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图书馆

征收清末，泰安均按例地5160顷52亩计征漕米。年实征米8462石3斗（第亩额定征米1升5合8勺）。
  民国建立后仍沿清制，按原亩计征漕米。1915年奉财政厅文，漕米改征银元。漕米每石征银洋6元，年计征米8886石9斗5升, 折银洋53321元6角3分。1925年，漕米每石征银洋增至8元。1928年,革命军莅鲁战地委员会将漕米每石改征6元。
  日军占领泰安后经常清乡扫荡。1938年1月28日炮击东良庄。2月14日火烧山阳村，烧毁、抢去大批粮食。1940年，泰城日伪军下乡抢粮，仅省庄村就被抢去粮食2万公斤。1942年，日军制造徂徕山无人区达三年之久。境内荒芜粮田2万余亩，年失收粮食、花生近100万公斤。伪军司令万金山长期盘据在徂彳来山前一带村庄，向百姓摊派粮食，额次无定，百姓不堪苛敛之苦，仅有120户人家的北阳关村，逃亡66户。驻申村伪军二大队，去西住抢粮未获，便捕去李升环等20余名青年为人质，逼索粮食1万公斤。各据点伪军，均不择手段向民众榨取粮食，鱼肉百姓。1943年日伪政权强制推行粮食责任供岀制，按每丁银1两征粮600斤，逐级摊派到户,强制征收。是年泰安灾荒严重，粮食歉收，差敛过重，民不聊生，离乡乞讨者无数，饿死者遍及境内。1944年泰安县分摊供出粮1260万公斤，其中麦粮560万公斤、秋粮700万公斤，实际供出粮食494.5万公斤，占应供岀总数的39.25%。是年秋因灾荒农民抗交仅收起粮食26.5万公斤。1945年将田赋改为征实（每丁银1两征收粮2400斤），至日军投降后废止。
  抗日战争初期，民主政权征收抗日爱国粮，为对日军开展斗争，采取借粮、随时筹粮、试行按地亩合理负担征收政策。1943年后，抗日民主政府提岀“保证供给，减轻人民负担”、“奖励生产”等政策。1946年泰安形势好转，5月省人民政府下达《民国三十五年度粮食征收办法》，即按户人均占地面积产均负担五等分类办法进行征收,对贫寒、鳏、寡、孤、独、复员军人实行减征或免征。是年全县688464亩粮田，实征公粮585.19万公斤。1947年泰安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对群众强行摊派、“敛差”的情况比较普遍。民主政府只能在部分地区征收粮食，是年征收1794.89万公斤。1948年全县开展清查调整地级工作，农民负担趋向合理，当年征收6342万公斤。
  建国初，农业税粮由财政部门统一管理，粮仓部门负责仓储保管和调运工作。
  1954-1984年，农业税粮与统购粮统一安排，粮局接收入库后，将公粮折款交财政部门。
  统购1953年12月，实行粮食统购，根据对余粮多者多购、少者少购、无余粮者不购的原则，以小麦、谷子、高粱、玉米、大豆为征购品种，层层部署，组织交售。执行中，因对农民存粮情况摸底不细，征购任务过重，岀现强迫农民交售“过头粮"的偏差，造成不良影响。
  1954年，麦、秋分别实行依率计购办法，因产销无底,余缺界限不清，累进计算掌握不准，全县多征购500多万公斤,导致农村一度岀现粮食紧张局面。
  1955年，执行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按农民土地实际产量定产，按农民实际需要扣除用粮，实行比例计购，废除累进计购，根据年景丰歉一年一核定，将征购数量控制在与农业生产相适应的水平上，粮食紧张局面逐渐缓和。
  1959?1961年粮食连续减产。1961年征购任务却增加了697万公斤，征购量占总产量的近三分之一，农民人均口粮仅103公斤。
  1966年，执行中央关于稳定农民负担，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按正常年景确定征购基数，三年不变的政策后，保证了减产队的基本口粮,多数生产队有了储备。后因 “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一定三年”政策实际实行了5年。
  1971年，贯彻中央关于征购任务“一定五年”的政策，调整任务，确定包购基数为4252.5万公斤，5年不变。
