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枣庄煤田发现、开采于何时，历史无确切记载。各史家说法不一，有说唐、宋时期，有言元、明两代。我(俞道吾，下同)的看法是:宋代时期枣庄煤田便已有所开采，因为位于枣庄西南200多里有个肖县白土镇(宋时此镇属于徐州）,这里出产有名的土石炭。而开采白土石炭矿很有可能会触及煤田领域，且当时的枣庄东大洼就有了一定程度的陷落,这可能与古人发掘露头煤有直接关系。至元、明时期即已普遍开采，只是规模尚小还未能进行有计划的系统开发。仅停留在属于农民副业的阶段而已。我就曾于白土镇看到农民冬季农闲时扒露头煤的情形。
  明朝第一代皇帝朱元璋是提倡人民有组织地开矿的。.因此，中国矿业于明初即已有组织了。丰厚的利润促进官僚占有欲的恶性膨胀。明代中叶，朝廷便制定了矿税制度，把采煤所得税款，归入宫廷所有，而不纳入国库。于是宦官四出，逼迫得矿业主倾家荡产，矿业亦遭停产之厄运，矿工则四散流入农民起义之行列。识者谓:明朝亡国，“裁驿”和“矿税”均属祸根，不为无见。清朝鉴于明代矿税之弊，实行禁止开矿，严禁宦官擅自出京城等一系列的措施。此举虽有所效力，却又人为地滞怠了煤炭资源的开发进程。至海禁大开之时，中国的矿产资源又遭外国侵略者肆无忌惮地掠夺。北方的唐山煤矿、中原的焦作煤矿均为英国掠为已有，德国则以“曹州教案”为由，强迫中国割让青岛，签订了“在山东筑路、开矿专有权”的不平等条约。并在胶济铁路附近开采坊子煤矿和淄博煤矿，就连在鲁南交通不便的枣庄煤矿(当时津浦路尚未修筑），他们也不放过，在华商招股办矿之时，德商则以中德合办的名义要求人股，议定入股数为80万元，却只交10万元了事。他们还派来矿师和机电工程师，其聘金高于同级的中国矿师，如德方采矿工程师高夫曼(亦译考夫门），其月薪为1200元，而同级中方矿师朱言吾却只有1000元。另外，台枣铁路的机车、轨道、枕木也均由德国克鲁伯厂供售。势力之大显而易见。
  枣庄煤矿最初也是由农民自发地不定期开采，冬季开采，入春即停。当地富户见有利可图，即逐渐把矿区垄断，形成了他们独霸的财源。至光绪末年，枣庄煤矿始成为有组织的商业公司，定名为商办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并出售股票。张莲芬以多数股票当选为总经理。矿厂经理为戴理庵 (绪万），采矿工程师为德国高夫曼、机电工程师由另一名德国人任职。公司又从萍乡煤矿聘来几个熟练的工程人员，其中朱言吾资格最老，被任为副矿师。当时中国矿业学堂很少，仅在南京“江南实业学堂”设矿业系，由欧美教员授课，前后不过6年(1905〜1911年)。因此，矿业专业人材奇缺，矿业系专科毕业生大部分被江西萍乡煤矿录用。中兴公司成立后，便只好去萍乡“挖”人才了。
  1915年枣庄煤矿发生了一场重大的责任事故，主要责任人就是尚夫曼。
  在第一大井700尺的大巷内储藏着较厚的煤层，第三层煤厚达30米，如能开采则产量可观。但其附近却有一处几百年的老空，积聚着近百万吨的老水,这就给采掘工作带来很大危险。老空一旦透水则后果难测，副矿师对此提出意见:先打钻孔放水，然后再考虑开采问题。然而，高夫曼却急于求成，不听副矿师的合理建议和善意劝告，置工人生命于不顾，一意孤行, 下令挖煤，结果于1915年2月1日，第一大井突然透水，一时间，泥水夹着沼气喷涌而出，造成瓦斯爆炸，使得一个大井和正在开掘的及已封闭的10多个小井同时着火、爆炸。水火交乘，火势更猛，冲出的火焰高达数十丈，远在60里外的临城(薛城) 车站,都能看到冲天的火光。此次空前的大灾难，使得公司停产数月，损失12万元，死难工人仅有名可查者就达499人，如此严重的恶性事故，其造成者高夫曼竟未受到任何法律制裁, 仅以其被辞而告了结。高夫曼便若无其事地回檀香山去了。事故发生时，副矿师朱言吾正在萍乡招工，一切善后工作本应高夫曼负责处理，但总公司由于崇洋心理而对朱不甚信任，只是苦于一时难觅“合适”人选，才与朱订立了半年的合同，几经争执，才勉强改订1年。朱矿师在这1年中，恪尽职守，带人抽干井下积水,整理了矿井上下工程，提高了产量。公司销煤至上海、香港、日本等地。
