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刘子衡（1905〜1981)，原名刘位钧，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滕州城关杏花村人，出身于佃农家庭，全家靠经营粉条、粉皮为生。父亲刘忠方，母亲王氏，长兄位庚，二哥位刚、他是老三。刘子衡自幼聪明好学、9岁跟陈玉美先生读私塾，读四书五经：14岁考入滕县书院小学堂学习，21岁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即曲阜二师）。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国民党右派残酷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二师学生共产党员王泽新、刘德荣、张化恪、张育东等被捕，全校师生群情愤慨，字衡被公推为代表，步行到兖州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说理斗争，迫使他们释放被捕学生。在斗争中，子衡以机智无畏受到师生的推崇和信任，被选为二师学生会学术部长。不久，又改任学生会主席。1929年6月，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子衡同学生会干部王宗佩、仇森林等，在校长宋还吾的支持下，组织学生上演话剧《子见南子》，引起轰动全国的“子见南子案”，二师师生惨遭迫害，校长宋还吾被撤职，学生会主要负责人王宗佩、刘子衡被开除学籍，大批进步学生被迫离校。《子见南子》案后，刘子衡先后流落到济南等地。1930年，刘子衡考入国立青岛大学补习学习。1931年夏，转入青岛大学正科学习。1932年因经济困难休学，回家后在滕县师范讲习所任国文教员，旋由张光侠介绍到即墨中学任英语教员。1933年入山东大学，全力攻读。1934年，学校派刘子衡随南京中央研究院董作宾率领的考古工作队到曲阜、兖州、邹、滕、峄等县参加考古工作•对滕县安上遗址的铜器、陶器、曹王墓墓葬结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与董作宾在《大公报》上展开辩论，蔡元培等人写信表示鼓励。刘子衡的辩才初步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刘子衡博闻强记，才思敏捷，精通易经，善于讲演。谈起话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且立意新颍，语惊四座，能使听者心悦诚服，著名学者章太炎也深为赏识。1935年暑假期间，他在温起凡推荐，郑志雄的安排下，去南京给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讲学，讲“倶立则治、共同抗日则民族可兴：偏立则乱，内战不休则国家必亡”，受到林森的高度赞赏。这次讲学成功，使刘子衡蜚声全国，也为他以后的讲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6年刘子衡大学毕业后，郑志雄、温起凡函邀他赴上海，商量抗日讲学问题。路过南京时，刘子衡带着珍本《董其昌墨迹》拜访了蒋介石的启蒙老师，并随其老师见蒋，蒋随口亦以师称刘。刘子衡到上海后又接到西安王子端的邀请，随赴西安协助筹办国学讲习所。到西安不久，焦子静写信给南京的冯玉祥、柏烈武，介绍刘子衡赴南京，住在冯的晓庄别墅，给他们讲：“公生明，偏生暗”、“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等题目，援古以证今。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刘子衡去庐山见蒋介石，蒋询问救国之策，子衡答以“联共以抗日。蒋频频点头称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刘子衡为宣传抗日，先后到南京、西安、上海、宝鸡、成都、桂林、重庆、上饶、衡阳等地，利用各种关系，广交社会著名学者、与蔡元培、闻一多、老舍等人经常往来。他利用给林森、冯玉祥、胡宗南、顾希平、董钊、李济深、顾祝同、王耀武、于右任、何应钦、吴忠信、白崇禧、李延年、萧湘、朱绍良、李玉堂等国民党军政要员讲《易》经的机会和关系，宣传团结抗日的主张，揭露反动势力的投降阴谋。他的讲学产生了一定的震动和影响，有些人称他为“兴圣大师”，对他极为崇拜。 在抗日战争期'司，刘子衡除利用师生关系，以讲学的形式宣传团结抗日外，还加强了同中共的关系。与林伯渠、董必武等关系密切，并动员护送吴伯箫、江树森、张新舫、孙奎一等一些文化界人士先后去延安，参加抗日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以徐州、济南为活动中心，奔走和平，反对内战。并利用其特殊身分，掩护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积极营救我被捕的人员。1945年9月，林伯渠函告刘子衡，劝其利用讲学活动投入反内战斗争。在重庆国共和谈期间，俞鹏飞、顾祝同派黄埔号专机接刘子衡去重庆商谈国事。他在国共会谈期间，利用其特殊身分从中斡旋，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与《停战协定》。1946年夏，李济深来信约刘子衡到南京商谈关于开展反美蒋斗争的问题。刘到南京与李会谈后，又到梅园访晤了冯玉祥、张治中。接着，又访晤了周恩来和董必武。董必武交给他几百万元钱，请他到东北做争取和营救工作用。刘子衡坚持说：“我向来花他们的钱，做反对他们的事，他们心甘情愿，我也用之无愧，你可以把它派更大用场。”董必武坚持说：“国内矛盾转化，形势已不比抗战年头。请先生留作不时之需，钱用到何处，请先生自便。”