的老百姓，路经厘卡无不纳税，即使空手过卡，也要交纳“过路税”。不少农民因纳税不起而自杀，有的甚至被抓去活活打死。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加剧了农村经济的凋零，增加了人民群众生活的痛苦。
  郴县的广大农民，还要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
  土地问题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矛盾斗争的焦点。在郴县，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仍为封建所有制，各阶层占有的土地悬殊很大。清末民初，约占农村总人口7％的地主、富农，占有总耕地面积的40%；占农村总人口60％的贫雇农，仅占有耕地6%，地主阶级凭借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
  一是地租剥削 封建地主把土地出租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残酷地盘剥农民，将地租定为“四六开”（即收割的粮食佃农得四成，地主得六成）。最低也不过“对半开”。良田、五里牌等地方则高达“三七开”。由于高额的地租，许多农民终年不得温饱，有的甚至放下禾镰就缺粮。郴县农村曾流传一首《镰刀谣》，道尽了地租剥削的灾祸和广大农民的心酸：
  禾镶刀，亮又亮，
  镰刀下田米谷香。
  有刀无田空欢喜，
  佃家不香东家香。
  禾镰刀，弯又弯，
  五黄六月割禾忙。
  割得穷人肠子断，
  割得富人谷满仓。
  禾镰刀，扁又扁，
  七月八月挂壁堂。
  石石新谷不进屋，
  眼泪汪汪煮米汤。
  二是高利贷剥削 农民由于无地少粮，每到年关和青黄不接的时候便普遍缺粮。地主则趁机放高利贷。当时郴县农村借贷利率一般为6%-8%，但到青黄不接时要抬到“对本对利”（即借一石还二石）。栖凤渡地区的地主普遍抬到“大加三”（借一石还三石）。如逢灾荒之年则更残酷，实行“大加十”（借一石还十石）。许多农民由于还不起高利贷，最后落得田土被地主霸占。农民明知高利贷狠毒至极，但为了活命，也不得不饮鸩止渴。栖凤渡东头农民李邦贵，借了地主李安庭一斗米，到年底强迫他还一石谷。李邦贵不从，李安庭便强行将李邦贵的一口秧塘霸占。李邦贵不服，一气之下告到乡政府，反而被李安庭用金钱买通的乡丁毒打得半死。
  三是杂费剥削 封建地主还挖空心思，巧立各种名目对农民进行剥削。如栖凤渡一带的地主规定农民租地时要遵守六条：一、租地之前要交“批金”，否则不租；二、虫灾、旱灾、水灾、人祸都不减租金；三、稻谷刚泛黄时地主来看禾，佃家要请“看禾酒”；四、佃家在田里养了鱼要交鱼租，田垄上种了豆要交豆租，田里割了稻草要交稻草租；五、逢年过节，佃家要给东家送礼请安；六、红白喜事，佃家要给东家帮工。良田大地主陈治奎更为奸窄，家中制有“双层斗”，收租时抽掉上层底，借出时卡进下层底，收借之间一斗相差六七斤谷。有的地主还制有“活秤砣”，秤砣底下钻个孔，称出时孔是空的，称进时孔里塞块铅，百斤以上的货物一次要相差三、四斤。这样，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打下来的粮食，被地主左盘右剥，七折八扣，已是所剩无几了。
  劳动人民除了深受民族压迫、封建剥削之外，还要受到封建政权和宗法思想的统治。县政权由县知事、县团总独揽，乡村政权由土豪劣绅掌管。“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是当时的写照。
  帝国主义、军阀政府、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严重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这种腐朽的生产关系导致了郴县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郴县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兴起与发展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二、五四运动中郴县的反帝爱国斗争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这场革命风暴很快席卷全国各地。
  郴县的广大青年学生和爱国人士热烈响应，积极投身于这场反帝爱国的斗争。5月30日，学生们成立“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组织发动郴县各界人士在郴城文庙召开声势浩大的群众大会，愤怒声讨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强烈呼吁“废止二十一条”，号召全县人民参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的反帝爱国斗争。有数千学生和群众参加了大会。学生们的演讲慷慨激昂，参会的民众群情激愤，整个会场一片沸腾，大家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坚决与日本断绝通商！”“振兴中华！”等口号。有的学生和群众还当场把身上的毛线衣、礼帽等日货脱掉烧毁，以表达反帝爱国之情。会后，“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率领青年学生和群众上街举行游行示威，并通电北京、上海、广东学生联合救国团和留日学生救国团及各报馆，表明其宗旨是要“务达还我青岛目的”。并诚恳地说：“郴处边隅，见闻闭滞，诸公热心爱国，智勇深沉，祈赐良策以匡不逮……”。使影响达海内外。
