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第三节鲁南其他地方中共组织的发展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出卖，以及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中共山东省委遭受十多次破坏，山东各级中共组织损失惨重》1934年1月以后，山东一度没有中共省级领导机构，各地党组织只好独立工作。1935年12月，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接上关系，1936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重建，黎玉任书记。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精神，省委积极慎重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发展抗日群众团体，为发动群众抗击日军大举入侵做准备。
省委建立后，为了恢复鲁南地区党的组织，8月初，派宣传部长林洁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教学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林浩到达费县后，一面教学，一面在讲习所内物色党员发展对象。他利用课堂授课，向学生们讲授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启发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并在所内创办了读书会，以启发和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从10月开始，先后介绍了崔晓东、王宗一、李祖恩等人入党。月底成立了中共费县讲习所支部，崔晓东任支部书记。11月，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在林浩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王宗一任工委书记，崔晓东任组织委员，李祖恩任宣传委员。工委成立后先后发展了张云成、李平、赵志锐、姚潜修、赵光、李华林、李瑞祥、王力生等十几人入党。西安事变爆发后，林浩在学校向学生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揭露蒋介石对内镇压革命，镇压人民，对外不抵抗的反动政策，号召学生们行动起来，坚持抗日救国。同时组织了“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还成立了民先组织，由李瑞祥、盛清澜、胡震等组成干事会，在校内外宣传抗日救国。林浩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费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派人监视他的行动。1937年1月，省委为保护费县党组织和林浩的安全，决定调他回济南。林浩到济南，向省委书记黎玉汇报了他在费县开展工作和费县党组织的组建情况。黎玉认为费县虽然很穷，但却是发展和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地方。1937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又派济南一师党支部书记安波、党员张秀千、孙济云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还派刘莱夫作为省委与费县党组织的交通员，大大充实了中共费县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安波到费县后，以学校为阵地，组织广大进步师生成立歌咏团、讲演团，到校外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展了一批党员，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1937年5月，到农村学习任教的学生全部返校，经安波批准，县工委以组织毕业生旅游为名让部分党员去济南，在济南见到了林浩。工委书记王宗一向林浩汇报了费县工委的工作，林浩表示满意，并指示县工委增补王力生、张云成为工委委员。这时工委下辖讲习所党支部和城西党支部，赵光、李祖恩分别任支部书记。6月底，费县师范讲习所三级学生毕业，工委书记王宗一到薛庄北彭家岚子村、崔晓东到诸满古城村、李祖恩分配到朱田村，张云遨到资邱村任教，王力生在地方小学。这些共产党员在工委的领导下，以教学作掩护，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党的活动，成为后来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费县，除了费县工委外，苏鲁豫皖特委也在费南高桥一带发展党员，先后在信行庄、高桥镇、南庄、侯家庄、王家庄、齐家峪、沙家店、南泉、甘露寺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
1937年6月，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一军从西安开到临沂地区，党在该军内发展建立的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工作委员会随军到达临沂。工委书记为王西萍，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为刘培植。工委负责人之一的吴志刚通过省委与当地在国民党临沂专署教育科任科员的中共党员崔介接上关系，向其传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党的任务。尔后，吴志刚派张岗（张克诚）、汪洋（汪之正）到崔介处，组成中共临沂军事工作小组，对外名义三四二旅留守处。分工:汪洋到沂水城北朱家庄小学任教开展工作，张岗来往于青岛与临沂之间，争取知识分子，崔介利用在教育界的方便条件进行抗日活动。
1936年3月，原曲阜二师六级学生、1932年五二〇大逮捕中被捕的管毓筠（管戈）出狱，在原籍从事抗日活动。同年秋，重回曲阜师范入十一级读书。不久，与十级三班学生周蓝田相互公开党员身份。同年秋，二人介绍朱启昭入党。然后3人组成一个党支部，管戈为负责人，周蓝田任组织委员，朱启昭任宣传委员。
党支部成立后，一面利用师生中日益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深入组织和领导进步活动；一面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积极发展党员。共产党员于汉卿还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曲阜师范学校分队”及其外围组织“读书会”。
