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第六章鲁南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及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第一节抗日战争爆发后鲁南的局势及地方党组织的任务与对策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北平西南卢沟桥发动进攻，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派援军，扩大侵略战争，于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又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和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其中沿津浦铁路南进的日军，于10月初侵入山东，占领德州、恩县、平原等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部分兵力在鲁北地区稍事抵抗，旋即命令部队及地方官员撤往黄河以南，并炸毁洛口铁路大桥，与敌隔河相持，12月23日，日军分兵两路渡过黄河，再度大举进犯山东。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12月27日占领济南，31日侵占泰安。1938年1月4①1937年8月印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在山东省和苏北设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首任蒋介石，后为李宗仁），辖第三、第五集团军，韩复榘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集团军由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沈鸿烈的靑岛守备队和海军第三舰队合编而成，于、沈任副总司令。第三集团军辖3个军、1个独立师、1个独立旅及5路民团等地方部队，共约10万之众。日至11日，先后占领兖州、曲阜、郞县、济宁。至此，战火漫延到鲁南地区，山东大部分地区沦陷，韩复榘率部向鲁西南和豫东撤逃，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政府官员除少数坚守原地抗战外，大部随之纷纷南逃。日军铁蹄所至，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百姓惨遭蹂躏，苦不堪言。
在国土丧失、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鲁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全民族实行抗战，抵抗日寇侵略”的号召，努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发动、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筹建人民抗日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的进攻。
1937年7月下旬，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从延安返回鲁南费县高桥镇，立即召开特委委员和负责各基点工作的领导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及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的精神，研究部署特委在新形势下的抗日救亡工作，并形成三条决议：（一)积极进行城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城市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具有爱国思想的上层人物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教育，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区以大炉为中心，利用爱国士绅万春圃的关系，对临、郯、费、峄、滕各县士绅名流进行统战工作。（二）积极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使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以推动抗日工作的顺利发展。（三)要利用一切合法形式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发动和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
同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派特委秘书丛林向即将成立的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并递送特委决议等文件，在陕西省三原县找到河南省委负责人朱理治。朱理治听取汇报后，决定以省委的名义派刘文（余子彬）和何一萍（何冰如）随丛林到鲁南，检查特委及其领导的各地工作。不久，河南省委决定刘文、何一萍留在鲁南，参加特委。11月，特委根据河南省委的意见进行调整，郭子化仍任书记，刘文以河南省委代表身份参加特委领导，张光中、何一萍、陶洪瀛、丛衍瑞为特委委员。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委于11月中旬，由鲁南费县迁入徐州市。当时郭子化的公开办公地点设在徐州统一街牙税局，特委秘密机关设在坝子街民众教育馆。
同月，特委在萧县黄口镇孙庙村耿蕴斋家召开特委扩大会议，特委负责人郭子化、张光中、刘文和特委所属各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郭影秋、路继先、尹夷僧、戴蕴山（戴晓东）、刘屏江、于化琪、陈筹等2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郭子化主持，传达了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分析了苏鲁豫皖边区的斗争形势，决定大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进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特委以津浦、陇海铁路十字交叉线为界，划分四个区域，分工领导。张光中负责徐西北区的湖西各县，何一萍负责徐东北区鲁南各县及枣庄矿区，郭子化负责全面工作和统战工作，兼管徐东南区和徐西南区，刘文负责党的组织工作。
第二节鲁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抗曰战争初期，鲁南各地的中共地方组织分属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和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的党组织分布在苏、鲁、豫、皖四省接壤的广大地区。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当时的边区临时特委由于正确地执行了“长期隐蔽，积极发展，积蓄力量”的方针，并强调党员干部职业化，以公开的职业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反对无职业四不像的活动方式和盲目的冒险行为；加之特委主要领导骨干郭子化、张光中、丛衍瑞等卓有成效的积极努力，边区党组织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七七事变前夕，党中央已充分肯定了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工作路线方针是对的，并正式批准成立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将其划归即将成立的河南省委领导。当时党中央交给河南省委负责人朱理治党员组织关系计460名党员的材料，其中边区特委所属的党员就有300名，占河南省委党员总数近三分之二。这足以说明郭子化领导的地下党工作成绩是突出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形成，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党的工作由秘密状态逐步转向公开，为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此情况下，苏鲁豫皖边区各地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壮大。其中徐东北区，即后来的鲁南区，在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领导下，于1937年10月建立了鲁南中心县委，由边区特委委员何一萍任书记，丛衍瑞任组织委员，宋子成任宣传委员，还有李微冬、纪华、李韶九、陶洪瀛、朱道南、梁度世、张鸿仪等先后为委员。鲁南中心县委除领导临沂县委、峄县县委、枣庄矿区党委、枣庄矿区区委、费县高桥区委、临城区委和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委之外，还相继建立了滕县特支、峄滕边县委和临郯县委。至1938年5月，鲁南中心县委组织系统的党员达800多人。
同一时期，在鲁南地区隶属于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曲阜、泗水、郞县等地的党组织亦不断发展壮大。
1937年9月，原曲阜师范学校党支部扩建为曲阜特别支部，周蓝田、管戈为负责人，领导曲阜、滋阳（兖州）、泗水、济宁等地学校和泗水农村党的工作。曲阜特支隶属于孙汉卿任书记的鲁中工委领导。同月，因曲阜师范学校校长杨书田阻挠和压制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学校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开展了罢课驱杨斗争，历时半月，终被杨书田勾结国民党当局动用一营军队强行镇压下去。周蓝田、管戈、曹宇光、于汉卿等9名学生被开除，时称“九君子”事件。此后，周蓝田、曹宇光、管戈到了泗水北部，和张林夫、刘海岩一起组建了几处农村党支部，其中曹宇光担任柘沟党支部书记。同时，他们在丑村、柘沟一带积级发动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1月徂徕山起义后，山东省委派孙汉卿到泗水，与周蓝田、管戈等取得联系，于2月5日将他们发动组织的武装拉到鲁中刘杜镇与四支队汇合，编为第四支队第五中队，之后又有泗水的两批武装编入第五中队。五中队发展到120余人。
1938年3月，中共曲泗工委建立，钱杰东、乔海秋为主要负责人。工委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开展抗日宣传，联络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曰，发展党员和争取地方游击武装参加人民抗日武装等项工作。同年6月，该工委撤销。这时，中共山东省委派周蓝田和中央派到山东的干部薛云亭来到泗水筹建县委，经与钱杰东、乔海秋、张林夫等地方党的骨干积极工作，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6月下旬，省委又派孙汉卿随四支队二团来到泗水组建县委。他首先召集泗水地下党员骨干，听取了汇报，宣布了省委关于建立泗水县委的决定，孙汉卿任中共泗水县委书记，周蓝田、武雨琴、张林夫、夏云分别任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青年部长和统战部长，薛云亭任军事部长。7月，建立中共曲阜县工委，张旭任书记，隶属泗水县委领导。中共泗水县委成立之后，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组织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团体，有力地推动了泗水、曲阜两县抗日斗争的发展。
1937年10月，冯起、彭建华在济南出狱后，根据山东省委指示，成立了以冯起为书记的中共鲁南特支。不久，奉省委指示回到老家邹县，于11月恢复建立了中共邹县县委，由彭建华任书记，冯起、步云亭、王文清、韩维密分别任组织、军事、宣传和交通委员。县委在很短时间内，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入党，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积极筹备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3月初，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等人率四支队一部由泗水抵达费县万寿宫一带，审査和恢复了各个时期部分共产党员的党籍，并决定重新建立中共费县工委，张若林任书记，王力生、李伯瑾、王敬明分别任县委军事、组织、宣传委员。中共费县工委在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做出了如下决议：在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党员；创建蒙山前抗日根据地；派杨诚、杨文蔚担任省委驻鲁南地区的政治交通员，在地方镇设立交通站，确保省委办事处与鲁南党组织的联系。
1937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派丁梦孙、郑仃云夫妇和李华舫等到临沂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丁到临沂后又到徐州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取得联系，郭子化委任他为临沂县动委会指导员，并取得了建立第五战区临郯青年救国团组织的合法名义。同年12月，山东省委巡视员李仲林到临沂检查党的组织工作，与丁梦孙、韩去非等取得联系，主持成立了中共临沂特支，韩去非任书记。1938年5月，临沂特支扩建为中共临(沂)郯（城)县委，仍由韩去非任书记兼组织部长，王以仁(后叛变）任宣传部长，山东省委委派红军干部石世良担任县委军事部长，丁梦孙任青年部长兼统战部长。临沂特支和临郯县委在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主要从事发动组织建立临郯青年救国团和抗日义勇队的工作。
1938年2月，平津流亡学生杨士法、、蓝启新、肖芳洲等20余人，在中共党员杨士法带领下随国民党第五战区山东第二游击司令部刘振东部来到临沂，与丁梦孙取得联系。4月，杨士法等脱离刘振东部，回到临沂三重一带帮助组建青年救国团。6月，杨士法去山东省委汇报工作回来后，根据省委指示组建了临沂县委，杨士法任书记，蓝启新、肖芳洲为委员。
1937年8月，抗战前的共产党员渠玉柏、李乐平先后于济南、苏州获释出狱，返回故乡滕县，与滕县地下党员李景黄、刘炳文、王右池等取得联系，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0月27日，李乐平、王右池等在庄里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滕县农民抗日协会”，李子成为会长。11月，滕县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派张学周去泰安，通过燕遇明找到共产党员夏辅仁、张北华，与中共山东省委取得联系。12月9日，山东省委派王见新(孙俊才）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滕县，了解滕县党组织的情况和传达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及省委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旋即返回泰安。24日，王见新再次抵达滕县，并根据省委的指示留滕工作，遂与滕县党组织负责人一起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举办农民抗日训练班，创建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4月，王见新与郭子化、张光中取得联系。随即，郭子化到滕县善梱检阅了滕县抗日武装，并帮助建立了中共滕县特支，王见新任书记，李乐平、王右池分别任组织和宣传委员。中共滕县特支归属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
第三节以徐州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及抗日救亡运动抗曰战争爆发后，在侵华日军的严重威协和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战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建议，于9月23日宣告正式成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大力开展以徐州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及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前提条件。
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中共中央即派彭雪楓赴徐州做李的工作。李宗仁当时对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同情和支持的一面。在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曰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李宗仁到徐州便发布了《约法七章》，主要内容是：坚持抗战，肃清汉奸，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允许民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11月底，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李宗仁任主任，聘请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和苏鲁皖三省知名人士担任委员，特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以社会名流身份参加动委会，担任委员，铜山工委书记郭影秋担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总动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战勤部，各部部长由李宗仁委派。
从1937年11月特委机关迁入徐州，至1938年5月徐州沦陷，特委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发动群众全面抗战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推进抗日救亡工作。
首先是加强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当时特委书记郭子化虽以社会名流身份被聘为总动员委员会委员，但在徐州地区的上层人物中，他又是众所周知的“老共产党”。因其原是徐州七师的学生，徐州地区和各县有许多头面人物是他的同学、熟人。他充分利用这些关系，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其中的大多数人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如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组织部长夏次叔，青年训练班的班主任雷宾南，徐州专员、动委会战勤部长李明扬，临沂专员张里元，国民党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铜山县县长曹寅甫等，他们都拥护支持共产党合作抗战的主张，支持总动委会的工作，郭子化、郭影秋还通过刘汉川、李明扬等，多次直接与李宗仁交谈，介绍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促其与共产党合作抗战。
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鲁南地区的统战工作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山东第三区（临沂）专员张里元。张里元系国民党CC派。1937年之后，CC派在山东被复兴社排挤，仅剩下一二个专员。王少陵是山东CC派头目，于是，王请郭子化在第五战区帮张里元说话，并提出只要保住张里元这个专员的位子，我王某让张里元听你的。”郭子化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张里元掌权比反动的复兴社分子掌权有利，便答应了王少陵的请求。张里元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感激，便专程派车去徐州，邀请郭子化到临沂商谈国共合作问题。郭子化以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委员、共产党员的身份驱车到达临沂后，受到张里元的盛情款待。宴会上，张里元和郭子化分别讲了话。郭子化在讲话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救国方针政策，使张里元及其所属军政官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郭子化通过同张里元几天的交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张里元表示愿意接受统战政策，从而促进了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与张里元部在鲁南地区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