  在“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的积极带领和推动下，郴县的反帝爱国斗争很快开展起来。6月10日，“郴县维持国货会”成立，并与“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联名通电长沙总工会、省议会、省教育会等团体，抗议日、美、英、法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强烈要求抵制洋货，维持国货。通电全文如下：
  青岛交涉失败，日人益肆狡谋，国家存亡，千钧一发，凡有血气靡不切齿痛恨，爱于阳日在郴州文庙联合各届召开国民大会，到者五千余人，群情愤激，誓死不用日货，以为抵制，务期一致进行，坚持到底，绝其来源，国家幸甚。
  郴州学生联合救国团维持国货会 公叩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日
  接着，“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组织成立检查团，分头到各店铺、码头检查日货。一经发现，当即销毁。并责令店铺不得销售日货，劝阻码头工人不得搬运日货。全县城乡一时掀起抵制日货、维持国货的热潮。
  1920年2月，何叔衡率领驱张（张敬尧）代表团来到郴县，领导郴州地区各县开展驱张运动。“郴县学生联合救国团”等组织向广大群众揭露反动军阀张敬尧的罪行，有力地援助了驱张运动。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在郴县的传播
  一、建立青年学生革命组织
  五四运动促进了郴县人民的思想启蒙和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郴县的传播。郴县一批在外地求学的青年学生，利用寒暑假回到家乡，建立革命组织，推销、传阅革命书刊，积极推动新文化运动，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
  黄静源，郴县良田人，1918年春考人省立衡阳第三师范学校，并结交进步学友，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1919年五四运动暴发，黄静源与夏明翰、蒋先云发动组织衡阳爱国反帝运动，黄静源被选为湘南学生联合会负责人。是年秋，串联郴县籍同学回郴县及湘南各县推销革命书刊，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传播新文化。1921年10月，黄静源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郴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对郴县的进步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少青年学生积极投身于各项革命事业之中，成为革命的骨干分子。
  曹亨灿，郴县华塘人，1919年考人省立衡阳第三师范读书学习，结识黄静源、蒋先云等进步同学。五四运动暴发后，曹亨灿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并满怀激情奋笔写道：“堂堂华夏，为何今日之瘦弱？为何今日之惨败？问其病乎？政治黑暗，官僚腐败，财务流国外。”提出“拯救祖国妙方：一是警钟震醒睡狮；二是召唤民众起来；三是确立自强自立精神；四是消灭中外害虫”。1920年8月，他被推荐为文化书社的书报贩卖部主任。他经常写信给郴县的同学和好友，并利用寒暑假回郴，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新文化，为马克思主义在郴州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孙开球，郴县良田人，1919年秋考人省立衡阳三师读书。因与黄静源是同乡，在校深受黄静源进步思想的影响。1922年，孙开球毕业回乡，在郴县县立高等小学任教，他利用讲坛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教育青年学生勇于参加革命斗争。1923年，他利用同学关系，在郴州城半边街黄传凤开办的“资生米店”里，秘密开设了一个接待站，专门接待在长沙、衡阳读书的进步学生。这个接待站，实质上是个传播革命新思想、培养进步青年、建立革命组织的联络点。
  1924年，在衡阳省立三师读书的郴县籍学生胡世俭和在长沙湖南大学读书的郴县籍学生李翼云，先后在学校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年秋季，他们在郴县介绍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师孙开球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指示孙开球、贺益生、陈涛等，利用教师身份，广泛结识进步师生，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努力培养一批革命骨于力量。年底，他们在原学生联合救国团的基础上组建了郴县学生联合会，以便更好地组织开展学生运动。学联负责人为李庭针。后来，学联在开办平民夜校、农民夜校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进步思想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郴县还有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到外地读书求学，其中朱瑛、武暴、陈鹏等20多人投考了孙中山筹办的广州黄埔军校。这些革命青年走出郴县，在外地开阔了视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薰陶，参加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他们在校学习期间，经常向家人和朋友、亲属通信，介绍外地的形势，宣传马克思主义。利用放假回乡的机会，向乡亲们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新文化。
