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图书馆 内容
清末至1945年前,集市管理除税收由牙纪承包外,其他有关分行划市、场地设置等问题均由地方基层行政组织负责。
人民政权工商部门于1943年开始对辖区集市进行管理，主要是对敌占区实行经济封锁,防止粮、棉、油等重要物资资敌。
建国初期，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个体经济在集市贸易中占相当地位，粮、油、畜、菜等农副产品主要通过集市进行交换。市场管理的原则是促进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1953年下半年起，市场管理采取紧缩、限制、关闭等措施，时松时紧，多次反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关闭了粮油市场。由国家粮食部门独家经营，岀现了粮油倒流，养猪量下降的局面。1954年4月，经专署批准，在九区试办粮食市场，其后推广到各大集市。1956年,随着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集市贸易纳入以国家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市场体系。1958年“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集市贸易被取缔，随之而来的黑市交易充斥城乡，禁而难止。至1960年期间，物资紧缺,物价暴涨,小麦每公斤由2元涨至6元，地瓜干由1元涨至4元，一个煎饼5~8角，蔬菜高出牌价5~10倍。为恢复农村经济，搞好集市管理，禁止乱检查、乱没收、乱处理等违纪现象。是年，共查获各类投机贩运案件11675起，总价值7.34万元，其中属一类物资661起、二类物资2497起、三类物资8517起，同时取缔无证商贩。
1961年，开展以整顿集市、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为内容的市场管理。对战备战略物资和重要农副产品优先管好，压缩集市贸易。对粮、棉（土纺、土织）、油（油料、油脂）、建筑器材、有色金属等严加管理,控制集市贸易额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岀“胡萝卜芫荽葱，阶级斗争在其中”的口号，农民不敢上市经营自产的肉、蛋、菜。
“文化大革命”时期，集市贸易被诬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批判，加以取缔或限制。撤销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实行归口管理，到处设立关卡,采取撵、管、训、查、扣、罚等方法。农民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粮食（口粮和自留地小杂粮），有些被没收拍卖。家庭副业产品很少上市。农村粮、棉、油及农副产品不准进城买卖，市场越管越死。与此同时，集市以外的投机倒把活动却盛行一时。
1970年10月，根据国务院指示，建立健全了工商管理机构，集市经营管理有所进展。但在“左”倾错误干扰下，工商管理部门被当作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专政工具，集市管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宁左勿右，限制过严、管理过死、打击过宽的现象相当普遍。对集市贸易实行“严格限制,逐步代替”的政策，堵塞了商品流通渠道，损害了群众利益,给城乡人民带来极大不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集市贸易坚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实行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要求实现“四好"（管理好、宣传好、卫生好、秩序好）和“三化”（制度化、规格化、经常化）。上市人数和经营品种显著增加，贸易规模扩大，购销两旺，价格回落。1979年集市成交额2143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2.9%,比1978年上升138.7%。1980年，集市成交额3422.1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26.7%。1981年，集市贸易进一步发展，成交额比上年又上升12.6%。1982年，集市不断扩大,赶集时间延长，上市品种由300多种增至500多种，集市成交额4945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7.53%。
1983年，贯彻国务院《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发展集市，增加集期。同时,加强市场管理，治理脏、乱、差,上市商品实行分行划市分片经营，不得在场外成交,并规定:①不准以各种证券换取商品,严禁倒卖各种票证;②无县级以上医药卫生和工商管理机关证明，不准在集市上行医、出售药品；③严禁出售伪劣商品，以次顶好、以假充真、少秤短尺、掺杂使假、欺骗群众;④严禁在集市上赌博、测字、算命;⑤严禁伤风败俗、野蛮恐怖、摧残身心健康的卖艺活动;⑥严禁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是年集市交易额5797万元, 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8.46%。1984年集市贸易额继续上升，达6498万元。
第四节山会、庙会、物资交流会山会、庙会清末至抗战前，境内有大小山会、庙会50多个,每年在既定日期举行，会期3天、6天、8天、10天、12天不等，与会者数万乃至十数万不等，外埠人士亦来赴会。山会、庙会主要开展物资交流，一般有戏剧、曲艺、武术、马戏等活动助兴，赴会民众中盛行酬神、祈祷之风。上市物品有杂货、棉布、丝绸、皮毛、中药材、农具、牲畜和土特产品，各种饮食摊点、酒棚、茶座一应俱全，对繁荣经济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境内还有骡马大会80余处，多在麦收，秋收前举行。抗日战争初期，所有山会、庙会及骡马大会陆续停办。
物资交流会建国后，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掌握，于1951年5月，在泰城举办首次物资交流大会,每天上市逾万人，成交总额10余万元。交流会期间,牲畜成交700多头，农具成交64700余件。此后,农村各地亦相继举办大会。1962年后，规模越办越大,次数亦越多。是年在泰城下河桥举办秋季物资交流大会15天，与会者有河南、河北、安徽、上海、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等10多省市的124个单位，成交总额165万元,其中成交生产资料占17%、生活资料占27%、农副产品占19%、副食品占7%、饮食物品占12%、其他占18%。至1965年，全境城乡各地共举办物资交流会20次,上市物品少者千种，多至2600余种;成交额少者20余万元，多至219万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秩序混乱，物资交流会停办。1979年秋季，大汶口恢复物资交流会，会期10天，上市品种2000余种，与会22万多人，成交大牲畜1909头,成交额121万元。之后，泰城、大汶口两地又举办物资交流会4次，农村各地未再举办。1982年,城乡皆停办。1983?1984
