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是民族灾难和人民灾难的根源，是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斗争的主力最初是农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和天灾人祸摧残的鲁南农民，为生存而被迫起来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
1853年，在太平天国起义军北伐的声浪中，鲁南苏北的峄县、郯城、费县、邳县爆发了幅军起义。1858年捻军入鲁，幅军乘势大举，发展到十几万人，打败了沂州（今临沂）知府成善、道员李麟遇和副都统德楞额部。幅军与捻军配合作战，在鲁南直至鲁西的运河两岸坚持斗争十多年，给清王朝及地方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1861年，宋继鹏在邹县发动文贤教起义，攻克邹县城，并联合幅军大败僧格林沁部，震撼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899年，发生于峄县逍遥村的“劫皇纲”，其斗争的矛头直指清王朝最高统治者。
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鲁南之后，鲁南人民在进行反清斗争的同时，也展开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甲午战争前后，美、德、英、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攫取的“自由传教”特权，在鲁南各地建立了许多教堂，甚至把一些地痞、流氓无赖之徒也拉入教会。这些人以教民为头衔，以教会为靠山，挟势逞强，欺压百姓。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名为传教士，实则是特务、洋货商人兼恶棍”，他们仅在峄县、滕县即霸占土地300余亩。1896年，德国传教士柏德华在费县塔山之阳占用寺庙建别墅，又用低价收买强占和向教徒宗族索取等手段把寺庙周围的庙产和农民山场7000余亩据为己有，建造大教堂、黑松林、葡萄园、奶牛场，成为他在国外穷奢极欲的乐园。教会诸多罪行，引起鲁南民众对洋教的憎恶和仇恨，从而导致民众起来开展反洋教斗争。1898年，鲁南地区先后爆发了苍山“神山教案”、枣庄“太平庄教案”、微山“北薄教案”等等。这些都是鲁南农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典型事例。
以上这些以农民为主力的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予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并且阻碍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步伐。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既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又没有先进的组织和正确的领导，仅以封建迷信帮会为号召，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的斗争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都以失败告终。
19世纪末叶，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鲁南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加入革命的行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著名漫画家、《神州画报》的主编马星驰（济宁人），早在1895年就亲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加入刚刚建立的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随孙中山流亡西欧，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全国性的政党组织一中国同盟会后，鲁南籍的在日留学生李小岩、孔繁爾、吴绍麟、崔遽庵、渠有润、尤吉三等纷纷加入同盟会，在国内的鲁南籍知识分子尤民、颜兰亭、李天倪、张文源、刘干臣等也先后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入会后，分别投身军、政、教育、文化各界，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会员。山东的同盟会员徐镜心、刘冠三、丁惟汾、李小岩等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主盟人徐镜心，思想激进，识见广远，在反清斗争中胆识非凡，被誉为“鲁省革命巨子”，成为与黄兴齐名的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以致有“南黄北徐”之称。在徐镜心等人的组织下，山东同盟会组织发展很快，到民国初年，山东同盟会员发展到五六百人，在许多县里还建立了同盟会的组织。李小岩在临沂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临沂分会。尤吉三在峄县高小发展梁西美、张捷三等20余名师生加入同盟会，并于1912年6月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峄县分会，公推张文源为会长。峄县分会与峄县城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王宝田（清末进士、御史）相抗衡，不料当年10月张勋复辟，将张文源等逮捕杀害于兖州，分会负责人王介修等亦被逮捕入狱。孔繁勝从日本回国后去山西投身军旅，1911年协同闫锡山策动新军起义，宣布山西独立。尤民也曾多方活动组建新军，起兵反袁，并于1916年策划了“江阴独立”，1917年被张勋杀害于徐州。
在反对满清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许多同盟会员不屈不挠，表现了顽强的革命精神，许多人为国牺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不少人逐渐消沉，甚至走向反面，事实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两重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救中国。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依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事实说明，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只是一个幻想，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过分软弱，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战胜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中和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鲁南的无产阶级只是追随者，还没有认识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在此期间，鲁南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在这个时期，鲁南的农民也自发地进行了许多斗争，如抗捐、抗粮、抗税等斗争，但是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被各种旧势力镇压下去。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不能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并且害怕群众，不能承担起领导农民斗争的任务。
