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庄市图书馆 内容
主要流行于枣庄市台儿庄区运河两岸，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明末至民国年间，台儿庄地区十年九涝，贫苦农民四处逃荒要饭。为了谋生，一部分人开始拜师学艺，以演唱大鼓的形式来讨饭。台儿庄运河两岸的渔鼓艺人在渔鼓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润色、提高，逐渐形成今天的运河大鼓，因此,有“大鼓自渔鼓发展、变化而来”的说法，当地大鼓艺人都能说渔鼓，说明二者是有一定联系的。
运河大鼓流派较多，主要有郝祖华山派、丘祖龙门派、石门派、海清派等四大门派。郝祖华山派又包括张门、杨门、沙门等,丘祖龙门派包括高门、蓝门、柴门、炅门等。不属于四大门派的还有新门、门门、王门、于门、陈门、韩三门等。郝祖名郝大通，元朝人，自称“郝祖华山派”，与丘处机等同拜重阳王真人为师。丘祖指丘处机，号称“丘祖龙门派”。如峄县涧头集镇老艺人孙业稳就是丘祖龙门派柴门第18代传人，又如都洪阳是郝祖华山派沙门第19代传人。运河大鼓的伴奏乐器是大鼓、钢板，艺人左手持钢板，右手敲鼓。大鼓扁圆，分一圈鼓、二圈鼓、三圈鼓，一般用二圈鼓较多。二圈鼓直径约厘米，高约20厘米，两面蒙牛皮，置于竹竿撑起的鼓架上，一敲咚咚作响，能传三五里远。钢板形如两片半月，夹于食指、中指、无名指之间，指摇手晃，叮当作响。伴着艺人苍老浑厚、略带沙哑的声调，有一种特别的韵味。艺人以坐唱为主，唱到激昂处，也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手舞足蹈一番。运河大鼓讲究字正腔圆、口齿伶俐、粗犷豪放、激越高昂，它表现的金戈铁马、攻城掠寨的激烈场面，常常使听众惊心动魄、热血沸腾，犹如身临其境。
运河大鼓的唱词形式多为“三、四、三”10字句，上下句字数相等，偶句押韵，唱起来朗朗上口，赶板夺词，叙述、评论穿插其间。演唱时要求不能出现“一条边”，即8个字、9个字为一句；“三撑腿”，即3个字唱成4个字，撑嘴拗口；“楼上楼”，即上句里有“风”字，下句就不能重复出现。板式讲究五鼓三板，即敲5下大鼓，打3下钢板，3下钢板插到5个鼓点的中间，钢板、鼓点不能同时响。鼓的板式有“紧急风”、“凤凰三点头”、“凤穿牡丹”等。
运河大鼓演出的主要区域是农村、矿山、集镇，多在夏季和冬季农闲季节，演出形式主要是撂地摊，当场集钱，一般半小时为一回，集钱一次，听众每人交钱多少不等，多交不限，不交也让听。一般每场说六七回，集钱六七次。每场还要交纳地皮税。一人说唱，一般要有一二人帮助集钱，并参加分成。临时赶来的艺人，不管认识与否，一经“春黄典”（艺人行话，外人听不懂，如“结地”即“走”）引语接通，即可参加当场分成，一般可分得一顿饭钱，俗称“啃板凳腿”。有时也进曲艺厅或小剧场售票演出或包场演出。
运河大鼓曾经是运河两岸劳动群众主要的娱乐方式。演出的曲目有几十种，主要以征战、攻山、破寨等历史故事为主，例如《春秋战国》《孙庞斗智》《七国》《秦始皇兵退六国》《薛礼征东》《罗通扫北》《薛丁山征西》《姚刚征南》《说岳》《隋唐》《东西汉》等。
二、运河号子台儿庄区土城子，俗称“纤夫村”，地处运河沿岸，自运河开通以来，村民就依托运河优势，以运河船务为生，多船工、纤夫。船工、纤夫们在长期的劳动中，形成自己的特有的劳动方式，为了抗击自然界的恶劣环境，协调劳动动作，激发劳动热情，提高劳动效率，他们集体创造了劳动号子。这些劳动号子是船工们在劳作时的即兴创作，船上有多少道操作工序,便有多少种运河号子，大体可归纳为11种：打篷号、冲号（四六八句）、打锚号、拉纤号、撑篙号、拿篙号（又称“缆头号”）、摇橹号、搅关号、打招号、吊货号、架包号。每种号子各有其作用。
