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营市图书馆 内容
相传大禹治水，改其父鲧以“围堵障水”失败之法，实行“疏川导滞”方略，在黄河上中游注重顺地形清除河道障碍,疏通水流到达河北的古大陆泽滞蓄调节后，在近海口河段“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①实行多支分流入海的策略，平息了波及中洲大地的水患，向为历代治河者推崇。
西汉中后期，探索治河方法的人愈多。自成帝至王莽时的三、四十年间，各种治河思想活跃，许多治河主张都对入海流路有所顾及。清河都尉冯逡、御史韩牧等提出的分疏治河说，认为尾闾河道“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②丞相史孙禁、大司空椽王横等倡议改河，注意海水涨落对河口泄洪的影响，“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岀，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①故提出“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水道逡利”的建议。所经之地略同今马颊河,入海流程较短，海况比原入海处为好。待诏贾让制订治河三策中，上策即为宽河行洪，以地形和海域条件为出发点，主张“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②遵循古圣之法而行水。
东汉时期，王景“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③将黄河入海处大体稳定在千乘与无棣之间，出现较长的相对安流局面，与入海位置安排合理有关。
宋代，不少人士认识到黄河下游河道决溢与河口阻塞不畅有密切关系。而河口淤高壅水的根源又在于泥沙。故在治河方略上由单求排洪入海提高到水沙并治，更加重视河口治理。欧阳修在《故道不可复再论》中奏称:“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塞，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④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主持成立“疏浚黄河司”,始作船舶浚淤尝试。
金、元至明代，黄河由南北分流注入黄海和渤海变为黄淮合流全注黄海，确保漕运被定为治河首务。因海域条件变化，淮河清水注入，河口淤积稍见缓和。在治黄保漕、治河即治海的思想支配下，任由尾闾流路在较大范围内自由摆动。潘季驯治河时，总结前人的治河经验，根据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又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⑤的方策，在其治河活动中大力付诸实践，对黄、淮、运河采取综合治理，以达“使黄淮力全、涓滴悉趋于海，则力强且专，下流之积沙自去，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所谓固堤即以导河，导河即以浚海“⑥的目的，扭转了黄河忽东忽西，靡有定向的混乱局面，使其再度趋于基本稳定。“束水攻沙”思想对明代以后的治河产生很大影响。
清代仍维持黄淮并流至云梯关入海的格局。面对河口淤积延伸，“大抵日淤一寸”①的严竣势态，靳辅提出对河口进行疏浚，但在实践中收效不大。又提出在尾闾河段挑挖引河，两岸筑堤的主张，将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方策发展为疏浚筑堤并举，以达“寓浚于疏”的目的，不仅在当时取得“黄淮故道次第修复”、“漕运大通”②的功业，在后人的效法中也屡见成效。清嘉庆年间,河口接修长堤,加埽扎枕，约拦水势后，两江总督百龄即奏:“自本年黄流挽正之后，气力盛猛，冲至海中四、五十里之遥，始与海波合色，……似此尾闾宣通，全河东注，诚为大好气象，……足见前人束水攻沙之说信而有征。”③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由山东利津注入渤海。初时河口淤积尚不为患，至光绪十年（1884年）前后，便已惊呼“方今各处受灾，人人言因海口沙淤不能畅销所致”④，河口淤积日趋严重，疆吏河臣及名人邑士先后提出截支强干、裁弯取直、筑堤入海、河口浚淤等主张。筑堤入海之法，试用知府朱采曾在光绪六年（1880年）仿照办理,“后因筑堤于漫水之中无从下手，遂罢其议”⑤。河口浚淤之法，仓场侍郎游百川、山东巡抚陈士杰、张曜先后在光绪十年（1884年）、十三年（1887年）主持试办,均未取得成效而作罢。其它诸议未见实行。对展宽河身，迁民让地、筑堤束水、攻沙入海等争论亦是持久未决。