但是，由于反动校长杨书田四年多的经营，学校从上到下已形成了一个反动势力的网络，成立了复兴社、CC派等特务组织，几乎每班教师中都有特务分子。他们有恃无恐，反共活动十分猖獗。因此，校内两种思想和势力的对峙日益尖锐，斗争渐趋激烈。如西安事变第二天，杨书田紧急召集全校师生训话，宣布了这个消息，语调低沉悲痛，如丧考妣，声嘶力竭地发誓“声讨大逆不道、不忠不孝的张学良、杨虎城”。但绝大多数学生却很高兴。会后，特务分子猖狂咒骂张、杨，在张贴的标语上将“张学良”写成“张学狼”，并趁机诬蔑共产党；而进步学生们则在宿舍对张、杨义举大讲特讲，喜形于色，有的还高兴得在床上打滚。后来，蒋介石获释，特务们开庆祝会，大放鞭炮，如疯似狂;而广大进步学生却掩饰不住遗憾心情，认为便宜了蒋介石，说：“为什么不把这小子宰了！”十一级的朱湘海却深刻地对同学们说：“这是共产党为大局为民族的义举，可见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打日本、救中国离不了共产党。”进步与反动，就是这样鲜明地对立，并酝酿着新的大规模的公开较量。
在邹县。1936年春，中共邹县工委与山东抗日反蒋大同盟组织打入邹县县政府任合作社指导员的周次温（周由冯起、彭建华介绍入党）暗中联系，密切配合，以“教育用品合作社”和冯庄小学为工委活动的中心联系点，开展党的工作，把全县大部分教师吸引过来，并先后发展了步云亭、王文清、郑西琴、韩孝和、孔荫甫、蒋丹亭等一批青年入党。同时，“农民贷款合作社”也很快发展到80多个村庄，1万多名社员，并发放贷款5万多元，有力地支持了城乡人民的革命斗争，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1936年秋，围绕着竞选“国大代表”，邹县工委与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秦启荣采用收买、拉拢、威胁、恫吓等卑鄙手段，极力拉选票。拥有很大地方势力的乡师校长刘景怀（又名刘兆汉）也积极参加竞选。冯起和彭建华等人为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派，积极支持刘景怀，把秦启荣搞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并迫使国民党山东当局在秦启荣竞选面临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变换花招，将刘景怀和秦启荣等4人一起指定为“国大代表”。
1936年冬，秦启荣先是向国民党三路军指挥部密告“郎县合作社有彭建华、冯起等共党分子”，继则派其妹秦淑贞到邹县进行特务活动，并指使其爪牙混入共产党内部，破坏党的组织。12月初，叛徒宋鸣时带领国民党山东捕共队数人，秘密窜到邹县，妄图将邹县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县工委获悉后，当即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分散活动。冯起转移到曹州郑汇东处。彭建华也准备往谷山转移，但是没有及时行动。1937年1月27日夜，邹县警察局的暴徒和捕共队的特务一起，连夜窜到邹西，先后逮捕了彭建华、李西杰。次日，又在城内逮捕了周次温。冯起也在曹州被捕，被押送到济南。2月7日，彭建华、周次温、李西杰也被秘密押送济南，与冯起一起关押在国民党第三路军军法处。后来都被国民党山东省法院判处徒刑，押入监狱。他们紧密地团结在狱中党组织的周围，串联党员，团结难友，采取多种形式，向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邹县工委遭受破坏后，步云亭隐蔽在双村秦海子小学，王文清隐蔽在蔡庄小学。他们以教书为掩护，肩负起党的领导工作，带领董仪亭、董玉炳、彭建民、郑西琴、吴化民、刘仲民、盛铁如等共产党员,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党的地下斗争。
1936年3月，在滕县五所楼懋榛小学任教的几名共产党员自发地成立了党支部，张学周任书记，李叔铭任宣传委员，王右池任组织委员，后来燕遇明来滕县任教，也参加了该支部的活动。党支部成员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利用讲课，向学生们讲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启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同年1〇月中旬，党支部创办了《图存报》。小报每期数百份，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曰本侵略者的罪行。小报在全县知识界有广泛市场，发放范围东到山亭、羊庄，南到沙沟，西到微山湖东岸。西安事变后，党支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图存报》公开发表文章，拥护党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拥护党的十大政策。《图存报》一直办到七七事变才停刊。另外，党支部还注意培养发展青年进步学生入党，先后发展了杨广立、杨际元、李运田、朱广泉、孟昭煜等学生入党。由于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在工作中坚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不仅提高了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而且对广大农民群众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七七事变前夕，五所楼广大•农民，在党支部的帮助支持下，成立了“抗日农民救国会”，李兴义任会长。五所楼党支部的工作，为抗日战争到来后能够迅速发动广大农民投身抗战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军委派宋子成等人到鲁南，任务是割断日特和国民党特务组织与该地道会门的联系，组织抗日武装，直接受中共北方局军委领导，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宋子成到临城后，通过其兄的朋友王奎元在临城延寿堂药铺当西医外科大夫，化名孙毓先，以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名义，打着冯玉祥的旗号开展工作。由于他医术比较高明，成为远近闻名的“孙先生”。通过看病广泛接触群众，宋子成和当地上层人物、道会门的头头，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使他们逐渐与日特、国民党特务疏远，并争取了培贤道道首王守银等。1937年夏，北方局军委负责人赖若愚到临城巡视，对宋子成的工作予以肯定，并接见了王守银。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出卖，以及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中共山东省委遭受十多次破坏，山东各级中共组织损失惨重》1934年1月以后，山东一度没有中共省级领导机构，各地党组织只好独立工作。1935年12月，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接上关系，1936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重建，黎玉任书记。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精神，省委积极慎重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发展抗日群众团体，为发动群众抗击日军大举入侵做准备。