人民政权工商部门于1943年开始对辖区集市进行管理，主要是对敌占区实行经济封锁,防止粮、棉、油等重要物资资敌。
建国初期，各种经济成分并存，个体经济在集市贸易中占相当地位，粮、油、畜、菜等农副产品主要通过集市进行交换。市场管理的原则是促进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1953年下半年起，市场管理采取紧缩、限制、关闭等措施，时松时紧，多次反复。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关闭了粮油市场。由国家粮食部门独家经营，岀现了粮油倒流，养猪量下降的局面。1954年4月，经专署批准，在九区试办粮食市场，其后推广到各大集市。1956年,随着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基本完成，集市贸易纳入以国家和集体经济为主体的市场体系。1958年“大跃进"、大办公共食堂,集市贸易被取缔，随之而来的黑市交易充斥城乡，禁而难止。至1960年期间，物资紧缺,物价暴涨,小麦每公斤由2元涨至6元，地瓜干由1元涨至4元，一个煎饼5~8角，蔬菜高出牌价5~10倍。为恢复农村经济，搞好集市管理，禁止乱检查、乱没收、乱处理等违纪现象。是年，共查获各类投机贩运案件11675起，总价值7.34万元，其中属一类物资661起、二类物资2497起、三类物资8517起，同时取缔无证商贩。
1961年，开展以整顿集市、稳定物价、打击投机倒把为内容的市场管理。对战备战略物资和重要农副产品优先管好，压缩集市贸易。对粮、棉（土纺、土织）、油（油料、油脂）、建筑器材、有色金属等严加管理,控制集市贸易额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1964年“四清”运动期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岀“胡萝卜芫荽葱，阶级斗争在其中”的口号，农民不敢上市经营自产的肉、蛋、菜。
“文化大革命”时期，集市贸易被诬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受到批判，加以取缔或限制。撤销了工商行政管理机构，实行归口管理，到处设立关卡,采取撵、管、训、查、扣、罚等方法。农民调剂余缺、互通有无的粮食（口粮和自留地小杂粮），有些被没收拍卖。家庭副业产品很少上市。农村粮、棉、油及农副产品不准进城买卖，市场越管越死。与此同时，集市以外的投机倒把活动却盛行一时。
1970年10月，根据国务院指示，建立健全了工商管理机构，集市经营管理有所进展。但在“左”倾错误干扰下，工商管理部门被当作无产阶级在经济领域里的专政工具，集市管理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作宁左勿右，限制过严、管理过死、打击过宽的现象相当普遍。对集市贸易实行“严格限制,逐步代替”的政策，堵塞了商品流通渠道，损害了群众利益,给城乡人民带来极大不便。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集市贸易坚持“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原则，实行管理与服务相结合，要求实现“四好"（管理好、宣传好、卫生好、秩序好）和“三化”（制度化、规格化、经常化）。上市人数和经营品种显著增加，贸易规模扩大，购销两旺，价格回落。1979年集市成交额2143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2.9%,比1978年上升138.7%。1980年，集市成交额3422.1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26.7%。1981年，集市贸易进一步发展，成交额比上年又上升12.6%。1982年，集市不断扩大,赶集时间延长，上市品种由300多种增至500多种，集市成交额4945万元，占社会商品零售额的17.53%。
1983年，贯彻国务院《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发展集市，增加集期。同时,加强市场管理，治理脏、乱、差,上市商品实行分行划市分片经营，不得在场外成交,并规定:①不准以各种证券换取商品,严禁倒卖各种票证;②无县级以上医药卫生和工商管理机关证明，不准在集市上行医、出售药品；③严禁出售伪劣商品，以次顶好、以假充真、少秤短尺、掺杂使假、欺骗群众;④严禁在集市上赌博、测字、算命;⑤严禁伤风败俗、野蛮恐怖、摧残身心健康的卖艺活动;⑥严禁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是年集市交易额5797万元, 相当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18.46%。1984年集市贸易额继续上升，达6498万元。
第四节山会、庙会、物资交流会山会、庙会清末至抗战前，境内有大小山会、庙会50多个,每年在既定日期举行，会期3天、6天、8天、10天、12天不等，与会者数万乃至十数万不等，外埠人士亦来赴会。山会、庙会主要开展物资交流，一般有戏剧、曲艺、武术、马戏等活动助兴，赴会民众中盛行酬神、祈祷之风。上市物品有杂货、棉布、丝绸、皮毛、中药材、农具、牲畜和土特产品，各种饮食摊点、酒棚、茶座一应俱全，对繁荣经济起了很大作用。此外，境内还有骡马大会80余处，多在麦收，秋收前举行。抗日战争初期，所有山会、庙会及骡马大会陆续停办。
物资交流会建国后，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掌握，于1951年5月，在泰城举办首次物资交流大会,每天上市逾万人，成交总额10余万元。交流会期间,牲畜成交700多头，农具成交64700余件。此后,农村各地亦相继举办大会。1962年后，规模越办越大,次数亦越多。是年在泰城下河桥举办秋季物资交流大会15天，与会者有河南、河北、安徽、上海、南京、天津、吉林、黑龙江等10多省市的124个单位，成交总额165万元,其中成交生产资料占17%、生活资料占27%、农副产品占19%、副食品占7%、饮食物品占12%、其他占18%。至1965年，全境城乡各地共举办物资交流会20次,上市物品少者千种，多至2600余种;成交额少者20余万元，多至219万元。“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秩序混乱，物资交流会停办。1979年秋季，大汶口恢复物资交流会，会期10天，上市品种2000余种，与会22万多人，成交大牲畜1909头,成交额121万元。之后，泰城、大汶口两地又举办物资交流会4次，农村各地未再举办。1982年,城乡皆停办。1983?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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