船只准备起程，第一项是升帆。但船家忌讳“翻”，谐音字也忌用，帆叫“阳面”，升帆叫“开阳”。运河上最大的阳面高七丈二寸，宽四丈多，最粗的桅杆一人难搂。要把这么重的阳面升上去，需要众人动作一致、一齐用力，打篷号的作用就在于此。此号又分大号与蹲号。平常用大号，双手拉拽阳面的绳，拉到弓下腰，再起身重复同样的动作。但有时候，比如雨后阳面湿重，或有大风干扰，需用更大的力气，后面加用蹲号，即更用力地拉到蹲在船面，再起身重复动作。
打锚号，是在铁锚久拖不起，船工用力拔锚时所唱的号子。船工们抓住锚绳，边拉边唱：“千斤呀，万斤呀，晦！铁锚呀，动身呀，嗨！ ”于是铁锚便在众人的齐声唱和中被缓缓拔起。
粮米船开船时用四六八句，又叫“开船令”。船工大师傅将纤绳搭在肩上，口中便唱“我要拉——哟嗨!”这一句便是给船上伙计的一个信号——船要出发了。听到这一句号子，伙计们无论是正在吃饭，还是正在干别的活，都要立刻起身，一边撤掉搭板，拿起竹篙，一边口中长长地应道：“哎……”于是便进入工作状态，各司其职。大师傅再接着唱：“喂喂，啊——我要拉哟，嗨! ”众人再随号应和，一起用力，如此反复三次，船便缓缓启动了。
摇橹号，用在下水（顺水）时。船行中流水，很容易借水的力量推动船的行进，只靠摇橹就能保持高速，船号轻松而欢快。
跑篙号，一般用在平缓行驶过程中。船借八面风，因在此时能随意借风推动,纤夫不用使太多的劲，甚至可以随船行走,但这时候更容易松懈和疲乏。为了保持旺盛的精神头，号工相机行事，唱起号来调节气氛。这时号子平缓，段落较长，有时候“一个号子下来能走八里地”。
此外，还有河水浅水流急时用的撑篙号、用篙撑不动用关绞的绞关号、拿篙号（缆头号）、打招号以及船上装卸货物用的架包号等。
运河号子种类不同，节拍也有所不同。撑篙号就有快拍和慢拍之分:逆水行舟时需要用力撑篙，而且撑篙的节奏要加快，所以就用快拍号子;顺流航行时船只行驶平稳，撑篙不需太大力气，节奏也无需太快，便用慢拍号子。有些号子的词也是即兴添加的。唱号子一般需要一位领号者，待领号者唱出，其他人随之应和。领号者要根据船舶行驶状态，掌握号子的轻重缓急，以调动大家的情绪，把劲往一处使。唱号者不但可以边干边唱，也可以不参加劳动，站在船上专门唱号子。
台儿庄徐得光老人，5岁时就随父母在船上生活，耳濡目染，六七岁就能随大人喊各种船号子，后又拜师学习喊运河粮米号子，十几岁在当地船上已经小有名气。他听师傅讲，运河粮米号子是乾隆皇帝御封的，专为宫廷运送皇粮的 “运粮米号子”，“金銮殿”里也能撑一篙。
运河号子作为运河文化的载体之一，承载了古运河悠长而又厚重的历史，是那个时代船工们的生产习俗和真实生活的写照，极具文化韵味，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与河道上的万家渔火、笙歌管弦一起，成为运河沿岸的一大特色。居住在运河两岸的人们只要听到那错落有致、韵味悠长的运河号子，便知又有船只拔锚起航或歇锚靠岸了。三、高派山东快书“山东快书”是一种口头流传的民间曲艺，又称“竹板快书”、“滑稽快书”，属于说唱艺术，无音乐伴奏，用竹板开场。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去掉竹板开场，直接用钢板（鸳鸯板）打节奏演唱，据说是借用山东大鼓的“窜钢腔”（又称“捽缰调”）演唱的。演唱声调可根据剧情的发展而定，抑扬顿挫随时掌握。因为它以说唱武松故事为主，所以民间又俗称为“说武老二的”、“唱大个子的”。因无文字记载，其来源众说不一。依据口传曲段内容推测，其起源最早不会超过明朝万历年间。