其次是利用各级动委会，努力发展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成立后，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动委会。为了使动委会真正成为动员群众抗日的群众性组织，特委一方面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促使他们聘用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参加各级动委会工作；另一方面，利用郭影秋担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这一有利条件，先后向各县动委会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有的还担任了动委会的领导职务。当时第五战区四省结合部20多个县的动委会指导员，绝大部分由共产党员或倾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担任，他们具体负责动委会的实际工作。因此各级动委会实际上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半政权性质的抗日群众团体。
再次，特委充分利用总动委会这一组织首先公布了各级动委会的组织条例，这个条例是由郭影秋、刘文起草，总动委会通过的。按照这个条例，各级动委会是动员民众抗日的领导机构，应动员民众抗日，组织民众抗日团体，武装工人、农民，肃清汉奸。1937年12月，“第五战区职工抗日联合会”成立，共产党员徐致雨当选为主任，以后津浦、陇海铁路徐州段及枣庄、贾汪、烈山三个煤矿的职工抗日联合会也相继成立。1938年2月，总动委会组织部召开了青年代表会，建立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共产党员刘剑当选为常务委员，共产党员唐秉光、周南、狄庆楼、李锐分任组织部长、秘书长、宣传部长、训练部长。之后，第五战区各界相继建立了青救团，万余名青年踊跃参加。这些青救团员后来多数成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此后，全区性的“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儿童救国团”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遍及四省边区各县。据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组织部的统计，当时各种民众救亡团体总计1518个，约36万会员。
另外，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还以总动委会的名义在徐州举办了第五战区抗敌青年训练班。1937年底至1犯8年初，大批沦陷区青年学生流亡到徐州，他们纷纷要求加入抗日行列。郭子化等人积级向李宗仁建议，招募这批青年学生举办抗敌训练班，李宗仁采纳了郭子化的建议。于是，第一期第五战区抗敌青年训练班在徐州中山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爱国人士雷宾南出任教育长，郭子化选派了共产党员郭影秋、陈筹、匡亚明等任政治教官。这次训练班参训青年300余人。经过两个月的短期集训，进一步提高了抗日觉悟，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结业后，由总动委组织部把这批进步青年编成十几个工作团，派往各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全国沦陷地区不断增加，到徐州的流亡学生亦越来越多，第二期抗敌青年训练班学员已达5000余人。这时，训练班更名为抗敌青年军团，划分为政治、军事、女子和艺术4个大队。匡亚明、张百川、臧克家等知名人士出任政治教官。该团培训了大批的抗曰青年骨干，同时也为共产党造就了大批人才，使许多爱国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骨干。
按照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部署，以总动委会名义，枣庄矿区、沛县、滕县等处，都举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参训人员不仅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人员，也有国民党地方游击队人员。政治和军事教官多系特委派出的共产党员，所以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作为必修课,使数千名参训青年受到了抗日爱国教育，推动了各地抗日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
在鲁南地区，青年救国团组织发展最普遍的是邳县和临郯两地。1938年3月，邳县栗培元经郭子化介绍，与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组织总干事、共产党员郭影秋，职工部总干事、共产党员刘剑取得联系，并向郭影秋、刘剑汇报了在邳县筹建青救团的情况，郭、刘二人给予热情的支持。栗培元按照边区特委和总动委会的部署，在事先已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召集邳县爱国青年在邳城黉庙高级小学礼堂成立了邳县青年救国团县团部，栗培元任常务委员。由于栗培元、武广春等人积极工作，青救团成员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在临郯地区，从1937年冬至1938年春，丁梦孙、郑仃云、毕翠英、李占武、唐涛等和杨士法、蓝启新、肖芳洲等先后在三重、南头、宋庄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建临郯青年救国团，到1938年5月在临沂丁庄成立县团部时，西至兰陵、兴明，南至马头、长城，东至褚墩、庄坞、层山，北至小陵，方园百余里内，几乎村村都建立了青救团，并一直发展到莒县、赣榆、东海等县，达到50多个分团，数万名团员。为此，还相继设立了庄坞、长城、兰陵、马头、道桥和沂东6个区团部。县团部还先后在三重、南头、涌泉举办了7期青年干部训练班，为临郯地区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因此临郯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另外，七七事变后，在临郯苍（山）地区还有一些苍山暴动失败后转移到外地隐蔽还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纷纷回乡主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东白山的共产党员宋宜安在长新桥一带通过老农协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宋庄的沈林甫、北哨的朱次彭等邀请郯城、马头的齐克、齐占云、焦矗山，纸坊的王献廷，小城东的杨月扬，小陵的赵叙五等，于1937年9月在北哨小学开会，成立了“临郯民族解放促进会”，推举朱次彭为主任，王献廷、沈林甫为副主任，其他为委员。会后他们分别回本地组建抗日武装。1938年2月，临郯民族解放促进会改为临郯青救国第四分团。
抗日战争初期，鲁南地区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也比较活跃。1937年9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省队部派靳怀刚、李立知等5人到故乡邹县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先后发展了10余名民先队员。同年12月，常诚受民先山东省队部的派遣抵达邹县东部的桃花哨一带，与中共邹县县委派遣的石子明等人先后发展了10余名民先队员。与此同时，在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的共产党员安波、张秀千、孙济云等以讲习所的学生为主建立了民先费县队部。同年10月，中共党员董少白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临沂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先后介绍傅伯达、朱继箴、王子通、傅承光、傅国平、李少周、赵丹忱等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于翌年春在涌泉（现属苍山县）建立民先总队部。同月，中共鲁南中心县委建立后，派中心县委委员李微冬在枣庄矿区组织了“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和“民先枣庄队部”，李微冬任总负责人。同年12月，由李作森任民先枣庄区队队长，队员有20余人。1938年1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临沂总队部在临沂城里陈大飞家成立，共产党员苏迎辉任总队长，汪洋任军事部长，丁梦孙任组织部长，崔介、谢辉、赵昭、韩去非等都参加领导，民先组织有了发展。活跃在各地的民先队在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在徐州地区迅速形成，主要是这一地区党的基础较好，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另外各地来徐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艺术团体和著名抗曰爱国人士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甲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北平移动剧团、上海歌咏队、上海话剧演出二队、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等团体，都曾相继来到第五战区活动。不少团体中有共产党的组织、党员和进步人士，如电影演员张瑞芳、金山、王莹,音乐家冼星海，共产党员荣高棠、杨易辰、张震寰、武衡等。另外还有一些社会名流，如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张金铎、梁漱溟等也先后来徐。这些团体和名流来徐后都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及其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里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取得了联系，积极开展演出、讲演活动，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战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是否发动民众全面抗战。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适合于本地区特点的方针、政策，既坚持了革命的原则性，又注意了策略的灵活性，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矛盾，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特委书记郭子化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对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抗战初期，代表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对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缺乏诚意，坚持独裁统治，执行一套片面的抗战路线。以李宗仁为代表的第五战区国民党上层人物与蒋介石之间有矛盾。李宗仁是广西地方实力派，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方针是能兼并的兼并，能削弱的削弱，以达到巩固其独裁统治的目的。各地实力派则力争自保并尽力扩大其势力范围，李宗仁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愿与共产党合作。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共产党组织发起了“保卫徐州宣传周”的活动，领导各抗日文化宣传团体和中小学师生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厂矿，奔赴前线，大力开展宣传、演出活动，鼓励将士奋勇杀敌；并且发动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支援前线；还发动各抗日救亡团体搞募捐，慰劳前线将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积极开展游击战、破袭战，配合国民党的正面作战，充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的威力。
第四节鲁南各地人民抗日武装配合正面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在日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侵，国民党韩复榘部溃逃，鲁南面临危急的情况下，鲁南各地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 “武装民众全面抗战”的号召，分别按照中共山东省委、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部署，发动领导了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日的烽火立即在微山湖畔、鲁南山区、运河两岸熊熊燃烧起来。富有革命传统，不愿做亡国奴的鲁南儿女，抱着向往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心情，怀着对日军的血海深仇，踊跃投入抗日的洪流，揭开了鲁南人民武装抗击日军历史的新篇章。
一、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黄口扩大会议组建人民抗日武装的决定，特委委员兼沛县县委书记张光中，以县委早在1935年就建立的一支地下游击队为基础，吸收部分青年学生、农民，于1937年11月组织起一支五六十人的抗日武装。这时，中共西北特支和边区特委分别从西安、徐州派来了部分红军干部和青年救国团团员，协助沛县县委发展人民抗日武装。
同年11月，夏镇（原属沛县七区、滕县八区）战前的共产党员郑安良（又名郑一鸣）、张运海（现名张新华）利用国民党区长白赤霞组织夏镇保家自卫团的机会，打入其内部，使自卫团成为共产党掌握的抗日群众武装。同时，共产党员王志成变卖家产、渔船，购买枪支，在夏镇南庄一带组织渔民抗日自卫团。1938年3月，日军炮击夏镇，形势危急，张运海、郑安良和王志成分别带领夏镇和南庄的武装转移到湖西沛县宋庄，与张光中领导的沛县武装汇合，共100余人。
3月初，郭子化、张光中通过统一战线关系，从国民党徐州专员兼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处取得“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李明扬委任张光中为队长。边区特委利用这一名义，公开在沛县、滕县、峄县等地发展人民抗日武装。
3月中旬，人民抗日义勇队在沛县宋庄正式成立之后，为配合台儿庄战役，张光中率部跨湖东渡，3次袭击津浦铁路沿线的日军。第一次夜袭临城日军兵营，毙敌多人，缴获小炮一门、轻机枪一挺、步枪多支；第二次夜袭临城，火烧临城火车站，破坏铁路一段；第三次，在官桥南边的铁路上痛击日军骑兵巡逻队，毙敌6人，义勇队无一伤亡。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义勇队迅速发展壮大。李明扬对义勇队英勇作战深为佩服，大加赞赏。
5月17日，在沛县沦陷前一天，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除留下少部分队员由苗宗藩、郝中士、肖继周（肖平）等人带领坚持当地的游击战外，其余大部由张光中、谢文秀率领乘船过微山湖，到达滕县沙沟镇北面的黎墟村，同褚思沛、褚耀斌、褚子方组织的30余人的抗日武装会合，然后北进，到达滕（县）峄（县）边界的南塘一带，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调集的峄县、滕县等地的抗日武装汇合。
二、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由三部分组成，即朱道南、刘景镇等领导的“鲁南抗日自卫团”，郭致远、褚雅青等领导的大北庄抗日武装及李浩然等领导的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武装。
1937年9月，共产党员朱道南利用峄县二区联庄会组织，发动数百名群众，由朱玉相、刘景镇等率领举行了邹坞乡农学校暴动，将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反动校长王效卿击毙，缴获步枪几十支，随即建立了“鲁南抗日自卫团”。全团有100余人、60多支枪。10月间，朱道南与住枣庄的中共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取得联系，从此，这支武装在鲁南中心县委领导下开展活动。之后，枣庄矿区一部分青年相继参加，自卫团有了新的发展。11月，因自卫团供给发生困难，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同意，暂编入由滕文中学校长杨士元（曾为阎锡山部师长）成立的“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但仍保持自已的独立体制，受鲁南中心县委领导。1938年3月16日，日军进犯滕县，自卫团在邹县城前村配合国民党守军作战。尔后，根据鲁南中心县委的指示，朱道南、刘景镇率自卫团与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一起向鲁南山区转移。
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是由住沪四川籍部分爱国青年于七七事变后组建而成，1938年2月12日，共产党员李浩然和服务团负责人田托夫、易野原，率团员30余人来到枣庄矿区进行抗曰宣传活动。不久，与鲁南中心县委取得联系，配合协助县委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赴前线慰问在滕县作战的川军将士。3月20日，在枣庄北部山区与鲁南抗日自卫团汇合，于3月底到达峄县墓山一带，与大北庄抗日武装汇合。
1938年3月18日，枣庄和峄县城相继被日军占领，峄县北部山区大北庄一带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共产党员郭致远原受特委派遣以峄县联庄会军政教官的身份做梁继箴部的统战工作，又以武装群众、保卫山区的名义向国民党四十军军械处长要来57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武装了部分党员、群众和由枣庄进入山区的工人、学生。他与共产党员褚雅青、邱焕文、丛衍瑞一起，拉起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抗日武装。
鲁南抗日自卫团、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及大北庄抗日武装于3月底在墓山汇合后，遵照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指示，在鲁南中心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合编为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朱玉相任大队长，纪华任教导员，刘景镇、李浩然、郭致远任副大队长，张鸿仪任副教导员。全队共200余人，编为4个中队。4月，为配合徐州会战，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在甘霖袭击日军运输队，毙敌数人，缴获战马两匹、指挥刀两把及弹药、物资一部；5月，击溃向义勇队挑衅的国民党地方顽军马卫民部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生俘马卫民。
三、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1938年1月中旬，王见新、王右池、李乐平等在滕县善堳创办了“农民抗日训练班”。在开学典礼会议上，王见新、李乐平讲了话，阐明了举办训练班的意义、宗旨和要求。政治教育课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央洛川会议文件；军事课以游击战术为主。军事训练所用的武器多是利用关系暂借的。每期7至10天，学员40至100余人不等。所用经费和粮食多靠募捐。后来孙仲起从第五战区游击司令部以民运指导部的名义领来500元钱，亦用作活动经费。
农民抗日训练班办完第三期，日军已逼近邹滕交界的两下店。这时滕县党组织因与山东省委失掉联系，1938年2月由王见新到徐州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接上关系，特委派八路军随营学校军事教官于公和党的干部于化琪赴滕，任训练班军事和政治教员。
1938年3月17日，滕县农民抗日训练班刚办完第五期时，滕县城被日军侵占。王见新等人以训练班骨干为基础拉起四五十人的武装，命名为“农民抗日救国军”，推举于公为指挥，王见新任政治指导员。4月，王到沛县宋庄向郭子化和张光中汇报了滕县抗曰武装的组建情况。特委书记郭子化随王到善垌亲自检阅了部队，并协助滕县组建了中共滕县特别支部。这时，农民抗日救国军已发展到70多人，易名为“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于公任队长，渠玉柏任指导员。