是故，清末时黄河口仅以低矮短小的民埝御水，漫溢溃决几乎无岁不有。一旦决溢，常以人稀地卤为由，任其自寻流路入海，自然改道三次。用于堵口抢险的人财物力耗费巨大，应付不暇。为改善河口局面，同治六年（1867年）后，清政府屡派大臣丁宝祯、游百川、陈士杰、张曜、李秉衡、李鸿章、周馥等亲赴河口查勘，寻求治法。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李鸿章奉命勘视河工时曾率比利时籍工程师卢法尔对盐窝以下尾闾详加审度。卢法尔在《附勘河情形》中提出：可借鉴美国密西西比海口、奥地利大牛白海口、法国仙纳海口、比利时麦司海口，因拦门沙阻碍行船，堵塞严重，旋径以大石填海，筑造海塘，高出大潮水面，两塘相距九十丈，塘成之日海口竟深至两丈的成功经验。其他大臣视察河口后也都广征博采，引经据典，提出过一些治理河口见解。限于技术经费等制约，付诸实施者很少。
民国时期，专家学者们从近代水利科学观点出发，提出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方略，进而达到治理河口的意见。主张引进西方治河技术，重视基础资料积累，对黄河口进行统筹规划，并做过一些准备工作和简单工程。民国7年（1918年）和民国22年（1933年）两次河口地形测量；民国23年（1934年）河口查勘；民国25年（1936年）在乱井子裁弯取直等。但就全面情况看，恰如治黄专家李仪祉所言:“唯是我国水利一受制于外强之参与，二受累于内政之不统一，三受限于财政之竭蹶。故提倡者虽不乏人，而实施者无几。”①建国后，50年代制定“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战略总方针，开始对黄河上中下游进行全面综合治理。鉴于当时的黄河三角洲多为荒滩处女地，对入海流路走向并无严格制约要求。因而在河口治理方面是以确保防洪防凌安全为前提，因势利导，相机决定，人为干预流路改道。60年代后，随着油田开发建设规模日渐扩大，三角洲经济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继续沿用相机改道的办法，虽然对黄河防洪安全有利，但对石油勘采和工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失。围绕这一突出矛盾，极力寻求解决办法，先后提出过许多建议和主张。如大搞水土保持，大规模进行河道挖沙，扩大流路改道范围，合理安排泥沙和减沙、用沙、排沙。在河口治理措施上采取综合方法，如河道整治、引黄淤背固堤、分洪放淤、河口疏浚拖淤、修堤导流、调整入海口门方向借潮输沙等。对上述建议和主张，有的进行实施或试验，取得成效；有的做过分析论证，研究其可行性和效益性；有的仍处在争议之中。在水沙条件尚未根本改变、尾闾流路摆动改道难免的情况下，结合现实可能条件，有计划的安排入海流路，相机采取人工改道措施，尽量延长尾闾河道行水年限，是协调河口防洪安全、有利三角洲石油勘采、经济开发和目前国力所能承受的方策。
西汉中后期，探索治河方法的人愈多。自成帝至王莽时的三、四十年间，各种治河思想活跃，许多治河主张都对入海流路有所顾及。清河都尉冯逡、御史韩牧等提出的分疏治河说，认为尾闾河道“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②丞相史孙禁、大司空椽王横等倡议改河，注意海水涨落对河口泄洪的影响，“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岀，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①故提出“开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余里水道逡利”的建议。所经之地略同今马颊河,入海流程较短，海况比原入海处为好。待诏贾让制订治河三策中，上策即为宽河行洪，以地形和海域条件为出发点，主张“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②遵循古圣之法而行水。
东汉时期，王景“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③将黄河入海处大体稳定在千乘与无棣之间，出现较长的相对安流局面，与入海位置安排合理有关。
宋代，不少人士认识到黄河下游河道决溢与河口阻塞不畅有密切关系。而河口淤高壅水的根源又在于泥沙。故在治河方略上由单求排洪入海提高到水沙并治，更加重视河口治理。欧阳修在《故道不可复再论》中奏称:“河之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塞，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④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主持成立“疏浚黄河司”,始作船舶浚淤尝试。