1949年6月，为配合反霸斗争，在灌制《鲁达除霸》唱片时，高元钧在唱片社吉联抗、何慢、吴宗锡等同志协助下，根据这种艺术形式的发祥地在山东省，内容上接近传统评书，语言上运用山东方言，一个人可以扮演多种角色，戏剧行当中的生、旦、净、末、丑都可以模仿，钻进去快，退出来利索，不拖泥带水，一人一台戏，刻画人物细腻真实、活灵活现等特点，把这种短、平、快的艺术形式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在山东快书的传承和发展中，高元钧是关键的核心人物。他在汲取民间曲艺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这一艺术从民间走向舞台，并且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被人称为“高派”。高元钧，原名高金山，1916年3月29日生于河南省宁陵县张弓乡西四里和庄。幼年家贫,7岁即跟随双目失明的四哥背井离乡，卖唱乞讨。11岁到南京下关码头“撂地”卖唱,适逢枣庄薛城人戚永立在南京演出，便登门拜师，未果。几经周折，学会一些“武老二”唱段，得到同路大师兄郭元顺指导，通过郭元顺代师收徒，正式成为戚门弟子。1930年.在南京怡和堂露天杂耍园子，正式拜戚永立为师，学艺3年。
高派山东快书的根在枣庄，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戚庄村的艺人戚永立就是它的根。戚永立1886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原名戚建旺，兄弟5人，排行第三，乳名三旺。戚永立幼年时即喜爱说唱，且记忆力惊人，凡他听过的鼓词等，两遍以后便能背诵。12岁时，其父将他送到薛城区常庄镇大庄村鼓书艺人蔺亭富（外号“蔺瘸子”，艺名“蔺教友”）家中学唱大鼓，3年后学成出师，以后就在临城周围十里八乡以唱大鼓为生。在一次闲聊中，一个师弟对他说：“我看说大鼓这一行，以后不会太吃香，它只能‘跑坡’混口饭吃，将来难登大雅之堂。你有武术基础，不如改说《水浒》。”戚永立认为师弟的话有道理，于是就找来《水浒传》，请当地文人将书中的“狮子楼”、“武松杀嫂”、“石家寨”、“孟州过堂”、“十字坡”等精彩章节改成唱词，配合钢板演唱。
日寇人侵，枣庄沦陷，戚永立带领全家到了郑州，演出几个月后，無转到武汉、上海等大城市。他在上海大世界剧场挂牌演出，连续几个月，座无虚席，上海滩为之轰动。上海沦陷后，戚永立又经武汉、郑州边走边唱，一路返回山东，一去一回长达5年之久，“说武老二”这一行当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戚永立也被听众誉为“震三江”、“独行千里一只虎”，同行称赞他“走到哪里都有个山崩地裂”。
由于长年旅途劳累，戚永立回乡后，不久便卧床不起。垂危之际，留下遗言，大体内容是：“说武老二’这个行当，只有高元钧能接，别人不得随意招徒传艺。”就这样，“说武老二”这个行当被高元钧继承。
高元钧在山东快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把传统段子中的“荤口”（指唱词和表演中的黄色下流成分）删除，进行艺术再加工，形成了有文字记载的“净口”段子，广泛流传;其次，开创了山东快书说新、唱新的路子，使这一曲种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优秀人物、好人好事和惩恶扬善的有力武器;第三，他将“说武老二”的行当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山东快书以说唱为主，演员用节奏性很强的韵诵式表演说演故事，唱词基本句式为“二、二、三”的7字句，每句四拍，往往结尾字独占一拍。