  演讲团、学生联合会、地下联络站等青年学生革命组织的建立，各种进步书刊杂志的销售以及在外学生的书信往来，丰富了郴县人民的知识，拓宽了视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在郴县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郴县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二、开办平民夜校
  1925年上海“五fff”惨案发生后，省内长沙、衡阳等地的工人和学生配合全国各地进行罢工、罢市和罢课，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湖南军阀赵恒惕武力镇压学生和市民，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长沙、衡阳等地学校为了发动群众开展驱赵运动，提前放了暑假。
  6月，在湖南大学读书的郴县籍学生、共产党员李翼云，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名义，从长沙携带数百册《平民读本》、《农民读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等革命进步书籍，邀集在衡阳三师读书的郴县籍学生、共产党员胡世俭，旅省、旅衡学生朱瑛、武暴、曾纪贵、李一鼎、雷乾之、邝珠权等10余人，利用暑假期间回到郴县，联络共产党员孙开球，进步教师贺益生、陈涛、何善玉和进步学生何闻、曹廉、廖昭福、黄光书等，在郴州城廉溪女校（今郴州市九完小）、六城联合中学（今郴州市一中）开办平民夜校，向广大青年学员和劳苦大众传授文化知识，传播革命思想。
  夜校主要招收城市工人、店员、手工业者、城郊农民和其他进步青年入学，实行晚上开课。开设国文、算术、习字课程。此外，还向学员宣传国家大事和革命道理等。
  为了使平民夜校办得顺利，在开办过程中，他们采用了三条措施：一是给夜校戴“官帽”，以郴县劝学所（县教育主管机构）的名义开办平民夜校，使夜校带有一些官方的色彩。二是请民主人士担任负责人，学校聘请了当时在城里有一定威望、且家境富庶的陈修章担任名誉校长，负责主事。三是给夜校找“靠山”。当时国民党驻郴部队旅长是李品仙，此人思想有些开明，学校决定争取李品仙在办学经费上给予支助。活泼开朗、且善于交际的进步青年女教师何善玉主动请缨，承揽了这项难度大的任务。她通过设法与李品仙的妻子攀认姊妹后，与李品仙交上了朋友，最终得到李品仙夫妇的信任和支持，使平民夜校不仅解决了一笔办学经费，并且得到了国民党驻郴部队的庇护。
  平民夜校在组织学员学习文化的同时，还向学员灌输革命进步思想。尤其对一些进步分子，学校还秘密组织他们学习李达编著的《帝国主义侵华史》、《关于革命新名词解释》、《唯物史观》、《共产主义ABC),瞿秋白编著的《社会进化论》，郑振铎编著的《东方杂志》、《学生杂志》以及《沙基惨案特刊》等进步书籍，使学员们吸取了许多新思想、新文化，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平民夜校名义上是向平民普及文化知识的场所，实际上却成了我党早期宣传革命思想、播撒革命火种的阵地。小学教员何善玉、周庆源，青年学生何闻、李杰等人先后在这里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员李翼云、孙开球等，也在这里开始酝酿建立中国共产党郴县地方组织的问题。
  为了扩大教育面，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李翼云、孙开球决定到有条件的农村去开办农民夜校。并派出雷乾之、李一鼎到栖凤渡，李才佳到坳上进行活动。经过实地考察，先后在神家殿小学、枫树下雷家、坳上吉贤小学等地办起农民夜校。
  三、成立“雪耻会”
  1925年6月3日，郴县学生联合会接到省学联关于发动声援五卅爱国运动的通知。第二天，由县学生联合会出面，召集城内学生、工人和市民约2000余人在郴城文庙（今文化路）举行集会，愤怒声讨日英帝国主义。中共党员、湖南大学暑期回郴学生李翼云在台上激情演讲，揭露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民的罪行。会场上群情激忾，同仇敌愤。人们振臂高呼：“打倒日英帝国主义！”“实行对日英经济绝交！”“废除不平等条约！”“抵制日英仇货！”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
