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图书馆 内容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成立泰安农桑会管理农业。1909年（宣统元年）改为泰安农务分会。1916年改为泰安县农会。1920年3月县设实业局，由实业局和农会管理农业。1928年后县政府建设科管理农业。建国初,县建设科设农业股，工作人员8人。1955年改为农业科，人员增至21人。次年改为农业局。1967年后由县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主管农业。1970年5月设农林局。1975年恢复农业局。1984年5月农业局与畜牧局合并为农牧局，工作人员47人，其中技术人员42人。
第一节经营管理
计划管理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计划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结合本社的具体情况制订。人民公社初期，生产和经营由公社集中管理，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分配，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均无自主权。1962年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此后生产队按国家计划制订自己的生产经营计划，生产经营较前灵活。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从价格、税收、信贷和农副产品收购方面调整了农业政策.指令性的计划管理变为指导性的计划指标。生产队和联产承包组织或农户开始从市场需求出发,制订生产经营计划，沿袭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得到改革。
劳动管理建国前，农民分散经营，户自为主。互助组时期，实行互换工日或粮工兑换方式。农业合作化时期,一般是全社划分为若干生产队，劳力由社委会统一配给各队;各队又分为若干生产小组，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劳动。实行“按劳取酬”，并逐步实行“四小”管理制度（即小段计划、小段包工、小组作业、小段检查验收），作业组对农活的管理则实行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定奖惩的“六定一奖”的办法，责任到人。人民公社初期，劳动实行军事化，劳力按营、连、排、班组合,大兵团作战。1962年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下放管理权限,恢复了“劳动定额”和“四小管理”制度，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推广大寨经验，实行自报公议的“大寨记工法"，评政治工分,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1970年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这种管理办法得到纠正。1972年7月24日《人民日报》以“钟声不灵政策灵”为题，报道了徂徕公社劳动管理的经验，推动了全县劳动管理的开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管理由高度集中趋向相对分散，农民自行安排劳动，解放了劳动力。
财务管理农业合作化以前，生产资料私有,农户经营自理。合作化后实行全社统一经济核算，统一分配，民主理财。每年的决分方案和重要开支项目，由社委会和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人民公社化初期，实行公社统一核算，随意平调财物，财务管理混乱。后随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体制的确立，至1962年底，财务管理逐步纳入正轨。“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常的财务制度又被废止，直到1978年后才得以恢复。至1984年，大队（村）建立了适应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财务管理制度。
物资管理初级农业合作社时期，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将社员私有的牲畜、农具交社统一管理和使用，由社付给适当的报酬。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各社均设置专职物资保管员,建立健全财产物资管理和使用制度，严格岀入库手续，定期清查，防止损失、浪费、贪污和盗窃。人民公社初期，实行“一平二调”、逐级“共产"，物资管理无章可循。据统计，市、社、生产大队三级平调财产物资总额为1200万元，其中社员个人占550万元，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物资管理混乱，损失浪费严重。1960年底开始纠正“共产风”，市、社、生产大队三级发还退赔款800余万元。同时，财产物资管理制度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冲击了物资管理秩序。1976年后整顿物资管理，重新建立规章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充实和完善。
第二节效益与分配
一、生产成本
1958年，全市农业生产费用总支出1501万元，占总收入的34.2%,其中生产费用1459万元，占总支出的97.2%,管理费用42万元，占总支出的2.8%。1962年总支出增至2284万元，至1970年总支岀年均保持在2000万元到2800万元，管理费用39万元到58万元。1975年总支岀达到4561万元，其中生产费用为3946万元，管理费用为62万元。1976年以后，主要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劳务费用提高，提留增多，故使农业成本增大，费用支岀剧增。1980年，总支出为8101.6万元，占总收入的40%,其中生产费用7071.5万元、管理费用99.3万元。1984年总支岀高达14906万元，比1958年增加了8.9倍。