4月，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滕县岗头山附近的公路上伏击日本侵略军汽车队，用土造手榴弹和步枪击毁敌汽车一辆，击毙曰军3人。待日军集中力量反扑时，他们已安全转移。尔后，又在东峭村围歼了反动地主武装韩登丰部，在东沙河全歼土顽孙永生部。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与敌顽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鼓舞了斗志，激发了抗日热情，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许多青年农民积极报名参军。有些过去参加道会门武装的青年受到教育后，也转到人民抗日武装行列中来了。1938年5月下旬，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已发展到120余人。四、费县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七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费县上冶乡乡长、共产党员朱志诚按照原中共临郯县委主要领导成员马叙卿关于建立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利用在社会上的威望，积极活动于费县上冶、朱田、梁邱等地，运用原农民协会的关系及“家里”等帮会组织，很快在费城北荣和庄组织起了200余人、百余支枪的农民抗日武装。此后，在马叙卿和朱志诚的号召下，朱开芳在朱田乡、李家贤在梁邱乡、肖秀峰在上冶乡等，都组织、发动了一批农民武装。共产党员李祖恩、李堂彬等人，在中共费县工委书记安波的支持下，在费城西部也组织了一批青年参加了朱志诚领导的武装。
1937年9月，马叙卿与活动在泗水一带的原曲师学生、中共党员管戈、周蓝田等人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帮助费县，待时机成熟，发动费城武装起义。
同年10月，马叙卿、朱志诚等人领导的费县人民抗日起义武装已达数百人（实际能随时调动的百余人）。为统一领导，马叙卿、朱志诚先后在费北荣和庄和费西朱家庄等地，召开了各地武装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师”，推荐朱志诚为师长，马叙卿为政委，同时制定了起义的宣传纲领、文件和传单。会后，马叙卿再次与泗水县的共产党员管戈取得联系，说明了费县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并请管戈出任费县抗日武装政治部主任。管戈表示同意参加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并一面派人前去费县联系，一面报告中共鲁中工委负责人孙汉卿。与此同时，中共费县工委书记安波了解到费县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后，也立即派人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派交通员刘莱夫通知费县党组织要因势利导，待机行动，不要操之过急。
同年11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和鲁中工委的指示尚未传达到费县之前，马叙卿、朱志诚领导的费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便爆发了，攻进了县城，挟持了国民党费县县长陆鼎吉，要求他支持组建抗日义勇军，交出县政府所收的数万元的契税、黄河捐款作为抗曰经费。不多时，监狱和仓库也被起义人员打开，县政府内外一片混乱，当天下午4时，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派兵协助费县警备大队镇压了起义队伍，百余人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共产党员朱志诚、李祖恩、李堂彬等47人惨遭杀害，费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失败，尚未正式建立起来的费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七师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了下去。
费县人民抗日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共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起义虽系共产党员组织发动的，但是在未正式取得上级党组织同意即进行了矛头针对国民党政权的起义活动，这在国共合作抗H统一战线确定之后，再搞反对国民党的起义就不适当了。再就是时机不对头，R军尚未侵占费县，国民党费县政权尚未垮台，应促使国民党旧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联合抗战。费县人民起义武装虽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但它唤起了费县人民抗日斗争热忱，对费县后来的抗日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七七事变后.滕县沙沟曙光小学校长董一博（原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其胞兄董尧卿（曾任东北军炮兵旅长，后闲居在家）主动与阎锡山部原师长、滕文中学校长杨士元及曾任过福建镇守使的孔昭同联络，共商筹建武装进行抗击日军的大事，并达成协议。
1937年10月，杨土元、孔昭同、董尧卿等到济南从韩复榘那里领了番号并经第五战区批准，称“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委任杨士元为司令，孔昭同、谭松艇为副司令，谭兼参谋长。司令部下设政训处、参谋处、军需处和招编处。司令部及各处全部由滕县转移至枣庄，孔昭同带领部分卫兵驻滕县。孔昭同为组军抗敌，变卖了所有土地和家产，还身披“抗日保国”彩带遍游城乡，搞募捐，招兵员，很快便在滕县城建立了百余人的武装。在枣庄，杨士元、朱景韩带领的滕文中学200余名学生参加了自卫军，又招募了部分工人、农民和市民。同年11月，朱道南等领导的鲁南抗日自卫团编入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经二三个月的扩军，该部编为3个旅、1个特务营。董尧卿被委任为第二旅旅长。
在枣庄扩军之时，董一博、董尧卿找到中共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等人，汇报了组建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的情况，并分别提出恢复党籍和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后经报请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批准，董氏兄弟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边区特委和鲁南中心县委为争取和改造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派共产党员纪华、梁度世、李作森、许在廉、李又远等和进步青年共20多人去自卫军政训处工作。纪华被任命为政训处副主任，纪华在朱道南、董一博、董尧卿等人的支持和配合下，团结了大批爱国青年，实际掌握了政训处的领导权。
1938年3月中旬，日军兵临滕县，形势危急，杨士元思想动摇，暗中与国民党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联系，欲将鲁南抗敌自卫军编入四十军序列。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闻讯后立即命令朱道南、纪华等去滕县将原峄县抗日自卫团及政训处人员调回，脱离杨士元部，连夜返回枣庄。
3月17日，滕县城沦陷，杨士元率原滕文中学学生为主体的部分部队撤往徐州，后又逃往大后方。至此，鲁南抗敌自卫军解体。在日军进攻滕县时，孔昭同的儿子宪尧、宪纲遭飞机轰炸而遇难。滕县沦陷，自卫军解体，老年丧子，并没有使孔昭同灰心丧气，反而激起了他的国恨家仇，他率领部分武装转移到邹滕边，发展武装，重整旗鼓，进行抗日。董氏兄弟率少数武装返回故乡沙沟一带积极开展扩军抗日活动，不久部队发展到300余人，活动于峄西、滕南一带，多次打击日军。六、临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常备队1937年8月，国民党临沂地区专员张里元为扩充实力主动邀请临沂大炉（现属苍山县）爱国士绅万春圃到临沂城商议建立联庄会问题。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统一战线、建立合法的抗日武装的极好机会，便派郭致远陪同前往，与张里元共同商定建立联庄会及其武装。随后，特委派李微冬、李韶九、郭致远、刘清如、万国华等人，协助万春圃进行筹建工作。11月10日，临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在临沂县尚岩沟西村开明士绅陈玉山家举行第一次会议，张里元亲自出席，会议决定成立四县边区联庄会。万春圃任会长兼临沂分会会长，禚晓峰任郯城分会会长，李以锦任费县分会会长，田瑶峰任峄县分会会长。联庄会下设办事处，由国民党第三专署秘书李同伟任主任，地方上层人物宋鲁泉任副主任，办公地点设在陈玉山家。办事处设有一支50余人的武装常备队，由共产党员万国华（万春圃之子）、刘清如分任正副队长。费县高桥、临沂大炉、峄县大吕巷及郯城也都先后建立联庄会常备队，每队40人，加上办事处常备队共计200人。在各县联庄会和常备队中，特委均派有党员干部开展工作，使联庄会武装直接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为解决联庄会常备队的武器装备、给养等问题，万春圃捐献出自家的枪支、粮食和猪羊，还动员尚岩村爱国乡绅陈玉山献出5万斤小麦。万春圃亲自带领常备队打扫战场，收集到一门迫击炮、4挺机枪、50余支捷克式步枪、100余箱子弹和手榴弹，装备了常备队。
1938年4月，四县边联常备队已发展到300余人，武器弹药配备充足，在万国华、刘清如率领下，活动于抱犊崮山区的车辋一带。同年5月，兰陵爱国人士孙立臣、鲁城的王汉农、万村的李伯方等，各率一部分武装投奔边联办事处。为统一领导，边区特委和鲁南中心县委将办事处常备队整理扩编为一个教导大队，共产党员、办事处政治部主任郑华光任大队长，岳杰任副大队长。教导大队下辖4个中队、1个大炮队、1个警卫连。不久，又将边联办事处所辖的各地常备队编为3个大队：一大队以办事处直属常备队为基础组建，万国华任大队长；二大队由共产党员宋宜安、杜季伟、王墨山等人所争取的长新桥开明地主宋云石的武装组建而成，宋云石任大队长；三大队由刘清如率领的原教导大队三中队扩编而成，刘清如任大队长。
七、 临郯青年救国团抗日义勇队1938年6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持委决定对中共临郯县委进行改组，派第五战区青年救国总团常务委员刘剑任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韩去非调出做统战工作。改组后的临郯县委主要抓r以下四项工作：一是继续抓好训练班工作，培养抗日干部；二是组织群众，发展抗日武装；三是对共产党员进行审查；四是发展一批新党员。同时决定，由县委军事部长、临郯青救团训练班军事教员（红军干部）石世良对临沂神山乡小屯一带临郯胄救团一分团所组建的1〇〇余人武装进行整顿训练和扩编，经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批准，部队番号为“临郯青救团抗日义勇队”，石世良任大队长。部队创建初期，隶属临郯县委领导。为支持这支新生的人民抗日武装，县委号召临郯各地基层党组织从人力和物力上积极支援义勇队。重沟、老屯党组织还选派了许多优秀青年带着自己的枪支参加了部队。因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队伍发展到200人。小屯党支部书记陈信亭把自己的两支短枪、几支步枪和一一挺机枪送给了部队。同年10月，临郯青救团抗日义勇队奉命编入鲁南抗日义勇总队。
八、 兰陵国民抗敌义勇军1937年8月上旬，临沂三乡师共产党员赵昭和进步教师杨只晨（杨文田），在临沂兰陵（今属苍山县）北大寺组织起一支以农民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口武装，到9月，发展到150余人，番号为 “兰陵国民抗敌义勇军”，赵昭、杨只晨为负责人。10月，国民党兰陵乡农学校校长管华三盗用山东第三区专署（临沂专署）的名义. 以“破坏政府统一”等罪名，强令义勇军解散，并不准各村供给给养。杨只晨及其胞兄杨景田毁家纾难，卖地买枪、捐粮。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带粮参加抗战，保证了部队的供应。
同年12月，根据临沂党组织的指示，为防被地方实力派吞并. 暂时接受国民党山东第三区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部所属的游击大队番号。1938年3月，张里元为充实力，又将该部调往临沂，编为第三区专署保安司令部独立营第四连，赵昭任连长。此时，杨只晨奉调去延安。3月上旬，独立营离开临沂北上到达蒙阴县鲁村.在张岗、汪洋、崔介、赵昭、谢辉、阎超等人带领下，驱逐了营长戴星三，宣布独立营脱离张里元部，加入八路军。随后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三团，在山东省委和四支队直接领导指挥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九、邳县青年救国团抗日义勇队1938年5月，邳县青年救国团在土山镇关帝庙召开大会•成立邳县青年救国团抗日义勇队，到会200多人。青救团负责人栗培元、武广春、吴云培等分别作了关于义勇队组建经过和政治任务的报告。邳县知名人士夏慕尧、杲益斋等到会讲了话。义勇队共80余人枪，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以青救团名义出现的抗日武装。邳县青救团及义勇队在台儿庄会战期间，曾组织担架队、救护队支援中国军队抗击日军，此后又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十、邹县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1937年11月，中共邹县县委成立之后，中共山东省委派张若林、王见新先后来邹县，帮助发动建立抗日武装。12月中旬，县委在邹西南亢埠、冯家庄一带发动组织的武装，在南亢埠乡农学校汇集，宣布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鲁南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200余人、长短枪近100支，冯起任总队长，彭建华兼政治部主任，步云亭任副总队长，总队下设3个中队。为加强对不脱产的群众武装领导，同时成立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冯起任总团长，彭建华兼任政治委员，步云亭任副总团长。两个月后，自卫团发展到2〇〇〇余人，其中抗日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拥有长短枪200余支。1938年3月3日，冯起、步云亭率领部分游击队员配合川军邓锡侯部袭击了驻守两下店的日军，扩大了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影响。同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秦启荣在邹（县）东田黄一带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秦自任司令。为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邹县抗日武装，秦派特务打入游击队内部，挑拨红枪会与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关系，又指使其兄秦启梅潜至邹西拉拢收买地主武装、无极道头领，勾结国民党山东省侦察队刘跃亭部，以谈判为名，于3月8日将冯起骗至荆家集扣押。9日凌晨，侦察队伙同当地反动地主武装，向驻南亢埠的邹县县委机关和游击队总部发动突然袭击。县委书记彭建华和一部分游击队队员当场牺牲，步云亭、王文清等率部30余人突围。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损失。4月，冯起获释后，与步云亭、韩维密、王文清、丁平等重新集结旧部，不久部队又恢复发展到400余人枪。
第五节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及其重要意义1938年春，日军为了打通津浦铁路、连贯华北与华中战场，以其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各一部，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企图消灭国民党第五战区主力，然后再图西进，攻占郑州、武汉。2月中旬，南进至山东邹县地区的敌华北方面军第二军之第十师团（矶谷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同时，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由潍县、高密经诸城、莒县，向临沂进攻。第十、第五两师团相互策应，齐头并进，企图会师台儿庄，打开进入徐州的门户。
徐州是连接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的重要交通枢纽，是华北通往华中、华南的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军队控制徐州，不但可以隔绝华北、华中之敌，而且可以保持陇海铁路，将日军阻于津浦铁路以东，确保郑州与平汉铁路的安全。徐州同时也是武汉的屏障，倘若徐州失守，武汉则受威胁。当时国民党政府军政机关都已迁到武汉，所以据守徐州至关重要。而徐州东北的门户便是台儿庄。台儿庄在徐州东北50公里处，原是山东峄县的一个镇，位于津浦线台枣支线及台潍公路的交汇点，大运河从镇南流过。若占领台儿庄，越过运河，南去徐州便无险可守。所以南侵的日军要占领徐州，就得首先占领台儿庄；中国军队要保卫徐州，必先保卫台儿庄。因此，中日双方在台儿庄必然会发生一场规模巨大的会战。
一、临沂阻击战台儿庄会战首先在临沂、滕县拉开序幕。
1938年3月3日，日军第五师团之第二十一旅团（坂本旅团）向驻守临沂的国民党第三军团庞炳勋部发起攻击。庞部凭借沂河与敌苦战数周，损失颇巨，弹药匮乏，临沂形势危急。庞炳勋向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发电告急，请求派部增援。3月12日下午，李宗仁调遣国民党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星夜兼程到达临沂。14日凌晨4时，张部绕敌背后，与庞部同时出击，激战至18日将敌击退,共歼敌3000余人。
因五十九军伤亡太大，奉命转移至费县休整。3月22日，庞炳勛部配属张自忠部一个旅迅速扫除临沂北部汤头附近之敌后，以一部向莒县方向追击，主力则集结于汤头附近，并对沂水、蒙阴方面实行警戒。
23日，日军增援部队4000余人，会同莒县、汤头之残敌，猛烈向庞部阵地反攻。庞部应战不支，被迫退守临沂城东桃园、黄山一带防守。因连日激战，庞部将士十分疲惫，且伤亡甚重，庞炳勋再次告急。
24日，张自忠部由费县回师临沂，张、庞两部合力与敌激战至29日。这时，第五战区派驻海州的第五十七军王肇治旅赴临沂增援，汤恩伯部骑兵团亦来临沂参战。30日，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猛烈出击，敌损失颇巨，向北退却。当日晚，由于台儿庄方面敌军战况吃紧，坂本旅团主力两个步兵联队和1个野炮兵联由临沂匆忙驰援台儿庄，仅留一个联队步兵和少数炮兵在临沂，与张、庞两军对峙。至此，临沂阻击战胜利结束。
临沂之战，中国方面以装备极差的所谓“杂牌部队’’击退了装备精良、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的坂本旅团，先后共毙伤敌5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迫使矶谷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为中国军队围歼该部创造了条件。
二、滕县保卫战日军板垣师团侵犯临沂的同时，矶谷师团于3月14日拂晓自邹县发起攻击，攻下两下店。15日晚围困滕县城。驻守滕县的中国军队为川军第四十一军孙震部，辖一•二二、一二四两个师。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驻守滕县城；一二四师师长由孙震兼任，副师长税梯青于城外策应，一二二师第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为城防司令。共有兵力7000余人。日军方面调集第十师团、第一•〇六师团和第一 〇八师团的一部分约三四万人，统由第丨师团矶谷廉介指挥。拥有大炮70余门，坦克四五十辆，作战飞机四五十架。3月16日黎明时分，日军首先向驻守在滕县以北界河的第四十五军陈鼎勋部一二三、一二七师发起进攻。上午8点，日军炮火猛轰滕县城，同时以12架飞机进行扫射、轰炸。日军借炮火掩护进攻东关。到晚上8点，中国守城部队连续打退日军6次进攻。17日上午6点，日军又以五六十门山野炮和20余架飞机轰炸滕县城，全城一片火海，遍地皆成焦土。随即，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在坦克车的掩护下向城内发起冲锋。中国守军拼死阻击，日军数次入城皆被歼灭或击退，日军攻势受挫，中午12点停止进攻。下午2点，日军再次以二三十架飞机配合榴弹重炮集中轰炸南关、东关，城墙几乎被夷为平地，守军伤亡惨重。一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路口指挥战斗，将上们拼死阻击，但终因伤亡过多，弹尽援绝，至下午5点，南门、西门和东关相继陷落。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参谋长邹慕陶等同时捐躯。守城将士在主帅阵亡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直至18日中午，滕县城落入日军之手。中国守城官兵全部殉难。
滕县之战，中国军队以/〇〇〇之兵对付日军数万之众，日军且有飞机、大炮等精良装备，仅16、17两日.滕县城就落下炮弹3万余发，中国军队坚守三昼夜，死伤自师长王铭章以下5000余人。日军死伤3000余人。中国军队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止日军南下，延缓了日军南侵台儿庄的日期，为调集部队守」i台儿庄的战略部署赢得了时间。
