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第五章鲁南各地党组织的恢复及抗日救亡斗争
第一节一二•九运动与鲁南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1935年，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冀、晋、鲁、察、绥5省的争夺，疯狂扩大对华侵略。6月和7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军代表先后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将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11月，日本策动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坚持卖国投降政策，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这一连串出卖华北的事件，称为华北事变。
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反应最为强烈。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12月9日，数千名北平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声讨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在这一高潮到来时，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发展，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间内 “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曰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这次会议的精神，极大地促进了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鲁南各地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迅即响应，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徐州各中学在平津南下学生的帮助和影响下，举行罢课，并于12月23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建立了以刘剑为负责人的徐州学联等爱国学生组织，并与南京学联和华北学联取得联系，派刘剑为代表出席华北学联在天津召开的代表会议，使徐州、南京和华北地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互相支持，不断深入发展。1936年春，在铜山县图书馆内成立了“青年读书会”，会长蓝铭述，会员有刘剑、张道平、王子模、任慎修等20余人。同年夏，在“青年读书会”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了 “徐州学生救国会”，负责人蓝铭述、刘剑、周南等。他们集体阅读进步书刊，每半月出一期《读书半月刊》, 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滋阳（兖州）省立四乡师广大师生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了罢课斗争。他们编写《抗敌快报》、《冲锋号》、《农民的话》等刊物广为散发，在车站、街道和附近农村登台演讲，编演《流浪记》、《四大陷阱》等文艺节目，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他们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通过了《罢课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坚决抗日。还派人到济宁、曲阜等地串联，往北平、济南等地寄送《罢课宣言》和传单，同全国各地学生和工农群众的斗争相联系、相呼应。对此，国民党滋阳县县长周侗、滋阳乡师反动当局勾结国民党驻军孙桐萱部实行镇压，于一天夜晚调集大批军警包围学校，逮捕了进步教师刘松塘和8名进步学生。这更激起全校进步师生的愤慨，他们继续罢课，同反动派相持几十天。后来由于生活困难，学生大部被迫离校回家。学校反动当局借机开除了30余名进步学生的学籍。
1936年初，中共滋阳乡师支部被迫停止了活动。但是在校的共产党员，仍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同时，曲阜二师师生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也罢了课，并举行了声援北平同学的大会，校方宣布提前放寒假，迫使学生离校。邳县中学、邳县师范及其附属的实验小学和土山初中补习班的爱国师生先后罢课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还表演了文明戏《棠棣之花》。枣庄、临沂学生也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随后又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枣庄中兴中学青年学生汪国璋、沈春光、许在廉等，在进步人士、枣庄火车站东站副站长高利民提议和帮助下，于1936年10月成立了“读书会”，吸引和组织进步青年阅读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阅读《铁流》、《毁灭》、《母亲》、《八月的乡村》等进步书籍，使读书会成员提高了觉悟，后来集体转入枣庄抗敌后援会宣传队。
第二节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建立
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一二•九运动的不断高涨，鲁南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起来。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是由陈赓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在西安设立的一个地下秘密组织，成立于1935年的冬天，谢华任特支书记，徐彬如、宋绮云、童陆生等为委员，专门负责开展对杨虎城部西北军的工作，与地方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直属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领导。
郭子化和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从1933年与上级组织失掉联系后，一面按照原徐州特委的要求，独立自主地担负起开展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艰巨任务，一面积极设法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上级组织，但是由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山东和江苏两省党的组织多次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直未能与上级党委接上组织关系。郭子化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与在西安的地下党员宋绮云和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共产党员丁毅忱等联系，希望能通过他们找到党的组织。宋绮云和丁毅忱是郭子化过去在徐州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和好友，大革命时期共同参加革命，与郭子化相处很深。他们得知郭子化在枣庄的活动和处境艰难后，都非常关心和同情，并且尽自己的所能，经常寄钱寄物予以接济。但由于当时种种条件所限，他们也无法帮助郭子化找到党的关系。1934年冬，特委成立前，郭子化还曾派共产党员郭日高去西安与宋绮云联系。