  1934年3月召开股东大会，通过改一分股息为六厘，呈向南京政府实业部换领采矿执照，遵照新公司法改公司章程，改组董事会，推选叶景葵继任董事会长,罗义生、张叔诚为常务董事，朱启钤、钱永铭、张学良、周作民、叶琢堂、王荫泰、苏汰余、周景堂、庄仁崧、张仲平、陈景韩、黎绍基为董事，任凤苟、陈介、徐节庵为监察人。由董事会聘钱永铭继任总经理,张仲平、陈景韩为协理。此次董事会改组，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叶景葵被推选董事长，叶与南京政府财政部有密切关系，又与蒋介石、宋子文私交甚厚。新选任的董事，如周作民是金诚银行总经理，对该矿经常以贷款支援，并与南京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叶琢堂过去在上海经营拍卖行业起家，与蒋介石同乡，早年蒋介石在沪证券交易所当经纪人时，生活潦倒，叶劝其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并赠5万元得以成行，后叶在南京政府中虽未担任过官职，但在上海金融界中声势显赫。监察人陈介是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后转驻外使节，为驻阿根廷大使，与宋子文有亲戚关系。以上情况可以看出该矿的发展变化与政治浮沉是分不开的。
  在连云港码头建成后，以购进的轮船从连云港往日本、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开拓业务。为此又设立了中兴轮船公司，是中兴煤矿公司的子公司。为了各地钢铁厂的需要，增设煤焦厂以扩展煤的制品，打开煤与工业相配合的出路。日本的八幡制铁所对中兴的煤的质量甚感兴趣，因该矿的煤炼成焦炭后对炼钢有较好的效力。该矿步入了正轨，每年产煤70余万吨，销路日广，可谓该矿兴办以来的极盛时期。
  “七七事变”后，矿为日本武力掠夺。在上海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征用私营企业船只封锁长江，该矿附属的中兴轮船公司有三艘被征用，其他船只逃避隐藏后，也为日本掠夺去。曰本侵华的目的是掠夺战略物资，最重要的即所谓“两白两黑”即棉花和盐、煤与钢铁。当时董事会长叶景葵、总经理钱永铭均在上海，后去香港转往重庆。常务董事兼驻矿委员张叔诚逃回天津，董事兼驻矿委员黎绍基避居上海。日本人侵占矿后，有意与该矿主持人进行所谓经济合作，曾由北平日本兴亚院头子盐泽清宣和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出面托大汉奸王荫泰(王当时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总署督办，因王为矿法律顾问兼董事，与张叔诚友谊甚厚），三次向张叔诚磋商，劝诱张出来与他们合作。张不为所动，避居天津英租界，托病拒绝其要求，未与合作。日本遂单独在该矿掠夺原煤,由连云港运往日本。
  抗战胜利后，该矿满目疮痍，井上井下的损失无法估计，即由驻矿委员张叔诚、黎绍基开始计划恢复整顿。因矿区环境复杂，张叔诚未能前往参与其事，由黎绍基派总煤师陈跃林就地接受。复因抗战后，境内治安紊乱，无法恢复工作。为了总公司和矿区职工生活,即由董事兼驻矿委员黎绍基在沪设立该矿的子公司鼎中贸易公司，由周一峰负责。同时计划恢复中兴轮船公司业务，派人将隐藏后为日本掠夺的船只，经过艰难曲折的手续，集中到青岛，聘姚禹矫为该公司经理在青岛主持一切，并在上海设立公司，其业务于矿总公司兼理，黎绍基亲往香港、台湾以及南洋各地开拓业务。抗战胜利后的两年中，该矿两个子公司尚称顺利。1948年解放前夕，将轮船公司所有船只，皆集中于香港，发展香港、台湾和南洋各地航运业务。此时，董事长叶景葵、董事叶琢堂、周作民和总经理钱永铭离沪去香港，一切事务由董事黎绍基在沪负责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