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刘子衡(1903至1981年)原名刘位钧,滕州城关杏花村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析证诸子、衡量百家的学者,被尊称为“布衣大师'刘子衡生于一个佃农家庭。自幼聪明放达，9岁便入私塾读四书五经。1924年春，刘子衡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曲阜二师)。当时的校长是山东的马列主义早期传播者之一范铭枢先生。范铭枢在学校大力推荐进步书刊，积极传播革命思想。在这种氛围中，学生们关注时事，思想活跃，进步思潮弥漫校园。图书馆员辛成智和学生杨荫鸿、张观成等，建立了学校里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刘子衡与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王泽新、刘德荣、张化恪、张育东等，交往甚密。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救国之事，并参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运动”。1928年，济南发生“五•三”惨案后，国民党省党部派员进驻曲阜二师。中共党员王泽新等人由于活动频繁，引人注意而被捕。刘子衡作为学生代表挺身而出,到兖州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说理。国民党反动派怕事态扩大，只好答应把被捕的学生全部释放。由于刘子衡善于斗争，主持公道，受到同学信赖。改组学生会时，他被一致推举为学术部长，后来改任学生会主席。此时的学生会，实际已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学生组织。 1927年，刘子衡参与主持公演了话剧《子见南子》。该剧主要反映了孔子周游列国到卫国会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故事。 没想到触怒了孔氏家族，认为剧中孔子拜倒于南子石榴裙下，是对孔子的侮辱。孔氏家族上告中央教育部门，加上个别外国新闻记者的推波助澜，于是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子见南子》案。事件发生以后，国民党当局要停演这出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师生奋起反抗，获得了全国各地的热烈声援，还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大力支持。此次斗争，被后人称为“五•四”青年学生运动的继续。这场斗争，最后以校长宋还吾被撤职，刘子衡等人被开除，大批进步学生被迫离校而告结束。而刘子衡在这场斗争中初试锋芒、崭露头角，显示了他超群的胆略与才华，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意。 1929年，刘子衡到济南，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他因学业优异、见解独到，深受该校筹委会主任蔡元培的赏识。刘子衡在青岛大学学习期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战争，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结果被迫休学。回到他阔别多年的家乡，在滕县师范任国文教员。他教授的是国文知识，同时向学生传授救国思想。授课之余，潜心研究学问。他博览强记，勤于经史，旁及佛道，尤长于《周易》和诸子研究，有“三玄专家”之美称。国民党党政军要员也经常邀请他讲学。 他曾应邀到南京给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讲学。林森本来要求刘子衡为其解读《周易》，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但在讲学过程中，刘子衡根据当时的国内外形势，讲了另一个题目：“俱立则治，共同抗日，则民族可兴;偏立则乱，内战不休，则国家必亡”。时而讲历史，进而讲国情;时而讲政治，时而又讲时局，总把抗日救国道理，贯穿于讲学内容之中。他巧妙地对蒋介石所谓的“攘夕卜必先安内”反动政策，进行了有力批驳。刘子衡借给冯玉祥讲《易经》之机，点出他多次失败的原因，是缺少正确的政治方针和知人善任之明。“《易》者，变也; 要随‘时’而变，审时度势，掌握住时机，才能成就大事。当此民族危亡之秋，正英雄大展抱负之时，应重振张家口抗日精神，不为一时名利所羁绊，联合真实抗日之朋友，‘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以完成抗日救国大业，自可名垂青史。”这些观点，冯玉祥极为钦服。在为柏烈武、冯玉祥讲学时，何应钦等国民党要人，也闻讯前来听讲。“刘大师”的名字开始在国民党军政界传播开来。“七•七”事变后，形势日益严峻。11月上海陷落，国民党政府迁往重庆。刘子衡随冯玉祥到徐州，会见李宗仁,指出“坚决抗战,则民族可兴;不坚决抗战，则国家必亡。”并说: “此次战役，必定获胜;将军建功，在此一举。”这些话，为台儿庄大战的胜利，点出伏笔。 1939年初，刘子衡到西安讲学。先后为顾希平、董介生、胡宗南等西安军政官员和大专学校师生举办讲座。对胡等主要讲经学、子学;对师生主要做学术讲演、宣传和鼓动抗日。在给胡、顾、董等讲学时,随时借题发挥，激发其爱国热情，提高全民族团结一致对敌的觉悟。当时，胡宗南住下马陵，院内有董仲舒的墓，墓前石刻有一幅对联:“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当给胡宗南等人讲董仲舒“天人相与”学说时，提到这副对联，他说:“这对联是恭维董仲舒的，其实董并未做到。他是计利计功的。我认为应改为‘正其谊亦谋其利，明其道亦计其功’才对。就我们当前来说，就是要明晓民族大义，外无私产，内无私心，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战，谋求抗战的彻底胜利。‘明其道’、‘计其功就是明白抗战的正确战略方针，去创建复兴中华民族的丰功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