1935年冬，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前，宋绮云向徐彬如多次反映郭子化在枣庄一带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与上级党失掉联系的情况，请他向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汇报，派人与郭子化联系。徐彬如和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分别向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汇报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活动情况，建议由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派人与郭子化联系。当时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曾经派人到徐州，但是却没有找到郭子化和特委。以后由于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忙于其他事情，就把这个问题放下来了。当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时，徐彬如又一次向谢华反映郭子化和边区临时特委的问题，请其再次向中央军委办事处建议，抓紧解决。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经过研究后，指示谢华、徐彬如等通知郭子化，特委的组织关系暂由西北特支代管，郭子化参加西北特支，待中央到达陕北，再将其组织关系转交给中央。根据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的交待，西北特支通过宋绮云通知郭子化去西安与西北特支接组织关系。1935年冬，郭子化到西安后，就住在宋绮云的家里，与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见面后，汇报了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成立经过和边区党的组织活动情况，与西北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郭子化这次西安之行，不仅找到了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的上级党组织，而且还从谢华、徐彬如、宋绮云那里了解到全国革命形势，知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了解到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及中央发出的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亲眼看到西安学生和西北军、东北军抗日救亡爱国运动高涨的情景。这对于加强边区特委工作的领导和党组织的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郭子化在西安期间，宋绮云的夫人徐丽芳为他缝制了一套棉衣，行前又送给他一床棉被和经费。郭子化从西安回到枣庄后，即根据西北特支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并等待与中央的联系。
1936年6月18日，郭子化在枣庄同春堂药店，被叛徒、国民党特务朱大同及其同伙发现，当天被带往徐州。朱大同与郭子化过去是同学，一同参加过永城武装暴动。1933年夏，朱大同被捕叛变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共产党人。但他对郭子化在永城武装暴动失败以后的情况并不了解。这次朱带人来枣庄，也不是专门来抓郭子化的，而是无意中发‘现的。郭子化知道朱不了解他现在的情况，镇静自若地向朱声明：“自从永城暴动失败后，便来枣庄行医谋生，不再参与政治活动。”朱大同半信半疑，仍将郭子化押往徐州。特委立即采取营救措施，派李韶九赶到徐州，以枣庄医药公会会长的身份为郭子化作保，并花钱买通特务桑春田，从中疏通。同时，李微冬又以枣庄商会代表身份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徐州特务扰乱枣庄医药界正常营业、侵犯人权的行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对随便在他的地盘上捕人极为不满，向徐州当局提出抗议。在内外夹击之下，徐州特务机关又找不到任何证据，不得不于第二天取保释放。
当天下午，郭子化同李韶九一起坐火车回到枣庄，连夜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将特委机关转移到抱犊崮山区的费县高桥镇，派李韶九、王寿山到费县高桥镇设立广德堂药店，作为特委机关。为了防备敌人可能采取跟踪追捕，派陶洪瀛、杨培芝、高志成等人组成武装“打狗队”，专在枣庄、邹坞车站侦察叛徒特务的活动，准备在其下车时，予以阻击，以确保特委机关的安全。派矿工共产党员周宗勤放弃工作，回老家济南张夏周家庵，作掩护工作。
郭子化作完各项安排后，便与丛林一起进山，先到费县李韶九家里歇脚，又转道去济南张夏车站东八里周家庵周宗勤家隐蔽。
为使特委撤出枣庄后不削弱矿区的工作，特委立即对矿区党委（1933年6月由矿区工委改建的）进行调整充实，由特委组织委员丛衍瑞任党委书记，王明增、梁允才、褚雅青、邱焕文、李微冬任委员，使矿区党委领导力量得到很大加强。为加强对沙沟（现属薛城区）、张阿、郗山一带基层党组织的领导，1936年10月还在沙沟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沙沟区委，任命褚思沛为区委书记，刘茂坦为委员。为更好地开展枣庄驻地工作，还于1936年12月成立了枣庄老街党支部，李微冬任书记，张鸿仪、金宝蕴为委员。特委为了加强与湖西党组织的联系，1936年10月还派陶洪瀛、丛林到滕县北辛，以筹建乾德堂药店的名义，建立了特委与湖西联系的交通联络站。
郭子化在周宗勤家隐蔽期间，再次派丛林去西安，向西北特支的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汇报郭子化被捕、脱险及特委机关转移等有关情况。不几天，宋绮云向丛林传达了西北特支的意见和要郭子化去西安的通知，临行时宋绮云送给丛林100块银元，作为特委活动经费。
按照西北特支的通知，郭子化于9月初再次去西安，住在宋绮云家里，向西北特支报告了被捕的前后经过和特委的全面活动情况，与谢华、徐彬如、宋绮云一起研究了国内革命形势及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当时正值西安各界人民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青年学生和东北军官兵、家属及各界进步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郭子化9月底返回周家庵后，即去费县高桥。这时作为特委机关的广德堂药店，已经由李韶九、王寿山筹备就绪，郭子化即召集丛衍瑞、张光中、李韶九、邱焕文、郭致远等人开会，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工作指示；讨论分析了新的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布置了几项新的工作：（一）加强枣庄矿区和农村党的建设，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组织，在现有基础上，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青年学生中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壮大党的力量。（二)积极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形式，如职工联合会、学生会、读书会、医药公会、联庄会、民众自卫团、抗日自卫团等人民团体，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团结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当亡国奴。（三）对社会上层的开明士绅、爱国进步人士，广泛进行抗曰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多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在鲁南山区重点做好对临沂的联庄会长万春圃的工作，应多与他联系，多做工作，加强教育，通过万春圃的社会关系，发挥他的作用，帮助他开展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这次会议推动了边区临时特委各项工作的开展。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决定撤销中共西北特支，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员会，原西北特支成员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随着西北特支的撤销，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组织关系，也交给陕西省委。