采用站唱形式，表演程式化。山东快书创作上注重“包楸”和“扣子”的设计。唱词讲究“合辙押韵”，且“一韵到底”。曲目按篇幅分为“单段”、“大书”、“书帽”等形式。传统曲目有长篇《武松传》，可单段表演，如《武松打虎》《武松赶会》；也可连贯起来说唱。此外还有《大闹马家店》《鲁达除霸》《李逵夺鱼》《赵匡胤大闹马家店》等。小段书帽则有《学文化》《剃头》等。现代书目有《智取袁家城子》《大战岱崮山》《一车高粱米》《三只鸡》《李三宝》《抓俘虏》《侦察兵》《长空激战》《大小姐翻身》《大老王》等。
运河大鼓流派较多，主要有郝祖华山派、丘祖龙门派、石门派、海清派等四大门派。郝祖华山派又包括张门、杨门、沙门等,丘祖龙门派包括高门、蓝门、柴门、炅门等。不属于四大门派的还有新门、门门、王门、于门、陈门、韩三门等。郝祖名郝大通，元朝人，自称“郝祖华山派”，与丘处机等同拜重阳王真人为师。丘祖指丘处机，号称“丘祖龙门派”。如峄县涧头集镇老艺人孙业稳就是丘祖龙门派柴门第18代传人，又如都洪阳是郝祖华山派沙门第19代传人。运河大鼓的伴奏乐器是大鼓、钢板，艺人左手持钢板，右手敲鼓。大鼓扁圆，分一圈鼓、二圈鼓、三圈鼓，一般用二圈鼓较多。二圈鼓直径约厘米，高约20厘米，两面蒙牛皮，置于竹竿撑起的鼓架上，一敲咚咚作响，能传三五里远。钢板形如两片半月，夹于食指、中指、无名指之间，指摇手晃，叮当作响。伴着艺人苍老浑厚、略带沙哑的声调，有一种特别的韵味。艺人以坐唱为主，唱到激昂处，也会不由自主地站起来手舞足蹈一番。运河大鼓讲究字正腔圆、口齿伶俐、粗犷豪放、激越高昂，它表现的金戈铁马、攻城掠寨的激烈场面，常常使听众惊心动魄、热血沸腾，犹如身临其境。
运河大鼓的唱词形式多为“三、四、三”10字句，上下句字数相等，偶句押韵，唱起来朗朗上口，赶板夺词，叙述、评论穿插其间。演唱时要求不能出现“一条边”，即8个字、9个字为一句；“三撑腿”，即3个字唱成4个字，撑嘴拗口；“楼上楼”，即上句里有“风”字，下句就不能重复出现。板式讲究五鼓三板，即敲5下大鼓，打3下钢板，3下钢板插到5个鼓点的中间，钢板、鼓点不能同时响。鼓的板式有“紧急风”、“凤凰三点头”、“凤穿牡丹”等。
运河大鼓演出的主要区域是农村、矿山、集镇，多在夏季和冬季农闲季节，演出形式主要是撂地摊，当场集钱，一般半小时为一回，集钱一次，听众每人交钱多少不等，多交不限，不交也让听。一般每场说六七回，集钱六七次。每场还要交纳地皮税。一人说唱，一般要有一二人帮助集钱，并参加分成。临时赶来的艺人，不管认识与否，一经“春黄典”（艺人行话，外人听不懂，如“结地”即“走”）引语接通，即可参加当场分成，一般可分得一顿饭钱，俗称“啃板凳腿”。有时也进曲艺厅或小剧场售票演出或包场演出。
运河大鼓曾经是运河两岸劳动群众主要的娱乐方式。演出的曲目有几十种，主要以征战、攻山、破寨等历史故事为主，例如《春秋战国》《孙庞斗智》《七国》《秦始皇兵退六国》《薛礼征东》《罗通扫北》《薛丁山征西》《姚刚征南》《说岳》《隋唐》《东西汉》等。
二、运河号子台儿庄区土城子，俗称“纤夫村”，地处运河沿岸，自运河开通以来，村民就依托运河优势，以运河船务为生，多船工、纤夫。船工、纤夫们在长期的劳动中，形成自己的特有的劳动方式，为了抗击自然界的恶劣环境，协调劳动动作，激发劳动热情，提高劳动效率，他们集体创造了劳动号子。这些劳动号子是船工们在劳作时的即兴创作，船上有多少道操作工序,便有多少种运河号子，大体可归纳为11种：打篷号、冲号（四六八句）、打锚号、拉纤号、撑篙号、拿篙号（又称“缆头号”）、摇橹号、搅关号、打招号、吊货号、架包号。每种号子各有其作用。