二、农业产值
1949年为2655.2万元。1952年达3467.7万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末的1957年为3985.7万元。1965年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农业产值增加到5737.5万元。1975年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突破亿元大关，达12438万元。至第六个五年计划的1984年,农业产值猛增至25796万元。
三、收益分配
粮食分配初级社前，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剩余粮食归己。初级社建立后开始粮食分配，遵循“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原则，即先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再留下集体的种子、饲料、储备粮，然后安排社员口粮。初级社时按地劳分配（初期为地四劳六,后为地三劳七）。高级社后，一是按总人口量,大人、小孩分等定级，以人定量;二是按总口粮的“三七”开或“四六”开（人七劳三或人六劳四），人的部分按以人定量分配或按人均分配,劳的部分按工分分配（整劳力日工10分,妇女劳力和半劳力不足7分，分值因队而异）。对“四属”（军属、烈属、干部家属、工人家属）、“五保”困难户给予适当照顾，略高于或不低于社员的一般口粮水平。
1949年，全县征购粮食1259万公斤，乡村提留1504.5万公斤，农民口粮9414万公斤（每人平均132公斤）。1957年，征购3622万公斤，集体留贮1604.5万公斤，社员口粮13719万公斤（人均159.5公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欠收。1961年，国家征购4432万公斤，集体留贮2015万公斤，社员口粮仅9203万公斤（人均103公斤）。此后,粮食总产和分配逐步回升和提高。1975年，征购5025.5万公斤，集体留贮8559万公斤，社员口粮增至19762.5万公斤（人均183.5公斤）。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社员口粮有较大增长,1983年为34860.3万公斤（人均313公斤）。次年，社员口粮达38006.5万公斤，占总产的87.5%（包括集体提留部分），人均395公斤，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
现金分配初级社时，社员经济分配较少。1958年高级社转入人民公社后，全市社员分配总额为2065万元，人均26.8元。至1962年，分配总额年均在2500万元至3100万元之间，人均在32元至38元左右。1965年分配总额为3929万元，人均42.5元，但人均40元以下的生产队有2714个，其中30元以下的有829个。到1978年,社员分配总额年均在3800万元至6400万元之间，人均41元至59元左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岀现了一批耕耙、浇水、种植、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的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经济收入增长较快。1981年、1983年社员分配总额分别达到11703万元和34601万元，人均为106.9元和309.4元。1984年人均收入411.5元，分别是1958年和1978年的15.4倍和6.9倍。是年，全市专业户发展到18556个，总收入7014.5万元，年均收入超过万元的有289户;经济联合体910个，从业人员6986人，纯收入615.2万元，人均占有880.6元。
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情况表
第一节经营管理
计划管理农业合作化时期，生产计划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结合本社的具体情况制订。人民公社初期，生产和经营由公社集中管理，实行统一计划、统一经营、统一核算分配，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均无自主权。1962年确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此后生产队按国家计划制订自己的生产经营计划，生产经营较前灵活。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从价格、税收、信贷和农副产品收购方面调整了农业政策.指令性的计划管理变为指导性的计划指标。生产队和联产承包组织或农户开始从市场需求出发,制订生产经营计划，沿袭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得过死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得到改革。
劳动管理建国前，农民分散经营，户自为主。互助组时期，实行互换工日或粮工兑换方式。农业合作化时期,一般是全社划分为若干生产队，劳力由社委会统一配给各队;各队又分为若干生产小组，以小组为单位组织劳动。实行“按劳取酬”，并逐步实行“四小”管理制度（即小段计划、小段包工、小组作业、小段检查验收），作业组对农活的管理则实行定人员、定时间、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定奖惩的“六定一奖”的办法，责任到人。人民公社初期，劳动实行军事化，劳力按营、连、排、班组合,大兵团作战。1962年贯彻落实《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下放管理权限,恢复了“劳动定额”和“四小管理”制度，以生产队为单位组织劳动。“文化大革命”期间，推广大寨经验，实行自报公议的“大寨记工法"，评政治工分,影响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1970年全国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这种管理办法得到纠正。1972年7月24日《人民日报》以“钟声不灵政策灵”为题，报道了徂徕公社劳动管理的经验，推动了全县劳动管理的开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劳动管理由高度集中趋向相对分散，农民自行安排劳动，解放了劳动力。