因为这时边区临时特委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根据工作需要，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建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改建后的特委除保留原特委成员外，又增补陶洪瀛为委员。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西北特支就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l936年6月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去西安联系工作，谢华、徐彬如等就向张文彬提出，要将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组织关系交给中央。张文彬说，中央非常忙，无法接管，要西北特支继续代管。西北特支多次向中央反映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党组织问题。陕西省委书记贾托夫在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又一次反映陕西省委与边区临时特委两地相隔太远，难以继续领导。
1937年1月，特委接到宋绮云转来的通知，要郭子化去西安。这是郭子化第三次去西安。此时，陕西省委通过林伯渠联系，已将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关系转交给党中央<2月初，郭子化通过西安办事处转道延安，先住在中央交通部招待所，后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朱理治代表中央听取了郭子化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边区临时特委的工作，认为特委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中央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是有成绩的，并传达了中央决定，正式批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并将边区特委划归即将成立的河南省委领导。中央决定郭子化作为特委代表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至此，郭子化与上级党失去联系长达5年之久，终于通过中共西北特支与党中央接上了组织关系。
郭子化在延安期间，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代表的身份，正式出席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郭子化听了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所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在这些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日战争。而争取民主又是准备和实现抗战的中心一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则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次会议肯定了中央自1935年以来的政治路线，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为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郭子化听了刘少奇、洛甫作的报告，以及徐冰、彭真的讲话。会议总结了过去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克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会议强调必须正确地树立和解决党和群众的关系。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争取和团结工人、农民的大多数，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争取一切武装部队走上坚决抗日道路。在职工运动中，在充分注意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组织和黄色工会，把争取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的经济斗争与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要无限制地一味搞政治运动。中共中央两个重要会议精神，为边区特委的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937年6月，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郭子化又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一起研究了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工作。7月初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下旬，返回鲁南。
西安事变后，特委除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了许多党员外，还积极在中小学知识分子中间发展党员，如青年学生李汝佩、汪国璋和小学教师鹿广连等都是这时入党的。郭子化从延安回来后，特委还恢复了一些与党失掉联系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党籍。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所属各级党组织的力量得到很大增强，党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节鲁南其他地方中共组织的发展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出卖，以及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中共山东省委遭受十多次破坏，山东各级中共组织损失惨重》1934年1月以后，山东一度没有中共省级领导机构，各地党组织只好独立工作。1935年12月，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接上关系，1936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重建，黎玉任书记。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精神，省委积极慎重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发展抗日群众团体，为发动群众抗击日军大举入侵做准备。
省委建立后，为了恢复鲁南地区党的组织，8月初，派宣传部长林洁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教学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林浩到达费县后，一面教学，一面在讲习所内物色党员发展对象。他利用课堂授课，向学生们讲授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启发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并在所内创办了读书会，以启发和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从10月开始，先后介绍了崔晓东、王宗一、李祖恩等人入党。月底成立了中共费县讲习所支部，崔晓东任支部书记。11月，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在林浩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王宗一任工委书记，崔晓东任组织委员，李祖恩任宣传委员。工委成立后先后发展了张云成、李平、赵志锐、姚潜修、赵光、李华林、李瑞祥、王力生等十几人入党。西安事变爆发后，林浩在学校向学生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揭露蒋介石对内镇压革命，镇压人民，对外不抵抗的反动政策，号召学生们行动起来，坚持抗日救国。同时组织了“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还成立了民先组织，由李瑞祥、盛清澜、胡震等组成干事会，在校内外宣传抗日救国。