省委建立后，为了恢复鲁南地区党的组织，8月初，派宣传部长林洁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教学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林浩到达费县后，一面教学，一面在讲习所内物色党员发展对象。他利用课堂授课，向学生们讲授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启发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并在所内创办了读书会，以启发和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从10月开始，先后介绍了崔晓东、王宗一、李祖恩等人入党。月底成立了中共费县讲习所支部，崔晓东任支部书记。11月，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在林浩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王宗一任工委书记，崔晓东任组织委员，李祖恩任宣传委员。工委成立后先后发展了张云成、李平、赵志锐、姚潜修、赵光、李华林、李瑞祥、王力生等十几人入党。西安事变爆发后，林浩在学校向学生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揭露蒋介石对内镇压革命，镇压人民，对外不抵抗的反动政策，号召学生们行动起来，坚持抗日救国。同时组织了“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还成立了民先组织，由李瑞祥、盛清澜、胡震等组成干事会，在校内外宣传抗日救国。林浩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费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派人监视他的行动。1937年1月，省委为保护费县党组织和林浩的安全，决定调他回济南。林浩到济南，向省委书记黎玉汇报了他在费县开展工作和费县党组织的组建情况。黎玉认为费县虽然很穷，但却是发展和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地方。1937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又派济南一师党支部书记安波、党员张秀千、孙济云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还派刘莱夫作为省委与费县党组织的交通员，大大充实了中共费县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安波到费县后，以学校为阵地，组织广大进步师生成立歌咏团、讲演团，到校外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展了一批党员，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1937年5月，到农村学习任教的学生全部返校，经安波批准，县工委以组织毕业生旅游为名让部分党员去济南，在济南见到了林浩。工委书记王宗一向林浩汇报了费县工委的工作，林浩表示满意，并指示县工委增补王力生、张云成为工委委员。这时工委下辖讲习所党支部和城西党支部，赵光、李祖恩分别任支部书记。6月底，费县师范讲习所三级学生毕业，工委书记王宗一到薛庄北彭家岚子村、崔晓东到诸满古城村、李祖恩分配到朱田村，张云遨到资邱村任教，王力生在地方小学。这些共产党员在工委的领导下，以教学作掩护，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党的活动，成为后来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费县，除了费县工委外，苏鲁豫皖特委也在费南高桥一带发展党员，先后在信行庄、高桥镇、南庄、侯家庄、王家庄、齐家峪、沙家店、南泉、甘露寺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
1937年6月，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一军从西安开到临沂地区，党在该军内发展建立的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工作委员会随军到达临沂。工委书记为王西萍，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为刘培植。工委负责人之一的吴志刚通过省委与当地在国民党临沂专署教育科任科员的中共党员崔介接上关系，向其传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党的任务。尔后，吴志刚派张岗（张克诚）、汪洋（汪之正）到崔介处，组成中共临沂军事工作小组，对外名义三四二旅留守处。分工:汪洋到沂水城北朱家庄小学任教开展工作，张岗来往于青岛与临沂之间，争取知识分子，崔介利用在教育界的方便条件进行抗日活动。
1936年3月，原曲阜二师六级学生、1932年五二〇大逮捕中被捕的管毓筠（管戈）出狱，在原籍从事抗日活动。同年秋，重回曲阜师范入十一级读书。不久，与十级三班学生周蓝田相互公开党员身份。同年秋，二人介绍朱启昭入党。然后3人组成一个党支部，管戈为负责人，周蓝田任组织委员，朱启昭任宣传委员。
党支部成立后，一面利用师生中日益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深入组织和领导进步活动；一面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积极发展党员。共产党员于汉卿还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曲阜师范学校分队”及其外围组织“读书会”。