  1979年，为使农民休养生息，将征购指标调减为4000万公斤，保证了粮食的统筹兼顾和综合平衡。
  1981年，实行“粮食购销差额管理、调拨包干”办法，对10个有困难的公社调减任务，核定全年征购基数3990万公斤，征购包干任务5500万公斤。1983年，征购基数又调为3840万公斤。1984年完成征购任务和人均口粮均达历史最高水平。
  1949-1984年粮食征购情况表
  单位:万公斤续表
  议购为搞好粮食余缺和品种调剂，1963年7月起实行粮食议购。议购粮的主要来源为生产队或个人余粮。本地议购以小麦、玉米、瓜干为主，外地议购以大米、绿豆为主。是年冬，各基层粮所设18个议价收购站，共购241万公斤。
  1964年上半年，因议价低于市价，致粮食外流梁山、郓城、金乡、齐河等地。下半年调整购价，扭转了粮食外流局势，全年计购1141.5万公斤。“文化大革命”中，粮食市场基本关闭,议购业务受到干扰。1967年，仅购264万公斤。此后至1978年的12年中，购量极少。
  1979年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粮食产量增长，议购情况好转,议购量稳定地保持在500万公斤上下。
  1983年起，多渠道经营粮食。议购业务拓宽，外购与内购结合，当年共购825万公斤，其中从湖南、湖北、江西、浙江、河南等省购进大米188万公斤。1984年，议购业务进一步活跃，议购量达1051万公斤。
  第二节供销
  一、供给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工作人员、地方军队、民工的口粮及牲畜饲料等实行定量供给制。
  解放战争时期，重要村镇设生活供应点存粮存草，供应过往军队及地方人员。地方工作人员就餐于民家，支付餐票，抵交公粮，此制至1953年废除。
  二、城镇供应
  城镇粮食供应有定量人口供应,特需供应、补助粮供应、工商行业粮油供应、军队供应、饲料供应等种类。
  定量供应1954年3月8日起,执行专署财委拟定的泰城统一吃粮标准，对城镇人口实行定量供应。1954-1984年，供应标准多次调整。按人均定量水平计，1954?1958年每人每月为15.95公斤，1959?1963年降为13.75公斤，1964~1970年为13.35公斤，1975年为15.15公斤，1976?1984年为15.76公斤;按供应粮种计,1954-1955年细粮占30%,1956年达60%,1957?1959年又降到30%,1960?1963年仅为10%,1964?1975年提高到50%,1976?1979年升到60%,1980年后细粮大幅度增加，1984年全部为细粮。
  历次供应标准调整变动情况如下：
  1954-1955年8月，执行专署财委制定的“泰城统一吃粮标准”:机关、团体、学校、企业职工每月粗细原粮20公斤，搬运、装卸、基建、工矿工人及交通邮电部门驾驶员每月粗细原粮30公斤,干部职工家属每月粗细原粮15公斤，儿童、产妇、长期病号照顾细粮。
  1955年8月后，执行中央规定的“四类九等定量标准”，以人定量，计划供应。
  1959年起，因粮食减产，严格控制供应定量，当年压缩供应72万公斤。
  1960年，国库存粮锐减，细粮奇缺，按照省委“城镇节约渡荒、压缩粮食销量”的决定，核定、整顿定量人口，压缩定量，居民每月12公斤，职工13.5公斤。同时执行省委规定的“乙类地区定量标准"：特重体力劳动一等27公斤、二等24.75公斤、三等23公斤;重体力劳动一等21公斤、二等19.25公斤、三等17.53公斤；轻体力劳动一等16公斤、二等15.25公斤、三等14公斤。
  因定量低，政府发动全民节约渡荒，提倡 “低标准,瓜菜代"，利用空闲地种粮种菜，补充口粮，对水肿病、肝炎病患者给予细粮、大豆照顾。
  1962年起，对泰城附近的菜农、半菜农实行定量供应。
  1970年10月1日起，根据省粮食厅规定，取消甲、乙两类地区定量标准差别，体力工人、大中学生、脑力劳动者均执行“甲类地区定量标准”，居民、儿童执行“济南市定量标准”，比原定量提高1-1.5公斤。
  1971年后，执行省粮食局新定量标准，各工种定量均比原定量提高1?-1.5公斤。