综上所述，鲁南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无力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寻找解放道路的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痛苦经验中逐渐觉悟到，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解放。后来，他们在苦苦的探索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才是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这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自然地落到了新兴的工人阶级身上。
1853年，在太平天国起义军北伐的声浪中，鲁南苏北的峄县、郯城、费县、邳县爆发了幅军起义。1858年捻军入鲁，幅军乘势大举，发展到十几万人，打败了沂州（今临沂）知府成善、道员李麟遇和副都统德楞额部。幅军与捻军配合作战，在鲁南直至鲁西的运河两岸坚持斗争十多年，给清王朝及地方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1861年，宋继鹏在邹县发动文贤教起义，攻克邹县城，并联合幅军大败僧格林沁部，震撼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899年，发生于峄县逍遥村的“劫皇纲”，其斗争的矛头直指清王朝最高统治者。
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鲁南之后，鲁南人民在进行反清斗争的同时，也展开对帝国主义的英勇斗争。甲午战争前后，美、德、英、荷(兰)等帝国主义势力利用攫取的“自由传教”特权，在鲁南各地建立了许多教堂，甚至把一些地痞、流氓无赖之徒也拉入教会。这些人以教民为头衔，以教会为靠山，挟势逞强，欺压百姓。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名为传教士，实则是特务、洋货商人兼恶棍”，他们仅在峄县、滕县即霸占土地300余亩。1896年，德国传教士柏德华在费县塔山之阳占用寺庙建别墅，又用低价收买强占和向教徒宗族索取等手段把寺庙周围的庙产和农民山场7000余亩据为己有，建造大教堂、黑松林、葡萄园、奶牛场，成为他在国外穷奢极欲的乐园。教会诸多罪行，引起鲁南民众对洋教的憎恶和仇恨，从而导致民众起来开展反洋教斗争。1898年，鲁南地区先后爆发了苍山“神山教案”、枣庄“太平庄教案”、微山“北薄教案”等等。这些都是鲁南农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典型事例。
以上这些以农民为主力的自发进行的斗争给予封建统治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并且阻碍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步伐。但是农民并不代表新的生产方式，既提不出有远见的斗争纲领，又没有先进的组织和正确的领导，仅以封建迷信帮会为号召，不可能战胜强大的敌人。他们的斗争包括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都以失败告终。
19世纪末叶，中国初生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鲁南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加入革命的行列，并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著名漫画家、《神州画报》的主编马星驰（济宁人），早在1895年就亲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加入刚刚建立的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后，他随孙中山流亡西欧，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全国性的政党组织一中国同盟会后，鲁南籍的在日留学生李小岩、孔繁爾、吴绍麟、崔遽庵、渠有润、尤吉三等纷纷加入同盟会，在国内的鲁南籍知识分子尤民、颜兰亭、李天倪、张文源、刘干臣等也先后加入了同盟会。他们入会后，分别投身军、政、教育、文化各界，进行革命活动，发展会员。山东的同盟会员徐镜心、刘冠三、丁惟汾、李小岩等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主盟人徐镜心，思想激进，识见广远，在反清斗争中胆识非凡，被誉为“鲁省革命巨子”，成为与黄兴齐名的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以致有“南黄北徐”之称。在徐镜心等人的组织下，山东同盟会组织发展很快，到民国初年，山东同盟会员发展到五六百人，在许多县里还建立了同盟会的组织。李小岩在临沂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临沂分会。尤吉三在峄县高小发展梁西美、张捷三等20余名师生加入同盟会，并于1912年6月建立了同盟会山东会务峄县分会，公推张文源为会长。峄县分会与峄县城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王宝田（清末进士、御史）相抗衡，不料当年10月张勋复辟，将张文源等逮捕杀害于兖州，分会负责人王介修等亦被逮捕入狱。孔繁勝从日本回国后去山西投身军旅，1911年协同闫锡山策动新军起义，宣布山西独立。尤民也曾多方活动组建新军，起兵反袁，并于1916年策划了“江阴独立”，1917年被张勋杀害于徐州。
在反对满清封建势力的斗争中，许多同盟会员不屈不挠，表现了顽强的革命精神，许多人为国牺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后来不少人逐渐消沉，甚至走向反面，事实充分证明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两重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不能救中国。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和民族独立，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中国依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事实说明，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国家只是一个幻想，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过分软弱，他们不可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取得胜利，战胜异常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中国革命必须有新的领导，必须走新的道路。
在辛亥革命中和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鲁南的无产阶级只是追随者，还没有认识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和历史使命。在此期间，鲁南无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大多数还是自发性质的经济斗争。在这个时期，鲁南的农民也自发地进行了许多斗争，如抗捐、抗粮、抗税等斗争，但是没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被各种旧势力镇压下去。资产阶级革命由于不能提出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并且害怕群众，不能承担起领导农民斗争的任务。
综上所述，鲁南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无力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寻找解放道路的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的痛苦经验中逐渐觉悟到，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另外探索新的道路来求得国家的独立富强和人民的自由解放。后来，他们在苦苦的探索中逐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认识到“走俄国人的路”才是解救中国的唯一道路。这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自然地落到了新兴的工人阶级身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