林浩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费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派人监视他的行动。1937年1月，省委为保护费县党组织和林浩的安全，决定调他回济南。林浩到济南，向省委书记黎玉汇报了他在费县开展工作和费县党组织的组建情况。黎玉认为费县虽然很穷，但却是发展和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地方。1937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又派济南一师党支部书记安波、党员张秀千、孙济云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还派刘莱夫作为省委与费县党组织的交通员，大大充实了中共费县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安波到费县后，以学校为阵地，组织广大进步师生成立歌咏团、讲演团，到校外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展了一批党员，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1937年5月，到农村学习任教的学生全部返校，经安波批准，县工委以组织毕业生旅游为名让部分党员去济南，在济南见到了林浩。工委书记王宗一向林浩汇报了费县工委的工作，林浩表示满意，并指示县工委增补王力生、张云成为工委委员。这时工委下辖讲习所党支部和城西党支部，赵光、李祖恩分别任支部书记。6月底，费县师范讲习所三级学生毕业，工委书记王宗一到薛庄北彭家岚子村、崔晓东到诸满古城村、李祖恩分配到朱田村，张云遨到资邱村任教，王力生在地方小学。这些共产党员在工委的领导下，以教学作掩护，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党的活动，成为后来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费县，除了费县工委外，苏鲁豫皖特委也在费南高桥一带发展党员，先后在信行庄、高桥镇、南庄、侯家庄、王家庄、齐家峪、沙家店、南泉、甘露寺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
1937年6月，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一军从西安开到临沂地区，党在该军内发展建立的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工作委员会随军到达临沂。工委书记为王西萍，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为刘培植。工委负责人之一的吴志刚通过省委与当地在国民党临沂专署教育科任科员的中共党员崔介接上关系，向其传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党的任务。尔后，吴志刚派张岗（张克诚）、汪洋（汪之正）到崔介处，组成中共临沂军事工作小组，对外名义三四二旅留守处。分工:汪洋到沂水城北朱家庄小学任教开展工作，张岗来往于青岛与临沂之间，争取知识分子，崔介利用在教育界的方便条件进行抗日活动。
1936年3月，原曲阜二师六级学生、1932年五二0大逮捕中被捕的管毓筠（管戈）出狱，在原籍从事抗日活动。同年秋，重回曲阜师范入十一级读书。不久，与十级三班学生周蓝田相互公开党员身份。同年秋，二人介绍朱启昭入党。然后3人组成一个党支部，管戈为负责人，周蓝田任组织委员，朱启昭任宣传委员。
党支部成立后，一面利用师生中日益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深入组织和领导进步活动；一面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积极发展党员。共产党员于汉卿还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曲阜师范学校分队”及其外围组织“读书会”。
但是，由于反动校长杨书田四年多的经营，学校从上到下已形成了一个反动势力的网络，成立了复兴社、CC派等特务组织，几乎每班教师中都有特务分子。他们有恃无恐，反共活动十分猖獗。因此，校内两种思想和势力的对峙日益尖锐，斗争渐趋激烈。如西安事变第二天，杨书田紧急召集全校师生训话，宣布了这个消息，语调低沉悲痛，如丧考妣，声嘶力竭地发誓“声讨大逆不道、不忠不孝的张学良、杨虎城”。但绝大多数学生却很高兴。会后，特务分子猖狂咒骂张、杨，在张贴的标语上将“张学良”写成“张学狼”，并趁机诬蔑共产党；而进步学生们则在宿舍对张、杨义举大讲特讲，喜形于色，有的还高兴得在床上打滚。后来，蒋介石获释，特务们开庆祝会，大放鞭炮，如疯似狂;而广大进步学生却掩饰不住遗憾心情，认为便宜了蒋介石，说：“为什么不把这小子宰了！”十一级的朱湘海却深刻地对同学们说：“这是共产党为大局为民族的义举，可见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打日本、救中国离不了共产党。”进步与反动，就是这样鲜明地对立，并酝酿着新的大规模的公开较量。
在邹县。1936年春，中共邹县工委与山东抗日反蒋大同盟组织打入邹县县政府任合作社指导员的周次温（周由冯起、彭建华介绍入党）暗中联系，密切配合，以“教育用品合作社”和冯庄小学为工委活动的中心联系点，开展党的工作，把全县大部分教师吸引过来，并先后发展了步云亭、王文清、郑西琴、韩孝和、孔荫甫、蒋丹亭等一批青年入党。同时，“农民贷款合作社”也很快发展到80多个村庄，1万多名社员，并发放贷款5万多元，有力地支持了城乡人民的革命斗争，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1936年秋，围绕着竞选“国大代表”，邹县工委与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秦启荣采用收买、拉拢、威胁、恫吓等卑鄙手段，极力拉选票。拥有很大地方势力的乡师校长刘景怀（又名刘兆汉）也积极参加竞选。冯起和彭建华等人为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派，积极支持刘景怀，把秦启荣搞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并迫使国民党山东当局在秦启荣竞选面临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变换花招，将刘景怀和秦启荣等4人一起指定为“国大代表”。
1936年冬，秦启荣先是向国民党三路军指挥部密告“郎县合作社有彭建华、冯起等共党分子”，继则派其妹秦淑贞到邹县进行特务活动，并指使其爪牙混入共产党内部，破坏党的组织。12月初，叛徒宋鸣时带领国民党山东捕共队数人，秘密窜到邹县，妄图将邹县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县工委获悉后，当即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分散活动。冯起转移到曹州郑汇东处。彭建华也准备往谷山转移，但是没有及时行动。1937年1月27日夜，邹县警察局的暴徒和捕共队的特务一起，连夜窜到邹西，先后逮捕了彭建华、李西杰。次日，又在城内逮捕了周次温。冯起也在曹州被捕，被押送到济南。2月7日，彭建华、周次温、李西杰也被秘密押送济南，与冯起一起关押在国民党第三路军军法处。后来都被国民党山东省法院判处徒刑，押入监狱。他们紧密地团结在狱中党组织的周围，串联党员，团结难友，采取多种形式，向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邹县工委遭受破坏后，步云亭隐蔽在双村秦海子小学，王文清隐蔽在蔡庄小学。他们以教书为掩护，肩负起党的领导工作，带领董仪亭、董玉炳、彭建民、郑西琴、吴化民、刘仲民、盛铁如等共产党员,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党的地下斗争。