船只准备起程，第一项是升帆。但船家忌讳“翻”，谐音字也忌用，帆叫“阳面”，升帆叫“开阳”。运河上最大的阳面高七丈二寸，宽四丈多，最粗的桅杆一人难搂。要把这么重的阳面升上去，需要众人动作一致、一齐用力，打篷号的作用就在于此。此号又分大号与蹲号。平常用大号，双手拉拽阳面的绳，拉到弓下腰，再起身重复同样的动作。但有时候，比如雨后阳面湿重，或有大风干扰，需用更大的力气，后面加用蹲号，即更用力地拉到蹲在船面，再起身重复动作。
打锚号，是在铁锚久拖不起，船工用力拔锚时所唱的号子。船工们抓住锚绳，边拉边唱：“千斤呀，万斤呀，晦！铁锚呀，动身呀，嗨！ ”于是铁锚便在众人的齐声唱和中被缓缓拔起。
粮米船开船时用四六八句，又叫“开船令”。船工大师傅将纤绳搭在肩上，口中便唱“我要拉——哟嗨!”这一句便是给船上伙计的一个信号——船要出发了。听到这一句号子，伙计们无论是正在吃饭，还是正在干别的活，都要立刻起身，一边撤掉搭板，拿起竹篙，一边口中长长地应道：“哎……”于是便进入工作状态，各司其职。大师傅再接着唱：“喂喂，啊——我要拉哟，嗨! ”众人再随号应和，一起用力，如此反复三次，船便缓缓启动了。
摇橹号，用在下水（顺水）时。船行中流水，很容易借水的力量推动船的行进，只靠摇橹就能保持高速，船号轻松而欢快。
跑篙号，一般用在平缓行驶过程中。船借八面风，因在此时能随意借风推动,纤夫不用使太多的劲，甚至可以随船行走,但这时候更容易松懈和疲乏。为了保持旺盛的精神头，号工相机行事，唱起号来调节气氛。这时号子平缓，段落较长，有时候“一个号子下来能走八里地”。
此外，还有河水浅水流急时用的撑篙号、用篙撑不动用关绞的绞关号、拿篙号（缆头号）、打招号以及船上装卸货物用的架包号等。
运河号子种类不同，节拍也有所不同。撑篙号就有快拍和慢拍之分:逆水行舟时需要用力撑篙，而且撑篙的节奏要加快，所以就用快拍号子;顺流航行时船只行驶平稳，撑篙不需太大力气，节奏也无需太快，便用慢拍号子。有些号子的词也是即兴添加的。唱号子一般需要一位领号者，待领号者唱出，其他人随之应和。领号者要根据船舶行驶状态，掌握号子的轻重缓急，以调动大家的情绪，把劲往一处使。唱号者不但可以边干边唱，也可以不参加劳动，站在船上专门唱号子。
台儿庄徐得光老人，5岁时就随父母在船上生活，耳濡目染，六七岁就能随大人喊各种船号子，后又拜师学习喊运河粮米号子，十几岁在当地船上已经小有名气。他听师傅讲，运河粮米号子是乾隆皇帝御封的，专为宫廷运送皇粮的 “运粮米号子”，“金銮殿”里也能撑一篙。
运河号子作为运河文化的载体之一，承载了古运河悠长而又厚重的历史，是那个时代船工们的生产习俗和真实生活的写照，极具文化韵味，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与河道上的万家渔火、笙歌管弦一起，成为运河沿岸的一大特色。居住在运河两岸的人们只要听到那错落有致、韵味悠长的运河号子，便知又有船只拔锚起航或歇锚靠岸了。三、高派山东快书“山东快书”是一种口头流传的民间曲艺，又称“竹板快书”、“滑稽快书”，属于说唱艺术，无音乐伴奏，用竹板开场。新中国成立后，逐渐去掉竹板开场，直接用钢板（鸳鸯板）打节奏演唱，据说是借用山东大鼓的“窜钢腔”（又称“捽缰调”）演唱的。演唱声调可根据剧情的发展而定，抑扬顿挫随时掌握。因为它以说唱武松故事为主，所以民间又俗称为“说武老二的”、“唱大个子的”。因无文字记载，其来源众说不一。依据口传曲段内容推测，其起源最早不会超过明朝万历年间。1949年6月，为配合反霸斗争，在灌制《鲁达除霸》唱片时，高元钧在唱片社吉联抗、何慢、吴宗锡等同志协助下，根据这种艺术形式的发祥地在山东省，内容上接近传统评书，语言上运用山东方言，一个人可以扮演多种角色，戏剧行当中的生、旦、净、末、丑都可以模仿，钻进去快，退出来利索，不拖泥带水，一人一台戏，刻画人物细腻真实、活灵活现等特点，把这种短、平、快的艺术形式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