三、台儿庄大战当滕县城守军告急之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命令第二七军团汤恩伯部前往增援。3月16H汤部先头部队八十一军王仲廉部抵达南沙河、官桥一带便与日军遭遇。俟军总部抵达临城，滕县城已经陷落。李宗仁遂命其且战且退至峄县东北抱犊崮山区设防。命原第一战区驻河南许昌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星夜急行军到台儿庄布防。以便乘日军占领滕县以后的骄狂之际，诱其深入，而后以孙、汤二部内外合击之。部署既定，日军果于3月20日自滕大举南下。矶谷师团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呼应，也不待板垣师团会师，舍中方汤恩伯军团而不顾，尽所有兵力，循津浦路临枣支线直扑旮儿庄。日军兵力4万人，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百余门，以大批飞机助战，陆续向台儿庄外围集结。中国方面参战部队有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等共25个师，约25万人，逾日军数倍，唯武器装备较差。
3月24口凌晨，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台儿庄防御工事，随后步兵以坦克为前导，先后占领南洛、刘家湖，向台儿庄步步进逼。自27日起，每天落入台儿庄阵地六七千发炮弹。中国军队在无坦克和平射炮的情况下，与日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使日军的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台儿庄一带民宅多为石头建筑，守军据房屋为堡垒，至死不退。日军猛攻三昼夜，占领了台儿庄围寨的东北角，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至此，中国守军已伤亡过半，渐有不支之势。27日，日军继续向台儿庄增兵，以1〇余门重炮集中摧毁台儿庄外围工事，随后以步兵700余人向台儿庄内紧缩。双方在台儿庄围寨内展开拉锯战。战斗持续到4月3日，中国方面第二集团军的将士伤亡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阵地已为日军占领。台儿庄防守指挥官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认为，如此下去，必致全军覆没，遂向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请求将余部暂撤退到运河南岸。孙总司令电话请示李宗仁司令长官，李宗仁深知台儿庄之危，即令外围 .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迅速南下夹击日军。之后，汤军团仍在抱犊崮东北姑婆山区迟迟不进。最后，李宗仁训诫汤恩伯军团长，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同时，电话命令孙连仲总司令：“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举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有违抗，当军法从事。”并悬赏10万元，命其立刻组织一支敢死队于夜间向日军阵地实施偷袭。孙连仲遂命池峰城师长：“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去运河者杀无赦！”此时，台儿庄阵地仅剩一角，池峰城决心背水一战，遂命拆除运河木桥，以绝后路。为整饬军纪，孙连仲总司令将作战不力的右翼旅长侯旬麟撤职，交军法审处，将临阵退却的左翼某营长毙于阵前。挑选数百名精悍士兵组成敢死队，于夜间越墙突袭日军。时值第五战区战车防御炮连赶到，连夜炮击日军阵地。敢死队冲入日军宿营地，持刀砍杀。日军血战数日，又精疲力竭，不料中国守军竟乘夜出击，遂仓皇应战，乱作一团。数日来为日军占领的台儿庄阵地，又被中国军队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日军死伤无数，退守北门。午夜以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随员若干，搭车至台儿庄郊外亲自指挥对日军的歼灭战。黎明时分，台儿庄北面炮声隆隆，汤恩伯军团已于日军背后出现。日军撤退不及，陷入重围。
日军在3月23日进攻台儿庄的同时，派出沂州支队从临城出发前往临沂，企图策应临沂方面的板垣师团。途经郭里集、枣庄即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日军矶谷师团此时腹背受敌而又孤立无援，官兵血战数日，已是强弩之末。4月6日深夜，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总攻。同时，日军设在枣庄的汽油库和泥沟的弹药库均被鲁南地方游击队炸毁着火。台儿庄日军在重围之下，凭据残垣断壁顽抗。中国军队士气旺盛，阻击敌人多次冲锋。战至清晨3点，日军全线溃败，矶谷师团率残兵万余突围，窜往峄县，闭城死守。至此，台儿庄会战以中国军队获全胜而告终。
台儿庄会战，包括临沂阻击战、滕县保卫战及外线迂回包围战，前后共歼灭日军1.8万余人，炸毁坦克车30余辆，缴获大炮50余门，步兵炮77门，战车40辆，轻重机枪931挺，步枪万余支。日军精锐部队板垣、矶谷师团主力大伤元气，为日本新式陆军创建以来第一次惨败。台儿庄会战也是自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但也损失兵力4万之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中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充分显示了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巨大威力。台儿庄遂成为中华民族的扬威不屈之地。
第六节徐州会战的失败及其影响台儿庄战役仅仅是徐州会战的序幕，随之而来的是日军大规模的进攻。
日军大本营从台儿庄地区作战中，发现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集中40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认为这是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大好时机，于是在1938年4月7日发出徐州会战的命令。4月17日至1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在大本营代表的参加下，在济南召开作战会议，协调与制定两军徐州会战计划，决定以7个师团约30万兵力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进攻。
日军第十师团由台儿庄突围撤退后，分路由台枣铁路支线和台枣公路向北撤退。因汤恩伯军团行动不坚决，使敌安全转移至峄县附近的獐山、九山及税郭等地，凭借有利地形固守待援。汤恩伯军团向峄县固守之敌围攻多日未克，改由税郭东北包围，与敌形成对峙之局。
临沂方面，日军第五师团残部退至临沂西南的朱陈闭寨固守。4月初，敌由青岛派兵增援临沂之敌，并再次实施攻击临沂。第五战区又调李仙洲部（九十二军）向临沂增援。但李部尚未到达，临沂已于21日失守。固守朱陈之敌乘机向向城方面进犯，汤恩伯军团和孙连仲集团军没有全力对敌，很快形成对峙状态。
4月20日前后，日军从徐州南北增兵，进攻徐州的企图曰见明显。国民党军虽感到在南北两面强敌夹击下对敌难以抗衡，但在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刺激下居然调集大量援军，增强第五战区力量。在会战开始前，第五战区部队陆续增加到60万人。这些军队大都集中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敌决战。
徐州会战从5月初开始。日军第二军以第五、第十两个师团再次向台儿庄及其两侧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到5月中旬，日军一一四师团加入峄县以南、台儿庄西侧战线，抽出第十师团经微山湖中部协同由济宁南下的第十六师团，向徐州西北侧进攻，以便切断在徐州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退路。敌华中派遣军第九、第十三师团于5月3日从津浦铁路西徐州西南方向进攻；第三师团从右翼沿宿县方向进攻。南北两个方向上的敌军，迅速形成对徐州的包围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唯恐被歼，便在5月13日开始全线退却，分路向豫南、鄂北、淮北、苏北地区转移。徐州于5月19日被日军占领。至此，徐州会战结束。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总结这次作战失败的教训时说：“此次徐州会战，我军虽四倍于敌，但主动地位已失，终于失败。我各级指挥官视敌如虎，企图消极，故战机多被逸失，此种畏敌心理，而形成的指挥官企图消极，军队战斗精神衰颓，可谓为我开战以来失败之最大原因此外，程还总结了失败的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他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而没能触及到本质。实际上蒋介石政府的片面抗战和单纯的固守防御的方针，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眼见形势不利，及时突围转移，从保存实力，避免被歼，仍不失为败中明智之举。
在徐州失守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亡国论”、“速胜论”都很嚣张。“亡国论”者强调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叫器“抗战必败”或“再战必败”，竭力主张妥协求和。“速胜论”者每当战局有利就冲昏头脑，高叫“决战”、“反攻”、“半年胜利”，“一一年胜利”。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展开徐州会战，国民政学系报纸《大公报》在社论中提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就连日军是否进攻武汉也发生疑问了，有人说：“不一定”，也有人说:“断不会”。但当徐州失陷，国民党军再次溃退，其速胜思想被事实粉碎时，即转为悲观失望的亡国论。这些论调在社会上散布，如同乌云，一时笼罩了整个天空，使广大人民摸不着方向，看不到抗战的光明前途，影响着抗战的顺利进行。
为了粉碎“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谬论，消除徐州会战失败的不利影响，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并向全国发表。
毛泽东严正地指出“亡国论”者与“速胜论”者都是错误的。他说:“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一这就是我们的结论。”①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②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第二，曰本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道多助的。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持久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提出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5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447页。久战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发展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论持久战》彻底粉碎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谬论，澄清了对于抗战认识上的混乱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鲁南抗日军民由此大大增强了敌后坚持持久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明确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
第七节共产党和人民武装支援配合台、徐会战在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期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群众团体积极支援、配合国民党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一、献计献策，参与谋划歼敌大计台儿庄战役发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从整个政治背景看，如果没有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的形成，没有第五战区较好的国共两党合作局面，很难设想有台儿庄大捷。
早在1938年2月，中共驻武汉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就当面向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的白崇禧建议：在徐州以#、济南以南的鲁南地区，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的战略战术，将日军各个击破。同时，又主动表示新四军将在津浦线南段开展游击战，配合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牵制华中日军，以便北线我军放手歼敌。白崇禧对此建议甚为赞赏，到徐州后向李宗仁作了传达。
几天后，周恩来又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张爱萍赴徐州拜会李宗仁，转达周恩来的建议，并力促李宗仁痛下决心早日歼敌。他说：“周恩来先生主张把阵地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围点打援，以优势兵力将孤出冒进之敌聚歼于鲁南地区。这一带地形比较复杂，可作伏兵之地，长官在此周密部署，胜利可期。八路军在华北可作战略配合，新四军在津浦南段配合李、廖两集团军牵制南线曰军，战区可以将主要兵力集中于鲁南作战。歼敌寇，扬国威，振民心，留青史。此其时也。良机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望长官早作英断，万勿轻失这一先机。”李宗仁连声赞好，并请张爱萍回复周恩来、叶剑英“静候捷音”。
从军事思想来说，在这次战役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游击战和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对国民党的抗战思想和战略战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宗仁和国民党部分高级将领在政府军接连失利，特别是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失败之后，也开始认识到抗战以来正面战场那种单纯的“阵地消耗战”、“被动挨打的作战方式”是造成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对共产党人的建议深以为然，基本上加以采纳。在组织指挥台儿庄战役时，李宗仁以擅长固守著称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坚守台儿庄城寨，以顽强的阵地战紧紧地咬住敌矶谷师团瀨谷支队（旅团），以在中国军队中装备比较精良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拊敌侧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另以孙桐萱第三集团军等部组成游击兵团在浦津线中段开展游击战，迟滞敌人后续部队的增援。
二、英勇出兵.歼灭、牵制大量日军1938年2月，徐州形势紧张，蒋介石赴武汉部署徐州会战时召见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问彭德怀：“八路军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来的时候派队袭击浦津线，以策应徐州会战？ ”彭德怀慨然回答：“本军为配合徐州会战，不等青纱帐起，即当派队前往。”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建议提出之后，新四军第四支队即陆续展开于安徽的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开展游击战，牵制皖中曰军，进而向皖东挺进，与李品仙第^一集团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相呼应，威胁津浦路南段。华北方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先后电令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派得力支队“向津浦线袭扰”，“配合津浦北段作战”。同年春夏间，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率八路军东进纵队，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第五支队先后到达冀南，恢复了冀南及鲁西北的十几座县城，建立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徐向前到达冀南后，朱德即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叶剑英转告蒋介石：“已派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该师所属一个旅赴东北津浦线，配合鲁南主要战线作战。现该旅已逾南宫，东进津浦行动。”一二九师专门组建了“津浦支队”，其任务就是破击津浦铁路，配合徐州作战。4月中旬，津浦支队夜袭黄河崖车站和津浦路桥，进而开辟了德州至济南间津浦路沿线的恩县、高唐、夏津、武城、禹城一带，对津浦线北段之敌构成直接威胁。据统计，台儿庄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动向日军出击，作战400余次，毙伤俘敌两万余人，击毁敌汽车500辆，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300多支，牵制10万多日军，有力配合了鲁南正面战场作战。
三、地方党大力支援，游击队密切配合在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期间，中共山东省委所属的有关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武装、抗日团体以及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所属的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抗日团体都为支援、配合台儿庄和徐州会战做了大量工作，破袭铁路、公路，袭击敌据点和运输部队，动员组织群众慰劳军队，抬担架救护伤员，运送军需物资，当向导侦察敌情等等，不但帮助各参战部队解决了具体困难，而且以其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无数动人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士气。
小清河地区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于3月13曰，一举攻克淄川县城。接着，第五军一部与淄河地方游击队在胶济、张博线的三角地带，开展破袭战，炸毁敌火车头7台、车辆上百节，破坏铁路10余里。4月，第五军一部在友军协同下，连攻济南市郊，并一度攻克王舍人庄、济南北郊和黄台车站。同时，第五军动员3000名群众，连续对胶济铁路西段展开破袭战，攻入马尚、涯庄车站；第五军第十二中队摧毁辛店车站维持会，炸毁敌火车一列。临淄抗日武装多次对淄河至益都铁路段进行破袭，炸毁敌机车一台，一度攻占淄河店车站。中共淄川矿区工委领导的游击队也频繁出击，在凤凰山附近炸毁敌军用列车，破坏了胶济线张店、辛店间的部分铁路和张博支线定南至五公里段的铁路，炸毁定南至淄川之间的三座铁路桥，致使敌一列军列坠桥下河，车上50多名曰军丧命。
在鲁西北地区，中共鲁西特委与范筑先（国民党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共同领导的抗日武装也进行了配合。3月，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侵占襥县、范县，企图抢占黄河渡口，以便渡河南下包围徐州，切断中国军队向西的退路。范筑先在共产党员袁仲贤、姚第鸿协助下，两次克复范县，并连续重创淮县之敌，牵制日军一个多联队。5月中旬，共产党员赵健民带领的第六支队特务营与第二H支队一部配合，在襥县城西十几华里处袭击日军汽车运输队，毙伤敌近百人。
共产党员张北华、远静沧等领导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成立不久，即夜袭界首火车站，用大刀砍死日军8人，击毙日军10余人。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自卫团对敌进行了一系列战斗。3月底，自卫团将泰安城南的北集坡车站附近的一段铁轨拆毁。次日拂晓，敌军一列火车到此处时翻倒，埋伏于铁路两侧高地上的自卫团战士一齐开火，毙伤押车日军20余人，并将列车焚毁，迫使日军铁路运输中断一周。接着，自卫团又抽调3个大队，转向泰安以北，炸毁万德车站附近的铁路大桥和土门一带的公路桥，并破袭了界首北段的铁路，连续枪击抢修铁路桥梁的日军，又使敌十几天不能通车。