1936年3月，在滕县五所楼懋榛小学任教的几名共产党员自发地成立了党支部，张学周任书记，李叔铭任宣传委员，王右池任组织委员，后来燕遇明来滕县任教，也参加了该支部的活动。党支部成员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利用讲课，向学生们讲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启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同年10月中旬，党支部创办了《图存报》。小报每期数百份，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曰本侵略者的罪行。小报在全县知识界有广泛市场，发放范围东到山亭、羊庄，南到沙沟，西到微山湖东岸。西安事变后，党支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图存报》公开发表文章，拥护党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拥护党的十大政策。《图存报》一直办到七七事变才停刊。另外，党支部还注意培养发展青年进步学生入党，先后发展了杨广立、杨际元、李运田、朱广泉、孟昭煜等学生入党。由于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在工作中坚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不仅提高了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而且对广大农民群众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七七事变前夕，五所楼广大农民，在党支部的帮助支持下，成立了“抗日农民救国会”，李兴义任会长。五所楼党支部的工作，为抗日战争到来后能够迅速发动广大农民投身抗战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军委派宋子成等人到鲁南，任务是割断日特和国民党特务组织与该地道会门的联系，组织抗日武装，直接受中共北方局军委领导，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宋子成到临城后，通过其兄的朋友王奎元在临城延寿堂药铺当西医外科大夫，化名孙毓先，以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名义，打着冯玉祥的旗号开展工作。由于他医术比较高明，成为远近闻名的“孙先生”。通过看病广泛接触群众，宋子成和当地上层人物、道会门的头头，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使他们逐渐与日特、国民党特务疏远，并争取了培贤道道首王守银等。1937年夏，北方局军委负责人赖若愚到临城巡视，对宋子成的工作予以肯定，并接见了王守银。
第一节一二•九运动与鲁南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1935年，中国政治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主义，加紧对华北冀、晋、鲁、察、绥5省的争夺，疯狂扩大对华侵略。6月和7月，国民党政府代表与日军代表先后签定了丧权辱国的“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将包括北京、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11月，日本策动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控制冀东22县。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坚持卖国投降政策，计划于12月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满足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这一连串出卖华北的事件，称为华北事变。
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反应最为强烈。敏感的青年学生对时局的演变尤为关切。北平学生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12月9日，数千名北平学生，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重阻挠，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声讨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在这一高潮到来时，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发展，圆满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它表明，党已经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间内 “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曰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这次会议的精神，极大地促进了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鲁南各地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迅即响应，掀起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
徐州各中学在平津南下学生的帮助和影响下，举行罢课，并于12月23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建立了以刘剑为负责人的徐州学联等爱国学生组织，并与南京学联和华北学联取得联系，派刘剑为代表出席华北学联在天津召开的代表会议，使徐州、南京和华北地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互相支持，不断深入发展。1936年春，在铜山县图书馆内成立了“青年读书会”，会长蓝铭述，会员有刘剑、张道平、王子模、任慎修等20余人。同年夏，在“青年读书会”的基础上，秘密成立了 “徐州学生救国会”，负责人蓝铭述、刘剑、周南等。他们集体阅读进步书刊，每半月出一期《读书半月刊》, 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滋阳（兖州）省立四乡师广大师生在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了罢课斗争。他们编写《抗敌快报》、《冲锋号》、《农民的话》等刊物广为散发，在车站、街道和附近农村登台演讲，编演《流浪记》、《四大陷阱》等文艺节目，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发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热情。他们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通过了《罢课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坚决抗日。还派人到济宁、曲阜等地串联，往北平、济南等地寄送《罢课宣言》和传单，同全国各地学生和工农群众的斗争相联系、相呼应。对此，国民党滋阳县县长周侗、滋阳乡师反动当局勾结国民党驻军孙桐萱部实行镇压，于一天夜晚调集大批军警包围学校，逮捕了进步教师刘松塘和8名进步学生。这更激起全校进步师生的愤慨，他们继续罢课，同反动派相持几十天。后来由于生活困难，学生大部被迫离校回家。学校反动当局借机开除了30余名进步学生的学籍。
1936年初，中共滋阳乡师支部被迫停止了活动。但是在校的共产党员，仍然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斗争。
同时，曲阜二师师生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也罢了课，并举行了声援北平同学的大会，校方宣布提前放寒假，迫使学生离校。邳县中学、邳县师范及其附属的实验小学和土山初中补习班的爱国师生先后罢课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还表演了文明戏《棠棣之花》。枣庄、临沂学生也举行罢课和游行示威，随后又采取各种形式开展抗日宣传。枣庄中兴中学青年学生汪国璋、沈春光、许在廉等，在进步人士、枣庄火车站东站副站长高利民提议和帮助下，于1936年10月成立了“读书会”，吸引和组织进步青年阅读艾思奇的《通俗哲学讲话》，阅读《铁流》、《毁灭》、《母亲》、《八月的乡村》等进步书籍，使读书会成员提高了觉悟，后来集体转入枣庄抗敌后援会宣传队。
第二节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建立
随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一二•九运动的不断高涨，鲁南各地党组织逐步恢复发展起来。
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是由陈赓领导的中共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在西安设立的一个地下秘密组织，成立于1935年的冬天，谢华任特支书记，徐彬如、宋绮云、童陆生等为委员，专门负责开展对杨虎城部西北军的工作，与地方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直属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领导。