后来他将这笔钱全用到营救共产党人方面。10月，刘到济南，利用与王耀武（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主席）的师生关系，先后营救出王道（鲁中军区副司，令兼益都普备司令）、马云涛（张建华）、王桂金、傅遒鉴、傅乃达、姜焕美和刘志坚的夫人等。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刘到处作反内战讲演，并写了题为《打不得九论》的文章，交给绥靖区秘书兼《山东公报》总编辑吴忠匡予以发表。吴素怀爱国热忱，看了文章深有同惑，便盖了王耀武的大印交报馆于10月31日在《山东公报》上发表。文章发表后引起各界强烈反响，蒋介石大骂王耀武，下令严予查处。王告以是刘子衡所作，蒋碍于刘子衡的名声与影响才未深究，只撤掉了吴忠匡的职务，一场风波才算过去。与此同时，董必武从上海寄信说：“方今主战之声盈廷，杀伐之残横野，独先生高瞻远瞩，发为宏文，真乃一片仁者之声，有民胞物与之怀，此乃《打不得》之真谛也。”使刘子衡很感动，从中受到莫大的鼓舞。经过这场风波，王耀武以送老师回乡“省亲”为名，把刘子衡撵回滕县。刘很清楚这是一种很光彩旳驱逐，临行前对王说：“佐民，你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看两年之内，你要当俘虏！”历史很会给人开玩笑，19个月后，王耀武果然在济南战役中被俘，送到青州解放军军官洲练团，而这个団的负责人恰巧是他昔日的阶下囚一一王道。 刘子衡回到滕县后，利用与徐兖绥靖区司令李玉查、第二十四军副军长方先觉的师生关系，支持进步人士活动，使镇压革命人士、鱼肉滕县人民的县长渚汉峰被撤职押解济:有，促成朱兴汶继任滕县县长，营救出在曲阜监狱关押的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三四百人，并掩护中共华东局地下工作者王道、高t等在滕县开展地下工作。刘子衡的革命言行，受到国民党反动;丧的仇视。他们明着不敢加害，企图实行暗杀。1947年2月24日次，武装特务向刘子衡和孙墨佛的住室（当时住在徐州云龙山花眉招待所）乱枪射击，守卫李守义在抵御中死亡，彭云鹤受重伤他二人幸免遇难。从此，刘子衡更认清了国民党反对派的实戊，义无反顾地为祖国解放事业出力。他为策动李玉堂、吴化文、刘仪、聊云灿、朱兴汶等人起义做了大量工作，促使他们早下决心弃暗投明，为解放山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9年4月7日下午7时，李宗仁设宴招待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等一行。刘子衡建议李宗仁直接向毛泽东主席发电报，表明他愿承担一切责任，并要求豁免战犯蒋介石，以使北平和谈能够进展顺利。宴会之后，李宗仁请刘子消代为拟稿，李阅后当晚向北平发出。次日，毛泽东复电，国和谈重新在北平举行。由于蒋介石在溪口暗中操纵，南京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对李宗仁发电表态之事提出弹劾，顽固派还派出特务对朱蕴山、李民欣、刘子衡盯梢，致使和谈无法进行。4月15日，《申报》与《大公报》同时报道《刘子衡发表和谈声明》。4月20日晚，解放大军开始渡江，南京当局惊慌失措，党。政军要员纷纷逃窜。 4月23日凌晨，在解放军隆隆炮声中，刘子衡邀李民欣从明故宫机场乘专机返回北平。7月1日，参加中共中央统战部在怀仁堂举行的盛大宴会，受到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的接见。 新中国建立不久，刘子衡出于多方考虑，向中共中央提出回山东老家生活。周恩来总理等出面挽留，希望他留在北京。由于他决心已定，只好同意他回山东，并指示由中共山东省委安排好工作、照顾好生活。从此，刘子衡就在济南定居。先后担任山东省土改委员会委员，省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省司法厅副厅长，省各界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省政协第二、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他任职期间，对于祖国的统一大业殷切关怀，为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做了大量工作。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一周年之际，刘子衡发表了对台录音讲话。 刘子衡向以布衣自居，不慕荣利，“外无私产、内无私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立德立言，诲人不倦，人皆称为“布衣大师”。刘子衡先生的生活经历奇特，富有很浓厚的传奇色彩，可谓天下奇士。他云游四海，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他广交名流，师生朋友来自不同的党派团体；他洁身自爱，清高自许，位朴自豪，不置家产，也从不过问工资待遇，不伸手向组织要钱。家中陈设简陋，个人祖衣淡食，小病自费就诊。他博学强记，勤于经史，淹贯群籍，旁及佛道。尤长于经学和诸子研究，有“三玄”专家之称。生前还曾任全国文献委员会顾问、山东历史学会委员。著有《周易正义稿》、《同文尚书校注》、《孔子编年》、《孔氏医案注释》以及关于老、庄研究的文稿等，撰写了许多对台宣传稿件，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大业做出了一定贡献。1981年7月20日20时40分，刘子衡因患脑溢血，经抢救无效病逝于济南，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