在台儿庄战役的中心战场苏鲁边一带，共产党领导的鲁南抗日武装和抗日团体更是积极地予以配合。张光中领导的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三次袭击津浦铁路临城（今薛城）的日军，烧毁临城火车站，破毁铁路1华里，毙敌数十人。3月初，邹县人民抗日武装在曲（阜）泗（水）公路上伏击敌军运输车，炸毁汽车1辆，毙敌3人，缴获步枪两支，大米、白面等军用物资大宗。3月中旬和4月，朱道南、刘景镇率峄县人民抗日武装先后在邹县城前和峄县的甘霖打击日军。4月，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于公、王见新率领下，在滕县岗头山前的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队。
台儿庄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也积极支援配合中国军队作战。枣庄抗日职工救国会负责人张福林接到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破坏敌人运输”的指示后，动员了数百名枣庄煤矿职工将临（城）枣（庄）赵（墩）铁路支线大部路段破坏。邳县青年救国团组成有1〇〇〇副担架的担架队，在炮火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情况下，活动在运河两岸抢救伤员。除此之外，青救团还在各交通要道设立了战地服务团或民众驻军联合办事处，负责接待过往的中国军队，并主动为军队提供向导；在沿陇海铁路的运河、赵墩等车站上设有儿童服务队，给过往军队送茶送水；在靠近前线的车辐山车站设战地安慰所，为军队传送信件，提供临时休息场所。由于邳县青救团的支前工作做得周到，受到中国军队的称赞和欢迎。台儿庄大战期间，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郭影秋率领宣传队到邳县慰问，演出了革命戏《放下你的鞭子》。与此同时，县青救团还组织了2000辆小车，乘夜深入敌后，用驴驮、担挑、车推等办法，抢运富户逃难丢下的粮食支援前线和救济难民。运粮队伍在敌机轮番扫射、运河各渡口被封锁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地抢渡运河。队长佟永春、杨学忠等衣服被炸烂，人被埋在土里，运粮的群众有的被炸伤，有的献出宝贵生命。战斗尽管艰苦危险，大家仍毫不畏缩，连续作战十余昼夜，计运送粮食数十万斤。
总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武装、抗日民众团体为台儿庄和徐州会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支援、配合台儿庄和徐州会战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为徐州沦陷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节抗日战争爆发后鲁南的局势及地方党组织的任务与对策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向北平西南卢沟桥发动进攻，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爆发。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迅速向华北增派援军，扩大侵略战争，于7月底占领北平和天津。接着，又以30万兵力沿平绥、平汉和津浦三条铁路向华北地区扩大进攻。其中沿津浦铁路南进的日军，于10月初侵入山东，占领德州、恩县、平原等地。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率部分兵力在鲁北地区稍事抵抗，旋即命令部队及地方官员撤往黄河以南，并炸毁洛口铁路大桥，与敌隔河相持，12月23日，日军分兵两路渡过黄河，再度大举进犯山东。韩复榘率10万大军不战而逃，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12月27日占领济南，31日侵占泰安。1938年1月4①1937年8月印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在山东省和苏北设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首任蒋介石，后为李宗仁），辖第三、第五集团军，韩复榘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第三集团军由韩复榘的第三路军、于学忠的第五十一军、沈鸿烈的靑岛守备队和海军第三舰队合编而成，于、沈任副总司令。第三集团军辖3个军、1个独立师、1个独立旅及5路民团等地方部队，共约10万之众。日至11日，先后占领兖州、曲阜、郞县、济宁。至此，战火漫延到鲁南地区，山东大部分地区沦陷，韩复榘率部向鲁西南和豫东撤逃，山东境内的国民党地方部队和政府官员除少数坚守原地抗战外，大部随之纷纷南逃。日军铁蹄所至，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百姓惨遭蹂躏，苦不堪言。
在国土丧失、民族危难的紧急关头，鲁南地区的共产党组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全民族实行抗战，抵抗日寇侵略”的号召，努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发动、组织民众，建立抗日救亡团体，筹建人民抗日武装，配合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军的进攻。
1937年7月下旬，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从延安返回鲁南费县高桥镇，立即召开特委委员和负责各基点工作的领导人会议，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及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的精神，研究部署特委在新形势下的抗日救亡工作，并形成三条决议：（一)积极进行城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城市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对具有爱国思想的上层人物进行团结抗日的宣传教育，争取尽可能多的人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区以大炉为中心，利用爱国士绅万春圃的关系，对临、郯、费、峄、滕各县士绅名流进行统战工作。（二）积极开展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建立统一战线的群众基础，使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以推动抗日工作的顺利发展。（三)要利用一切合法形式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发动和组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
同年8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派特委秘书丛林向即将成立的中共河南省委汇报工作，并递送特委决议等文件，在陕西省三原县找到河南省委负责人朱理治。朱理治听取汇报后，决定以省委的名义派刘文（余子彬）和何一萍（何冰如）随丛林到鲁南，检查特委及其领导的各地工作。不久，河南省委决定刘文、何一萍留在鲁南，参加特委。11月，特委根据河南省委的意见进行调整，郭子化仍任书记，刘文以河南省委代表身份参加特委领导，张光中、何一萍、陶洪瀛、丛衍瑞为特委委员。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特委于11月中旬，由鲁南费县迁入徐州市。当时郭子化的公开办公地点设在徐州统一街牙税局，特委秘密机关设在坝子街民众教育馆。
同月，特委在萧县黄口镇孙庙村耿蕴斋家召开特委扩大会议，特委负责人郭子化、张光中、刘文和特委所属各县党组织的负责人郭影秋、路继先、尹夷僧、戴蕴山（戴晓东）、刘屏江、于化琪、陈筹等20余人参加会议。会议由郭子化主持，传达了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分析了苏鲁豫皖边区的斗争形势，决定大力发展统一战线工作，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进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会议还决定特委以津浦、陇海铁路十字交叉线为界，划分四个区域，分工领导。张光中负责徐西北区的湖西各县，何一萍负责徐东北区鲁南各县及枣庄矿区，郭子化负责全面工作和统战工作，兼管徐东南区和徐西南区，刘文负责党的组织工作。
第二节鲁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抗曰战争初期，鲁南各地的中共地方组织分属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和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
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的党组织分布在苏、鲁、豫、皖四省接壤的广大地区。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当时的边区临时特委由于正确地执行了“长期隐蔽，积极发展，积蓄力量”的方针，并强调党员干部职业化，以公开的职业来掩护党的秘密工作，反对无职业四不像的活动方式和盲目的冒险行为；加之特委主要领导骨干郭子化、张光中、丛衍瑞等卓有成效的积极努力，边区党组织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七七事变前夕，党中央已充分肯定了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工作路线方针是对的，并正式批准成立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将其划归即将成立的河南省委领导。当时党中央交给河南省委负责人朱理治党员组织关系计460名党员的材料，其中边区特委所属的党员就有300名，占河南省委党员总数近三分之二。这足以说明郭子化领导的地下党工作成绩是突出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合作抗战局面形成，共产党取得合法地位，党的工作由秘密状态逐步转向公开，为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在此情况下，苏鲁豫皖边区各地党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成长壮大。其中徐东北区，即后来的鲁南区，在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领导下，于1937年10月建立了鲁南中心县委，由边区特委委员何一萍任书记，丛衍瑞任组织委员，宋子成任宣传委员，还有李微冬、纪华、李韶九、陶洪瀛、朱道南、梁度世、张鸿仪等先后为委员。鲁南中心县委除领导临沂县委、峄县县委、枣庄矿区党委、枣庄矿区区委、费县高桥区委、临城区委和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县委之外，还相继建立了滕县特支、峄滕边县委和临郯县委。至1938年5月，鲁南中心县委组织系统的党员达800多人。
同一时期，在鲁南地区隶属于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曲阜、泗水、郞县等地的党组织亦不断发展壮大。
1937年9月，原曲阜师范学校党支部扩建为曲阜特别支部，周蓝田、管戈为负责人，领导曲阜、滋阳（兖州）、泗水、济宁等地学校和泗水农村党的工作。曲阜特支隶属于孙汉卿任书记的鲁中工委领导。同月，因曲阜师范学校校长杨书田阻挠和压制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学校党组织领导全校师生开展了罢课驱杨斗争，历时半月，终被杨书田勾结国民党当局动用一营军队强行镇压下去。周蓝田、管戈、曹宇光、于汉卿等9名学生被开除，时称“九君子”事件。此后，周蓝田、曹宇光、管戈到了泗水北部，和张林夫、刘海岩一起组建了几处农村党支部，其中曹宇光担任柘沟党支部书记。同时，他们在丑村、柘沟一带积级发动组织抗日武装。1938年1月徂徕山起义后，山东省委派孙汉卿到泗水，与周蓝田、管戈等取得联系，于2月5日将他们发动组织的武装拉到鲁中刘杜镇与四支队汇合，编为第四支队第五中队，之后又有泗水的两批武装编入第五中队。五中队发展到120余人。
1938年3月，中共曲泗工委建立，钱杰东、乔海秋为主要负责人。工委主要任务是在农村开展抗日宣传，联络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曰，发展党员和争取地方游击武装参加人民抗日武装等项工作。同年6月，该工委撤销。这时，中共山东省委派周蓝田和中央派到山东的干部薛云亭来到泗水筹建县委，经与钱杰东、乔海秋、张林夫等地方党的骨干积极工作，党员队伍迅速发展壮大。6月下旬，省委又派孙汉卿随四支队二团来到泗水组建县委。他首先召集泗水地下党员骨干，听取了汇报，宣布了省委关于建立泗水县委的决定，孙汉卿任中共泗水县委书记，周蓝田、武雨琴、张林夫、夏云分别任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青年部长和统战部长，薛云亭任军事部长。7月，建立中共曲阜县工委，张旭任书记，隶属泗水县委领导。中共泗水县委成立之后，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组织抗日武装和抗日群众团体，有力地推动了泗水、曲阜两县抗日斗争的发展。
1937年10月，冯起、彭建华在济南出狱后，根据山东省委指示，成立了以冯起为书记的中共鲁南特支。不久，奉省委指示回到老家邹县，于11月恢复建立了中共邹县县委，由彭建华任书记，冯起、步云亭、王文清、韩维密分别任组织、军事、宣传和交通委员。县委在很短时间内，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入党，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积极筹备建立了人民抗日武装。
1938年3月初，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等人率四支队一部由泗水抵达费县万寿宫一带，审査和恢复了各个时期部分共产党员的党籍，并决定重新建立中共费县工委，张若林任书记，王力生、李伯瑾、王敬明分别任县委军事、组织、宣传委员。中共费县工委在举行的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做出了如下决议：在恢复和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党员；创建蒙山前抗日根据地；派杨诚、杨文蔚担任省委驻鲁南地区的政治交通员，在地方镇设立交通站，确保省委办事处与鲁南党组织的联系。
1937年11月，中共山东省委派丁梦孙、郑仃云夫妇和李华舫等到临沂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丁到临沂后又到徐州与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取得联系，郭子化委任他为临沂县动委会指导员，并取得了建立第五战区临郯青年救国团组织的合法名义。同年12月，山东省委巡视员李仲林到临沂检查党的组织工作，与丁梦孙、韩去非等取得联系，主持成立了中共临沂特支，韩去非任书记。1938年5月，临沂特支扩建为中共临(沂)郯（城)县委，仍由韩去非任书记兼组织部长，王以仁(后叛变）任宣传部长，山东省委委派红军干部石世良担任县委军事部长，丁梦孙任青年部长兼统战部长。临沂特支和临郯县委在恢复发展党组织的同时，主要从事发动组织建立临郯青年救国团和抗日义勇队的工作。
1938年2月，平津流亡学生杨士法、、蓝启新、肖芳洲等20余人，在中共党员杨士法带领下随国民党第五战区山东第二游击司令部刘振东部来到临沂，与丁梦孙取得联系。4月，杨士法等脱离刘振东部，回到临沂三重一带帮助组建青年救国团。6月，杨士法去山东省委汇报工作回来后，根据省委指示组建了临沂县委，杨士法任书记，蓝启新、肖芳洲为委员。
1937年8月，抗战前的共产党员渠玉柏、李乐平先后于济南、苏州获释出狱，返回故乡滕县，与滕县地下党员李景黄、刘炳文、王右池等取得联系，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0月27日，李乐平、王右池等在庄里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滕县农民抗日协会”，李子成为会长。11月，滕县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派张学周去泰安，通过燕遇明找到共产党员夏辅仁、张北华，与中共山东省委取得联系。12月9日，山东省委派王见新(孙俊才）以省委巡视员的身份到滕县，了解滕县党组织的情况和传达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及省委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旋即返回泰安。24日，王见新再次抵达滕县，并根据省委的指示留滕工作，遂与滕县党组织负责人一起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举办农民抗日训练班，创建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开展游击战争。1938年4月，王见新与郭子化、张光中取得联系。随即，郭子化到滕县善梱检阅了滕县抗日武装，并帮助建立了中共滕县特支，王见新任书记，李乐平、王右池分别任组织和宣传委员。中共滕县特支归属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领导。
第三节以徐州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及抗日救亡运动抗曰战争爆发后，在侵华日军的严重威协和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战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建议，于9月23日宣告正式成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大力开展以徐州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及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前提条件。
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中共中央即派彭雪楓赴徐州做李的工作。李宗仁当时对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同情和支持的一面。在党的影响和全国抗曰救亡运动高潮的推动下，李宗仁到徐州便发布了《约法七章》，主要内容是：坚持抗战，肃清汉奸，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允许民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11月底，成立了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李宗仁任主任，聘请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和苏鲁皖三省知名人士担任委员，特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以社会名流身份参加动委会，担任委员，铜山工委书记郭影秋担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总动委会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战勤部，各部部长由李宗仁委派。
从1937年11月特委机关迁入徐州，至1938年5月徐州沦陷，特委认真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发动群众全面抗战的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力推进抗日救亡工作。
首先是加强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争取团结一切可以争取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当时特委书记郭子化虽以社会名流身份被聘为总动员委员会委员，但在徐州地区的上层人物中，他又是众所周知的“老共产党”。因其原是徐州七师的学生，徐州地区和各县有许多头面人物是他的同学、熟人。他充分利用这些关系，广泛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其中的大多数人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如总动委会秘书长刘汉川，组织部长夏次叔，青年训练班的班主任雷宾南，徐州专员、动委会战勤部长李明扬，临沂专员张里元，国民党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铜山县县长曹寅甫等，他们都拥护支持共产党合作抗战的主张，支持总动委会的工作，郭子化、郭影秋还通过刘汉川、李明扬等，多次直接与李宗仁交谈，介绍共产党团结抗战的方针政策，促其与共产党合作抗战。