郭子化和苏鲁边区临时特委，从1933年与上级组织失掉联系后，一面按照原徐州特委的要求，独立自主地担负起开展和重建各地党组织的艰巨任务，一面积极设法通过各种关系寻找上级组织，但是由于全国革命处于低潮，山东和江苏两省党的组织多次遭到敌人严重破坏，一直未能与上级党委接上组织关系。郭子化为了寻找上级党组织，与在西安的地下党员宋绮云和在北平燕京大学的共产党员丁毅忱等联系，希望能通过他们找到党的组织。宋绮云和丁毅忱是郭子化过去在徐州师范读书时的同学和好友，大革命时期共同参加革命，与郭子化相处很深。他们得知郭子化在枣庄的活动和处境艰难后，都非常关心和同情，并且尽自己的所能，经常寄钱寄物予以接济。但由于当时种种条件所限，他们也无法帮助郭子化找到党的关系。1934年冬，特委成立前，郭子化还曾派共产党员郭日高去西安与宋绮云联系。
1935年冬，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前，宋绮云向徐彬如多次反映郭子化在枣庄一带进行秘密革命活动，与上级党失掉联系的情况，请他向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汇报，派人与郭子化联系。徐彬如和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分别向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汇报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活动情况，建议由中央军委上海办事处派人与郭子化联系。当时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曾经派人到徐州，但是却没有找到郭子化和特委。以后由于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忙于其他事情，就把这个问题放下来了。当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时，徐彬如又一次向谢华反映郭子化和边区临时特委的问题，请其再次向中央军委办事处建议，抓紧解决。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经过研究后，指示谢华、徐彬如等通知郭子化，特委的组织关系暂由西北特支代管，郭子化参加西北特支，待中央到达陕北，再将其组织关系转交给中央。根据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的交待，西北特支通过宋绮云通知郭子化去西安与西北特支接组织关系。1935年冬，郭子化到西安后，就住在宋绮云的家里，与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见面后，汇报了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成立经过和边区党的组织活动情况，与西北特支接上了组织关系。郭子化这次西安之行，不仅找到了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的上级党组织，而且还从谢华、徐彬如、宋绮云那里了解到全国革命形势，知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胜利完成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了解到中央政治局12月会议（即瓦窑堡会议）及中央发出的八一宣言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亲眼看到西安学生和西北军、东北军抗日救亡爱国运动高涨的情景。这对于加强边区特委工作的领导和党组织的建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郭子化在西安期间，宋绮云的夫人徐丽芳为他缝制了一套棉衣，行前又送给他一床棉被和经费。郭子化从西安回到枣庄后，即根据西北特支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并等待与中央的联系。
1936年6月18日，郭子化在枣庄同春堂药店，被叛徒、国民党特务朱大同及其同伙发现，当天被带往徐州。朱大同与郭子化过去是同学，一同参加过永城武装暴动。1933年夏，朱大同被捕叛变后，带领国民党特务到处抓捕共产党人。但他对郭子化在永城武装暴动失败以后的情况并不了解。这次朱带人来枣庄，也不是专门来抓郭子化的，而是无意中发‘现的。郭子化知道朱不了解他现在的情况，镇静自若地向朱声明：“自从永城暴动失败后，便来枣庄行医谋生，不再参与政治活动。”朱大同半信半疑，仍将郭子化押往徐州。特委立即采取营救措施，派李韶九赶到徐州，以枣庄医药公会会长的身份为郭子化作保，并花钱买通特务桑春田，从中疏通。同时，李微冬又以枣庄商会代表身份向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控告徐州特务扰乱枣庄医药界正常营业、侵犯人权的行为。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也对随便在他的地盘上捕人极为不满，向徐州当局提出抗议。在内外夹击之下，徐州特务机关又找不到任何证据，不得不于第二天取保释放。
当天下午，郭子化同李韶九一起坐火车回到枣庄，连夜召开了特委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将特委机关转移到抱犊崮山区的费县高桥镇，派李韶九、王寿山到费县高桥镇设立广德堂药店，作为特委机关。为了防备敌人可能采取跟踪追捕，派陶洪瀛、杨培芝、高志成等人组成武装“打狗队”，专在枣庄、邹坞车站侦察叛徒特务的活动，准备在其下车时，予以阻击，以确保特委机关的安全。派矿工共产党员周宗勤放弃工作，回老家济南张夏周家庵，作掩护工作。
郭子化作完各项安排后，便与丛林一起进山，先到费县李韶九家里歇脚，又转道去济南张夏车站东八里周家庵周宗勤家隐蔽。
为使特委撤出枣庄后不削弱矿区的工作，特委立即对矿区党委（1933年6月由矿区工委改建的）进行调整充实，由特委组织委员丛衍瑞任党委书记，王明增、梁允才、褚雅青、邱焕文、李微冬任委员，使矿区党委领导力量得到很大加强。为加强对沙沟（现属薛城区）、张阿、郗山一带基层党组织的领导，1936年10月还在沙沟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沙沟区委，任命褚思沛为区委书记，刘茂坦为委员。为更好地开展枣庄驻地工作，还于1936年12月成立了枣庄老街党支部，李微冬任书记，张鸿仪、金宝蕴为委员。特委为了加强与湖西党组织的联系，1936年10月还派陶洪瀛、丛林到滕县北辛，以筹建乾德堂药店的名义，建立了特委与湖西联系的交通联络站。
郭子化在周宗勤家隐蔽期间，再次派丛林去西安，向西北特支的负责人谢华、徐彬如、宋绮云等汇报郭子化被捕、脱险及特委机关转移等有关情况。不几天，宋绮云向丛林传达了西北特支的意见和要郭子化去西安的通知，临行时宋绮云送给丛林100块银元，作为特委活动经费。
按照西北特支的通知，郭子化于9月初再次去西安，住在宋绮云家里，向西北特支报告了被捕的前后经过和特委的全面活动情况，与谢华、徐彬如、宋绮云一起研究了国内革命形势及如何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当时正值西安各界人民纪念九一八事变5周年，青年学生和东北军官兵、家属及各界进步人士，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停止内战，枪口对外，一致抗日。郭子化9月底返回周家庵后，即去费县高桥。这时作为特委机关的广德堂药店，已经由李韶九、王寿山筹备就绪，郭子化即召集丛衍瑞、张光中、李韶九、邱焕文、郭致远等人开会，传达了中共西北特支的工作指示；讨论分析了新的革命斗争形势和任务，布置了几项新的工作：（一）加强枣庄矿区和农村党的建设，积极慎重地发展党组织，在现有基础上，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职员、青年学生中大量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壮大党的力量。（二)积极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形式，如职工联合会、学生会、读书会、医药公会、联庄会、民众自卫团、抗日自卫团等人民团体，广泛深入地宣传党的抗日政策，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团结各方面的爱国力量，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当亡国奴。（三）对社会上层的开明士绅、爱国进步人士，广泛进行抗曰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多交朋友，建立统战关系。在鲁南山区重点做好对临沂的联庄会长万春圃的工作，应多与他联系，多做工作，加强教育，通过万春圃的社会关系，发挥他的作用，帮助他开展社会各界的统战工作。这次会议推动了边区临时特委各项工作的开展。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根据革命形势发展需要，决定撤销中共西北特支，成立中共陕西省委员会，原西北特支成员参加省委的领导工作。随着西北特支的撤销，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组织关系，也交给陕西省委。因为这时边区临时特委的工作范围逐渐扩大，根据工作需要，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建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改建后的特委除保留原特委成员外，又增补陶洪瀛为委员。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西北特支就与中共中央接上了关系。l936年6月毛泽东派他的秘书张文彬去西安联系工作，谢华、徐彬如等就向张文彬提出，要将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组织关系交给中央。张文彬说，中央非常忙，无法接管，要西北特支继续代管。西北特支多次向中央反映苏鲁边区临时特委党组织问题。陕西省委书记贾托夫在向中央汇报工作时，又一次反映陕西省委与边区临时特委两地相隔太远，难以继续领导。
