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萧望之(公元前106年一公元前41年），字长倩，东海兰陵人，后随家迁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他是西汉中期，宣帝、元帝二朝之间的名儒，也是当时有名的大臣。宣帝时任射策为郎,累官到谏大夫、御史大夫，后左迁太子太傅，授太子经。元帝时，以帝师之故，在朝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后由于与宦官弘恭、石显结怨，而元帝不察,终为宦竖逼迫自杀。 兰陵萧氏为山东大族，但萧望之“家世以田为业”，系平民出身。萧望之年轻时勤奋好学，从同县后仓治《齐诗》十余年，又从夏侯胜问《论语》、《礼服》，功底深厚。由于学识渊博，通览古今，因而“京师诸儒称述焉”(《汉书•萧望之传》，下同，不注)。 西汉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昭帝刘弗陵即皇帝位。昭帝年幼，霍光任大司马、大将军，主持朝政。霍光武断专行，控制了朝中大权，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为了防备政敌的袭击，对吏民防范甚严。长史丙吉将儒生王仲翁、萧望之等数人推荐给霍光。在霍光召见时，按照惯例“吏民见者，露索去刀兵，两吏挟持”，但萧望之不肯服从，与霍光侍卫发生了冲突。等见到霍光以后，萧望之上前责问为什么要“露索”并被“两吏挟持”。使霍光非常不高兴，“光独不除用望之”，而同来的仲翁等被委以重任。三年内，仲翁累官至光禄大夫、给事中，惟独萧望之因不趋附霍光，仅“以射策甲科为郎，署小苑东门候”。仲翁出入前呼后拥，非常荣耀，他向萧望之炫耀道:“不肯录录，反抱关为?” 萧望之非常反感地说:“各从其志”。后来，因弟犯法受到牵连，不能在宫廷，被放免为郡吏。魏相做了御史大夫后，将萧望之任命为属官，后又发现萧望之廉洁奉公，升“为大行治礼丞”，负责处理府内接待、礼仪方面的事务。 霍光死后，其子霍禹继父为大司马，侄孙霍山担任尚书，霍云任中郎将并封冠阳侯，两女婿担任东西宫卫尉，其他亲属都在朝廷担任要职，“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资治通鉴•卷二十四》)。霍氏在汉廷中仍然有很强的势力，骄侈纵横，肆行无忌。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夏，京师一带降雹成灾，萧望之向汉宣帝上疏“陈灾异之意”。宣帝久闻萧氏之名，问道:“此东海萧生邪？下少府宋畸问状，无有所讳。”萧望之针对当时权臣专擅朝政、横行不法的现象，在对答中指出:君王虽然思政求贤，“然而善祥未臻，阴阳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势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贼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要求宣帝“选同姓，举贤材，以为腹心，与参政谋”。萧望之力劝宣帝抑防霍氏，以免鲁昭公悲剧重演，完全是出以公心、为国分忧,甚合宣帝之意。于是随即被宣帝任命为谒者，从此成为宣帝的亲信。一年内就“累迁谏大夫，丞相司直，岁中三迁,官至二千石”。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霍氏谋反，因事败露伏诛，萧望之因之“浸益任用”。 朝廷要选拔一批精通政事的博士、谏大夫补任郡国官员，萧望之被任为平原太守。但是，他认为自己发挥才智的地方在“本朝”，不是远离都城去当郡守。于是上奏皇帝申明观点:“朝无争臣则不知过,国无达士则不闻善”。如果皇帝能够选任“明经术”、“通于几微谋虑”之士以为内臣，让他们参与政事，则 “成、康之道其庶几乎! ”宣帝欣然接受了萧望之的建议，“征入守少府”。通过长期的考察，宣帝看到萧望之为官“经明持重，论议有余，材任宰相”。为了进一步考察他处理政事的能力，先任其为“左冯翊”。并派人告诉萧望之，使之任职于三辅，不是降其职，而是为了全面考察他的能力。 萧望之在政治舞台上，第一次展现他以儒术处理政事，并大获成功的是，在宣帝下诏讨论京兆尹张敞关于以谷赎罪的问题上，他陈述主见，帮助朝廷作出了重大决策。当时西羌反叛，汉遣兵讨伐。张敞建议，允许那些犯罪较轻者以谷赎罪，以备来年粮食不足。宣帝让大臣讨论。萧望之表示反对。他认为允许罪犯以谷赎罪，会引起严重后果，造成“贫富异刑而法不一”，进而引起社会不安。萧望之引经据典，并结合武帝故事，尽陈以谷赎罪之弊，得到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的支持，否定了张敞以谷赎罪的提议。萧望之为左冯翊三年，“京师称之”，得“迁大鸿胪'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萧望之升为御史大夫。