  1976-1984年，实行基本口粮定量与工种补差粮分开管理。1982年2月以后，贯彻省粮食厅扩大粮食复制品的意见，泰城各粮店在不改变国家定量的情况下大力开展熟食供应业务，农村粮管所、站同时开展此项业务。
  特需供指对少数民族、归侨、高级知识分子、台湾回归人员、离休干部在粮食供应上予以特殊照顾。特供始于1957年，对回族和归侨进行的粮油照顾。特供在不同时期有不同标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高级知识分子得到较好的照顾。1980年8月起，对副高级以上知识分子在定量内供应大豆、大米，其余均为细粮。1984年对南方籍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及学生适当增加大米供应。
  补助粮是定量之外的一种补贴供粮形式。补助项目有会议、集训、出差、劳动、夜餐、来访、特殊病人、收容盲流、华侨用粮等。城市社办工人、临时工、老红军、革命残废军人也享受补贴供粮。
  工商粮油供应1954年起,对泰城、大汶口等交通要道和重点集镇的旅店、饮食业户按销量实行国家计划粮食供应;酿造业根据需要适当供应。1954?1984年间供应政策、标准多次变化。1984年起,按省粮食厅规定实行工商行业用粮油全年一次核定供应基数的办法，基数内粮油平价，基数外供应议价或半高价粮油，是年供应基数为1093.9万公斤粮食、77.38万公斤油料。
  饲料供应1955年开始，对城镇非农业牲畜用粮实行计划供应。1973年，对专业运输部门的骡、马每日供粮3公斤，牛、驴1.5公斤；国营企事业的骡、马每日2公斤，牛、驴1.75公斤。此外，对国营商业购进待宰的圈存活猪、孵化场初生的鸡、鸭、国营畜场的奶牛奶羊、公安部门的警犬、流动动物园的动物等，均按标准供应。
  1984年起,饲料供应以上年实销数为基数,实行一年一次核定;基数内供应平价粮,超基数部分供应议价粮；并根据牲畜数量的增减,随时调整供应数量和品种。
  三、农村粮食统销
  农村粮食统销是按国家统销政策对农村缺粮队、菜农、库区移民、基建占地群众供应口粮，还包括民工口粮补助以及收购农副产品奖售粮等项目，统销的主要形式为缺粮供应。1954年执行统销政策，是年对农村缺粮群众统销粮食1187万公斤。
  1956年，按“三定”政策核实缺粮农业社311处、缺粮单干户6136户，在结束统购时安排统销；继又进行统销“补课”，缺粮户共14622户，占农业总户数的16.54%
  1959年，人民公社化大办公共食堂，吃粮无计划，加上年全民“大炼钢铁”，致使粮食丰产不丰收,粮荒随之发生，从外地调入粮食1246万公斤，缺粮供应面达60%以上，供应总量达1667万公斤。1959?1961年间，农民兼食瓜菜等代用品渡过粮荒。
  1962年起,安排泰城附近生产队专营蔬菜生产，由国家按其种菜情况，分别供应粮食。是年共供应菜农粮食58.5万公斤。1962?1964年，农村生产形势好转，缺粮供应年均630余万公斤。
  “文化大革命”期间，购销政策混乱，农村缺粮供应量大增，1967年达1829万公斤，比1959年多162万公斤。
  1978年后，落实逐村购销政策，杜绝同一生产队又购又销的弊端。是年，18个公社实现只购不销。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粮食产量稳步增长，农村缺粮户愈来愈少。1984年除去菜农、库区占地、新增饲料、工程补助等必须供应外，用于农民缺粮只有72万公斤。
  1953-1984年农村缺粮（原粮）供应情况表四、议销
  1963年7月起，经营粮食议销业务。主要供应酿造、糕点、饮食、饲养等业的计划外用粮及居民调剂生活、补充口粮和统购统销无法解决的特殊用粮；对个别粮价过高的地方，投放议销粮平抑粮价。议销粮种以小麦、面粉、大米、瓜干为主。当年销5万公斤，次年
  销188万公斤。
  “文化大革命”中议销业务中断。1979年恢复议销，当年议销175万公斤。
  1980年，为保持适量库存平抑粮价，适当控制粮食议销数量，仅销68万公斤。
  1981年起，随着饮食、糕点和酿造等业的发展，粮食议销量逐年增加，至1984年共议销3693万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