1937年1月，特委接到宋绮云转来的通知，要郭子化去西安。这是郭子化第三次去西安。此时，陕西省委通过林伯渠联系，已将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的关系转交给党中央<2月初，郭子化通过西安办事处转道延安，先住在中央交通部招待所，后来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朱理治代表中央听取了郭子化的汇报后，充分肯定了边区临时特委的工作，认为特委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符合中央路线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是有成绩的，并传达了中央决定，正式批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并将边区特委划归即将成立的河南省委领导。中央决定郭子化作为特委代表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至此，郭子化与上级党失去联系长达5年之久，终于通过中共西北特支与党中央接上了组织关系。
郭子化在延安期间，以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代表的身份，正式出席中央召开的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郭子化听了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和朱德所作的报告。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人在这些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党在新时期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准备抗日战争。而争取民主又是准备和实现抗战的中心一环，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则是革命胜利的关键。这次会议肯定了中央自1935年以来的政治路线，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为抗日战争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郭子化听了刘少奇、洛甫作的报告，以及徐冰、彭真的讲话。会议总结了过去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建立和发展强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克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会议强调必须正确地树立和解决党和群众的关系。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争取和团结工人、农民的大多数，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争取一切武装部队走上坚决抗日道路。在职工运动中，在充分注意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大力发展工会组织，并利用一切合法组织和黄色工会，把争取改善工人、农民生活的经济斗争与争取民主自由权利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不要无限制地一味搞政治运动。中共中央两个重要会议精神，为边区特委的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1937年6月，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议结束后，郭子化又与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一起研究了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工作。7月初离开延安，途经西安时，爆发了卢沟桥事变。下旬，返回鲁南。
西安事变后，特委除了在工人、农民中发展了许多党员外，还积极在中小学知识分子中间发展党员，如青年学生李汝佩、汪国璋和小学教师鹿广连等都是这时入党的。郭子化从延安回来后，特委还恢复了一些与党失掉联系的知识分子党员的党籍。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所属各级党组织的力量得到很大增强，党的影响越来越大。
第三节鲁南其他地方中共组织的发展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和叛徒的出卖，以及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中共山东省委遭受十多次破坏，山东各级中共组织损失惨重》1934年1月以后，山东一度没有中共省级领导机构，各地党组织只好独立工作。1935年12月，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接上关系，1936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重建，黎玉任书记。根据中共北方局指示精神，省委积极慎重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发展抗日群众团体，为发动群众抗击日军大举入侵做准备。
省委建立后，为了恢复鲁南地区党的组织，8月初，派宣传部长林洁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教学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林浩到达费县后，一面教学，一面在讲习所内物色党员发展对象。他利用课堂授课，向学生们讲授抗日救国的革命道理，启发学生们的思想觉悟，并在所内创办了读书会，以启发和提高学生们的思想觉悟。从10月开始，先后介绍了崔晓东、王宗一、李祖恩等人入党。月底成立了中共费县讲习所支部，崔晓东任支部书记。11月，随着党员队伍的壮大，在林浩的主持下，成立了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王宗一任工委书记，崔晓东任组织委员，李祖恩任宣传委员。工委成立后先后发展了张云成、李平、赵志锐、姚潜修、赵光、李华林、李瑞祥、王力生等十几人入党。西安事变爆发后，林浩在学校向学生们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揭露蒋介石对内镇压革命，镇压人民，对外不抵抗的反动政策，号召学生们行动起来，坚持抗日救国。同时组织了“抗日救国学生联合会”，还成立了民先组织，由李瑞祥、盛清澜、胡震等组成干事会，在校内外宣传抗日救国。林浩的革命活动引起了费县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并派人监视他的行动。1937年1月，省委为保护费县党组织和林浩的安全，决定调他回济南。林浩到济南，向省委书记黎玉汇报了他在费县开展工作和费县党组织的组建情况。黎玉认为费县虽然很穷，但却是发展和积蓄革命力量的好地方。1937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又派济南一师党支部书记安波、党员张秀千、孙济云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还派刘莱夫作为省委与费县党组织的交通员，大大充实了中共费县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和领导力量。安波到费县后，以学校为阵地，组织广大进步师生成立歌咏团、讲演团，到校外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发展了一批党员，扩大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1937年5月，到农村学习任教的学生全部返校，经安波批准，县工委以组织毕业生旅游为名让部分党员去济南，在济南见到了林浩。工委书记王宗一向林浩汇报了费县工委的工作，林浩表示满意，并指示县工委增补王力生、张云成为工委委员。这时工委下辖讲习所党支部和城西党支部，赵光、李祖恩分别任支部书记。6月底，费县师范讲习所三级学生毕业，工委书记王宗一到薛庄北彭家岚子村、崔晓东到诸满古城村、李祖恩分配到朱田村，张云遨到资邱村任教，王力生在地方小学。这些共产党员在工委的领导下，以教学作掩护，积极从事抗日宣传和党的活动，成为后来抗战的中坚力量。