在山东快书的传承和发展中，高元钧是关键的核心人物。他在汲取民间曲艺精华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使这一艺术从民间走向舞台，并且最终形成了自己的鲜明特色，被人称为“高派”。高元钧，原名高金山，1916年3月29日生于河南省宁陵县张弓乡西四里和庄。幼年家贫,7岁即跟随双目失明的四哥背井离乡，卖唱乞讨。11岁到南京下关码头“撂地”卖唱,适逢枣庄薛城人戚永立在南京演出，便登门拜师，未果。几经周折，学会一些“武老二”唱段，得到同路大师兄郭元顺指导，通过郭元顺代师收徒，正式成为戚门弟子。1930年.在南京怡和堂露天杂耍园子，正式拜戚永立为师，学艺3年。
高派山东快书的根在枣庄，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戚庄村的艺人戚永立就是它的根。戚永立1886年出生于一个贫寒家庭，原名戚建旺，兄弟5人，排行第三，乳名三旺。戚永立幼年时即喜爱说唱，且记忆力惊人，凡他听过的鼓词等，两遍以后便能背诵。12岁时，其父将他送到薛城区常庄镇大庄村鼓书艺人蔺亭富（外号“蔺瘸子”，艺名“蔺教友”）家中学唱大鼓，3年后学成出师，以后就在临城周围十里八乡以唱大鼓为生。在一次闲聊中，一个师弟对他说：“我看说大鼓这一行，以后不会太吃香，它只能‘跑坡’混口饭吃，将来难登大雅之堂。你有武术基础，不如改说《水浒》。”戚永立认为师弟的话有道理，于是就找来《水浒传》，请当地文人将书中的“狮子楼”、“武松杀嫂”、“石家寨”、“孟州过堂”、“十字坡”等精彩章节改成唱词，配合钢板演唱。
日寇人侵，枣庄沦陷，戚永立带领全家到了郑州，演出几个月后，無转到武汉、上海等大城市。他在上海大世界剧场挂牌演出，连续几个月，座无虚席，上海滩为之轰动。上海沦陷后，戚永立又经武汉、郑州边走边唱，一路返回山东，一去一回长达5年之久，“说武老二”这一行当也随之传遍大江南北，戚永立也被听众誉为“震三江”、“独行千里一只虎”，同行称赞他“走到哪里都有个山崩地裂”。
由于长年旅途劳累，戚永立回乡后，不久便卧床不起。垂危之际，留下遗言，大体内容是：“说武老二’这个行当，只有高元钧能接，别人不得随意招徒传艺。”就这样，“说武老二”这个行当被高元钧继承。
高元钧在山东快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把传统段子中的“荤口”（指唱词和表演中的黄色下流成分）删除，进行艺术再加工，形成了有文字记载的“净口”段子，广泛流传;其次，开创了山东快书说新、唱新的路子，使这一曲种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优秀人物、好人好事和惩恶扬善的有力武器;第三，他将“说武老二”的行当正式定名为“山东快书”。®山东快书以说唱为主，演员用节奏性很强的韵诵式表演说演故事，唱词基本句式为“二、二、三”的7字句，每句四拍，往往结尾字独占一拍。采用站唱形式，表演程式化。山东快书创作上注重“包楸”和“扣子”的设计。唱词讲究“合辙押韵”，且“一韵到底”。曲目按篇幅分为“单段”、“大书”、“书帽”等形式。传统曲目有长篇《武松传》，可单段表演，如《武松打虎》《武松赶会》；也可连贯起来说唱。此外还有《大闹马家店》《鲁达除霸》《李逵夺鱼》《赵匡胤大闹马家店》等。小段书帽则有《学文化》《剃头》等。现代书目有《智取袁家城子》《大战岱崮山》《一车高粱米》《三只鸡》《李三宝》《抓俘虏》《侦察兵》《长空激战》《大小姐翻身》《大老王》等。