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鲁南地区的统战工作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山东第三区（临沂）专员张里元。张里元系国民党CC派。1937年之后，CC派在山东被复兴社排挤，仅剩下一二个专员。王少陵是山东CC派头目，于是，王请郭子化在第五战区帮张里元说话，并提出只要保住张里元这个专员的位子，我王某让张里元听你的。”郭子化经过反复考虑，认为张里元掌权比反动的复兴社分子掌权有利，便答应了王少陵的请求。张里元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感激，便专程派车去徐州，邀请郭子化到临沂商谈国共合作问题。郭子化以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委员、共产党员的身份驱车到达临沂后，受到张里元的盛情款待。宴会上，张里元和郭子化分别讲了话。郭子化在讲话中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救国方针政策，使张里元及其所属军政官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扩大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郭子化通过同张里元几天的交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张里元表示愿意接受统战政策，从而促进了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与张里元部在鲁南地区合作抗日的局面形成。
其次是利用各级动委会，努力发展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党派参加的统一战线组织。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成立后，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动委会。为了使动委会真正成为动员群众抗日的群众性组织，特委一方面通过上层统战关系，促使他们聘用共产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参加各级动委会工作；另一方面，利用郭影秋担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这一有利条件，先后向各县动委会派了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有的还担任了动委会的领导职务。当时第五战区四省结合部20多个县的动委会指导员，绝大部分由共产党员或倾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担任，他们具体负责动委会的实际工作。因此各级动委会实际上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半政权性质的抗日群众团体。
再次，特委充分利用总动委会这一组织首先公布了各级动委会的组织条例，这个条例是由郭影秋、刘文起草，总动委会通过的。按照这个条例，各级动委会是动员民众抗日的领导机构，应动员民众抗日，组织民众抗日团体，武装工人、农民，肃清汉奸。1937年12月，“第五战区职工抗日联合会”成立，共产党员徐致雨当选为主任，以后津浦、陇海铁路徐州段及枣庄、贾汪、烈山三个煤矿的职工抗日联合会也相继成立。1938年2月，总动委会组织部召开了青年代表会，建立了第五战区“青年救国团”，共产党员刘剑当选为常务委员，共产党员唐秉光、周南、狄庆楼、李锐分任组织部长、秘书长、宣传部长、训练部长。之后，第五战区各界相继建立了青救团，万余名青年踊跃参加。这些青救团员后来多数成为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此后，全区性的“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和“儿童救国团”等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遍及四省边区各县。据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组织部的统计，当时各种民众救亡团体总计1518个，约36万会员。
另外，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还以总动委会的名义在徐州举办了第五战区抗敌青年训练班。1937年底至1犯8年初，大批沦陷区青年学生流亡到徐州，他们纷纷要求加入抗日行列。郭子化等人积级向李宗仁建议，招募这批青年学生举办抗敌训练班，李宗仁采纳了郭子化的建议。于是，第一期第五战区抗敌青年训练班在徐州中山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爱国人士雷宾南出任教育长，郭子化选派了共产党员郭影秋、陈筹、匡亚明等任政治教官。这次训练班参训青年300余人。经过两个月的短期集训，进一步提高了抗日觉悟，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结业后，由总动委组织部把这批进步青年编成十几个工作团，派往各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由于全国沦陷地区不断增加，到徐州的流亡学生亦越来越多，第二期抗敌青年训练班学员已达5000余人。这时，训练班更名为抗敌青年军团，划分为政治、军事、女子和艺术4个大队。匡亚明、张百川、臧克家等知名人士出任政治教官。该团培训了大批的抗曰青年骨干，同时也为共产党造就了大批人才，使许多爱国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为共产党的各级领导骨干。
按照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部署，以总动委会名义，枣庄矿区、沛县、滕县等处，都举办了抗日青年训练班，参训人员不仅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人员，也有国民党地方游击队人员。政治和军事教官多系特委派出的共产党员，所以把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党的抗日方针政策作为必修课,使数千名参训青年受到了抗日爱国教育，推动了各地抗日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
在鲁南地区，青年救国团组织发展最普遍的是邳县和临郯两地。1938年3月，邳县栗培元经郭子化介绍，与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组织总干事、共产党员郭影秋，职工部总干事、共产党员刘剑取得联系，并向郭影秋、刘剑汇报了在邳县筹建青救团的情况，郭、刘二人给予热情的支持。栗培元按照边区特委和总动委会的部署，在事先已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召集邳县爱国青年在邳城黉庙高级小学礼堂成立了邳县青年救国团县团部，栗培元任常务委员。由于栗培元、武广春等人积极工作，青救团成员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
在临郯地区，从1937年冬至1938年春，丁梦孙、郑仃云、毕翠英、李占武、唐涛等和杨士法、蓝启新、肖芳洲等先后在三重、南头、宋庄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组建临郯青年救国团，到1938年5月在临沂丁庄成立县团部时，西至兰陵、兴明，南至马头、长城，东至褚墩、庄坞、层山，北至小陵，方园百余里内，几乎村村都建立了青救团，并一直发展到莒县、赣榆、东海等县，达到50多个分团，数万名团员。为此，还相继设立了庄坞、长城、兰陵、马头、道桥和沂东6个区团部。县团部还先后在三重、南头、涌泉举办了7期青年干部训练班，为临郯地区培养了大批抗日骨干，因此临郯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另外，七七事变后，在临郯苍（山）地区还有一些苍山暴动失败后转移到外地隐蔽还未恢复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纷纷回乡主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东白山的共产党员宋宜安在长新桥一带通过老农协建立了农民抗日救国会；宋庄的沈林甫、北哨的朱次彭等邀请郯城、马头的齐克、齐占云、焦矗山，纸坊的王献廷，小城东的杨月扬，小陵的赵叙五等，于1937年9月在北哨小学开会，成立了“临郯民族解放促进会”，推举朱次彭为主任，王献廷、沈林甫为副主任，其他为委员。会后他们分别回本地组建抗日武装。1938年2月，临郯民族解放促进会改为临郯青救国第四分团。
抗日战争初期，鲁南地区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也比较活跃。1937年9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山东省队部派靳怀刚、李立知等5人到故乡邹县从事抗日宣传活动，先后发展了10余名民先队员。同年12月，常诚受民先山东省队部的派遣抵达邹县东部的桃花哨一带，与中共邹县县委派遣的石子明等人先后发展了10余名民先队员。与此同时，在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的共产党员安波、张秀千、孙济云等以讲习所的学生为主建立了民先费县队部。同年10月，中共党员董少白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临沂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先后介绍傅伯达、朱继箴、王子通、傅承光、傅国平、李少周、赵丹忱等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于翌年春在涌泉（现属苍山县）建立民先总队部。同月，中共鲁南中心县委建立后，派中心县委委员李微冬在枣庄矿区组织了“枣庄各界抗敌后援会”和“民先枣庄队部”，李微冬任总负责人。同年12月，由李作森任民先枣庄区队队长，队员有20余人。1938年1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临沂总队部在临沂城里陈大飞家成立，共产党员苏迎辉任总队长，汪洋任军事部长，丁梦孙任组织部长，崔介、谢辉、赵昭、韩去非等都参加领导，民先组织有了发展。活跃在各地的民先队在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抗日宣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在徐州地区迅速形成，主要是这一地区党的基础较好，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正确地执行了党的统战政策，另外各地来徐的青年抗日救国团体、艺术团体和著名抗曰爱国人士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甲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北平移动剧团、上海歌咏队、上海话剧演出二队、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等团体，都曾相继来到第五战区活动。不少团体中有共产党的组织、党员和进步人士，如电影演员张瑞芳、金山、王莹,音乐家冼星海，共产党员荣高棠、杨易辰、张震寰、武衡等。另外还有一些社会名流，如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张金铎、梁漱溟等也先后来徐。这些团体和名流来徐后都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及其在第五战区总动委会里的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取得了联系，积极开展演出、讲演活动，对于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第五战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斗争。斗争的焦点在于争夺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和是否发动民众全面抗战。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适合于本地区特点的方针、政策，既坚持了革命的原则性，又注意了策略的灵活性，最大限度地利用国民党内部派系的矛盾，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特委书记郭子化善于利用矛盾，争取多数，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对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抗战初期，代表大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对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缺乏诚意，坚持独裁统治，执行一套片面的抗战路线。以李宗仁为代表的第五战区国民党上层人物与蒋介石之间有矛盾。李宗仁是广西地方实力派，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方针是能兼并的兼并，能削弱的削弱，以达到巩固其独裁统治的目的。各地实力派则力争自保并尽力扩大其势力范围，李宗仁为了取得民众的支持，愿与共产党合作。
在台儿庄战役期间，共产党组织发起了“保卫徐州宣传周”的活动，领导各抗日文化宣传团体和中小学师生走上街头，深入农村、厂矿，奔赴前线，大力开展宣传、演出活动，鼓励将士奋勇杀敌；并且发动组织担架队、运输队、救护队支援前线；还发动各抗日救亡团体搞募捐，慰劳前线将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也积极开展游击战、破袭战，配合国民党的正面作战，充分显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全民族抗战的威力。
第四节鲁南各地人民抗日武装配合正面战场开展游击战争在日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侵，国民党韩复榘部溃逃，鲁南面临危急的情况下，鲁南各地的共产党员、爱国人士积极响应中共中央 “武装民众全面抗战”的号召，分别按照中共山东省委、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部署，发动领导了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抗日的烽火立即在微山湖畔、鲁南山区、运河两岸熊熊燃烧起来。富有革命传统，不愿做亡国奴的鲁南儿女，抱着向往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心情，怀着对日军的血海深仇，踊跃投入抗日的洪流，揭开了鲁南人民武装抗击日军历史的新篇章。
一、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根据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黄口扩大会议组建人民抗日武装的决定，特委委员兼沛县县委书记张光中，以县委早在1935年就建立的一支地下游击队为基础，吸收部分青年学生、农民，于1937年11月组织起一支五六十人的抗日武装。这时，中共西北特支和边区特委分别从西安、徐州派来了部分红军干部和青年救国团团员，协助沛县县委发展人民抗日武装。
同年11月，夏镇（原属沛县七区、滕县八区）战前的共产党员郑安良（又名郑一鸣）、张运海（现名张新华）利用国民党区长白赤霞组织夏镇保家自卫团的机会，打入其内部，使自卫团成为共产党掌握的抗日群众武装。同时，共产党员王志成变卖家产、渔船，购买枪支，在夏镇南庄一带组织渔民抗日自卫团。1938年3月，日军炮击夏镇，形势危急，张运海、郑安良和王志成分别带领夏镇和南庄的武装转移到湖西沛县宋庄，与张光中领导的沛县武装汇合，共100余人。
3月初，郭子化、张光中通过统一战线关系，从国民党徐州专员兼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处取得“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李明扬委任张光中为队长。边区特委利用这一名义，公开在沛县、滕县、峄县等地发展人民抗日武装。
3月中旬，人民抗日义勇队在沛县宋庄正式成立之后，为配合台儿庄战役，张光中率部跨湖东渡，3次袭击津浦铁路沿线的日军。第一次夜袭临城日军兵营，毙敌多人，缴获小炮一门、轻机枪一挺、步枪多支；第二次夜袭临城，火烧临城火车站，破坏铁路一段；第三次，在官桥南边的铁路上痛击日军骑兵巡逻队，毙敌6人，义勇队无一伤亡。人民群众深受鼓舞，义勇队迅速发展壮大。李明扬对义勇队英勇作战深为佩服，大加赞赏。
5月17日，在沛县沦陷前一天，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除留下少部分队员由苗宗藩、郝中士、肖继周（肖平）等人带领坚持当地的游击战外，其余大部由张光中、谢文秀率领乘船过微山湖，到达滕县沙沟镇北面的黎墟村，同褚思沛、褚耀斌、褚子方组织的30余人的抗日武装会合，然后北进，到达滕（县）峄（县）边界的南塘一带，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调集的峄县、滕县等地的抗日武装汇合。
二、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由三部分组成，即朱道南、刘景镇等领导的“鲁南抗日自卫团”，郭致远、褚雅青等领导的大北庄抗日武装及李浩然等领导的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武装。
1937年9月，共产党员朱道南利用峄县二区联庄会组织，发动数百名群众，由朱玉相、刘景镇等率领举行了邹坞乡农学校暴动，将鱼肉乡里、欺压百姓的反动校长王效卿击毙，缴获步枪几十支，随即建立了“鲁南抗日自卫团”。全团有100余人、60多支枪。10月间，朱道南与住枣庄的中共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取得联系，从此，这支武装在鲁南中心县委领导下开展活动。之后，枣庄矿区一部分青年相继参加，自卫团有了新的发展。11月，因自卫团供给发生困难，经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同意，暂编入由滕文中学校长杨士元（曾为阎锡山部师长）成立的“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但仍保持自已的独立体制，受鲁南中心县委领导。1938年3月16日，日军进犯滕县，自卫团在邹县城前村配合国民党守军作战。尔后，根据鲁南中心县委的指示，朱道南、刘景镇率自卫团与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一起向鲁南山区转移。
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是由住沪四川籍部分爱国青年于七七事变后组建而成，1938年2月12日，共产党员李浩然和服务团负责人田托夫、易野原，率团员30余人来到枣庄矿区进行抗曰宣传活动。不久，与鲁南中心县委取得联系，配合协助县委举办抗日青年训练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赴前线慰问在滕县作战的川军将士。3月20日，在枣庄北部山区与鲁南抗日自卫团汇合，于3月底到达峄县墓山一带，与大北庄抗日武装汇合。
1938年3月18日，枣庄和峄县城相继被日军占领，峄县北部山区大北庄一带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共产党员郭致远原受特委派遣以峄县联庄会军政教官的身份做梁继箴部的统战工作，又以武装群众、保卫山区的名义向国民党四十军军械处长要来57支步枪和3万发子弹，武装了部分党员、群众和由枣庄进入山区的工人、学生。他与共产党员褚雅青、邱焕文、丛衍瑞一起，拉起了一支五六十人的抗日武装。
鲁南抗日自卫团、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宣传队及大北庄抗日武装于3月底在墓山汇合后，遵照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指示，在鲁南中心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合编为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朱玉相任大队长，纪华任教导员，刘景镇、李浩然、郭致远任副大队长，张鸿仪任副教导员。全队共200余人，编为4个中队。4月，为配合徐州会战，峄县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在甘霖袭击日军运输队，毙敌数人，缴获战马两匹、指挥刀两把及弹药、物资一部；5月，击溃向义勇队挑衅的国民党地方顽军马卫民部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生俘马卫民。
三、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1938年1月中旬，王见新、王右池、李乐平等在滕县善堳创办了“农民抗日训练班”。在开学典礼会议上，王见新、李乐平讲了话，阐明了举办训练班的意义、宗旨和要求。政治教育课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央洛川会议文件；军事课以游击战术为主。军事训练所用的武器多是利用关系暂借的。每期7至10天，学员40至100余人不等。所用经费和粮食多靠募捐。后来孙仲起从第五战区游击司令部以民运指导部的名义领来500元钱，亦用作活动经费。
农民抗日训练班办完第三期，日军已逼近邹滕交界的两下店。这时滕县党组织因与山东省委失掉联系，1938年2月由王见新到徐州与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接上关系，特委派八路军随营学校军事教官于公和党的干部于化琪赴滕，任训练班军事和政治教员。
1938年3月17日，滕县农民抗日训练班刚办完第五期时，滕县城被日军侵占。王见新等人以训练班骨干为基础拉起四五十人的武装，命名为“农民抗日救国军”，推举于公为指挥，王见新任政治指导员。4月，王到沛县宋庄向郭子化和张光中汇报了滕县抗曰武装的组建情况。特委书记郭子化随王到善垌亲自检阅了部队，并协助滕县组建了中共滕县特别支部。这时，农民抗日救国军已发展到70多人，易名为“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于公任队长，渠玉柏任指导员。