在此期间，匈奴发生内乱，许多人建议趁机出兵，将匈奴消灭。宣帝下诏让中朝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等人，向萧望之请教对策。萧望之以《春秋》经赞扬晋士訇不伐齐侯之丧为依据,否定“乘乱而幸灾”的主张。认为“不以义动兵，恐劳而无功”。而应该“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如遂蒙恩得复其位，必称臣服从，此德之盛也。”宣帝完全听从萧望之的意见,派兵帮助呼韩邪单于稳定其国。萧望之根据儒学原则，主张以仁义之道对待处于困难中的匈奴。并感化四周的少数民族，以征服他们的心灵，可以不费一兵一卒收到四夷归附的效果。后来匈奴单于对汉朝非常感激，亲自来朝见汉宣帝。在讨论对来朝单于给予什么样的礼仪待遇时，丞相黄霸、御史大夫于定国等人主张:“其礼仪宜如诸侯王，位次在下”。萧望之又一次力排众议，独树己见。他认为:“单于非正朔所加，故称敌国，宜待以不臣之礼，位在诸侯王上。”而且他认为，外夷稽首称臣，而中国让而不臣，这既表现出大国的谦让之风，也可以防止将来一旦发生变故，匈奴不再来朝，汉朝也无叛臣之事。这样“信让行乎蛮貉，福祚流于亡穷，万世之长策也”，完全符合《尚书》“夷狄荒服”之义。宣帝欣然采纳他的主张，宣布对匈奴以客礼相待。萧望之此议，后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稳定了边境。 后由于忤宣帝意，反对大司农、中丞耿寿昌提出的设常平仓事，“天子由是不悦”。随着与同僚关系的不断紧张，被宣帝以“廉声不闻，敖慢不逊，亡以扶政，帅先百僚”之罪，而左迁为太子太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汉宣帝病重，“选大臣可属者”。拜史高为大司马车骑将军，萧望之为前将军光禄勋，周堪为光禄大夫，皆受遗诏辅政，领尚书事。不久汉宣帝驾崩,太子即位，是为孝元帝。萧望之、周堪因曾是元帝的老师，而备受尊重。萧望之与白宗室、刘更生、金敞等四人，倾心辅佐元帝，“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 汉宣帝时中书宦官用事”。时为中书令弘恭、石显与车骑将军史高勾结在一起，相为表里，把持朝政，气焰嚣张。萧望之认为，外朝中枢机构才是“政本”，而重用宦官“非国旧制，又违古不近刑人之义，白欲更置士人”。从此与史高、弘恭、石显等结下怨仇。元帝即位后，弘恭、石显等寻机参劾萧望之:“望之、堪、更生朋党相称举，数谮诉大臣，毁离亲戚，欲以专擅权势，为臣不忠，诬上不道，请谒者召致廷尉。”当时元帝年幼，又初即位，不懂得“谒者召致廷尉”就是下狱,于是准其所奏。后来从周堪、刘更生那里才知道是下狱的意思，非常生气。对弘恭、石显严加斥责，并责令放萧望之重新用事。但弘恭、石显不甘心，推史高上奏皇帝说:“上新即位，未以德化闻于天下，而先验师傅，既下九卿大夫狱，宜因决免。”但皇帝感恩于萧望之教授自己八年，且又“亡它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只收回他的“前将军光禄勋”印绶，而赦免了萧望之。 几个月后，元帝“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并要任师傅为丞相。恰逢萧望之的儿子上书为父亲辩护，不想遭到弘恭、石显等的攻击:“望之前为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非颇拙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亡以施恩厚。”元帝左右为难，鉴于所列罪状昭然，只得“可其奏”。显等将皇帝的诏令“封以付谒者”，并“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萧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 ”“竟饮鸩自杀”。 萧望之一代名儒，通览古今，是汉代《鲁论语》的知名传人。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勇于发表并坚持自己的意见，对许多问题理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著名史学家班固对他的操行品德、学识及政治才能备加赞扬，对他的悲惨结局也极为同情:“萧望之历位将相，藉师傅之恩，可谓亲昵亡间。及至谋泄隙开，谗邪构之，卒为便嬖宦竖所图，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挠，身为儒宗，有辅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班固《汉书• 萧望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