金、元至明代，黄河由南北分流注入黄海和渤海变为黄淮合流全注黄海，确保漕运被定为治河首务。因海域条件变化，淮河清水注入，河口淤积稍见缓和。在治黄保漕、治河即治海的思想支配下，任由尾闾流路在较大范围内自由摆动。潘季驯治河时，总结前人的治河经验，根据黄河含沙量大的特点，又提出“筑堤束水、以水攻沙”⑤的方策，在其治河活动中大力付诸实践，对黄、淮、运河采取综合治理，以达“使黄淮力全、涓滴悉趋于海，则力强且专，下流之积沙自去，海不浚而辟，河不挑而深，所谓固堤即以导河，导河即以浚海“⑥的目的，扭转了黄河忽东忽西，靡有定向的混乱局面，使其再度趋于基本稳定。“束水攻沙”思想对明代以后的治河产生很大影响。
清代仍维持黄淮并流至云梯关入海的格局。面对河口淤积延伸，“大抵日淤一寸”①的严竣势态，靳辅提出对河口进行疏浚，但在实践中收效不大。又提出在尾闾河段挑挖引河，两岸筑堤的主张，将潘季驯“束水攻沙”的方策发展为疏浚筑堤并举，以达“寓浚于疏”的目的，不仅在当时取得“黄淮故道次第修复”、“漕运大通”②的功业，在后人的效法中也屡见成效。清嘉庆年间,河口接修长堤,加埽扎枕，约拦水势后，两江总督百龄即奏:“自本年黄流挽正之后，气力盛猛，冲至海中四、五十里之遥，始与海波合色，……似此尾闾宣通，全河东注，诚为大好气象，……足见前人束水攻沙之说信而有征。”③清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决口改道由山东利津注入渤海。初时河口淤积尚不为患，至光绪十年（1884年）前后，便已惊呼“方今各处受灾，人人言因海口沙淤不能畅销所致”④，河口淤积日趋严重，疆吏河臣及名人邑士先后提出截支强干、裁弯取直、筑堤入海、河口浚淤等主张。筑堤入海之法，试用知府朱采曾在光绪六年（1880年）仿照办理,“后因筑堤于漫水之中无从下手，遂罢其议”⑤。河口浚淤之法，仓场侍郎游百川、山东巡抚陈士杰、张曜先后在光绪十年（1884年）、十三年（1887年）主持试办,均未取得成效而作罢。其它诸议未见实行。对展宽河身，迁民让地、筑堤束水、攻沙入海等争论亦是持久未决。是故，清末时黄河口仅以低矮短小的民埝御水，漫溢溃决几乎无岁不有。一旦决溢，常以人稀地卤为由，任其自寻流路入海，自然改道三次。用于堵口抢险的人财物力耗费巨大，应付不暇。为改善河口局面，同治六年（1867年）后，清政府屡派大臣丁宝祯、游百川、陈士杰、张曜、李秉衡、李鸿章、周馥等亲赴河口查勘，寻求治法。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李鸿章奉命勘视河工时曾率比利时籍工程师卢法尔对盐窝以下尾闾详加审度。卢法尔在《附勘河情形》中提出：可借鉴美国密西西比海口、奥地利大牛白海口、法国仙纳海口、比利时麦司海口，因拦门沙阻碍行船，堵塞严重，旋径以大石填海，筑造海塘，高出大潮水面，两塘相距九十丈，塘成之日海口竟深至两丈的成功经验。其他大臣视察河口后也都广征博采，引经据典，提出过一些治理河口见解。限于技术经费等制约，付诸实施者很少。
民国时期，专家学者们从近代水利科学观点出发，提出上中下游全面治理的方略，进而达到治理河口的意见。主张引进西方治河技术，重视基础资料积累，对黄河口进行统筹规划，并做过一些准备工作和简单工程。民国7年（1918年）和民国22年（1933年）两次河口地形测量；民国23年（1934年）河口查勘；民国25年（1936年）在乱井子裁弯取直等。但就全面情况看，恰如治黄专家李仪祉所言:“唯是我国水利一受制于外强之参与，二受累于内政之不统一，三受限于财政之竭蹶。故提倡者虽不乏人，而实施者无几。”①建国后，50年代制定“根治黄河水害，开发黄河水利”的战略总方针，开始对黄河上中下游进行全面综合治理。鉴于当时的黄河三角洲多为荒滩处女地，对入海流路走向并无严格制约要求。因而在河口治理方面是以确保防洪防凌安全为前提，因势利导，相机决定，人为干预流路改道。60年代后，随着油田开发建设规模日渐扩大，三角洲经济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继续沿用相机改道的办法，虽然对黄河防洪安全有利，但对石油勘采和工农业生产带来严重影响和损失。围绕这一突出矛盾，极力寻求解决办法，先后提出过许多建议和主张。如大搞水土保持，大规模进行河道挖沙，扩大流路改道范围，合理安排泥沙和减沙、用沙、排沙。在河口治理措施上采取综合方法，如河道整治、引黄淤背固堤、分洪放淤、河口疏浚拖淤、修堤导流、调整入海口门方向借潮输沙等。对上述建议和主张，有的进行实施或试验，取得成效；有的做过分析论证，研究其可行性和效益性；有的仍处在争议之中。在水沙条件尚未根本改变、尾闾流路摆动改道难免的情况下，结合现实可能条件，有计划的安排入海流路，相机采取人工改道措施，尽量延长尾闾河道行水年限，是协调河口防洪安全、有利三角洲石油勘采、经济开发和目前国力所能承受的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