4月，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滕县岗头山附近的公路上伏击日本侵略军汽车队，用土造手榴弹和步枪击毁敌汽车一辆，击毙曰军3人。待日军集中力量反扑时，他们已安全转移。尔后，又在东峭村围歼了反动地主武装韩登丰部，在东沙河全歼土顽孙永生部。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与敌顽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鼓舞了斗志，激发了抗日热情，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和爱戴。许多青年农民积极报名参军。有些过去参加道会门武装的青年受到教育后，也转到人民抗日武装行列中来了。1938年5月下旬，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已发展到120余人。四、费县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七师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费县上冶乡乡长、共产党员朱志诚按照原中共临郯县委主要领导成员马叙卿关于建立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利用在社会上的威望，积极活动于费县上冶、朱田、梁邱等地，运用原农民协会的关系及“家里”等帮会组织，很快在费城北荣和庄组织起了200余人、百余支枪的农民抗日武装。此后，在马叙卿和朱志诚的号召下，朱开芳在朱田乡、李家贤在梁邱乡、肖秀峰在上冶乡等，都组织、发动了一批农民武装。共产党员李祖恩、李堂彬等人，在中共费县工委书记安波的支持下，在费城西部也组织了一批青年参加了朱志诚领导的武装。
1937年9月，马叙卿与活动在泗水一带的原曲师学生、中共党员管戈、周蓝田等人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帮助费县，待时机成熟，发动费城武装起义。
同年10月，马叙卿、朱志诚等人领导的费县人民抗日起义武装已达数百人（实际能随时调动的百余人）。为统一领导，马叙卿、朱志诚先后在费北荣和庄和费西朱家庄等地，召开了各地武装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七师”，推荐朱志诚为师长，马叙卿为政委，同时制定了起义的宣传纲领、文件和传单。会后，马叙卿再次与泗水县的共产党员管戈取得联系，说明了费县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并请管戈出任费县抗日武装政治部主任。管戈表示同意参加武装起义的组织领导，并一面派人前去费县联系，一面报告中共鲁中工委负责人孙汉卿。与此同时，中共费县工委书记安波了解到费县抗日武装起义的情况后，也立即派人向省委作了汇报。省委派交通员刘莱夫通知费县党组织要因势利导，待机行动，不要操之过急。
同年11月10日，中共山东省委和鲁中工委的指示尚未传达到费县之前，马叙卿、朱志诚领导的费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便爆发了，攻进了县城，挟持了国民党费县县长陆鼎吉，要求他支持组建抗日义勇军，交出县政府所收的数万元的契税、黄河捐款作为抗曰经费。不多时，监狱和仓库也被起义人员打开，县政府内外一片混乱，当天下午4时，国民党临沂专员张里元派兵协助费县警备大队镇压了起义队伍，百余人被国民党军警抓捕，共产党员朱志诚、李祖恩、李堂彬等47人惨遭杀害，费县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失败，尚未正式建立起来的费县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七师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了下去。
费县人民抗日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缺乏共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起义虽系共产党员组织发动的，但是在未正式取得上级党组织同意即进行了矛头针对国民党政权的起义活动，这在国共合作抗H统一战线确定之后，再搞反对国民党的起义就不适当了。再就是时机不对头，R军尚未侵占费县，国民党费县政权尚未垮台，应促使国民党旧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引下，联合抗战。费县人民起义武装虽被国民党军队镇压，但它唤起了费县人民抗日斗争热忱，对费县后来的抗日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五、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七七事变后.滕县沙沟曙光小学校长董一博（原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和其胞兄董尧卿（曾任东北军炮兵旅长，后闲居在家）主动与阎锡山部原师长、滕文中学校长杨士元及曾任过福建镇守使的孔昭同联络，共商筹建武装进行抗击日军的大事，并达成协议。
1937年10月，杨土元、孔昭同、董尧卿等到济南从韩复榘那里领了番号并经第五战区批准，称“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委任杨士元为司令，孔昭同、谭松艇为副司令，谭兼参谋长。司令部下设政训处、参谋处、军需处和招编处。司令部及各处全部由滕县转移至枣庄，孔昭同带领部分卫兵驻滕县。孔昭同为组军抗敌，变卖了所有土地和家产，还身披“抗日保国”彩带遍游城乡，搞募捐，招兵员，很快便在滕县城建立了百余人的武装。在枣庄，杨士元、朱景韩带领的滕文中学200余名学生参加了自卫军，又招募了部分工人、农民和市民。同年11月，朱道南等领导的鲁南抗日自卫团编入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经二三个月的扩军，该部编为3个旅、1个特务营。董尧卿被委任为第二旅旅长。
在枣庄扩军之时，董一博、董尧卿找到中共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等人，汇报了组建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的情况，并分别提出恢复党籍和加入共产党的请求，后经报请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批准，董氏兄弟双双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12月，边区特委和鲁南中心县委为争取和改造鲁南民众抗敌自卫军，派共产党员纪华、梁度世、李作森、许在廉、李又远等和进步青年共20多人去自卫军政训处工作。纪华被任命为政训处副主任，纪华在朱道南、董一博、董尧卿等人的支持和配合下，团结了大批爱国青年，实际掌握了政训处的领导权。
1938年3月中旬，日军兵临滕县，形势危急，杨士元思想动摇，暗中与国民党四十军军长庞炳勋联系，欲将鲁南抗敌自卫军编入四十军序列。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闻讯后立即命令朱道南、纪华等去滕县将原峄县抗日自卫团及政训处人员调回，脱离杨士元部，连夜返回枣庄。
3月17日，滕县城沦陷，杨士元率原滕文中学学生为主体的部分部队撤往徐州，后又逃往大后方。至此，鲁南抗敌自卫军解体。在日军进攻滕县时，孔昭同的儿子宪尧、宪纲遭飞机轰炸而遇难。滕县沦陷，自卫军解体，老年丧子，并没有使孔昭同灰心丧气，反而激起了他的国恨家仇，他率领部分武装转移到邹滕边，发展武装，重整旗鼓，进行抗日。董氏兄弟率少数武装返回故乡沙沟一带积极开展扩军抗日活动，不久部队发展到300余人，活动于峄西、滕南一带，多次打击日军。六、临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常备队1937年8月，国民党临沂地区专员张里元为扩充实力主动邀请临沂大炉（现属苍山县）爱国士绅万春圃到临沂城商议建立联庄会问题。苏鲁豫皖边区特委认为，这是一个发展统一战线、建立合法的抗日武装的极好机会，便派郭致远陪同前往，与张里元共同商定建立联庄会及其武装。随后，特委派李微冬、李韶九、郭致远、刘清如、万国华等人，协助万春圃进行筹建工作。11月10日，临郯费峄四县边区联庄会在临沂县尚岩沟西村开明士绅陈玉山家举行第一次会议，张里元亲自出席，会议决定成立四县边区联庄会。万春圃任会长兼临沂分会会长，禚晓峰任郯城分会会长，李以锦任费县分会会长，田瑶峰任峄县分会会长。联庄会下设办事处，由国民党第三专署秘书李同伟任主任，地方上层人物宋鲁泉任副主任，办公地点设在陈玉山家。办事处设有一支50余人的武装常备队，由共产党员万国华（万春圃之子）、刘清如分任正副队长。费县高桥、临沂大炉、峄县大吕巷及郯城也都先后建立联庄会常备队，每队40人，加上办事处常备队共计200人。在各县联庄会和常备队中，特委均派有党员干部开展工作，使联庄会武装直接掌握在共产党手中。
为解决联庄会常备队的武器装备、给养等问题，万春圃捐献出自家的枪支、粮食和猪羊，还动员尚岩村爱国乡绅陈玉山献出5万斤小麦。万春圃亲自带领常备队打扫战场，收集到一门迫击炮、4挺机枪、50余支捷克式步枪、100余箱子弹和手榴弹，装备了常备队。
1938年4月，四县边联常备队已发展到300余人，武器弹药配备充足，在万国华、刘清如率领下，活动于抱犊崮山区的车辋一带。同年5月，兰陵爱国人士孙立臣、鲁城的王汉农、万村的李伯方等，各率一部分武装投奔边联办事处。为统一领导，边区特委和鲁南中心县委将办事处常备队整理扩编为一个教导大队，共产党员、办事处政治部主任郑华光任大队长，岳杰任副大队长。教导大队下辖4个中队、1个大炮队、1个警卫连。不久，又将边联办事处所辖的各地常备队编为3个大队：一大队以办事处直属常备队为基础组建，万国华任大队长；二大队由共产党员宋宜安、杜季伟、王墨山等人所争取的长新桥开明地主宋云石的武装组建而成，宋云石任大队长；三大队由刘清如率领的原教导大队三中队扩编而成，刘清如任大队长。
七、 临郯青年救国团抗日义勇队1938年6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持委决定对中共临郯县委进行改组，派第五战区青年救国总团常务委员刘剑任县委书记，原县委书记韩去非调出做统战工作。改组后的临郯县委主要抓r以下四项工作：一是继续抓好训练班工作，培养抗日干部；二是组织群众，发展抗日武装；三是对共产党员进行审查；四是发展一批新党员。同时决定，由县委军事部长、临郯青救团训练班军事教员（红军干部）石世良对临沂神山乡小屯一带临郯胄救团一分团所组建的1〇〇余人武装进行整顿训练和扩编，经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批准，部队番号为“临郯青救团抗日义勇队”，石世良任大队长。部队创建初期，隶属临郯县委领导。为支持这支新生的人民抗日武装，县委号召临郯各地基层党组织从人力和物力上积极支援义勇队。重沟、老屯党组织还选派了许多优秀青年带着自己的枪支参加了部队。因此，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队伍发展到200人。小屯党支部书记陈信亭把自己的两支短枪、几支步枪和一一挺机枪送给了部队。同年10月，临郯青救团抗日义勇队奉命编入鲁南抗日义勇总队。
八、 兰陵国民抗敌义勇军1937年8月上旬，临沂三乡师共产党员赵昭和进步教师杨只晨（杨文田），在临沂兰陵（今属苍山县）北大寺组织起一支以农民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抗口武装，到9月，发展到150余人，番号为 “兰陵国民抗敌义勇军”，赵昭、杨只晨为负责人。10月，国民党兰陵乡农学校校长管华三盗用山东第三区专署（临沂专署）的名义. 以“破坏政府统一”等罪名，强令义勇军解散，并不准各村供给给养。杨只晨及其胞兄杨景田毁家纾难，卖地买枪、捐粮。在他们的带动下，许多爱国进步人士带粮参加抗战，保证了部队的供应。
同年12月，根据临沂党组织的指示，为防被地方实力派吞并. 暂时接受国民党山东第三区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部所属的游击大队番号。1938年3月，张里元为充实力，又将该部调往临沂，编为第三区专署保安司令部独立营第四连，赵昭任连长。此时，杨只晨奉调去延安。3月上旬，独立营离开临沂北上到达蒙阴县鲁村.在张岗、汪洋、崔介、赵昭、谢辉、阎超等人带领下，驱逐了营长戴星三，宣布独立营脱离张里元部，加入八路军。随后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三团，在山东省委和四支队直接领导指挥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九、邳县青年救国团抗日义勇队1938年5月，邳县青年救国团在土山镇关帝庙召开大会•成立邳县青年救国团抗日义勇队，到会200多人。青救团负责人栗培元、武广春、吴云培等分别作了关于义勇队组建经过和政治任务的报告。邳县知名人士夏慕尧、杲益斋等到会讲了话。义勇队共80余人枪，成为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以青救团名义出现的抗日武装。邳县青救团及义勇队在台儿庄会战期间，曾组织担架队、救护队支援中国军队抗击日军，此后又为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十、邹县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1937年11月，中共邹县县委成立之后，中共山东省委派张若林、王见新先后来邹县，帮助发动建立抗日武装。12月中旬，县委在邹西南亢埠、冯家庄一带发动组织的武装，在南亢埠乡农学校汇集，宣布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鲁南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200余人、长短枪近100支，冯起任总队长，彭建华兼政治部主任，步云亭任副总队长，总队下设3个中队。为加强对不脱产的群众武装领导，同时成立鲁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冯起任总团长，彭建华兼任政治委员，步云亭任副总团长。两个月后，自卫团发展到2〇〇〇余人，其中抗日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拥有长短枪200余支。1938年3月3日，冯起、步云亭率领部分游击队员配合川军邓锡侯部袭击了驻守两下店的日军，扩大了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影响。同月，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秦启荣在邹（县）东田黄一带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秦自任司令。为破坏共产党领导的邹县抗日武装，秦派特务打入游击队内部，挑拨红枪会与鲁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关系，又指使其兄秦启梅潜至邹西拉拢收买地主武装、无极道头领，勾结国民党山东省侦察队刘跃亭部，以谈判为名，于3月8日将冯起骗至荆家集扣押。9日凌晨，侦察队伙同当地反动地主武装，向驻南亢埠的邹县县委机关和游击队总部发动突然袭击。县委书记彭建华和一部分游击队队员当场牺牲，步云亭、王文清等率部30余人突围。起义部队遭受严重损失。4月，冯起获释后，与步云亭、韩维密、王文清、丁平等重新集结旧部，不久部队又恢复发展到400余人枪。
第五节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及其重要意义1938年春，日军为了打通津浦铁路、连贯华北与华中战场，以其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各一部，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企图消灭国民党第五战区主力，然后再图西进，攻占郑州、武汉。2月中旬，南进至山东邹县地区的敌华北方面军第二军之第十师团（矶谷师团）沿津浦铁路南下。同时，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由潍县、高密经诸城、莒县，向临沂进攻。第十、第五两师团相互策应，齐头并进，企图会师台儿庄，打开进入徐州的门户。
徐州是连接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的重要交通枢纽，是华北通往华中、华南的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中国军队控制徐州，不但可以隔绝华北、华中之敌，而且可以保持陇海铁路，将日军阻于津浦铁路以东，确保郑州与平汉铁路的安全。徐州同时也是武汉的屏障，倘若徐州失守，武汉则受威胁。当时国民党政府军政机关都已迁到武汉，所以据守徐州至关重要。而徐州东北的门户便是台儿庄。台儿庄在徐州东北50公里处，原是山东峄县的一个镇，位于津浦线台枣支线及台潍公路的交汇点，大运河从镇南流过。若占领台儿庄，越过运河，南去徐州便无险可守。所以南侵的日军要占领徐州，就得首先占领台儿庄；中国军队要保卫徐州，必先保卫台儿庄。因此，中日双方在台儿庄必然会发生一场规模巨大的会战。
一、临沂阻击战台儿庄会战首先在临沂、滕县拉开序幕。
1938年3月3日，日军第五师团之第二十一旅团（坂本旅团）向驻守临沂的国民党第三军团庞炳勋部发起攻击。庞部凭借沂河与敌苦战数周，损失颇巨，弹药匮乏，临沂形势危急。庞炳勋向徐州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发电告急，请求派部增援。3月12日下午，李宗仁调遣国民党第五十九军张自忠部星夜兼程到达临沂。14日凌晨4时，张部绕敌背后，与庞部同时出击，激战至18日将敌击退,共歼敌3000余人。
因五十九军伤亡太大，奉命转移至费县休整。3月22日，庞炳勛部配属张自忠部一个旅迅速扫除临沂北部汤头附近之敌后，以一部向莒县方向追击，主力则集结于汤头附近，并对沂水、蒙阴方面实行警戒。
23日，日军增援部队4000余人，会同莒县、汤头之残敌，猛烈向庞部阵地反攻。庞部应战不支，被迫退守临沂城东桃园、黄山一带防守。因连日激战，庞部将士十分疲惫，且伤亡甚重，庞炳勋再次告急。
24日，张自忠部由费县回师临沂，张、庞两部合力与敌激战至29日。这时，第五战区派驻海州的第五十七军王肇治旅赴临沂增援，汤恩伯部骑兵团亦来临沂参战。30日，中国军队同仇敌忾猛烈出击，敌损失颇巨，向北退却。当日晚，由于台儿庄方面敌军战况吃紧，坂本旅团主力两个步兵联队和1个野炮兵联由临沂匆忙驰援台儿庄，仅留一个联队步兵和少数炮兵在临沂，与张、庞两军对峙。至此，临沂阻击战胜利结束。
临沂之战，中国方面以装备极差的所谓“杂牌部队’’击退了装备精良、号称大日本皇军中最优秀的板垣师团的坂本旅团，先后共毙伤敌5000余人，彻底粉碎了板垣、矶谷两师团拟在台儿庄会师的计划，迫使矶谷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为中国军队围歼该部创造了条件。
二、滕县保卫战日军板垣师团侵犯临沂的同时，矶谷师团于3月14日拂晓自邹县发起攻击，攻下两下店。15日晚围困滕县城。驻守滕县的中国军队为川军第四十一军孙震部，辖一•二二、一二四两个师。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率部驻守滕县城；一二四师师长由孙震兼任，副师长税梯青于城外策应，一二二师第七二七团团长张宣武为城防司令。共有兵力7000余人。日军方面调集第十师团、第一•〇六师团和第一 〇八师团的一部分约三四万人，统由第丨师团矶谷廉介指挥。拥有大炮70余门，坦克四五十辆，作战飞机四五十架。3月16日黎明时分，日军首先向驻守在滕县以北界河的第四十五军陈鼎勋部一二三、一二七师发起进攻。上午8点，日军炮火猛轰滕县城，同时以12架飞机进行扫射、轰炸。日军借炮火掩护进攻东关。到晚上8点，中国守城部队连续打退日军6次进攻。17日上午6点，日军又以五六十门山野炮和20余架飞机轰炸滕县城，全城一片火海，遍地皆成焦土。随即，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在坦克车的掩护下向城内发起冲锋。中国守军拼死阻击，日军数次入城皆被歼灭或击退，日军攻势受挫，中午12点停止进攻。下午2点，日军再次以二三十架飞机配合榴弹重炮集中轰炸南关、东关，城墙几乎被夷为平地，守军伤亡惨重。一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亲临城中心的十字路口指挥战斗，将上们拼死阻击，但终因伤亡过多，弹尽援绝，至下午5点，南门、西门和东关相继陷落。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在指挥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参谋长邹慕陶等同时捐躯。守城将士在主帅阵亡的情况下仍然继续坚持战斗，直至18日中午，滕县城落入日军之手。中国守城官兵全部殉难。
滕县之战，中国军队以/〇〇〇之兵对付日军数万之众，日军且有飞机、大炮等精良装备，仅16、17两日.滕县城就落下炮弹3万余发，中国军队坚守三昼夜，死伤自师长王铭章以下5000余人。日军死伤3000余人。中国军队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止日军南下，延缓了日军南侵台儿庄的日期，为调集部队守」i台儿庄的战略部署赢得了时间。
三、台儿庄大战当滕县城守军告急之时，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曾命令第二七军团汤恩伯部前往增援。3月16H汤部先头部队八十一军王仲廉部抵达南沙河、官桥一带便与日军遭遇。俟军总部抵达临城，滕县城已经陷落。李宗仁遂命其且战且退至峄县东北抱犊崮山区设防。命原第一战区驻河南许昌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星夜急行军到台儿庄布防。以便乘日军占领滕县以后的骄狂之际，诱其深入，而后以孙、汤二部内外合击之。部署既定，日军果于3月20日自滕大举南下。矶谷师团不待蚌埠方面援军呼应，也不待板垣师团会师，舍中方汤恩伯军团而不顾，尽所有兵力，循津浦路临枣支线直扑旮儿庄。日军兵力4万人，坦克车七八十辆，山野炮和重炮百余门，以大批飞机助战，陆续向台儿庄外围集结。中国方面参战部队有第二集团军孙连仲部，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等共25个师，约25万人，逾日军数倍，唯武器装备较差。