但是，由于反动校长杨书田四年多的经营，学校从上到下已形成了一个反动势力的网络，成立了复兴社、CC派等特务组织，几乎每班教师中都有特务分子。他们有恃无恐，反共活动十分猖獗。因此，校内两种思想和势力的对峙日益尖锐，斗争渐趋激烈。如西安事变第二天，杨书田紧急召集全校师生训话，宣布了这个消息，语调低沉悲痛，如丧考妣，声嘶力竭地发誓“声讨大逆不道、不忠不孝的张学良、杨虎城”。但绝大多数学生却很高兴。会后，特务分子猖狂咒骂张、杨，在张贴的标语上将“张学良”写成“张学狼”，并趁机诬蔑共产党；而进步学生们则在宿舍对张、杨义举大讲特讲，喜形于色，有的还高兴得在床上打滚。后来，蒋介石获释，特务们开庆祝会，大放鞭炮，如疯似狂;而广大进步学生却掩饰不住遗憾心情，认为便宜了蒋介石，说：“为什么不把这小子宰了！”十一级的朱湘海却深刻地对同学们说：“这是共产党为大局为民族的义举，可见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打日本、救中国离不了共产党。”进步与反动，就是这样鲜明地对立，并酝酿着新的大规模的公开较量。
在邹县。1936年春，中共邹县工委与山东抗日反蒋大同盟组织打入邹县县政府任合作社指导员的周次温（周由冯起、彭建华介绍入党）暗中联系，密切配合，以“教育用品合作社”和冯庄小学为工委活动的中心联系点，开展党的工作，把全县大部分教师吸引过来，并先后发展了步云亭、王文清、郑西琴、韩孝和、孔荫甫、蒋丹亭等一批青年入党。同时，“农民贷款合作社”也很快发展到80多个村庄，1万多名社员，并发放贷款5万多元，有力地支持了城乡人民的革命斗争，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1936年秋，围绕着竞选“国大代表”，邹县工委与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秦启荣采用收买、拉拢、威胁、恫吓等卑鄙手段，极力拉选票。拥有很大地方势力的乡师校长刘景怀（又名刘兆汉）也积极参加竞选。冯起和彭建华等人为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派，积极支持刘景怀，把秦启荣搞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并迫使国民党山东当局在秦启荣竞选面临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变换花招，将刘景怀和秦启荣等4人一起指定为“国大代表”。
1936年冬，秦启荣先是向国民党三路军指挥部密告“郎县合作社有彭建华、冯起等共党分子”，继则派其妹秦淑贞到邹县进行特务活动，并指使其爪牙混入共产党内部，破坏党的组织。12月初，叛徒宋鸣时带领国民党山东捕共队数人，秘密窜到邹县，妄图将邹县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县工委获悉后，当即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分散活动。冯起转移到曹州郑汇东处。彭建华也准备往谷山转移，但是没有及时行动。1937年1月27日夜，邹县警察局的暴徒和捕共队的特务一起，连夜窜到邹西，先后逮捕了彭建华、李西杰。次日，又在城内逮捕了周次温。冯起也在曹州被捕，被押送到济南。2月7日，彭建华、周次温、李西杰也被秘密押送济南，与冯起一起关押在国民党第三路军军法处。后来都被国民党山东省法院判处徒刑，押入监狱。他们紧密地团结在狱中党组织的周围，串联党员，团结难友，采取多种形式，向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邹县工委遭受破坏后，步云亭隐蔽在双村秦海子小学，王文清隐蔽在蔡庄小学。他们以教书为掩护，肩负起党的领导工作，带领董仪亭、董玉炳、彭建民、郑西琴、吴化民、刘仲民、盛铁如等共产党员,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党的地下斗争。
1936年3月，在滕县五所楼懋榛小学任教的几名共产党员自发地成立了党支部，张学周任书记，李叔铭任宣传委员，王右池任组织委员，后来燕遇明来滕县任教，也参加了该支部的活动。党支部成员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利用讲课，向学生们讲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启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同年1〇月中旬，党支部创办了《图存报》。小报每期数百份，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曰本侵略者的罪行。小报在全县知识界有广泛市场，发放范围东到山亭、羊庄，南到沙沟，西到微山湖东岸。西安事变后，党支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图存报》公开发表文章，拥护党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拥护党的十大政策。《图存报》一直办到七七事变才停刊。另外，党支部还注意培养发展青年进步学生入党，先后发展了杨广立、杨际元、李运田、朱广泉、孟昭煜等学生入党。由于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在工作中坚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不仅提高了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而且对广大农民群众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七七事变前夕，五所楼广大•农民，在党支部的帮助支持下，成立了“抗日农民救国会”，李兴义任会长。五所楼党支部的工作，为抗日战争到来后能够迅速发动广大农民投身抗战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军委派宋子成等人到鲁南，任务是割断日特和国民党特务组织与该地道会门的联系，组织抗日武装，直接受中共北方局军委领导，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宋子成到临城后，通过其兄的朋友王奎元在临城延寿堂药铺当西医外科大夫，化名孙毓先，以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名义，打着冯玉祥的旗号开展工作。由于他医术比较高明，成为远近闻名的“孙先生”。通过看病广泛接触群众，宋子成和当地上层人物、道会门的头头，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使他们逐渐与日特、国民党特务疏远，并争取了培贤道道首王守银等。1937年夏，北方局军委负责人赖若愚到临城巡视，对宋子成的工作予以肯定，并接见了王守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