  6月5日，李翼云，中共湘南特委委员、组织部长胡世俭，中共党员、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员孙开球，中共党员、新华中学职工杨西林与郴县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崔康等，召集工、农、商、学各界人士商议，成立“青沪惨案湖南雪耻会郴县分会”。孙开球当选为总干事（即会长），负责领导雪耻会各项工作。杨西林为庶务干事。会址设在郴州城田家巷景贤祠（今龙骨井），年底迁至西街赵公祠。“雪耻会”的办公经费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县知事公署财产保管处每月拨付银洋9元；二是由“雪耻会”中经济条件较好的会员和积极分子自筹捐献。
  “雪耻会”经常调集县城各校学生组织宣传队，以寿福殿、五通庙、娘娘庙三个戏台为主要宣传场地，开展演讲、演文明戏等活动。内容主要是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鼓励人民积极进行反帝斗争。通过“雪耻会”的广泛宣传发动，工、商、学、手工业等各行各业人士都踊跃报名参加‘’雪耻会”，尤其以青年学生最为积极。不少的店铺老板和开明人士也纷纷报名人会，全城形成了一股热潮，继而发展到了乡下。如旅省旅衡学生较多的丰乐区（今栖凤渡）也成立了“雪耻会”，人会者达千余人。
  “雪耻会”还发动、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对日英经济绝交运动，将斗争锋芒指向日英帝国主义。郴县“雪耻会”根据省“雪耻会”的指示精神，向全县人民颁布了五项经济绝交公约：一、不买日英货；二、不供给日英劳动力；三、不用日英货币及存款于英日银行；四、不搭乘日英车船；五、不供给日英人原料、燃料和粮食等。“雪耻会”还组织检查队到处查处仇货，提倡国货。1925年8月，一个外国人在南关上墙头张贴“日本仁丹”的广告，被仇货检查队发现后，带领学生和工人将这个外国人痛打了一顿。1926年初，仇货检查队带领工人、学生和群众数百人，将郴城河街英美“正大洋油公司”的100多桶煤油全部搬到教场坪（现市一中操坪），召开群众声讨大会，怒斥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并四处散发传单，张贴“毋忘国耻”、“誓报国仇”、“外抗强权，还我河山”、“抵制仇货”等标语。而后将100多桶煤油当众焚毁，广大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此外，“雪耻会”还设立接待站，接待南来北往的革命人士。1925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接办第六期农民运动讲习所。衡阳三师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经常赴广州学习和汇报工作。他们往返途经郴州，常在郴州“雪耻会”接待站住宿，并收集郴州等地的革命情况前往广州交流。1926年初，唐生智派代表赴粤协商改编部队参加北伐，路过郴州时，“雪耻会”组织群众沿途鸣放鞭炮，热烈欢送。
  郴县“雪耻会”表面上是个群众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组织。“雪耻会”的一系列反帝爱国活动，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惩治了卖国贼，激发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和爱国热情。同时，也为中共郴县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第三节 郴县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一、毛泽东介绍发展郴县第一名党员
  1920年冬，毛泽东、何叔衡介绍黄静源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加以关注。黄静源仿新民学会，发起组织衡阳爱国学生进步团体——心社。编辑出版《明星》、《先锋》、《三师周刊》等革命进步刊物，团结有志青年，扩大新思想宣传。
  1921年10月，时任中共湖南支部书记的毛泽东，由夏明翰陪同到衡阳考察了解青年运动情况。通过几年的接触和了解，毛泽东对黄静源的思想和工作状况十分清楚并感到满意。加之建党之初，党内急需千千万万忠诚革命、努力奋斗的有志人才。于是，此次在衡阳期间，毛泽东亲自介绍和发展黄静源加入党的组织。黄静源光荣的成为郴县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黄静源没有辜负毛泽东等的培养和党组织的期望，积极投身于党的革命事业。1922年，他组织建立水口山矿区第一个青年团组织，支援水口山矿区工人罢工斗争。1925年初受党组织派遣，赴江西萍乡安源路矿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他团结依靠工人群众，组织工人与资方进行斗争，维护工人合法权益。同年9月21日，在路矿俱乐部召开会议时被反动军警包围会场。为了掩护参会人员撤离会场，他不幸被捕。10月16日，在安源壮烈牺牲，时年25岁。
  黄静源早期加入党的组织，成为郴县第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迅速成长为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这对郴县的进步青年投身于革命，对马克思主义在郴县的传播，中共组织在郴县的建立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二、郴县共产党早期组织与特别支部的建立