财务管理农业合作化以前，生产资料私有,农户经营自理。合作化后实行全社统一经济核算，统一分配，民主理财。每年的决分方案和重要开支项目，由社委会和社员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人民公社化初期，实行公社统一核算，随意平调财物，财务管理混乱。后随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体制的确立，至1962年底，财务管理逐步纳入正轨。“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常的财务制度又被废止，直到1978年后才得以恢复。至1984年，大队（村）建立了适应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财务管理制度。
物资管理初级农业合作社时期，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将社员私有的牲畜、农具交社统一管理和使用，由社付给适当的报酬。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期，各社均设置专职物资保管员,建立健全财产物资管理和使用制度，严格岀入库手续，定期清查，防止损失、浪费、贪污和盗窃。人民公社初期，实行“一平二调”、逐级“共产"，物资管理无章可循。据统计，市、社、生产大队三级平调财产物资总额为1200万元，其中社员个人占550万元，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物资管理混乱，损失浪费严重。1960年底开始纠正“共产风”，市、社、生产大队三级发还退赔款800余万元。同时，财产物资管理制度逐步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冲击了物资管理秩序。1976年后整顿物资管理，重新建立规章制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以充实和完善。
第二节效益与分配
一、生产成本
1958年，全市农业生产费用总支出1501万元，占总收入的34.2%,其中生产费用1459万元，占总支出的97.2%,管理费用42万元，占总支出的2.8%。1962年总支出增至2284万元，至1970年总支岀年均保持在2000万元到2800万元，管理费用39万元到58万元。1975年总支岀达到4561万元，其中生产费用为3946万元，管理费用为62万元。1976年以后，主要农业生产资料涨价，劳务费用提高，提留增多，故使农业成本增大，费用支岀剧增。1980年，总支出为8101.6万元，占总收入的40%,其中生产费用7071.5万元、管理费用99.3万元。1984年总支岀高达14906万元，比1958年增加了8.9倍。
二、农业产值
1949年为2655.2万元。1952年达3467.7万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末的1957年为3985.7万元。1965年完成国民经济的调整，农业产值增加到5737.5万元。1975年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突破亿元大关，达12438万元。至第六个五年计划的1984年,农业产值猛增至25796万元。
三、收益分配
粮食分配初级社前，农民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后,剩余粮食归己。初级社建立后开始粮食分配，遵循“先国家、后集体、再个人”的原则，即先保证完成国家征购任务,再留下集体的种子、饲料、储备粮，然后安排社员口粮。初级社时按地劳分配（初期为地四劳六,后为地三劳七）。高级社后，一是按总人口量,大人、小孩分等定级，以人定量;二是按总口粮的“三七”开或“四六”开（人七劳三或人六劳四），人的部分按以人定量分配或按人均分配,劳的部分按工分分配（整劳力日工10分,妇女劳力和半劳力不足7分，分值因队而异）。对“四属”（军属、烈属、干部家属、工人家属）、“五保”困难户给予适当照顾，略高于或不低于社员的一般口粮水平。
1949年，全县征购粮食1259万公斤，乡村提留1504.5万公斤，农民口粮9414万公斤（每人平均132公斤）。1957年，征购3622万公斤，集体留贮1604.5万公斤，社员口粮13719万公斤（人均159.5公斤）。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粮食欠收。1961年，国家征购4432万公斤，集体留贮2015万公斤，社员口粮仅9203万公斤（人均103公斤）。此后,粮食总产和分配逐步回升和提高。1975年，征购5025.5万公斤，集体留贮8559万公斤，社员口粮增至19762.5万公斤（人均183.5公斤）。实行承包责任制后，社员口粮有较大增长,1983年为34860.3万公斤（人均313公斤）。次年，社员口粮达38006.5万公斤，占总产的87.5%（包括集体提留部分），人均395公斤，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
现金分配初级社时，社员经济分配较少。1958年高级社转入人民公社后，全市社员分配总额为2065万元，人均26.8元。至1962年，分配总额年均在2500万元至3100万元之间，人均在32元至38元左右。1965年分配总额为3929万元，人均42.5元，但人均40元以下的生产队有2714个，其中30元以下的有829个。到1978年,社员分配总额年均在3800万元至6400万元之间，人均41元至59元左右。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岀现了一批耕耙、浇水、种植、农副产品加工等方面的专业户和经济联合体，经济收入增长较快。1981年、1983年社员分配总额分别达到11703万元和34601万元，人均为106.9元和309.4元。1984年人均收入411.5元，分别是1958年和1978年的15.4倍和6.9倍。是年，全市专业户发展到18556个，总收入7014.5万元，年均收入超过万元的有289户;经济联合体910个，从业人员6986人，纯收入615.2万元，人均占有880.6元。
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情况表
相关地名
泰安市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