3月24口凌晨，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台儿庄防御工事，随后步兵以坦克为前导，先后占领南洛、刘家湖，向台儿庄步步进逼。自27日起，每天落入台儿庄阵地六七千发炮弹。中国军队在无坦克和平射炮的情况下，与日军短兵相接，展开肉搏战，使日军的大炮坦克无法发挥作用。台儿庄一带民宅多为石头建筑，守军据房屋为堡垒，至死不退。日军猛攻三昼夜，占领了台儿庄围寨的东北角，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至此，中国守军已伤亡过半，渐有不支之势。27日，日军继续向台儿庄增兵，以1〇余门重炮集中摧毁台儿庄外围工事，随后以步兵700余人向台儿庄内紧缩。双方在台儿庄围寨内展开拉锯战。战斗持续到4月3日，中国方面第二集团军的将士伤亡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阵地已为日军占领。台儿庄防守指挥官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认为，如此下去，必致全军覆没，遂向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请求将余部暂撤退到运河南岸。孙总司令电话请示李宗仁司令长官，李宗仁深知台儿庄之危，即令外围 .的第二十军团汤恩伯部迅速南下夹击日军。之后，汤军团仍在抱犊崮东北姑婆山区迟迟不进。最后，李宗仁训诫汤恩伯军团长，如再不听军令，致误戎机，当照韩复榘的前例严办。同时，电话命令孙连仲总司令：“敌我在台儿庄已血战一周，胜负之举决定于最后五分钟。援军明日中午可到，……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有违抗，当军法从事。”并悬赏10万元，命其立刻组织一支敢死队于夜间向日军阵地实施偷袭。孙连仲遂命池峰城师长：“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上前填进去。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有谁敢退过去运河者杀无赦！”此时，台儿庄阵地仅剩一角，池峰城决心背水一战，遂命拆除运河木桥，以绝后路。为整饬军纪，孙连仲总司令将作战不力的右翼旅长侯旬麟撤职，交军法审处，将临阵退却的左翼某营长毙于阵前。挑选数百名精悍士兵组成敢死队，于夜间越墙突袭日军。时值第五战区战车防御炮连赶到，连夜炮击日军阵地。敢死队冲入日军宿营地，持刀砍杀。日军血战数日，又精疲力竭，不料中国守军竟乘夜出击，遂仓皇应战，乱作一团。数日来为日军占领的台儿庄阵地，又被中国军队一举夺回四分之三。日军死伤无数，退守北门。午夜以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随员若干，搭车至台儿庄郊外亲自指挥对日军的歼灭战。黎明时分，台儿庄北面炮声隆隆，汤恩伯军团已于日军背后出现。日军撤退不及，陷入重围。
日军在3月23日进攻台儿庄的同时，派出沂州支队从临城出发前往临沂，企图策应临沂方面的板垣师团。途经郭里集、枣庄即遭到中国军队的阻击。日军矶谷师团此时腹背受敌而又孤立无援，官兵血战数日，已是强弩之末。4月6日深夜，中国军队对日军发起总攻。同时，日军设在枣庄的汽油库和泥沟的弹药库均被鲁南地方游击队炸毁着火。台儿庄日军在重围之下，凭据残垣断壁顽抗。中国军队士气旺盛，阻击敌人多次冲锋。战至清晨3点，日军全线溃败，矶谷师团率残兵万余突围，窜往峄县，闭城死守。至此，台儿庄会战以中国军队获全胜而告终。
台儿庄会战，包括临沂阻击战、滕县保卫战及外线迂回包围战，前后共歼灭日军1.8万余人，炸毁坦克车30余辆，缴获大炮50余门，步兵炮77门，战车40辆，轻重机枪931挺，步枪万余支。日军精锐部队板垣、矶谷师团主力大伤元气，为日本新式陆军创建以来第一次惨败。台儿庄会战也是自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但也损失兵力4万之众。台儿庄会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中国军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充分显示了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巨大威力。台儿庄遂成为中华民族的扬威不屈之地。
第六节徐州会战的失败及其影响台儿庄战役仅仅是徐州会战的序幕，随之而来的是日军大规模的进攻。
日军大本营从台儿庄地区作战中，发现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集中40个师约40万人的兵力，认为这是与国民党军决战的大好时机，于是在1938年4月7日发出徐州会战的命令。4月17日至18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与华中派遣军在大本营代表的参加下，在济南召开作战会议，协调与制定两军徐州会战计划，决定以7个师团约30万兵力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进攻。
日军第十师团由台儿庄突围撤退后，分路由台枣铁路支线和台枣公路向北撤退。因汤恩伯军团行动不坚决，使敌安全转移至峄县附近的獐山、九山及税郭等地，凭借有利地形固守待援。汤恩伯军团向峄县固守之敌围攻多日未克，改由税郭东北包围，与敌形成对峙之局。
临沂方面，日军第五师团残部退至临沂西南的朱陈闭寨固守。4月初，敌由青岛派兵增援临沂之敌，并再次实施攻击临沂。第五战区又调李仙洲部（九十二军）向临沂增援。但李部尚未到达，临沂已于21日失守。固守朱陈之敌乘机向向城方面进犯，汤恩伯军团和孙连仲集团军没有全力对敌，很快形成对峙状态。
4月20日前后，日军从徐州南北增兵，进攻徐州的企图曰见明显。国民党军虽感到在南北两面强敌夹击下对敌难以抗衡，但在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刺激下居然调集大量援军，增强第五战区力量。在会战开始前，第五战区部队陆续增加到60万人。这些军队大都集中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敌决战。
徐州会战从5月初开始。日军第二军以第五、第十两个师团再次向台儿庄及其两侧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进攻。到5月中旬，日军一一四师团加入峄县以南、台儿庄西侧战线，抽出第十师团经微山湖中部协同由济宁南下的第十六师团，向徐州西北侧进攻，以便切断在徐州东北地区国民党军的退路。敌华中派遣军第九、第十三师团于5月3日从津浦铁路西徐州西南方向进攻；第三师团从右翼沿宿县方向进攻。南北两个方向上的敌军，迅速形成对徐州的包围形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第五战区部队唯恐被歼，便在5月13日开始全线退却，分路向豫南、鄂北、淮北、苏北地区转移。徐州于5月19日被日军占领。至此，徐州会战结束。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总结这次作战失败的教训时说：“此次徐州会战，我军虽四倍于敌，但主动地位已失，终于失败。我各级指挥官视敌如虎，企图消极，故战机多被逸失，此种畏敌心理，而形成的指挥官企图消极，军队战斗精神衰颓，可谓为我开战以来失败之最大原因此外，程还总结了失败的其他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他看到的都是表面现象，而没能触及到本质。实际上蒋介石政府的片面抗战和单纯的固守防御的方针，才是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眼见形势不利，及时突围转移，从保存实力，避免被歼，仍不失为败中明智之举。
在徐州失守前后，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亡国论”、“速胜论”都很嚣张。“亡国论”者强调中国军队武器装备不如敌人，叫器“抗战必败”或“再战必败”，竭力主张妥协求和。“速胜论”者每当战局有利就冲昏头脑，高叫“决战”、“反攻”、“半年胜利”，“一一年胜利”。台儿庄战役胜利后展开徐州会战，国民政学系报纸《大公报》在社论中提出徐州会战应是“准决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就连日军是否进攻武汉也发生疑问了，有人说：“不一定”，也有人说:“断不会”。但当徐州失陷，国民党军再次溃退，其速胜思想被事实粉碎时，即转为悲观失望的亡国论。这些论调在社会上散布，如同乌云，一时笼罩了整个天空，使广大人民摸不着方向，看不到抗战的光明前途，影响着抗战的顺利进行。
为了粉碎“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谬论，消除徐州会战失败的不利影响，毛泽东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论持久战》的演讲，并向全国发表。
毛泽东严正地指出“亡国论”者与“速胜论”者都是错误的。他说:“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一这就是我们的结论。”①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的客观根据。他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②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个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第二，曰本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个小国，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支持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正义战争却是得道多助的。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的进攻能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中国抗战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了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还科学地预见了抗日持久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提出一整套动员人民群众，在持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51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1991年第2版，第447页。久战中不断削弱敌方的优势、发展自己的力量、以夺取最后胜利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论持久战》彻底粉碎了“亡国论”与“速胜论”的谬论，澄清了对于抗战认识上的混乱思想，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鲁南抗日军民由此大大增强了敌后坚持持久战的信心和决心，进一步明确了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方针。
第七节共产党和人民武装支援配合台、徐会战在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期间，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群众团体积极支援、配合国民党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一、献计献策，参与谋划歼敌大计台儿庄战役发生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黄金时期，从整个政治背景看，如果没有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的形成，没有第五战区较好的国共两党合作局面，很难设想有台儿庄大捷。
早在1938年2月，中共驻武汉的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就当面向奉命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的白崇禧建议：在徐州以#、济南以南的鲁南地区，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守点打援”的战略战术，将日军各个击破。同时，又主动表示新四军将在津浦线南段开展游击战，配合李品仙、廖磊两集团军牵制华中日军，以便北线我军放手歼敌。白崇禧对此建议甚为赞赏，到徐州后向李宗仁作了传达。
几天后，周恩来又派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高级参谋张爱萍赴徐州拜会李宗仁，转达周恩来的建议，并力促李宗仁痛下决心早日歼敌。他说：“周恩来先生主张把阵地战和运动战结合起来，围点打援，以优势兵力将孤出冒进之敌聚歼于鲁南地区。这一带地形比较复杂，可作伏兵之地，长官在此周密部署，胜利可期。八路军在华北可作战略配合，新四军在津浦南段配合李、廖两集团军牵制南线曰军，战区可以将主要兵力集中于鲁南作战。歼敌寇，扬国威，振民心，留青史。此其时也。良机往往可遇而不可求，望长官早作英断，万勿轻失这一先机。”李宗仁连声赞好，并请张爱萍回复周恩来、叶剑英“静候捷音”。
从军事思想来说，在这次战役之前，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持久战思想，游击战和运动战、阵地战相结合的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对国民党的抗战思想和战略战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宗仁和国民党部分高级将领在政府军接连失利，特别是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失败之后，也开始认识到抗战以来正面战场那种单纯的“阵地消耗战”、“被动挨打的作战方式”是造成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对共产党人的建议深以为然，基本上加以采纳。在组织指挥台儿庄战役时，李宗仁以擅长固守著称的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坚守台儿庄城寨，以顽强的阵地战紧紧地咬住敌矶谷师团瀨谷支队（旅团），以在中国军队中装备比较精良的汤恩伯第二十军团拊敌侧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另以孙桐萱第三集团军等部组成游击兵团在浦津线中段开展游击战，迟滞敌人后续部队的增援。
二、英勇出兵.歼灭、牵制大量日军1938年2月，徐州形势紧张，蒋介石赴武汉部署徐州会战时召见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问彭德怀：“八路军是否可以在青纱帐起来的时候派队袭击浦津线，以策应徐州会战？ ”彭德怀慨然回答：“本军为配合徐州会战，不等青纱帐起，即当派队前往。”在周恩来、叶剑英的建议提出之后，新四军第四支队即陆续展开于安徽的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开展游击战，牵制皖中曰军，进而向皖东挺进，与李品仙第^一集团军、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相呼应，威胁津浦路南段。华北方面，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先后电令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聂荣臻等派得力支队“向津浦线袭扰”，“配合津浦北段作战”。同年春夏间，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副旅长陈再道率八路军东进纵队，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七六九团和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第五支队先后到达冀南，恢复了冀南及鲁西北的十几座县城，建立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徐向前到达冀南后，朱德即通过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代表叶剑英转告蒋介石：“已派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该师所属一个旅赴东北津浦线，配合鲁南主要战线作战。现该旅已逾南宫，东进津浦行动。”一二九师专门组建了“津浦支队”，其任务就是破击津浦铁路，配合徐州作战。4月中旬，津浦支队夜袭黄河崖车站和津浦路桥，进而开辟了德州至济南间津浦路沿线的恩县、高唐、夏津、武城、禹城一带，对津浦线北段之敌构成直接威胁。据统计，台儿庄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动向日军出击，作战400余次，毙伤俘敌两万余人，击毁敌汽车500辆，缴获轻重机枪百余挺，步枪300多支，牵制10万多日军，有力配合了鲁南正面战场作战。
三、地方党大力支援，游击队密切配合在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期间，中共山东省委所属的有关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游击武装、抗日团体以及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所属的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武装、抗日团体都为支援、配合台儿庄和徐州会战做了大量工作，破袭铁路、公路，袭击敌据点和运输部队，动员组织群众慰劳军队，抬担架救护伤员，运送军需物资，当向导侦察敌情等等，不但帮助各参战部队解决了具体困难，而且以其高昂的爱国热情和无数动人的事迹，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官兵的士气。
小清河地区党领导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于3月13曰，一举攻克淄川县城。接着，第五军一部与淄河地方游击队在胶济、张博线的三角地带，开展破袭战，炸毁敌火车头7台、车辆上百节，破坏铁路10余里。4月，第五军一部在友军协同下，连攻济南市郊，并一度攻克王舍人庄、济南北郊和黄台车站。同时，第五军动员3000名群众，连续对胶济铁路西段展开破袭战，攻入马尚、涯庄车站；第五军第十二中队摧毁辛店车站维持会，炸毁敌火车一列。临淄抗日武装多次对淄河至益都铁路段进行破袭，炸毁敌机车一台，一度攻占淄河店车站。中共淄川矿区工委领导的游击队也频繁出击，在凤凰山附近炸毁敌军用列车，破坏了胶济线张店、辛店间的部分铁路和张博支线定南至五公里段的铁路，炸毁定南至淄川之间的三座铁路桥，致使敌一列军列坠桥下河，车上50多名曰军丧命。
在鲁西北地区，中共鲁西特委与范筑先（国民党山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共同领导的抗日武装也进行了配合。3月，日军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侵占襥县、范县，企图抢占黄河渡口，以便渡河南下包围徐州，切断中国军队向西的退路。范筑先在共产党员袁仲贤、姚第鸿协助下，两次克复范县，并连续重创淮县之敌，牵制日军一个多联队。5月中旬，共产党员赵健民带领的第六支队特务营与第二H支队一部配合，在襥县城西十几华里处袭击日军汽车运输队，毙伤敌近百人。
共产党员张北华、远静沧等领导的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成立不久，即夜袭界首火车站，用大刀砍死日军8人，击毙日军10余人。在台儿庄战役期间，自卫团对敌进行了一系列战斗。3月底，自卫团将泰安城南的北集坡车站附近的一段铁轨拆毁。次日拂晓，敌军一列火车到此处时翻倒，埋伏于铁路两侧高地上的自卫团战士一齐开火，毙伤押车日军20余人，并将列车焚毁，迫使日军铁路运输中断一周。接着，自卫团又抽调3个大队，转向泰安以北，炸毁万德车站附近的铁路大桥和土门一带的公路桥，并破袭了界首北段的铁路，连续枪击抢修铁路桥梁的日军，又使敌十几天不能通车。
在台儿庄战役的中心战场苏鲁边一带，共产党领导的鲁南抗日武装和抗日团体更是积极地予以配合。张光中领导的沛县人民抗日义勇队三次袭击津浦铁路临城（今薛城）的日军，烧毁临城火车站，破毁铁路1华里，毙敌数十人。3月初，邹县人民抗日武装在曲（阜）泗（水）公路上伏击敌军运输车，炸毁汽车1辆，毙敌3人，缴获步枪两支，大米、白面等军用物资大宗。3月中旬和4月，朱道南、刘景镇率峄县人民抗日武装先后在邹县城前和峄县的甘霖打击日军。4月，滕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在于公、王见新率领下，在滕县岗头山前的公路上伏击日军运输队。
台儿庄会战期间，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也积极支援配合中国军队作战。枣庄抗日职工救国会负责人张福林接到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破坏敌人运输”的指示后，动员了数百名枣庄煤矿职工将临（城）枣（庄）赵（墩）铁路支线大部路段破坏。邳县青年救国团组成有1〇〇〇副担架的担架队，在炮火中，在敌机不断轰炸的情况下，活动在运河两岸抢救伤员。除此之外，青救团还在各交通要道设立了战地服务团或民众驻军联合办事处，负责接待过往的中国军队，并主动为军队提供向导；在沿陇海铁路的运河、赵墩等车站上设有儿童服务队，给过往军队送茶送水；在靠近前线的车辐山车站设战地安慰所，为军队传送信件，提供临时休息场所。由于邳县青救团的支前工作做得周到，受到中国军队的称赞和欢迎。台儿庄大战期间，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郭影秋率领宣传队到邳县慰问，演出了革命戏《放下你的鞭子》。与此同时，县青救团还组织了2000辆小车，乘夜深入敌后，用驴驮、担挑、车推等办法，抢运富户逃难丢下的粮食支援前线和救济难民。运粮队伍在敌机轮番扫射、运河各渡口被封锁的情况下，夜以继日地抢渡运河。队长佟永春、杨学忠等衣服被炸烂，人被埋在土里，运粮的群众有的被炸伤，有的献出宝贵生命。战斗尽管艰苦危险，大家仍毫不畏缩，连续作战十余昼夜，计运送粮食数十万斤。
总之，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武装、抗日民众团体为台儿庄和徐州会战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在支援、配合台儿庄和徐州会战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壮大，为徐州沦陷后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