  1925年9月，共产党员李翼云、胡世俭、孙开球、李一鼎、朱瑛、武暴6人秘密建立了郴县第一个党组织——郴县共产党早期组织，李翼云任组长。郴县共产党早期组织直接受省立衡阳三师党支部领导。党组织建立以后，一面领导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一面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组织。早期发展的党员有贺益生、何善玉、曹廉、曹彬、邝珠权、李才佳、曾子刚、陈先亮、黄光书、李保吾等，还有青年学生何阎、张云、肖良、李杰、杨奇、李固等。
  10月，郴县共产党早期组织经请示中共湖南区委批准，扩建为中共郴县特别支部，代号“陈蒂”，改属湘区委员会领导，机关设在良田街上。特别支部的组成人员为：支部书记孙开球，工运委员李翼云，农运委员曾子刚，组织委员李一鼎，青年委员邝珠权，委员中还有曹廉、贺益生、何善玉等。从此，郴县有了真正的党的一级组织，郴县的革命开始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引领。
  中共郴县特别支部成立后，积极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工作：一是继续发展党员，壮大党员队伍；二是领导学生运动，并选举产生新的学生联合会；三是通过“雪耻会”领导群众进行反帝斗争，抵制洋货，维持国货；四是领导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向土豪劣绅清算高利贷，开展减租减息，建立区乡农民协会，对土豪劣绅进行斗争。
  三、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决定：为迎接北伐高潮的到来，要做好南方数省群众的宣传发动和革命组织的建立健全及发展工作。3月，中共湖南区委根据中央特别会议精神，决定派陈芬来郴县组建县委并担任书记。不久，郴县第一个县委——中国共产党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代号“郑杰”，陈芬任书记。9名委员分别是：组织委员李固、工运委员李翼云、农运委员曾子刚、群工委员孙开球、妇女委员何善玉、宣传委员李一鼎、军事委员贺益生、青年委员邝珠权、秘书肖光球。县委机关设在郴州城栏杆塘。
  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根据中共湖南区委的指示精神和郴县的实际情况，积极而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一是发展党员队伍，建立基层党的组织；二是推动北伐运动；三是帮助国民党筹建郴县党部，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
  县委建立后，为了扩大党的组织，壮大党员队伍，县委委员和部分党员都分头深入到各个区乡，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区支部。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在全县城乡11个区和3个特别区都建立起了党的支部。各区的支部书记是：
  在城区：贺益生 秀良区：曾子刚
  安善区：田尊树
  秀贤区：李才佳 永宁区：李杰
  吉阳区：李元吉 永丰区：曹显恒
  凤鸣区：周强 永一区：曹弟煌
  永二区：李子样 瑶林特区：朱开蕴
  半都特区：邵杰生 畔渡特区：刘光球
  四、工、青、妇组织的建立
  1926年3月，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后，为迅速打开工作局面，领导全县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立即着手组织建立了工、青、妇等各界群众团体组织。
  1926年4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郴县委员会正式成立，书记由中共郴县地方执行委员会青年委员邝珠权担任，组织委员周庆源，宣传委员肖光月，李庭针负责学生工作，田尊树负责农民工作，廖昭福负责少先队工作；委员还有何闾、刘清泉等。全县11个区和3个特区随即都建立了团区委。根据当时的斗争情况，团县委确定的工作重点是：协助党组织镇压反革命，打击土豪劣绅；领导学生运动，培养青年积极分子壮大团的力量，带领团员青年与学生支援北伐。
  5月25日，成立郴县总工会筹备处，由县委工运委员李翼云任主任，并选出筹备委员13人。筹备委员会成员们经常深入工人群众，宣讲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以郴州城为中心，在各行业中组建基层工会。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建立了店员、码头、泥水、木工、缝纫、理发、屠宰、汤点、皮鞋、雨伞等10个行业工会。接着又到柴山里、金船塘、柿竹园等地建立矿业工会组织。同年11月14日，召开全县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正式成立郴县总工会，李翼云被选为总工会委员长，王湘和、曹廉、雷乾之等为委员，秘书陈一德。总工会设在城隍庙。
  1926年6月，正式成立郴县女界联合会。各区乡300多名妇女代表参加选举，黄传凤任女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何善玉任副常务委员，刘善淑任宣传委员，杨语琴（杨晓芝）任组织委员，何闾任财务委员，陈芝媛、凌联犹为委员。会址设在郴城文庙。
  7月，成立郴县少年儿童团，团长王芳，副团长廖昭福，团部设在郴城文昌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