在费县，除了费县工委外，苏鲁豫皖特委也在费南高桥一带发展党员，先后在信行庄、高桥镇、南庄、侯家庄、王家庄、齐家峪、沙家店、南泉、甘露寺等地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
1937年6月，国民党东北军五十一军从西安开到临沂地区，党在该军内发展建立的中共东北军五十一军工作委员会随军到达临沂。工委书记为王西萍，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为刘培植。工委负责人之一的吴志刚通过省委与当地在国民党临沂专署教育科任科员的中共党员崔介接上关系，向其传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党的任务。尔后，吴志刚派张岗（张克诚）、汪洋（汪之正）到崔介处，组成中共临沂军事工作小组，对外名义三四二旅留守处。分工:汪洋到沂水城北朱家庄小学任教开展工作，张岗来往于青岛与临沂之间，争取知识分子，崔介利用在教育界的方便条件进行抗日活动。
1936年3月，原曲阜二师六级学生、1932年五二0大逮捕中被捕的管毓筠（管戈）出狱，在原籍从事抗日活动。同年秋，重回曲阜师范入十一级读书。不久，与十级三班学生周蓝田相互公开党员身份。同年秋，二人介绍朱启昭入党。然后3人组成一个党支部，管戈为负责人，周蓝田任组织委员，朱启昭任宣传委员。
党支部成立后，一面利用师生中日益高涨的抗日反蒋情绪，深入组织和领导进步活动；一面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积极发展党员。共产党员于汉卿还发起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曲阜师范学校分队”及其外围组织“读书会”。
但是，由于反动校长杨书田四年多的经营，学校从上到下已形成了一个反动势力的网络，成立了复兴社、CC派等特务组织，几乎每班教师中都有特务分子。他们有恃无恐，反共活动十分猖獗。因此，校内两种思想和势力的对峙日益尖锐，斗争渐趋激烈。如西安事变第二天，杨书田紧急召集全校师生训话，宣布了这个消息，语调低沉悲痛，如丧考妣，声嘶力竭地发誓“声讨大逆不道、不忠不孝的张学良、杨虎城”。但绝大多数学生却很高兴。会后，特务分子猖狂咒骂张、杨，在张贴的标语上将“张学良”写成“张学狼”，并趁机诬蔑共产党；而进步学生们则在宿舍对张、杨义举大讲特讲，喜形于色，有的还高兴得在床上打滚。后来，蒋介石获释，特务们开庆祝会，大放鞭炮，如疯似狂;而广大进步学生却掩饰不住遗憾心情，认为便宜了蒋介石，说：“为什么不把这小子宰了！”十一级的朱湘海却深刻地对同学们说：“这是共产党为大局为民族的义举，可见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打日本、救中国离不了共产党。”进步与反动，就是这样鲜明地对立，并酝酿着新的大规模的公开较量。
在邹县。1936年春，中共邹县工委与山东抗日反蒋大同盟组织打入邹县县政府任合作社指导员的周次温（周由冯起、彭建华介绍入党）暗中联系，密切配合，以“教育用品合作社”和冯庄小学为工委活动的中心联系点，开展党的工作，把全县大部分教师吸引过来，并先后发展了步云亭、王文清、郑西琴、韩孝和、孔荫甫、蒋丹亭等一批青年入党。同时，“农民贷款合作社”也很快发展到80多个村庄，1万多名社员，并发放贷款5万多元，有力地支持了城乡人民的革命斗争，使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
1936年秋，围绕着竞选“国大代表”，邹县工委与国民党反动派秦启荣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当时，秦启荣采用收买、拉拢、威胁、恫吓等卑鄙手段，极力拉选票。拥有很大地方势力的乡师校长刘景怀（又名刘兆汉）也积极参加竞选。冯起和彭建华等人为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反动派，积极支持刘景怀，把秦启荣搞得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并迫使国民党山东当局在秦启荣竞选面临失败的情况下，不得不变换花招，将刘景怀和秦启荣等4人一起指定为“国大代表”。
1936年冬，秦启荣先是向国民党三路军指挥部密告“郎县合作社有彭建华、冯起等共党分子”，继则派其妹秦淑贞到邹县进行特务活动，并指使其爪牙混入共产党内部，破坏党的组织。12月初，叛徒宋鸣时带领国民党山东捕共队数人，秘密窜到邹县，妄图将邹县共产党人一网打尽。县工委获悉后，当即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分散活动。冯起转移到曹州郑汇东处。彭建华也准备往谷山转移，但是没有及时行动。1937年1月27日夜，邹县警察局的暴徒和捕共队的特务一起，连夜窜到邹西，先后逮捕了彭建华、李西杰。次日，又在城内逮捕了周次温。冯起也在曹州被捕，被押送到济南。2月7日，彭建华、周次温、李西杰也被秘密押送济南，与冯起一起关押在国民党第三路军军法处。后来都被国民党山东省法院判处徒刑，押入监狱。他们紧密地团结在狱中党组织的周围，串联党员，团结难友，采取多种形式，向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邹县工委遭受破坏后，步云亭隐蔽在双村秦海子小学，王文清隐蔽在蔡庄小学。他们以教书为掩护，肩负起党的领导工作，带领董仪亭、董玉炳、彭建民、郑西琴、吴化民、刘仲民、盛铁如等共产党员,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持党的地下斗争。
1936年3月，在滕县五所楼懋榛小学任教的几名共产党员自发地成立了党支部，张学周任书记，李叔铭任宣传委员，王右池任组织委员，后来燕遇明来滕县任教，也参加了该支部的活动。党支部成员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利用讲课，向学生们讲述东北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启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同年10月中旬，党支部创办了《图存报》。小报每期数百份，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揭露曰本侵略者的罪行。小报在全县知识界有广泛市场，发放范围东到山亭、羊庄，南到沙沟，西到微山湖东岸。西安事变后，党支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图存报》公开发表文章，拥护党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拥护党的十大政策。《图存报》一直办到七七事变才停刊。另外，党支部还注意培养发展青年进步学生入党，先后发展了杨广立、杨际元、李运田、朱广泉、孟昭煜等学生入党。由于五所楼懋榛小学党支部在工作中坚持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不仅提高了广大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的思想觉悟，而且对广大农民群众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七七事变前夕，五所楼广大农民，在党支部的帮助支持下，成立了“抗日农民救国会”，李兴义任会长。五所楼党支部的工作，为抗日战争到来后能够迅速发动广大农民投身抗战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
1936年10月，中共北方局军委派宋子成等人到鲁南，任务是割断日特和国民党特务组织与该地道会门的联系，组织抗日武装，直接受中共北方局军委领导，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关系。宋子成到临城后，通过其兄的朋友王奎元在临城延寿堂药铺当西医外科大夫，化名孙毓先，以各界抗日救国会的名义，打着冯玉祥的旗号开展工作。由于他医术比较高明，成为远近闻名的“孙先生”。通过看病广泛接触群众，宋子成和当地上层人物、道会门的头头，建立起较为密切的关系，使他们逐渐与日特、国民党特务疏远，并争取了培贤道道首王守银等。1937年夏，北方局军委负责人赖若愚到临城巡视，对宋子成的工作予以肯定，并接见了王守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